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泊的双重寓意（外一篇）?

李庆西

拙著《水浒十讲》（文汇出版社2020年8月初版）出版时，正是上海书展，我两次被拉到现场与读者交流。我试图简洁地描述自己对《水浒传》这部小说的基本解读方案，讲述中却感到头绪纷乱，譬如说到造反、招安与忠君互为因果的悖论关系，又不得不回头解释江湖法则与儒家伦理纲常，因为几乎所有的问题都有关联。

本来“十讲”是从不同角度辨析小说主旨，即席发言时我并没有想好如何整合到一个思路中。过后重新梳理水浒叙事演化和意象表达，想来想去，梁山泊这个山寨实体正是聚焦多重叙述关系的一个集合，作为解读的切入路径或有方便之处。“十讲”中有一篇专讲水浒地理学，已约略涉及梁山泊的设意，可是如果要藉此说明小说的命旨，还不能仅据地理意义作出解释，因为这不单纯是一支江湖武装盘踞之处，更是一个纳入某种构想的江湖社会。因而，本文拟于“十讲”之外，以梁山泊這个叙述主体为路径，再辨宋江等人“上山”与“下山”之义，并讨论《水浒传》的叙事特色。

一

首先要说，梁山泊在水浒叙事中是一个虚构的存在，不能视如历史上赤眉、绿林、瓦岗一类。当然，宋江确有其人，只是跟小说描述的情况大相径庭。按史书记载，宋江并非以梁山泊为根据地，他这个武装团伙一向惯用冲州过府的流寇式作战方式。如《宋史·张叔夜传》谓“宋江起河溯，转略十郡”，《侯蒙传》又称“（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而至宣和三年，如《徽宗纪》所云：“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综合上述史料，可知宋江这伙人是从河溯（又作河朔，泛指黄河以北）转略齐魏，从今之山东半岛运动到河南安阳一带，继而又递次南下淮阳军（今江苏邳州、宿迁）和楚州（今江苏淮安至盐城）、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一带）等地，最后是在海州被围剿和招安。可见，宋江的造反跟梁山泊这个地方本无瓜葛。

在早期水浒叙事中，梁山泊好汉并不在梁山泊，而是在太行山。如元刊《大宋宣和遗事》，有孙立等人救出杨志往太行山落草的情节。再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所载龚开（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并序》，在卢俊义、燕青、张横、戴宗、穆横五人赞语中都出现“太行”字样，亦表明宋江最初的地盘是在太行山一带。《水浒传》第十六回叙说杨志押生辰纲过黄泥冈，已在济州郓城县地界，梁山泊左近，而书中形容行路艰难，竟有“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之语。此处出现太行山字样，应是小说家采撷宋人说话文本没有处理干净。查看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太行山距离梁山泊几乎千里之遥。

然而，《宣和遗事》不但提到太行山，亦有宋江奔梁山泺（泊）寻晁盖的关目，而且还将两地捏合到一处，说是晁盖等人劫了生辰纲，与杨志等十二人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云云。在水浒叙事中，这是梁山泊最早的出处。《宣和遗事》大抵拼凑宋人说话情节成书，太行山与梁山泊杂然并置，或是鲁迅所谓“钞撮旧籍”的痕迹。宋人说话已有讲述水浒的风气，是不争的事实，如宋末罗烨《醉翁谈录》著录《石头孙立》《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数种，都是与水浒有关的名目，可惜那些话本无一存世。

元杂剧水浒戏亦是早于小说的水浒叙事。元剧存目之水浒戏有二三十种，傅惜华等人所编《水浒戏曲集》收录有文本流传的六种，即《黑旋风双献功》（高文秀）、《燕青博鱼》（李文蔚）、《黑旋风负荆》（康进之）、《还牢末》（李致远）、《争报恩》（无名氏）、《黄花峪》（无名氏）;另外还收录明初朱有燉二种，即《黑旋风仗义疏财》《豹子和尚自还俗》，以及标以“元明间无名氏作”杂剧四种，即《梁山五虎大劫牢》《梁山七虎闹铜台》《王矮虎大闹东平府》《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考虑到朱有燉和元明间无名氏杂剧与《水浒传》成书时间较为接近，姑且视如小说之前的文本。这十二种剧目中，宋江的山寨概称梁山泊，太行山一说已废弃。虽然杂剧仍持三十六人之说，却以“三十六大伙，七十二小伙”描述梁山人马，这应该是小说中“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之来由。

需要指出，《宣和遗事》、龚氏赞序以及元剧水浒戏这些文本，不但早于小说《水浒传》，亦早于《宋史》成书时间。《宋史》修于元末，元顺帝至正五年（1345）告竣，完全有可能采撷之前问世的各种文本。但修史者不取梁山泊之说，称宋江“起于河溯”， 应该另有所据。这说法虽然含混，却暗合早期太行山的传说。

小说《水浒传》将聚义之地定于梁山泊，乃延续元剧水浒戏的路数，亦可追溯到《宣和遗事》的记载。由此亦可见，将宋江等人安置于梁山泊，明显是移花接木的文学手法。事实上，整部《水浒传》并无多少史实依据（梁山一百零八人仅宋江一人见于正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将之列入“讲史”一类，并不妥切。

二

当然，作为地理名称的梁山泊并非文学虚构，这是真实的历史地名。这片水域，古代名曰大野泽（又作巨野泽），在今山东巨野、梁山、东平诸县之间。顾祖禹《方舆纪要》引《元和郡县图志》称其“东西百里，南北三百里”。据此可知，元剧和小说里说是“八百里梁山水泊”，并非夸张之语（“八百里”是古人诗词楹联中形容湖面辽阔之常用语）。但因常受黄河改道影响，梁山泊水体盈缩甚巨，五代时曾部分淤涸，而北宋真宗、神宗时两度因黄河决流又使湖面大增。据谭其骧地图第六册（宋辽金时期），北宋末年的梁山泊是一个足有八百平方公里的腰形湖泊。当时梁山泊正是湖水丰盈时期，是长江以北（北宋境内）最大的湖泊。可是仅仅过了七八十年，在金代地图上，梁山泊便只剩下原先三分之一的水面。到了元代，梁山泊就变成了一片面积不大的沼泽。小说《水浒传》成书时，梁山泊这片水域干脆就不存在了，只是并不影响小说家拿水泊梁山大做文章。

