从司马懿的两次涕哭解读他的德行

王晓乔 谭良啸

摘 要：司马懿从政后有两次涕哭，涉及他政治生涯中的两次重大事件。一次是在魏明帝曹叡病逝前受遗命辅政感动而哭，一次是他受曹爽排斥后装病，为麻痹对手的试探而痛哭。这两次涕哭，一真一假，反映出他的双重人格。本文将从司马懿两次涕哭的历史记载、原因出发，解读司马懿的德行。

关键词：司马懿;流泪;双重人格;卑劣德行

一、引言

据史书记载，司马懿从政后曾两次涕哭流泪，一次在曹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明帝曹叡病逝前急召他受遗辅政时;一次在正始九年（公元248年），他佯装重病，于曹爽的心腹来察看时。这两次涕哭，都涉及司马懿政治生涯中的重大事件;这两次涕哭，虽一真一假，却生动感人，让人看到他的才智、德行、人品，使得一个鲜活、复杂的政治家跃然纸上。本文试以这两次涕哭解读他的德行。

二、两次流泪的史书记载

关于司马懿从政后的这两次涕哭，《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引分别都有记载。

（一）关于受遗时的涕哭

《三国志》正文曰：“三年春正月丁亥，太尉宣王还至河内，帝驿马召到，引入卧内，执其手谓曰：‘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宣王顿首流涕。”

《三国志》注引的《魏略》《魏氏春秋》，则十分详细地把司马懿入宫见明帝受遗时的场景生动再现。《魏略》曰：“先是，燕王为帝画计，以为关中事重，宜便道遣宣王从河内西还，事以施行。宣王得前诏，斯须复得后手笔，疑京师有变，乃驰到，入见帝。劳问讫，乃召齐、秦二王以示宣王，别指齐王谓宣王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宣王颈。”《魏氏春秋》曰：“时太子芳年八岁，秦王九岁，在于御侧。帝执宣王手，目太子曰：‘死乃复可忍，朕忍死待君，君其与爽辅此。宣王曰：‘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1]（P114）

曹魏景初三年（公元239年），司马懿先得到去河内的诏令，后又突然得到入京的手诏，于是兼程前往;进入皇宫嘉福殿拜见明帝，明帝拉着他的手说，“吾病已重，今以后事属托于君;现得见君，无所遗恨了”，听到明帝如此说，司马懿忍不住热泪盈眶。明帝又嘱咐他与曹爽共同辅政。当时齐王曹芳8岁，秦王曹询9岁，在御床旁，明帝指着曹芳说，“此子是也，君审视之，不可误认”，说完，令曹芳上前去抱住跪地的司马懿的脖子。这一番话语，这一个动作，表达出明帝深沉的托付幼子之情，令人悲伤感怀。司马懿早已老泪横流，磕头说，“陛下不记得先帝昔日叮嘱臣辅佐陛下的事吗”，表态说他过去作为辅政大臣是尽心尽责的，以后也会如此，要明帝放心。

司马懿受遗之事在若干年后人们还提及，“明皇帝临崩，把太傅臂，以后事付之，此言犹在朝士之

耳”[2]（P700），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二）关于装病时的涕哭

《三国志》正文记载司马懿装病一事极简略：“李胜出为荆州刺史，往诣宣王。宣王称疾困笃，示以羸形。胜不能觉，谓之信然。”可能是因为回护，没有涕哭的情节。而在注引《魏末传》中，则把装病的司马懿哄骗前来探视的李胜流泪，而自己也悲伤流泪的情景十分详细、生动地记录下来。

