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悲剧模仿对象
时间：2021-01-12 04:36:4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张梦莹
摘 要：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模仿对象的界定作为一条“暗线”贯穿了《诗学》全篇，串联起模仿说、悲剧论、净化说三大美学思想。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模仿对象的定位与对悲剧的定义，可以分析出悲剧模仿对象三个维度上的特征：悲剧模仿对象是高贵崇高、令人敬畏、善良真实的“好人”，是引起观众“恐惧与怜悯之情”的人，是历史英雄人物与当下普通人的中和。
关键词：《诗学》 悲剧 模仿对象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开篇即指出包括诗在内的大部分艺术都是通过不同的媒介进行模仿，第二章便直接对模仿对象进行界定，并借模仿对象区分了喜剧与悲剧，其对悲剧模仿对象的界定作为一条“暗线”贯穿《诗学》全篇，串联起模仿说、悲剧论、净化说三大美学思想。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模仿对象的界定。
一、悲剧模仿对象是高贵崇高、令人敬畏、善良真实的“好人”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二章中首先定义了模仿对象，并借此阐释了不同模仿对象催生出的不同艺术类型。“既然模仿者表现的是行动中的人，而这些人必然不是好人，便是卑俗低劣者，他们描述的人物要么比我们好，要么比我们差，要么是等同于我们这样的人。”a在这句话中，“卑俗低劣者”与“好人”意义相对立，即模仿者表现的不是高贵崇高的人，便是卑俗低劣的人，然后他又将模仿对象置于“我们”的话语场域中，并举了一个例子：“珀鲁格诺托斯所描绘的人物比一般人好，泡宋的人物比一般人差，而狄俄努西俄斯的人物则形同我们这样的普通人。”“我们”指一般人、普通人，一般、普通的反义词是个别、特殊，所以模仿对象可能是特殊的、个别的，比“我们”更“好”或更“差”，也可能是同“我们”一样普通、平凡的人。亚里士多德将模仿对象定位为行动中的人，他们有好与差之别，或高雅高贵，或卑劣低俗，可能优于常人、劣于常人或近于常人。
各种模仿艺术因模仿对象存在差别而相异，亚里士多德根据模仿对象的不同区分喜剧、悲剧：“喜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差的人，悲剧则倾向于表现比今天好的人。”联系他对模仿对象的定位便可知，悲剧模仿对象是“好的人”即高贵崇高者，令人敬畏。但“好人”除却高贵、崇高、高雅以外，还指向性格的“好”，这种“好”并不是单一的“善良”，而是对包括“善良”在内的悲剧人物性格刻画要求把握得“好”。
亚里士多德强调，诗人关于性格的刻画应做到“好”“适宜”“相似”“一致”四点。因此，悲剧的模仿对象首先应该是“好”的，即善良的、优秀的，且他们的抉择也是善意的，尽管善意可能会招致灾难；
其次，悲剧模仿对象的性格应该与性别、年龄、身份、气质等诸要素相符合，人物行为要符合性格逻辑，不能与人物背景有太大偏差，否则会令观众匪夷所思；
再次，悲剧的模仿对象应该与现实中的普通人相似，尽可能通过刻画原型反映出他们现实生活中的坎坷磨难、悲欢离合，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又要比普通人更“美”，往往是血统高贵、出身大家族的英雄人物；
最后，悲剧模仿对象的性格应该前后相对一致，要符合可然律或必然律，不能自相矛盾。悲剧人物的性格特征集中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中，并在无形之中影响着他们的行动选择，生成不同的行动后果，使观众产生不同的审美感受。所以，从以上亚里士多德对诗人刻画人物性格的要求中也可总结出他对悲剧模仿对象的另一层阐释——悲剧模仿对象是善良的、真实的、合乎现实的、性格鲜明且一致的人。
二、悲剧模仿对象是引起观众“恐惧与怜悯之情”的人
除了“悲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好的人”以外，亚里士多德对悲剧还有一个更完整的定义：“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他从模仿媒介、模仿对象、模仿方式三个方面对悲剧加以界定，并指出悲剧的最佳效果是“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
悲剧模仿对象应当引起观众的“恐惧与怜悯之情”，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有三种人是不能成为悲剧模仿对象的：“首先，悲剧不应表现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