从谭其骧地图上看，梁山位于湖泽北端，宋时在寿张县境内（今属梁山县）。《方舆纪要》介绍说梁山原名良山，因西汉梁孝王常游猎于此而更名。其谓“山周二十余里”（即方圆不足2×3公里），实在是很小的一座山。又谓：“宋政和中，盗宋江等保据于此，其下即梁山泊也。”顾氏竟以水浒叙事为信史，可见学人以小说为“讲史”亦由来已久。

《宋史》未将宋江与梁山泊扯到一起，但也说到梁山泊确有盗匪，几处文字分别见于蒲宗孟、许几、任谅诸传。蒲宗孟是神宗时人，熙宁间曾为郓州知府;许几、任谅大率与宋江同时代，一为郓州知府，一为提点京东刑狱。这三人曾为梁山泊周边州府官员，各传举述他们针对辖区内梁山泊（泺）的治盗事略，有谓“梁山泺多盗”“梁山泺渔者习为盗”云云。从神宗熙宁年间到徽宗政和、宣和年间，实有半个多世纪，梁山泊一直匪患不绝。但据各传所述，梁山泊盗匪主要是当地渔户，藉行舟之便做些劫掠的勾当。这等小打小闹与小说描述的梁山泊武装有天壤之别，他们根本不可能跟官府作正面抗衡。

尽管《宋史》叙述的梁山泊与宋江等人毫无关系，但是水浒叙事偏偏傍上了这处匪患之地。继《宣和遗事》将梁山泊（泺）写入之后，元剧和小说都将此作为叙事的核心地点。

水浒文学叙事中为什么要将山寨从太行山移至梁山泊？为什么要让宋江改变流寇式作战方式，偏在水泊梁山建立根据地？这是解读《水浒传》叙事意图之关键。

作为啸聚山林的根据地，雄伟嵯峨的太行山显然具有更为理想的地理条件，相形之下，梁山不过是一抔土丘。或许，水泊是一个重要因素，宋江手下有张顺、李俊和阮氏兄弟等一干水上健儿，挪至水泊梁山则便于小说敷衍精彩的水战。但这不是一个绝对的理由，因为元剧水浒戏里宋江等已在梁山泊安营扎寨，而存世的十二种早期水浒戏里并没有水上作战的关目。不言而喻，梁山泊的地理意义不能仅从其军事活动和生存角度去理解。水泊梁山打开了文学想象的空间，自然有着更重要的承载。

其实，最重要的因素还是梁山泊的地理位置。从谭其骧地图上看，梁山泊与东京开封府的直线距离不到两百公里。两地之间如此接近，这绝对是一个超现实的大胆构想。许多水浒研究者竟没有意识到，何以将一支强大的江湖武装摆在距离东京不远的地方。这岂不是朝廷的肘腋之患？《三国演义》说关羽在樊城水淹七军，探马飞报许都，曹操慌乱之中便有迁都之议。樊城到许昌，比梁山泊到东京还远出一大截（如今高速公路也有三百五十公里）。《三国演义》是讲史，是写实，旬日可达的距离足以让敌方极度不安。但《水浒传》玩的是象征和隐喻，自有某种春秋大义，实不以写实主义考量军事问题。所以，不管这一切是否可能，硬是将一个想象的存在摆到了你面前。

将强大的梁山泊与庙堂之下的东京作近距离并置，无疑是一种形成对照的思路：一边是“替天行道”的梁山泊，一边是纲维弛废的大宋朝廷，分明彰显盗亦有道的救赎之义，不啻更新了“山高皇帝远”的江湖法则。江湖匪远，庙堂不高，小说第八十回梁山泊击溃十路节度使进剿，忠义堂筵席上出现了燕青与高俅厮扑争交的一幕，这是将绿林与官家置于同一平台的政治隐喻。以竞技替代干戈，从对抗走向对话，俨然营造了一种和解与合作的气氛。

三

小说里，梁山泊最早出现于林冲叙事——火烧草料场后，柴进让他去梁山泊投奔王伦。那时候山上只是王伦、杜迁、宋万三个头领（还当算上酒店的朱贵），底下七八百喽啰，以打家劫舍为务。至晁盖、吴用等人上山，梁山泊已初具与官军正面对抗的实力。当然，山寨真正强大是宋江上山之后，宋江从江州和黄山门带过来的好汉就有二十余人，这时梁山泊的座次已排到四十位了。此前鲁智深、杨志、武松已在二龙山落草，孔明、孔亮据有白虎山，李忠、周通占桃花山为王，后来三山聚义打青州，一同归了梁山泊。之后大闹华山，又有少华山史进、朱武一伙加入。就叙事形态而言，梁山泊的逐步壮大是一个递次汇入的过程，故前人有谓“百川归海”。

笔者在“十讲”第二讲中专门提出，《水浒传》包含“小水浒”和“大水浒”两层叙事内容。具体说来，“小水浒”是表现个体冤情和反抗的个人叙事，其中包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的江湖行径。小说是由若干“小水浒”叙事分别导入，这是它的结构方式，书中前三分之一篇幅分别叙述王进、史进、鲁智深、林冲、杨志、武松和宋江等人蒙受冤屈，或逃避或反抗的经历。其间插入晁盖、吴用等人智劫生辰纲而上山聚义之事，形成梁山泊和其他几处山寨割据态势。在宋江上山之前，所有这些反抗和劫掠，都没有什么政治目标，“小水浒”叙事特点是不作政治伦理层面上的考量，从个人复仇到投名入伙，只是沿循江湖道义和生存法则。宋江入伙后改变了江湖常态，将散落各处的好汉勾连到一起，终而使枝枝蔓蔓的个人叙事逐渐汇聚于“大水浒”的叙事主干。“大水浒”的目标是将江湖道义融入王权体制，让朝廷承认反抗的合法性，也让山寨弟兄们承认王权乃天道，这是一种政治妥协的安排。