《魏末传》曰：“爽等令胜辞宣王，并伺察焉。宣王见胜，胜自陈无他功劳，横蒙特恩，当为本州，诣閤拜辞，不悟加恩，得蒙引见。宣王令两婢侍边，持衣，衣落;复上指口，言渴求饮，婢进粥，宣王持盃饮粥，粥皆流出沾胸。胜愍然，为之涕泣，谓宣王曰：‘今主上尚幼，天下恃赖明公。然众情谓明公方旧风疾发，何意尊体乃尔！宣王徐更宽言，才令气息相属，说：‘年老沈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善为之，恐不复相见，如何？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也。宣王乃复阳为昏谬，曰：‘君方到并州，努力自爱！错乱其辞，状如荒语。胜复曰：‘当忝荆州，非并州也。宣王乃若微悟者，谓胜曰：‘懿年老，意荒忽，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刺史，盛德壮烈，好建功勋。今当与君别，自顾气力转微，后必不更会，因欲自力，设薄主人，生死共别。令师、昭兄弟结君为友，不可相舍去，副懿区区之心。因流涕哽咽。胜亦长叹，答曰：‘辄当承教，须待敕命。胜辞出，与爽等相见，说：‘太傅语言错误，口不摄杯，指南为北。又云吾当作并州，吾答言当还为荆州，非并州也，徐徐与语，有识人时，乃知当还为荆州耳。又欲设主人祖送;不可舍去，宜须待之。更向爽等垂泪云：‘太傅患不可复济，令人怆然。”[3]（P285）

曹爽令任命为荆州刺史的李胜以拜访为借口去察看司马懿生病的虚实。李胜见到卧榻上的司马懿，说了一番客气话后，见司马懿缓慢起身令榻旁的两婢女侍衣，而因动作不便无法穿上衣服;司马懿又指着口，意思是口渴想喝点什么，一婢女去进来一杯粥，他接过想自己喝，结果没法喝进去，多半都流在胸前的衣服上。李胜在一旁看到如此情景，伤感不已，禁不住流泪说，“想不到明公尊体病重竟然到如此地步”。司马懿休息了一阵才缓过气来，然后佯装昏聩。李胜是荆州南阳人，告诉他将任“本州”刺史，而司马懿故意在“本州”“并州”“荆州”这几个地名上混淆纠缠，弄得李胜几次大声纠正，才好像听明白。司马懿说自己年老神志恍惚，所以一直没有弄明白原来是李胜要回荆州任刺史。他告诉李胜：“今日与君一别，恐怕以后难再相会，待病体稍好一点，便设宴为君送行，作生死之别。届时令儿子师、昭兄弟与君结为友，托付于君，请不可舍去他们，以满足懿区区之心。”司马懿边说边流泪。李胜也伤感叹气回答，遵命等候安排。拜访结束，李胜便去向曹爽等人详细禀告察看的情况，然后流着眼泪说，司马懿的病是不可能治愈了，现他已成为只剩下一口气的死活人。于是，曹爽等人信以为真，完全放松了对司马懿的戒备。

三、两次流泪的原因

司马懿的这两次流泪，原因是什么呢？

（一）受遗时涕哭流泪是因被感动

司马懿凭才能功绩一生两次受遗辅政。第一次是在曹魏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文帝曹丕病重时，与曹真、曹休、陈群等“并受顾命辅政”。他初次位列辅臣，进入王朝最高权力核心，当时可能也很興奋、激动，却没有动情而哭泣。

这一次他受遗辅政时为什么如此动情，又是磕头，又是涕泪交流？原因有二，一是从权力核心中排挤出来后，突然被召予以重用，巨大的起落反差令他百感交集;二是明帝曹叡托孤时的伤感真诚，生动感人。60 岁的司马懿再成为辅政大臣，情不自禁老泪横流。

魏明帝曹叡以年仅8岁的齐王曹芳为继承人，对于辅政大臣的人选，病榻上的曹叡以燕王曹宇为大将军，作为首辅大臣，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四位为协辅大臣。司马懿并没有被确定为辅政大臣。司马懿在魏文帝曹丕临终时曾与曹真、曹休、陈群同为辅政大臣，辅佐明帝曹叡;在曹真等三人死后，他伐蜀获胜，又新破辽东，功绩和威望已无人可及。按常理，官居太傅的司马懿当然应该又是辅政大臣。然而，不仅没有确定为辅政大臣，当曹宇出任首辅大臣后立即奏请魏明帝，反而令他在破辽东班师回朝时绕过洛阳，径直回原来的驻地长安。元老大臣司马懿被排斥在中央核心权力之外，他的失落感可想而知。