“其次，不应表现坏人由败逆之境转入顺达之境”；
“再者，不應表现极恶的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后两者理应无法成为悲剧模仿的对象，但“好人由顺达之境转入败逆之境”之“好人”如果按照现代汉语的解释，有善心、宽厚待人的人从顺境转入逆境，这样的人是可以成为悲剧主角的，可亚里士多德却说这样的人“既不能引发恐惧，亦不能引发怜悯”。根据注释，可以明确此处的“好人”应当理解为“完美无缺的人”，即“好到极致的人”。观众观看戏剧时，看到主角同自己具有相似的经历，更容易产生一种心灵上的沟通与情感上的共鸣。悲剧模仿对象一旦过于完美，便会在悲剧主角与“我们”——普通人之间形成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导致悲剧模仿对象与普通人隔得太远，没有了与普通人相似的人生境遇，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也就失去了心理上的认同。
极好之人完美无缺往往可能会失去情感的束缚，理性占据上风，无欲无求也就无痛苦感；
极恶之人罄竹难书往往可能会脱离道德的制约，理性逐渐被侵蚀，最终陷入痛苦的旋涡。二者走向了两个极端，不仅无法唤起人们的恐惧和怜悯，反而会引起反感，故都无法成为悲剧模仿对象。亚里士多德在否定极好、极恶之人作为悲剧模仿对象的同时，也提出悲剧的模仿对象应是“和我们一样的”“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因为这种人易于与观众形成恰到好处的“心理距离”，既不因与普通人隔得太近而令观众觉得平白无奇，也不与因普通人隔得太远而无法令观众感同身受，如此才能够引起恐惧与怜悯之情，触动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这种人也是介于极好之人与极恶之人中间的另外一种人，他们本身可能是高贵崇高、令人敬畏的，但不是完美无缺的，他们的美德可能存在瑕疵，他们有可能会遭遇不公正或本身不公正，但他们经历不幸是因为他们犯了某种错误。
三、悲剧模仿对象是历史英雄人物与当下普通人的中和
悲剧模仿对象不能是极好之人与极恶之人，也体现出亚里士多德的“德行的中庸”原则。通过对亚里士多德所谓“卑俗低劣者”与“好人”的分析，可知悲剧模仿对象是比常人更加高贵崇高的、令人敬畏的“好人”，亦可窥见他有将悲剧模仿对象神圣化的倾向。可亚里士多德在后文又说悲剧模仿对象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似乎又把被神圣化的悲剧人物拉下了神坛，且与前文“悲剧倾向于表现比今天好的人”相违背。但这两处界定其实并不矛盾，甚至可以理解为故意为之。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在运用中庸原则平衡悲剧模仿对象所展现出来的德行，即悲剧模仿对象应该兼具英雄人物与普通人的德行：既具有英雄人物英雄主义的使命，又具有普通人道德上的缺点；
既具有英雄人物英雄主义的气概，又具有普通人的情感意志。悲剧模仿对象兼有英雄人物的神圣使命与普通人的平凡情志，这种中和也使观众更易进入悲剧情境。
观众在悲剧中感受到的崇高，极大程度是来源于因无法负担悲剧模仿对象的历史重量而经历的瞬间阻滞，他们的心情被这种阻滞吸引又反复拒绝着。但《诗学》指出悲剧模仿对象除了要体现历史的崇高，还要体现当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与意义、幸福与不幸。过度崇高容易将人们引向历史虚无主义，完全展现历史、高悬于现实生活的悲剧总是会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感觉，现实生活却可以使人落地。人们的心灵先在历史中高悬，又在当下的现实中落地，心情的跌宕起伏使悲剧快感指向最大化，所以只有在历史和当下的中和状态下，悲剧模仿对象才能真正激发出人们的“怜悯与恐惧”。
根据亚里士多德对模仿对象的定位与对悲剧的定义，可以分析出悲剧模仿对象在三个维度上的特征：悲剧模仿对象是高贵崇高、令人敬畏、善良真实的“好人”，是引起观众“恐惧与怜悯之情”的人，是历史英雄人物与当下普通人的中和。亚里士多德对悲剧模仿对象的定位贯穿《诗学》前后，并与他的重要美学思想息息相关，厘清他对悲剧模仿对象的具体界定，对于深化理解模仿说、悲剧论、净化说三大美学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a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務印书馆1996年版，第38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同一版本，故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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