宋江作为郓城县一名刀笔小吏，原非江湖人士，却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誉，可见其心念苍生已久。但宋江从来就不是异端分子，而是信奉王道与礼治。按小说叙事逻辑，那个社会最大的问题是缺乏公平与正义（而不是一般所谓“阶级矛盾”），是谓“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容與堂本李贽评语），实是体制失衡。宋江不需要从理论上明辨儒家伦理纲常的设计缺陷，眼前的事实告诉他，仁义忠恕的圣人教谕已不能整肃纲纪，而扶危济困的江湖道义却行之有效。所以，他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将圣人之道纳入江湖规则，如何在王权体制内重建伦理秩序。

小说第四十二回，宋江还道村遇九天玄女，受三卷天书，是全书一大关目。宋江上山之初，藉此提出“替天行道”和“辅国安民”的方针实是十分重要。其时梁山泊已从半隐秘状态的江湖社会变身为公然割据一方的军政实体，单凭行侠仗义的江湖伦理已难以统辖人心，山寨既已做大做强，就不能没有一个超越个体命运的大目标。当然，这个大目标并非将造反进行到底。造反是为了伸张正义，但正义不能永远表现为叛逆姿态。宋江希冀在王权框架内改革弊政，这就需要跟朝廷合作，所以后边有了招安的故事。反抗 / 妥协 / 救赎，这恰是《水浒传》的正反合之题。我在“十讲”第三讲中写道：

《水浒传》无疑是将民间造反上升为具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政治行为，因为反抗的理由就是这种想象的合理性——他们远比那些庙堂之士更具仁义之心，远比帝国官僚体制更切合儒家政治伦理，远比主流社会更趋光明。所以，他们有了“替天行道”的责任与使命，亦渐而革除了某些黑社会属性的江湖陋习（如劫掠平民，掳获妇人等）

相比这番“强盗从良”的叙事，山寨之外却是十分不堪，整个体制已黑社会化。小说生动地展示了一条自上而下的黑色锁链——在朝是蔡京、童贯、高俅，地方上是张都监、蔡九知府、刘知寨之类，还有高廉（高俅的叔伯兄弟）的小舅子殷天锡，衙门里为虎作伥有陆虞侯、黄文炳诸辈，乡闾恶霸乃西门庆、郑屠、蒋门神、毛太公，最底层的是泼皮牛二。

四

从另一方面看，正是与官府对峙的现实处境，使梁山泊构筑了自身的理想化图景。小说刻意将梁山泊描述成一个和谐有序的团体，竟很少涉及山寨内部矛盾，这本身带有很大的假定性，即假定不会发生内部讧争和分裂之局。值得注意的是如下几点：

一、梁山泊汇聚二龙山、白虎山、桃花山、少华山、清风山、枯树山、芒砀山等各个山头的好汉，还有大批招降的中高级军官，却从未发生山头派系讧争。

二、梁山一百零八人经历大小战事无数，没有阵前倒戈或是暗中叛变者，没有敌对势力渗入（整部小说未有针对梁山泊的离间和策反），亦可印证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三、更重要的是领导层未见窝里斗。宋江与晁盖、卢俊义，心性、旨趣并非一致，但宋江不论作为二把手还是一把手，与前后两位搭档从未产生龃龉，更不消说有何公开化分歧。

其实，宋江和晁盖的关系很微妙，小说的处理方式亦颇特别。晁盖去世之前，宋江并不公然打出“替天行道”的旗号，这是尽量不使二人因方针政策产生矛盾的叙事策略。九天玄女授天书之际，对宋江专门叮嘱道：“只可与天机星（吴用）同观，其他皆不可见”。这是神道设教的手法，使宋江获神谕之助，让晁盖成了局外人。

凡此种种，自然皆非写实主义。不妨对照《三国演义》，蜀汉一方同样被赋予忠勇节义的理想色彩，却不像梁山泊这样铁板一块。关羽鄙视黄忠欲与马超争锋，荆州危急之际刘封则拒援关羽;而叛变内斗亦皆有之，先有孟达投魏，傅士仁、糜芳投吴，后有魏延与杨仪死掐，黄皓谗害姜维……相比之下，梁山泊可谓一方净土。一种想象的纯净。一个庞大的江湖组织被描述得如此和衷共济、步调一致，自是凸显山寨的凝聚力，表明江湖道义足以维系人心。不过，这种乌托邦想象并非全是小说家的无根之说，而是演绎古代圣贤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这种古老的政治传统，因而鲁迅评价《水浒传》亦作“国政弛废，转思草泽”之论（《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

作为以理则和逻辑推衍的寓言叙事，梁山泊大体亦是一种神话构成。小说第七十一回，梁山好汉排座次后，便有一篇赞语，称道梁山泊的好处——

八方共域，异姓一家。天地显罡煞之精，人境合杰灵之美。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且又有同胞手足，捉对夫妻，与叔侄郎舅，以及跟随主仆，争斗冤仇，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或精灵，或粗卤，或村朴，或风流，何尝相碍，果然识性同居;或笔舌，或刀枪，或奔驰，或偷骗，各有偏长，真是随才器使。……