中書监刘放和中书令孙资在曹丕、曹叡两朝都主管中书省事务，一直处于朝廷权力核心。作为明帝身边的要臣，被几位才智平平的人挤出辅臣之外，而其中的夏侯献、曹肇、秦朗又历来与之不和，受命后即放出话要收拾他俩。刘、孙二人惧怕，暗中议定要推翻公布的辅政大臣人选，举荐他们拥护的司马懿，于是就寻找机会在曹叡面前说几位辅臣的不是。宫廷内短短几天激烈的斗争，以刘、孙二人的胜利告终，曹宇、夏侯献、曹肇、秦朗四人被免职，逐出皇宫;曹爽被任命为大将军，成为首席辅政大臣;皇帝以手诏急征司马懿入京，受遗辅政。

司马懿率大军刚抵达河内郡，准备向西前去长安，突然特使持皇帝手诏到来，称急盼与之见面。正在郁闷的司马懿又惊异又欣喜，凭着长期政治斗争的经验，他预感京城出了大事，且与魏国的前途和自己的命运密切相关。于是“乃乘追锋车昼夜兼行，自白屋四百余里，一宿而至”。这种毫无预兆的剧烈变故，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失落而又郁闷的司马懿将拉回到权力中心，让他处于兴奋、不安之中。

而病危的曹叡强忍不死等待司马懿的到来，拉着他的手，以幼子相托的话语，及齐王上前抱其颈项的亲密动作，重重撞击了司马懿情感的闸门，他禁不住热流长泪，叩头感恩，表示自己将不辱遗命，做一个称职的辅政大臣。

司马懿受遗辅政时的流泪，是发自内心、有情有义的，将一个忠心的曹魏重臣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二）装病时的流泪是为了哄骗对手

司马懿一生两次装病。第一次在建安六年（公元201年），他被河内郡举为上计掾，时年23岁。“魏武帝为司空，闻而辟之。帝知汉运方微，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痹，不能起居。魏武使人夜往密刺之，帝坚卧不动”[4]（P2）。

初登仕途的司马懿展露出才华，曹操听说后要任以为属下。司马懿不愿投靠曹操，假说自己患有风痹，行动困难，拒绝了召辟。于是，曹操派使者去用针在司马懿的腿上一阵乱扎，司马懿忍住刺痛，一动不动，这样骗过了曹操。七年之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他才被迫出任丞相府文学掾，于曹丕身边为官。

这次装病时他年已70岁，原因是另一辅政大臣曹爽多树亲党，专擅朝政，司马懿被排挤架空，失去权力，因而与之产生矛盾。史载：“（正始八年）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4]（P16）司马懿感到危险逼近，于正始八年（公元247年）五月称病，不预政事，至次年十二月才结束，时间整整有二十个月。装病期间，他暗中养死三千，等待机会，以夺回朝政大权。“爽之徒属亦颇疑帝。”曹爽一党对司马懿此刻生病也十分怀疑，便令李胜借赴任前去察看虚实。

既是装病，就必须以假乱真，才能迷惑对手。由于司马懿时已古稀之年，装病表演得得心应手，其体态、动作、神情、言语等都十分逼真地像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他自己入戏之深，把来刺探情况的李胜也带进戏中;他故作诀别托付之状，老泪纵横，令李胜也为之感动，怆然泪下。曹爽等人完全被司马懿的装病流泪假象所迷惑，因此放松了戒备。

司马懿这一次装病中的流泪欺骗了曹爽等人，解除了他们的猜疑和防备，把一个欺诈阴险的阴谋家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四、从两次流泪看他的人品性格

