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秀全、康有为所想到的
时间：2021-01-28 04:26: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周宇清
晚清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和统治者的颟顸，国势衰微，民生凋敝，但先进的中国人并没有就此沉沦，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在各自的时段内根据自己对时代和社会的认识，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做出了艰苦的探索，尽管很多人的奋斗最终都没能完成民族复兴的重任，但他们的奋斗历程，他们对民族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识见和为此付出的艰辛努力，却为后来者留下诸多思考，洪秀全和康有为就是其中值得关注的两位。
洪秀全（1814—1864）和康有为（1858—1927），从年龄、生活时代和中国近代历史演进序列来看，他们分属两代人。洪秀全成长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年代，当时能够改变中国命运的先进力量还很弱小或是还没有出现，首先走上历史舞台的是农民阶级，洪秀全即其代表。康有为生活在中国资本主义有了一定程度发展、国人眼界渐开的年代，时代的进步要求改变旧有的专制制度从而为中国社会的前进创造条件，这就产生了维新变法思潮，康有为是其代表。
从生活经历和思想演变来看，他们都是广东人，都崛起于社会底层。洪秀全出身于广东花县农民家庭，自幼随父兄参与田间劳动。康有为虽自诩为生长于十三世士人之家，但实地考察其南海村庄的故居，他也不过是俗世人家出身。他们早年都热衷科举考试，都梦想一朝金榜题名飞黄腾达，也都是在多次科举考试失利后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思考，产生了变革社会的梦想。洪秀全曾四次赴广州参加科举考试，全部名落孙山，康有为的科考历程虽比洪秀全好，但也不算顺利。
洪秀全在第四次考试失败后，决定放弃科举之路，并由此产生异端思想，走上了反抗之路。康有为虽早有经世致用之思，但在师长的严厉督责下，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八股之学，其他“一切学皆舍去”。1879年和1882年，即他在乡试失利的时候，游历香港和上海，见到了未曾见到的新事物，购买了一些“西学之书”，“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治术之有本”，“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中国贫弱的现实，激发了其对“西人治国法度”的深度思考，催生了其试图通过变法使得中国富强的意识。
然而，他们可利用的思想和物质资源实在太匮乏了，洪秀全根据他所得的基督教的粗浅知识，糅合了儒家思想和农民的平等平均思想，创立了拜上帝教，希望借助宗教的力量帮助他实现改天换地的梦想。
康有為深知，要救国只有变法。然而变法，在当时的中国，难度又是何其之大。“中国思想之自由，闭塞者已数千年，稍有异论，不曰非圣无法，则曰大逆不道，即万国前事，莫不皆然，此梭格拉底所以瘐死狱中，而马丁·路得所以对簿法庭也”。中国闭塞日久，非立权威不足以推行新政。为此，康有为按照自己的理想，假托一个改制的孔子，试图以其装扮的孔子这块招牌推行变革的主张，以便减少阻力，“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亦可避祸”。康氏对变法的难度是有清醒认识的。
不论是洪秀全的拜上帝教还是康有为装扮的孔子和孔教，都融会了创作者对国家和社会的理解，都有他们自身成长和时代的印迹。然而拜上帝教和孔教都不是圆融的思想体系。洪秀全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下界除妖降魔。这被杨秀清、萧朝贵钻了空子，他们分别代天父、天兄传言，在宗教层面上取得了凌驾于洪秀全之上的特权，这就为后来太平天国的纷争和分裂埋下了隐患。
洪秀全拼凑而成的理论斑驳芜杂，既不能获得西方基督教徒的认可，也不能见信于中国民众。传教士罗孝全拒绝给洪秀全洗礼，反而大肆诋毁拜上帝教。
洪秀全宣扬只敬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民群众的心理意识、风俗习惯大相抵触，被指责是“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宣传影响力很有限。天京事变后，洪秀全宣扬的理论在人们心中更是黯然失色。
在做法上，太平天国也欠妥当。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书籍，捣毁学宫、文庙，野蛮粗暴，这就给敌对者提供了口实。湘军头子曾国藩惊呼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他号召读书识字者、血性男子、抱道君子、仗义仁人捐银助饷，“以卫吾道”。古人有言：“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但是，没有“秀才”的造反，即没有知识精英的统筹谋划也不成。太平天国的举措，将自己置于广大士子的对立面，打击面过宽，树敌太多，实际是孤立了自己。
随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发展，拜上帝教的弊端越发明显，用宗教思维观察客观世界，使起义领袖不能对现实作出正确判断。洪秀全深居宫中，沉湎于宗教迷信，精神恍惚，臣下奏言，“言天说地，并不以国为事”，自信“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统”。如此自欺欺人之言，无异于痴人呓语，无助于危局的解决。拜上帝教一开始对深受压迫和剥削的贫苦民众有吸引力，起到动员和组织群众的作用。但这一思想后来竟成为太平天国发展的桎梏。
康有为认识到晚清民初社会失范的乱象，试图复活孔子的价值，整合社会、重建社会秩序，使社会按一定的轨迹运行。尽管康有为倾心孔子及其学说，不吝溢美之词，但作为变法理论依据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因不符合历史实际而屡受批驳，就连封建卫道士们也不苟同，指斥其是“其貌则孔也，其心则夷也”，这就动摇了康氏立论的根基。
其时孔子的说教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护身符，阻碍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与康有为的愿望相反，因其执拗武断，并与时代潮流背离，既受封建顽固派的责难，又为新锐者所不容，迭遭章太炎等革命者的批驳和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健将们的抨击，连康有为的弟子也不认同其观点，成为时代的弃儿，直至今日还被不少史学家认为是保守与顽固的，又成为历史的弃儿。
不论是洪秀全还是康有为，最终都困死在他们自造的藩篱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