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儒家女性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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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明代郑之珍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目连戏剧本。从语言、行为、心理活动及因果报应等方面综合分析《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中以刘青提为代表的女性人物形象，可以指出郑之珍通过这些女性形象标榜了“贤”“顺”“慈”“节”“孝”等儒家传统女性观。
关键词：郑之珍 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 儒家女性观
明代万历年间，徽州祁门人郑之珍“搜实迹，据陈编”，删繁就简，对当时民间盛行的目连戏进行了再创作，整理出《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简称《劝善戏文》），成为目连戏发展史上的关键一环。面对“世变江河，日不逮于古”的社会现实，郑之珍选择以戏曲作为道德教化的工具，以达到其“劝善惩恶”的目的。结合郑之珍生活在邻近程朱阙里的徽州和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身世，结合戏文中大量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劝惩话语和被儒家思想所左右的佛道两教的奖惩体系，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劝善戏文》是为在民间宣扬儒家思想服务的，儒家思想是郑之珍写作《劝善戏文》的主导思想，甚至是唯一的指导思想。探究《劝善戏文》中儒家思想的体现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其主旨，明确“善”的具体内涵。此外，在我国古代，女性的地位较低，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行为上都受到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作为社会中不可忽视的群体，郑之珍在“劝善”时亦将女性作为规劝对象而对《劝善戏文》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进行了细致、鲜明的刻画。因此，本文试图从《劝善戏文》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着手，探讨在“劝善”目的下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最终明确其儒家传统女性观的体现。
一.刘青提人物形象分析
作为《劝善戏文》的主人公之一，刘青提与其至善至孝的儿子目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她“故违誓愿，杀害牺牲，拆桥梁害及生灵，毁斋房烧死僧人，杀犬做馒头故把斋僧”，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最终被打入重重地狱受尽诸般苦难。以佛教角度来看，刘青提实属罪有应得。然而，如果仅以儒家角度观之，刘青提似乎又并没有那么可恶，甚至于在某些方面已然成为自古以来儒家所宣扬的女性典范。
1.贤
在《元旦上寿》一出中，刘青提刚出场便对自己的生平作出总结：半生勤苦佐夫君，白忙忙星霜两鬓[2]6。为配合傅相斋僧济贫的善举，在第三出《刘氏斋尼》中，刘青提专门叮嘱金奴：“老员外斋房布施，闻知僧道来者甚多，尚有尼姑道姑，虽为禅道，原是女流，或其意不乐杂于僧道之中，则其行必将至于帘帷之下，好生伺候。”[2]17作为一个妇人，刘青提不仅能够在行动上协助傅相，而且能够周全地考虑到傅相无法顾及到的方面，亲自接待女流之辈的尼姑道姑，可谓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妻子。
《女诫·夫妇》提出：“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失，妇不事夫，则义理堕阙，方斯二者其用一也。”[3]7在夫妻关系中，女性应以“贤”为标榜，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精神层面，都要以侍奉丈夫为重。刘青提辛劳半生辅佐傅相，不仅照顾傅相的日常起居，还积极支持其斋僧济贫的善行。刘青提无疑是儒家所倡导的贤妻形象，能够正面对社会广大女性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
2.顺
纵观《劝善戏文》中刘青提从发誓修行到违誓开荤的心路历程，可以发现，在刘青提“不信——信——不信”的思想转变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都是同一个人——傅相。在《刘氏斋尼》中，刘青提与尼姑华真静的一番对话成为其修行的开端。刘青提先后问道“怎么出家之人都把乌云堆鬓剃了？”“常言妇人两截穿衣，怎么又穿此长茶衣？”“怎么不穿弓鞋，却穿僧鞋？”“怎么如男子作揖？”[2]18等问题，并发出“只怕礼佛难成佛，看经枉用心”[2]18的感慨，这些都表明刘青提对佛教所知甚少，且对佛教教义心存怀疑。而当尼姑华真静抛出“夫也修来妻也修，夫妻同得上瀛洲。若还妻不从夫命，夫没忧时妻有忧”[2]20的劝说时，刘青提便立即回答道：“既然如此，待老身思省，缓缓修行。”[2]20短短的对话固然不可能轻易改变一个人根深蒂固的想法，刘青提从一开始就不是虔诚的佛教徒，她修行的唯一理由只可能是她的丈夫傅相。同样，在《劝姐开荤》一出中，面对刘贾的劝说，刘青提不仅严词拒绝，还进一步规劝弟弟刘贾持斋修行。直至劉贾搬出傅相“终日吃斋，未满六旬而丧，酒池肉林亦将何用？”[2]89的理由时，刘青提才有所动摇，“听伊言醉乍醒，叹当初睡未省。从今看破迷魂阵，自此除开封佛心”[2]89;但此时的她仍不忘傅相遗言，“背夫言心不忍，怕儿曹也不遵。一时之间难以遽改”[2]89，在经过诸多波折和心理斗争后才最终开荤。由于丈夫傅相而开始吃斋，也因为傅相早故而放弃修行，傅相似乎成为了刘青提在面对人生选择时考虑的唯一条件。