司马懿历任曹魏三朝，两次受遗辅政，他的才能功过已有诸多论述，本文仅以他这两次涕哭流泪，从道德的层面、从为人的角度来解析他的德行、人品。

司马懿的这两次流泪，一次是因为受感动而涕哭流泪，流露出的是真情实感，表现出的是一个忠诚大臣的形象;一次则是装病中表演的涕哭流泪，暴露出的是哄骗欺诈德行，表现出的是一个阴谋家的形象。著名三国历史文化学者方北辰曾说：“他在后世人们心中，一直是阴险狡诈的老狐狸形象。但是，客观而论，他是一个文武兼备的非凡角色。”[5]（P263）的确，司马懿的才能功绩，可以说是一位文武兼备的政治家，而他的人品性格，处事为人，则是一个欺诈凶残的阴谋家。他的这两次流泪，情感一真一假，形象一正一反，把他的尽职尽责和阴险欺诈显露出来，让人看到他人品、德行的两重性。

（一）受遗时流泪表现出的忠诚不完美

司马懿受遗时的涕哭，不可否认其情感是真实的，然而他表达的忠诚度却不饱和，是打了折扣的。他受遗时的表态是“陛下不见先帝属臣以陛下乎”，突出的是辅政时的称职尽责。蜀汉辅政大臣诸葛亮在受遗时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6]（P918）表达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感恩之情、尽忠之意、效力之心。二人在忠诚节操上的差距于此可见。

司马懿的忠诚在当时就一直受到质疑。魏明帝曹叡为什么开始没有以司马懿为辅政大臣，就有怀疑他忠心的原因。史载，“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7]（P644）。

明帝怀疑司马懿有二心，尚书令陈矫在认可司马懿才干、能力的同时，也不相信他的忠诚。光禄勋高堂隆临死曾上疏明帝说：“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8]（P717）高堂隆要明帝提防的“鹰扬之臣”，就是指司马懿[9]（P597）。

东晋史学家干宝在《晋纪·总论》中盛赞司马懿才能功绩的同时，言其“性深阻有如城府”[10]（P2176）。司马懿性格高深莫测，他的忠诚让人怀疑。

（二）装病时流泪表现出的欺诈德行为人所鄙夷

司马懿装病中流泪表现出的欺诈德行，史书多有记载。

首先，他先后两次装病的事实已证实其欺诈品德，无须赘述;其次，对于其他的阴险欺诈行径，史书也不乏记载。例如，他以装病时的流泪哄骗了曹爽等人后，抓住时机发动“高平陵事变”，以“免官不治罪”的欺骗承诺让曹爽等人交出权力;夺得大权后他则以谋反之罪将曹爽等一干人的“三族”，无论老少，甚至连出嫁的女子，数百人一律杀害。对此，时人分析指出，“懿感曹仲（曹叡）付己不一，岂爽与相干？事势不专，以此阴成疵瑕。初无忠告侃尔之训，一朝屠戮，搀其不意，岂大人经国笃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谋主之心，大逆已构，而发兵之日，更以芳委爽兄弟。懿父子從后闭门举兵，蹙而向芳，必无悉宁，忠臣为君深虑之谓乎？以此推之，爽无大恶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废之刑之可也，灭其尺口，被以不义，绝子丹血食，及何晏子魏之亲甥，亦与同戮，为僭滥不当矣。”[11]（P1062）曹爽等人并无谋逆之心，司马懿阴谋举兵夺回权力，不是“大人经国笃本”之行事，不是“忠臣为君深虑”之举措;进而，诛杀他们并罪及三族，这是滥杀，做得太过分、太缺德。

后世对于司马懿的欺诈德行也多有记述。唐代房玄龄等编撰《晋书》，在《宣帝纪》中将《世说新语》记载的东晋明帝向大臣王导询问他祖先如何取得天下一事摘录于纪传末，客观地将司马懿父子以欺诈手段夺取天下的事实记录在册。