这番描述简直就超越了古代先贤构想的大同世界。在儒家经典中，“大同”只是一个理论概念，而《水浒传》则在某种程度上勾勒了一幅趋近完美理想的具体图景。从帝子神孙到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通常以为其中必然有着互为主体的阶级鄙视链，但《水浒传》恰恰相反——不仅将这些人组合成一个和谐的团体，而且“随才器使”，各尽所能。难怪梁启超认为“此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小说丛话》），而近代南社作家黄人、王钟麒则从中看到了“平等”和“社会主义”（参见《水浒十讲》第三讲）。他们的认知大抵来自托马斯·莫尔《乌托邦》所描绘的那种社群形式和群己关系。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所著《乌托邦》被认为是最早建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学作品，该书出版于一五一六年，那是中国明朝正德年间，而《水浒传》成书时间则在元末明初，比莫尔那本空想的游记要早一个多世纪。而且，《水浒传》的写法是附会于实际的历史背景，固然不是真正意义的“讲史小说”，却也不似莫尔那种凭空结撰。这个中国式的乌托邦嵌入了现实语境，有其改造现实的针对性。

当然，这是一个建立在旧制度框架内的乌托邦，可谓儒家礼治思想的极度发挥（具有某种创造性或曰变异性思路），只是这种想象依然囿于某种根本局限。但不管怎么说，梁山泊让江湖社会大行礼治之道，很大程度上颠覆了传统认知——这个山寨乌托邦建构无疑包含超越时代的前瞻意识，反映了《水浒传》成书年代的读书人在“铁屋子”里寻求新思维的努力。可惜，后来的研究者们大多未意识到这一点。

五

不能说梁山内部矛盾毫无显现，正是招安这桩大事使梁山好汉一度产生分歧。第七十一回石碣天书之后，武松、李逵、鲁智深等人大闹菊花会，嚷嚷招安“冷了弟兄们的心”。而且，他们不认为梁山的道义能改造满朝奸邪，正如鲁智深所说，“就比俺的直裰染作皂了，洗杀怎得干净？”第七十五回，太尉陈宗善来洽谈招安时，阮小七偷换御酒，李逵怒扯诏书，存心将这事情搅黄。事后吴用劝慰宋江，“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众弟兄们发怒？”看来吴用的态度比较暧昧，他不反对招安，却也并不积极推进。

反過来看，李逵是几度嚷嚷杀去东京，要将宋大哥推上皇帝宝座，可这改朝换代的主张在山寨里几乎没人呼应。在弟兄们眼里，梁山泊便是自己的理想国，他们似乎满足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的山寨平均主义。按说这是“小水浒”叙事的最佳结局，但这仍是一种悬置状态。金圣叹“腰斩”水浒，试图让故事定格于此，但他忽略了整合一百零八人自是一个新的叙事起点。如果梁山泊只是一个被帝国势力隔离的乌托邦，它会是怎样一种存在？“强盗”既做不成“英雄”，而“英雄”亦将继续打家劫舍。

其实，他们并未真正获得自由。他们不曾意识到，从某种意义上说，江湖本身亦是牢狱。因为与整个社会相隔离，梁山泊只是一个封闭的乌托邦，日常亦犹似扃禁的牢城（如林冲之于沧州，武松之于孟州，宋江之于江州）。我在“十讲”第四讲考辨宋代刑狱制度，对牢城与梁山泊的隐喻关系略作阐述——前者大率如福柯所称“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而梁山泊这种“隔离区”在广义上亦纳入了“规训社会”，乃至扩展到一种无限普遍化的“全景敞视主义”机制（参见《规训与惩罚》第三部分第三章）。所以，尽管李逵反对招安，却是最能感受到山寨的幽扃，他一有机会就往山下跑（参看《水浒十讲》第六讲）。宋江决意去东京赏灯之际，那种躁动明显流露内心重返社会的渴念。他一再申明“权居水泊，专等招安”，不仅是对朝廷官员表明心迹，亦真正是将此作为回归社会的救赎之路。

不可忽略的是，小说里一再出现牢狱的隐喻。宋江等一百零八人原是镇于龙虎山伏魔殿石穴中的“魔君”，开篇第一回就有交代，后来梁山泊聚义亦是这个隐喻的延伸。当忠义堂下掘出石碣天书，这些天罡地煞早已分定次序。这个寓言带有“原罪”的意味，小说家显然意识到了“小水浒”的反抗叙事对于王权制度的破坏力——第七十二回中，柴进潜入宫苑，在睿思殿屏风后看到御书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国家被我们扰害，因此时常记心，写在这里。”他割下“山东宋江”四字带回来给宋江看，相对嗟叹不已。

由于宋江的威望和感召力，反对招安的声音并未持久发酵，梁山泊终究是步调一致。宋江既然领受“替天行道”的法旨，明确“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的政治伦理关系，便决意将梁山众人引入“去邪归正”的轨辙。然而，谋求招安实是一个艰难过程。从第七十二回到第八十一回，宋江东京赏灯，太尉陈宗善梁山之行，又屡屡大败官军以及捉放高俅，都是叙述招安的关目。整个过程曲曲折折，内外皆有阻力。最后是燕青潜入东京直达天听，终于讨得赦罪诏书。

六

将反抗之路归结于礼治之道，这是寻找出路的思想，宋江尽管归顺心切，其真正意愿自然不是谋官求爵，而是让江湖与体制相融合，说到底是要打破反抗与杀戮无限循环的历史怪圈。前引第七十一回梁山泊赞语，最后还有一句“休言啸聚山林，早愿瞻依廊庙”，即点明了小说叙事意图——梁山泊只是从山林到廊庙的中转站，一个过渡性乌托邦。在容与堂百回本中，这整段赞语文字颇有出入，最后两句是“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伯”通霸，王伯业即王霸业）。休言之下，便是一番慨叹，明明可自成王霸之业，却不以改朝换代为目的。这是赞诩宋江深明大义，还是替梁山泊感到惋惜？这是小说颇有深意的地方。

鲁迅评论招安一事，有一点似可商榷，他在一篇杂文中批评说：“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其实，小说写得很明白，其时梁山泊已是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军事上占有压倒性优势;招安根本不是迫于“大军一到”的压力，反倒是梁山泊倒逼朝廷接纳自己。小说里特别强调宋江的主动意愿，这一点不容忽视。