《仪礼·丧服》曰：“妇有三从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4]儒家认为，女性在社会中始终处于从属地位，听从于父亲、丈夫和儿子。刘青提顺从丈夫傅相开始持斋修行，即便违誓也不无傅相的原因，在违誓之后也时时念及丈夫的遗嘱，可以看出“既嫁从夫”的思想在刘青提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至于刘青提最终违誓开荤对“从夫”思想造成冲击，郑之珍也利用将“违誓开荤”作为刘青提的重要罪证对其进行惩罚的方式予以巧妙的化解，对社会起到了警醒作用。
3.慈
“母慈子孝”往往并用。当刘青提因目连在家不便开荤而遣子经商时，她“心中忧虑，怕途中早晚难调理”[2]93，主仆二人还未出发便念他们“钱神母子得意早回归”[2]94;目连经商一去三年，毫无音信，刘青提又倚门思归，甚至于否定遣目连外出的原因，“若得你便回归，情愿长斋，落得个子母团圆，胜似膏粱味。”[2]156就连多次否认自己违誓开荤、杀害牺牲的罪行，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不愿因此影响到母子关系。最后，不仅目连因孝心成功救出母亲，刘青提也因感人至深的“三大苦”而免受血湖之难。
《内训·慈幼章》曰：“慈者，上之所以抚下也，上慈而不懈，则下顺而至亲，若夫得之以不慈而欲责之以孝，则下必不安，不安则心离，心离则忮则不祥。”母亲最重要的品质就是慈爱。母亲慈爱则子女孝顺，母亲若不慈爱则容易招致祸端。刘青提礼佛之心虽不坚定，但她却始终以真挚的慈爱来对待目连，使得目连成为至孝之人并最终做出西行救母的壮举。刘青提堕入地狱是其亲手种下的因，而她最终被救出也不免是其亲自成就的果。
二.曹赛英人物形象分析
在《劝善戏文》中，郑之珍成功地塑造出一位全新的女性人物形象——曹赛英。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曹赛英自幼便与目连定下婚约，在目连西行救母而将婚事作罢后，她选择独守空房，再未提及婚嫁。恰逢清明，曹赛英因父兄皆解粟赈边而亲自上坟祭拜，于归家之时偶遇段公子。段公子垂涎于赛英美貌，托媒婆上门求亲。赛英继母贪图段家富贵荣华，受媒婆蛊惑，极力劝说赛英再嫁。面对继母的威逼利诱，曹赛英始终以“忠臣不事二君，烈女岂嫁二夫！盖君犹天也，夫亦天也，二之则不是矣。却不道一天自誓，方是个烈女忠臣”[2]382的思想约束自身，与继母进行周旋。多次表明心志无果后，她发出最后的声明：“娘，他纵然是富盛，便将我头颈刎下，决不再嫁豪门”[2]383，使两人的争吵告一段落。继而，在《曹氏剪发》一出中，曹赛英不仅在大段篇幅中剖析了自身的所思所想，决心遵循节义之道，誓不再嫁，更在得知其继母的计划之后，毅然剪下长发，在奶娘的帮助下逃出家门，经一番路途颠簸，到达尼姑庵避难。老尼、奶娘以至于曹公的多番劝阻最终未能改变曹赛英的心意，在《曹公见女》一出中，曹赛英出家为尼，一为守節，二为修行助目连救母早日成功。
夫殒守节已属不易，未婚守节更是难上加难。正处于青春年华的曹赛英与目连未行成婚之礼，完全可以再寻良人，但她坚持以遁入空门的方式彰显自身未婚守节的决心，这无论在理性还是在感性的层面上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贞洁，无疑是曹赛英这一女性人物最鲜明的特征，同时也是作者郑之珍的创作意图之所在。
中国自古以来便十分强调贞节，要求女子做到在婚前守身如玉，婚后对丈夫忠贞、从一而终。《女论语·守节章》提出：“第一守节，第二清贞。”[3]98《女范捷录·贞烈篇》亦有着“忠臣不事两国，烈女不更二夫。故一与之醮，终身不移”[3]116的论述。无论是否出嫁，女子都应谨言慎行，遵行贞节之原则，不可做出逾礼的行为。作为戏文中重要的女性人物，曹赛英与《尼姑下山》出中的尼姑静虚俨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则未婚守节坚贞不屈，成为儒家所推崇的典范;一则不甘寂寞背师下山，成为儒生所不齿的对象。儒家贞节观作为对两人加以褒贬的依据，最终成就了前者，“毁灭”了后者。
三.结语
在目连戏近千年的演变历程中，像郑之珍这般专用儒家思想以劝善的创作者屈指可数。在《劝善戏文》中，郑之珍不仅极力丰富主人公刘青提的性格和经历，还创作出曹赛英、金奴等全新的女性人物形象;不仅继承了以往目连戏的劝“孝”主题，还将“慈”、“顺”、“节”等儒家思想纳入劝善理论体系;不仅呈现出大量直接宣扬儒家思想的语句，还将儒家女性观糅合至戏文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通过语言、行动、心理活动及因果报应等进一步明确儒家思想对女性人物的要求与规范，以实现劝善之目的。“支配三百年来中下社会之人心，允推郑氏”[1]，这是对郑之珍《劝善戏文》当之无愧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刘祯.中国民间目连文化[M].北京：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4：308
[2]（明）郑之珍撰、朱万曙校点.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M].合肥：黄山书社，2005：1-383.
[3]（汉）班昭等著、（清）王相笺注.女四书﹒女孝经[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7-116.
[4]杨天宇.仪礼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308.
[5]（明）胡文焕辑、王秋桂主编.善本戏曲丛刊·群音类选（五）[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7：1574-1575.
[6]（明）徐文昭辑、孙崇涛 黄仕忠笺校.风月锦囊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0：54.
（作者介绍：李佳潞，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