《世说新语》载：“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司马昭）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12]（P900）王导把司马懿装病骗人，阴养死士，伺机而起，先是废掉曹爽等人，随后将他们诛灭三族，夺得大权的事，以及司马师废齐王、司马昭杀死高贵乡公的整个过程讲述了一遍。明帝听了先辈的欺诈凶残，深感羞耻，埋下头说，如此说来，我们的国运怎么会长久啊。

（三）两位封建帝王对他人品的差评

《晋书》记载了后赵皇帝石勒对司马懿人品的鄙夷，载有唐太宗李世民专门为司马懿写的一篇“史论”，作为对司马懿的评判。

《晋书·石勒传》记载后赵皇帝石勒在一次招待客人酒酣后，他问臣下自己是何等君王，有人称赞说：“陛下神武筹略迈于高皇，雄艺卓荦超绝魏祖，自三王已来无可比也，其轩辕之亚乎！”石勒大笑说：“人岂不自知，卿言亦以太过。朕若逢高皇，当北面而事之，与韩、彭竞鞭而争先耳。脱遇光武，当并驱于中原，未知鹿死谁手。大丈夫行事当磊磊落落，如日月皎然，终不能如曹孟德、司马仲达父子，欺他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13]（P2749）石勒认为，为人应该心地光明正大，胸怀坦荡磊落，不耍手段 不背后害人，对曹操、司马懿夺取天下中的欺诈行为他极为鄙视，羞与为伍。

《晋书·宣帝纪》所载李世民所写“史论”言及司马懿的人品、德行时说：“情深阻而莫测，性宽绰而能容。……饰忠于已诈之心，延安于将危之命。……文帝之世，辅翼权重，许昌同萧何之委，崇华甚霍光之寄。当谓竭诚尽节，伊傅可齐。及明帝将终，栋梁是属，受遗二主，佐命三朝，既承忍死之托，曾无殉生之报。天子在外，内起甲兵，陵土未干，遽相诛戮，贞臣之体，宁若此乎！尽善之方，以斯为惑。夫征讨之策，岂东智而西愚？辅佐之心，何前忠而后乱？故晋明掩面，耻欺伪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奸回以定业。”[4]（P21）

在“史论”中，李世民全面评论司马懿的才德功绩，比较客观、中肯。言及他的人品、德行时则指出：司马懿的性情深沉莫测，性格大度能忍能容;善于用忠诚来掩饰已有的奸心，虽处险境而能安然度过。在魏文帝时，他作为辅政大臣，权高位重，犹如两汉的名臣萧何、霍光。如果竭尽忠诚节操，可以同古代的伊尹、傅说比美。他受遗两代君主临终托付，出任三朝辅政大臣;承受明帝忍死待见的嘱托，却没有以生命去报答。天子在京城外，他就在城内起兵，明帝墓土未干，就大肆诛杀，忠贞大臣难道就是如此？以尽善尽美的标准来看，就很值得怀疑了。用兵征讨策略，为什么在东边有智慧，而在西边却显得愚蠢？辅佐两代君主，为什么在前面曹叡时忠诚，而在后面曹芳时就乱来？所以晋明帝司马绍听说祖先以欺诈虚伪取得江山的往事时，因感到羞耻而把脸掩盖起来;后赵的石勒更放肆，耻笑他用奸诈手段欺负曹魏皇室的孤儿寡母来奠定基业。

李世民认为，司马懿性格阴沉，善于掩饰;他受到的倚重和托付可以说是人臣之极，可他却没有竭尽忠诚节操，以生命去报答，不是一个忠贞大臣;他用欺诈手段夺取江山，让子孙蒙羞，遭后人耻笑。

两位封建君主对司马懿的欺诈品性都极为鄙弃。《晋书·宣帝纪》在评论他的德行人品时总结为：“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还对他的残忍暴虐，加以指责说，“平公孙文懿，大行杀戮。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4]（P20）。对于这种斩草除根，绝人之后的杀戮行径，有学者认为，司马懿为人阴鸷险狠，对待政敌手段之毒辣，诛戮之残酷，远非曹操所及[14]（P244）。