当然，招安的结局并不好，梁山泊丝毫未能改造体制，甚至都不能融入其中。招安之后，宋江率众进入“辅国安民”的叙事，小说后三分之一篇幅主要是“征四寇”，即出征辽国和讨伐田虎、王庆、方腊。这几个部分大多叙述潦草，历来为人诟病（但其中也有不俗之笔，如琼英与张清的“宿世因缘”，还有王庆身世各节）。然而，作为一部悲剧性的大作品，这些恰恰又是不可或缺的叙事过程，最后的悲剧气氛直是跃然纸上。征方腊归来，梁山众将十损其八，回到东京只剩二十七人，最后宋江、卢俊义等人又死于御赐毒酒毒膳。为王前驱，落得这般下场，说是“狡兔死，走狗烹”未免太损，而事实确是如此不堪。再看满朝奸佞，依然作威作福，一切都回到了原点。招安以后的情形不遑细述，读到鲁智深闻潮而寂，独臂武松六和出家，直是令人凄凉无已。燕青遁去之日，卢俊义还指望衣锦还乡，“图个封妻荫子”，他对燕青说，“我不曾存半点异心，朝廷如何负我？”燕青却道，“只恐主人此去，定无结果。”燕青实是高人，最后果然是一个颠覆性结局。

“征四寇”虽说都是攘外安内的大事件，却依然是脱离史实的凭空结撰。唯有讨方腊之事史书约略提及，《宋史·侯蒙传》谓：（侯）蒙上书言：“今青溪盗起，不若赦（宋）江，使讨方腊以自赎。”但侯氏的建言并未被朝廷采纳。《宋史》记述方腊起事始末，概见《宦官三·童贯传》，剿灭方腊的是童贯、谭稹率领的禁军与秦晋厢兵，宋江未参与其事。小说家惯于附会历史，却以完全的虚构手段保持叙事自由。用梁山泊人马讨剿方腊，自是瓜皮搭李树，藉以将梁山泊的乌托邦推向反面乌托邦。

有一点相当耐人寻味：招安之后，枢密院计议要拆散梁山泊人马，正遇辽国来犯，在太尉宿元景干预下，朝廷让宋江带着自己的队伍前往征剿。因而以后几次出征，梁山泊亦一直保持自己的建制，仍是宋江和卢俊义为正副先锋（统帅）。小说家这个刻意安排，使得离开了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人变成了一个流动的梁山泊，继续演绎战场上的优胜记略。

流动的梁山泊以南征北战的军事胜利完成了“去邪归正”的救赎之义，同时走向了命运的反面。纵观整部作品，仍是一个“反抗-绝望”的叙事模式。走出山林草泽的梁山泊，穿过廊庙下的阴影，终于坠入命运的深渊。

宋江死后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那是个四面俱水的地方。但蓼儿洼不是在梁山泊么？当初柴进让林冲去投王伦，介绍说“……地名是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中间是宛子城、蓼儿洼”;晁盖等人撤往梁山泊时，阮小七在芦苇丛里唱“打鱼一世蓼儿洼……”书里没有说明怎么会有两个蓼儿洼，但不妨视作一个流动的意象，起于彼，终于此，彼此竟是一处。“魔君”也好，冤魂也好，终而神聚不散。

七

一直未想通的问题是，鲁迅为何将《水浒传》归入“讲史小说”？应该说，这部小说是将寓言编织在一个具有历史维度的框架中，只是给人感觉具有“讲史”性质而已。如前所述，梁山泊人物唯独宋江一人见于《宋史》记载，书中所有故事情节均无史实依托。但小说家以时间、空间，以及某些人物和事件作为历史标识，似乎给人造成一种叙史风格的印象。如，宋徽宗和高俅、蔡京、童贯等当朝奸佞确是真实人物;各处城镇和政区亦尽量采用实有的历史地名（虽然错讹不少）;至于北宋末年与辽国的战争以及方腊起事，则是当时真实事件。不过，这些只是小说家藉以假托历史的背景元素，使得叙述看上去似有某种写实特点。

“讲史小说”源自宋代说话的一个分支，它与通常所说的“历史小说”不是一回事，后者是一个更宽泛的概念。宋代文献中关于说话家数有不同分类，但“讲史”是一个公认的名目，吴自牧《梦粱录》有较为详备的释义，即：“讲史书者，谓讲说通鉴、汉唐历代书史文傳，兴废征战之事。”（卷二十“小说讲经史”条）可见“讲史”乃直接依托历史叙事，是将历史叙事通俗化的一种文学手段。这种说话家数后来就成了一种小说路数，鲁迅讨论“讲史小说”，所举《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等皆属此类，直到近世尚有蔡东藩所著历朝通俗演义。

但《水浒传》恰恰不应被揽入讲史之属。这是一部假托历史的寓言小说，或者说就是一部带有寓言性质的历史小说。它既非讲史，亦非写实，既是乌托邦小说，也是反乌托邦小说。可以说是一体两面：一方面它表现以江湖道义融合古代圣贤的大同理想，重建礼治之道的文学想象;另一方面它又推演出一个悲凉而无奈的结局，事实上在它叙述的历史语境中，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理想。整部作品通过“小水浒”与“大水浒”参差交互的复杂叙事，最终完成了从乌托邦到反乌托邦的自我解构。

语词三国

钱锺书《谈艺录·七六》引《随园诗话》“世有口头俗句，皆出名士集中”一条，是谓诗家语亦成民间俗语，所举“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无钱明日愁”“晚饭少吃口，活到九十九”之类，凡十余例。钱氏辨其诗例来源，又厘正若干舛误，旨在溯本求源。至于是否诗家采撷俗语入诗，自亦无以反向考证。其实，这种语义扩散现象不独在诗一方，在小说戏曲等叙事作品中更是大量存在，如《三国演义》和三国戏衍生的种种譬语廋词（包括成语、俗语、歇后语等）就是一种特殊的语词现象。