（四）当今学者对他人品、德行的评说

对于司马懿的人品、德行，现在的学者、史学家也有评论，兹选录一二于后。

著名学者祝秀侠曾在《论司马懿》一文中指出：“他自然是一个很聪明的人，机智而又具有忍耐力。机智不难，具忍耐力最难，他的政治上的成功，第一是时势，第二也靠他的聪明和沉潜的忍耐性。”并对司马懿用“过人的忍耐性，极力沉潜着”，消除曹操的疑虑，获得曹丕的重用，以致受曹叡诏命辅助幼主;在曹爽等人独揽大权时，也一概容忍，最后则诈病装糊涂，使曹爽等人不提防，措手不及被除掉的一系列行为;对他的机智，对他具有不凡忍耐力的性格，加以赞扬[15]（P52）。

台湾学者戚宜君在《三国尽归司马懿》一文中说：“司马懿诛戮重臣，一出手就比曹操凶险得多，可谓青出于蓝而更胜于蓝矣！曹操对待政敌，说杀就杀，说宥就宥，还不失英雄本色;司马懿则老奸巨猾，诡计多端，而且还出之以欺骗手段，简直是阴险至极。《世说新语》上谓其‘天姿迈杰，有英雄之略，从学识能力上看容或有之，但其内心理念及道德标准，实在使人不敢恭

维。”[16]（P300）以道德标准来评判司马懿的凶残、阴险、欺诈的品德，则予以否定。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先生在《司马懿》一文中一开始就说：“旧史里常常把司马懿和曹操相提并论。在旧戏舞台上，司马懿也是和曹操一样，以白脸奸雄的形象出现。其实，司马懿是不能和曹操相比的。曹操是汉末一位杰出人物，在历史上有他的积极的贡献。司马懿则真是一个‘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的奸雄。”在论述了司马懿一生的活动和历史作用后，文章最后说：“至于司马懿个人特性上的猜忌残忍，那就更不用说了。就连他的玄孙东晋明帝听了王导关于司马懿‘创业历史的介绍后，也不能不惭愧痛苦地以面覆床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17]（P215，244）司马懿以奸诈夺取天下，连他的后人也为之深感羞耻。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从曹操到司马懿》一文中，最后的结论是，“他很为暴虐，他的政敌被杀的，都是夷及三族，连已出嫁的女儿，亦不能得免。所以做《晋书》的人，也说他猜忌残忍。他一生用尽了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全是为一个人的地位起见，丝毫没有魏武帝那种匡扶汉室、平定天下的意思了。封建时代的道德，是公忠，是正直，是勇敢，是牺牲一己以利天下，司马懿却件件和他相反。他的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也都是这一路人。这一种人成功，封建时代的道德就澌灭以尽

了”[18]（P114）。司马懿为个人的利益，用尽深刻的心计，暴虐的手段，他的人品、德行，在道德的评判中被完全否定。

我国的传统文化属于伦理型文化，人们对人物的评判往往是超功利的，多从伦理道德来评判其好坏善恶，而把他们的才能、业绩、贡献放在第二位。有学者指出，这种伦理道德观的价值取向在三国人物的评判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如关于对诸葛亮与曹操的认识就如此。诸葛亮论才干、功绩、贡献，都不如曹操，而他在后世得到的赞誉称颂却远远胜过曹操，其原因就在于二人人品德行的不同产生不同的道德行为，原因在于“凝结于中国人心中的传统价值观所做出的评判”[19]。曹操、司马懿都具有奸诈的性格，残忍的品性，而且司马懿的隐忍、阴险、欺诈、暴虐胜过了曹操，那么，后世将他称作阴险狡诈的老狐狸，就一点也不奇怪了，尽管这不是对司马懿才能功过全面的科学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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