由小说戏曲导出的口头俗语，缘自三国人物故事的最多。如说到吕布，既有“三姓家奴”的恶谥，又有“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赞诩。说到关羽，从“千里走单骑”“单刀赴会”“刮骨疗毒”“水淹七军”到“大意失荆州”“败走麦城”，真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诸葛亮是“舌战群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出师未捷身先死”……至于曹操，你马上就能想到“说曹操，曹操到”，更有 “挟天子以令诸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乃至“天不灭曹”等种种说法。这些或是采自文本本身，或是在传播过程中生成的语词和典故，这里姑且称之为“传述性语词”，因为这些东西经常出现在人们口语或文字表达中。

从这种语言现象来看，在公众传播层面上，三国的影响因子远甚于其他古典名著。譬如，水浒尽管也是家喻户晓，但它生成的譬语廋词却并不多，像“逼上梁山”“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或是“李逵遇上李鬼”这种俗语，你能举述十个算你厉害。《红楼梦》有“假作真时真亦假”，有“东风压倒西风”，有“刘姥姥进大观园”，有“大有大的难处”，有“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可是搜搜刮刮也找不出太多。

《三国演义》开篇便说“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看似村儒俗论，却是概括天下大势的周期律。小说家比史家更懂得国人的接受心理，以循环论解释历史总有希望所在，风水轮流转，自是超越现实的一种预期，绝对不是福山那种终结论。当然，这类语词并非一概出自三国文本，如“天不灭曹”，作为恶人难除的譬语，实是由接受层面生成。曹操屡屡绝处逢生，捉放曹前后已是三度逃生，战濮阳从吕布眼皮子底下溜走，宛城之厄有典韦舍身护卫，华容道幸而遇上念旧的关羽，潼关溃败则是割须弃袍又躲过一劫。曹操不死，自是劫数未尽，劫数亦自被认为是一种规律。赤壁一战，诸葛亮料定曹操兵败必走华容道，偏让与曹操有旧谊的关羽去把守那儿，刘备担心关羽真的会放走曹操，而诸葛亮夜观星象，明知“操贼未合身亡”，是故意给关羽留了这份人情。这不同于民谚“好人不长命，恶人活千年”的无奈之叹，“天不灭曹”好像大有玄意，藉天命所示，透出超然于纷纭之局的智慧特点。

在语词建构的三国剧情中，“挟天子以令诸侯”可以说是事关大局的一句台词。曹操能够结束董卓死后的北方乱局，一个重要因素是将献帝攥在自己手里。其实，车驾流落之初，袁绍的谋士沮授已看到这步棋，《后汉书·袁绍传》记述他给袁绍出主意：“今州城粗定，兵强士附，西迎大驾，即宫邺都，挟天子以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但袁绍另外两个谋士郭图、淳于琼则反对迎驾，认为汉室陵迟，迎天子已无意义。袁绍不出手，结果让曹操抓到了这张好牌。作为民间语汇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既是挟制诸侯的霸凌手段，也带有四两拨千斤那种机巧喻意（捏住了献帝等于掌握了某个枢纽）。

显然，三国叙事的智慧性更多表现为谋略特点，因而这类语词生成亦多。如刘备为麻痹曹操，故意在许昌下处种菜，以为“韬晦之计”。这里所用“韬晦”一语，并非小说自创，《旧唐书·宣宗记》：“历太和会昌朝，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但毫无疑问，正是《三国演义》使它成为“传述性语词”。一些原本表示小说情节的语词，如“蒋干盗书”“借东风”“空城计”之类，在民间传述中成为一种谋略性譬语。另外，如“刘备摔孩子”“周瑜打黄盖”之类，亦是接受层面生成的譬语廋词，但这种表达心计与谋略的歇后语在传述中则难免偏离其本义，“周瑜打黄盖”是要诱骗曹操，歇后之义却是双方愿打愿挨的默契。

说到智谋，人们爱拿诸葛亮说事儿，围绕这位谋略大师的譬语层出不穷，从“初出茅庐”“锦囊妙计”“ 诸葛亮吊孝”到“诸葛一生唯谨慎”，再到“事后诸葛亮”，再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实际上是对诸葛亮的过度消费。三国的智谋人物不唯诸葛一人，可是有关智谋的语词偏是集中在他身上。为何不以司马懿取譬？当然，这跟三国故事的叙事立场有关，从《三国志平话》到元剧三国戏，再到《三国演义》，诸葛亮一向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良形象。杜甫诗中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更是平添一种悲剧色彩。但同样作为谋略大师的司马懿，却因为是人们不喜欢的反派人物，就被褫夺了智者的身份。

在三国“传述性语词”中，跟司马懿相关的语汇很少，“得陇望蜀”算是一条。小说第六十七回，曹操平定汉中，司马懿建言火速进兵西川，趁刘备立足未稳一举拿下益州。曹操不听，还挖苦说：“人苦不知足，既得陇复望蜀耶？”不过，作为成语的“得陇望蜀”，并非出自《三国演义》，原本是汉光武帝自嘲之语。东汉大将岑彭征讨隗嚣、公孙述时，在陇西合围西城、上邽二城，《后汉书·岑彭传》谓：“（光武帝）勑（岑）彭书曰：‘两城若下，便可将兵南击蜀虏。人苦不知足，既平陇，复望蜀。每一发兵，头须为白。”光武之言，乃指示岑彭下一步征伐目标，捎带作自我解嘲。唐人编纂《晋书》时将此语挪到司马懿头上，则是将其作為嘲谑对象。《晋书·宣帝纪》谓：“（司马懿）从讨张鲁，言于魏武（曹操）曰：‘刘备以诈力虏刘璋，蜀人未附而远争江陵，此机不可失也。若曜威汉中，益州震动，进兵临之，势必瓦解……魏武曰：‘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言竟不从。”显然，小说此节据《宣帝纪》复制而来。

在三国文学叙事中，司马氏父子既是蜀汉的敌人，又背负篡魏的骂名，所以民间又有“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歇后语。其实，此语亦出自史书记载。《魏志·三少帝纪》记高贵乡公率宫人讨司马昭被杀，“高贵乡公卒，年二十”句下，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废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在后人传述中，“司马昭之心”便是狼子野心昭然若揭的意思。

从司马懿父子擅政到司马炎代魏，民间的说法就是篡魏。史家或许不认为司马氏的操作缺乏合法性——周公居摄，尧舜禅位，古已有之;至于代魏还是篡魏，这种政治伦理问题自有道学家小说家去究诘。其实，更多的关怀在于大众传述，骂完曹氏篡汉，接着再骂司马氏篡魏。民间的政治正确以忠恪和道义为准则，容易将历史过程约化为好人与坏人的政治。

“汉贼不两立”历来是申明政治伦理的热词，这原是诸葛亮传述刘备的说法，出自《后出师表》：“先帝深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三国演义》既以刘备和蜀汉为承祧汉室的合法继承人，亦大体贯穿“汉贼不两立”的叙事立场。在黄巾作乱背景下，小说从刘关张“桃园结义”进入故事，无疑体现了这种意图。异姓结契所包含的忠诚和道义，由此成为政治社团的伦理要则。词语传述如“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如“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等等，都是将刘关张休戚与共的兄弟关系作为人格至高境界。还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是表白绝对忠诚的政治操守。

当然，汉末三国的政治关系并非黑白分明，涉及的政治伦理问题亦有其复杂之处。如关羽“降汉不降曹”，如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另有“徐庶进曹营—— 一言不发”的歇后语），则是以曲折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忠恪。倘若以“汉贼不两立”的决绝立场划线站队，哪怕是暂时寄身曹营也未尝不是一种失节。然而，有趣的是，刘备本人亦曾是曹操的座上宾（所谓“勉从虎穴暂趋身”），曹操还跟他“煮酒论英雄”，畅言天下大势来着。其实，汉末三国之际仍是顾炎武所谓“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日知录卷十三》）那种局面，乱局之中大家都奉行适者生存的机会主义，而刘备恰恰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他投靠曹操之前，曾依附于袁绍、吕布，之后又傍上刘表，赤壁之战与孙权结盟，最后竟鸠占鹊巢夺了刘璋的地盘。按说刘备不大可能要求别人都是一副宁折不弯的气节。

所谓“汉贼不两立”，很可能是藉《后出师表》假传先帝遗旨。魏蜀吴相继建国后，“士无定主”的局面渐已改变。诸葛亮以延续汉祚为立国之由，用政治正义的悲情话语建构国家意识形态，并借助持续的伐魏战争凝聚人心（参见拙文《代汉·祀汉·去汉》，刊于《书城》2020年7月号）。所以，自诸葛亮主政之后，蜀汉几乎没有出现过内讧和反叛者。虽说诸葛亮死后有魏延哗变，但魏延之叛实是与杨仪水火不容，并非真有异心（参见拙文《魏延之叛》，刊于《读书》2016年第4期）。当然，诸葛亮历来不喜欢此人，称之脑后有“反骨”——这也是源自《三国演义》的一个著名譬语。早在关羽取长沙时，魏延城头起义，诸葛亮却认为此人不可留——“云长引魏延来见，孔明喝令刀斧手推出斩之。玄德惊问孔明曰：‘魏延乃有功无罪之人，军师何故欲杀之？孔明曰：‘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吾观魏延脑后有反骨，久后必反，故斩之以绝祸根。”（第五十三回）这个日后得到应验的推测，自是小说家的安排，本意乃表现诸葛亮如何料事如神。但这种过度强调队伍纯洁性的政治伦理意识，亦确契合当日意识形态之变化。“反骨”一语，在諸葛亮尚有以形貌取人的一面，而在后人传述中已完全抽象为某种性格特点。现在人们说某人有“反骨”，实不在脑后，而是指其内心的桀骜不驯。

三国譬语廋词里边，最具隐喻意味的似乎是“鸡肋”一说。曹操与刘备争汉中，屯兵日久，进退两难。夏侯惇来禀请夜间口令，曹操正就餐，见碗中有鸡肋，随口便说“鸡肋，鸡肋”。

此物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主簿杨修即由此推断曹操将要撤兵，便吩咐手下收拾行囊。曹操忌恨杨修太聪明，便以扰乱军心为由将他斩了（第七十二回）。杨修“鸡肋”之解，原见《魏志·武帝纪》及《陈思王传》裴注引《九州春秋》《典略》。关于杨修之死，诸史说法不一。《典略》称曹操杀杨修是因为“漏泄言教，交关诸侯”;《后汉书·杨修传》说是因袁术外甥的缘故，“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续汉书》则谓杨修与曹植“饮醉共载”，又谤讪曹彰，惹怒了曹操，故收杀之。杨修不算重要人物，后人记忆中主要就是这份“鸡肋”之解。

国人常说的“望梅止渴”“乐不思蜀”等成语，大抵也从是小说里得知。小说第二十一回，曹操告诉刘备：“适见枝头梅子青青，忽感去年征张绣时，道上缺水，将士皆渴。吾心生一计，以鞭虚指曰：‘前边有梅林。军士闻之，口皆生唾，由是不渴。”这个“望梅止渴”故事原出《世说新语·假谲》，小说很巧妙地插入“煮酒论英雄”一节。至于“乐不思蜀”，说的是后主刘禅降魏后已不思旧国，其实是小说借用《汉晋春秋》记事，在第一百十九回。《蜀志·后主传》“后主举家东迁，既至洛阳”句下，裴注引习凿齿曰：“司马文王与禅（刘禅）宴，为之作故蜀技，旁人皆为之感怆，而禅喜笑自若……他日，王问禅曰：‘颇思蜀否？禅曰：‘此间乐，不思蜀。”小说几乎完全复制了这一段，句中司马文王就是司马昭。

源自史乘的三国语词还有“煮豆燃萁”“吴下阿蒙”“生子当如孙仲谋”“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等等。前两条分别见于《世说新语·文学》和《吴志·吕蒙传》裴注引《江表传》。“生子”条是曹操赞诩孙权的话，建安十八年曹操攻濡须口不克，见孙权“舟船器杖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此见《吴志·吴主传》裴注引《吴历》。“宁饮”一条见《吴志·陆凯传》：孙皓甘露元年将都城从建业迁到武昌，全赖扬州百姓“泝流供给”，民间苦患不堪。陆凯上疏直陈徙都之弊，引用当时童谣曰：“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孙皓未必肯纳谏，但物流供给如此困难，终究撑不下去，第二年就将都城迁回了建业。

除了这类采自史籍的典故，更多由三国叙事带出的传述性语词，是直接从故事中概括而来，如“一时瑜亮”（又有“既生瑜，何生亮”），如“大意失荆州”，如“挥泪斩马谡”等等。这些语词不像“望梅止渴”那种插入性文本片断，而是受众记忆梳理的叙事情节，藉以传述某种理则。甚至有些并无理则可言，仅仅是某种特点的描述，也成了民间口头语，如“宝刀不老”，小说第七十回：“忠（黄忠）怒曰：‘竖子欺吾年老！吾手中宝刀却不老。”;如“赤膊上阵”，是第五十九回许褚大战马超的场面;还有“扶不起的阿斗”，实是读者对后主刘禅印象的准确概括。

有趣的是，有不少取譬三国人物的语词跟三国故事毫无关涉，亦非某种创造性误读，如“事后诸葛亮”“关公门前耍大刀”一类，只是将三国人物作为类型符号，代入某种被嘲谑的行为现象。尤其拿张飞说事儿的歇后语，竟有一大堆：“张飞绣花——粗中有细”“张飞穿针——大眼瞪小眼”“张飞吃秤砣——铁了心”“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这些民间谑语描述的张飞，只是作为某种人物特征的借代，完全是生活层面的意义生成，根本与文本无关。不知为什么，这些谐谑语还都找上了张飞。从网上又查到这些——

张飞卖秤砣——人强货硬

张飞卖豆腐——人硬货不硬

张飞卖肉——一刀切

张飞摆屠案——凶神恶煞

张飞扔鸡毛——有劲难使

张飞请客——不领情不行

张飞翻脸——吹胡子瞪眼

张飞耍杠子——轻而易举

张飞嗑瓜子——不够塞牙缝的

……

在三国人物中，按说张飞并不是最具性格意义的角色，曹操、刘备、关羽、诸葛亮、孙权、周瑜、司马懿，甚至吕布，性格都比他有层次，但人们偏就找上他了。这一点亦颇奇怪。你可以说这些都是好事者胡乱编造，可是为什么偏拿张飞说事儿？脱离了三国语境，粗糙而率性的张飞愈发被塑造成一种卡通化的呆萌形象。

以人物而论，三国传述性词语分布极不均衡，与曹操、关羽、诸葛亮有关的最多（涉及张飞的多已脱离三国叙事，此姑不论），刘备、吕布、周瑜等次之。奇怪的是，有些重要人物居然并不是词语取譬的对象。譬如，前期的袁绍，后期的姜维，好像找不出一条与他们有关的譬语廋词。袁绍志大而颟顸，姜维则是忍辱负重的悲剧人物，这两人都有故事，按说都可以从中抽绎生动的词语，却是没人理会。词语的生成与传述好像另有一种法则，或者干脆并无规律可循，反正不是文学的套路。

从小说叙事时间来看，传述性词语大多由前八十回导出，后四十回较少产生让人口口相传的语词。其實，就故事而言，《三国演义》后三分之一不算太逊。鲁迅评论《水浒传》时说过“一部大书，结末不振，是多有的事”（《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但《三国演义》有其特殊性，它是根据史传撰述的“讲史小说”，其叙事梗概大体以史实为脉络，各方势力消长是一个客观过程，这不同于一般小说家之结撰。但为什么后四十回产生的传述性词语比较少呢？想来大概有这样两个原因——

首先，最受人关注的三国人物大多集中于小说前三分之二。魏蜀建国前后，曹操、刘备相继崩殂，之前吕布等各路豪强尽皆出局，当年赤壁之战时荆州和东吴人物多数已去;到诸葛亮独撑大局之际，五虎大将只剩下年迈的赵子龙。三国后期故事虽然情节不算差，但人物实在不如前边的有趣，就连诸葛亮也失去了当年“舌战群儒”俎樽折冲的风迈。

其次，小说后边这一截与读者心理预期严重不符，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虽说打得司马懿父子满地找牙，到头来却是一部蜀汉消亡史。受众喜欢嘲谑东吴的“赔了夫人又折兵”，宁愿唠叨“刘备借荆州——有借无还”“刘备的江山——哭出来的”，却不喜欢“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的凄惨局面。不管怎么说，蜀汉之亡显然不是受众“喜闻乐见”的戏码（在传统戏曲中，三国后期剧目大概只是《失空斩》《铁笼山》等寥寥几出）。

跟史家和小说家的叙事不同，本文讨论的三国词语，原则上是受众的二度创作，即便采自史著和小说原话，也是传述者重新表达的历史经验，或是不同时代公众经验意向的叠加。这些作为俗语和成语被人们反复讲诵的压缩文本，在比附现实的同时，以“事后诸葛亮”式的判断，显示了某种所谓“理解的历史性”。

老话说“看三国掉泪——替古人担忧”，是指初涉文本的阅读体验，而世人嘴里传述的语词三国已是老道的经验之谈。嘲谑的语态中，未免带有堪破世情的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