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匠精神的本质是什么 [对农民精神走向的深切思考]
时间：2019-02-08 04:29: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花堡》是一部写农民的书，一部写农民在大时代中被迫自我更新的书。它告诉人们，农民的脱贫问题固然重要，但农民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价值皈依更为重要。 近日看了一本书，使我产生了矛盾的心理，使我陷入了思索且暂不能得其解，使我跌入了迷惘并自觉还未看透这世事，还需要时间来学习与思考……
这部书，便是《花堡》。
一
这是一部写农民的书，一部写农民在大时代中被迫自我更新的书。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渐渐富起来了，但要真正脱贫致富、走向现代化，还有艰辛困顿的长路要走。这困顿，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中国有不少作家都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写出过不少揭示农民精神问题的小说。上世纪80年代张炜的《古船》、90年代以来贾平凹的乡土小说（包括刚出版的《高兴》）、新世纪以来的农民工文学（我称其为亚乡土小说），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其实，陈忠实的《白鹿原》即使是写50年代之前的农民，柳青的《创业史》即使是写合作化时期的农民，从根本上讲，它们所触及的问题与今天的农民仍有一脉相承之处。它们皆以农民的生存与发展为线索，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农村的流变图、创业图、复兴图，透过这些图景，我们看到的，是农民复杂的精神矛盾。什么才是农村的现代化？在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是什么在阻碍农村的发展？农民根深蒂固的观念是什么？我们看到，在许多作品里，农民企业家均面对难以迈过的一个高坎：保守。近来读了吉林作家杨廷玉的长篇小说《花堡》，这一问题又在我的脑际盘桓。
经济学家已经指出，中国有很多中小型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都面临一个重大难题，即如何从家族式管理的阴影中走出来，向着大工业的现代化管理迈进。杨廷玉接触过很多农民企业家，对他们的心理可以说研究得透彻，但越是知道得多，他的心似乎越是沉重，《花堡》便在这种沉重的心情中诞生的。可以说，这是一部集中笔墨艺术地再现农民企业家心理难题的力作。就我的视线所及，还没有哪部作品像《花堡》这样不及其余、专攻取一处。其情可表，其良苦用心可感。
《花堡》取材于当下东北农村，描写了以孙天鹄为代表的一个家族村落为了本地经济发展而艰难组合最终意外失利的故事，是当代农民经济史上的一个典型的个案。杨廷玉在给我的信中不无感慨地说，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还有相当遥远的路途要走。不只是因为小门小户的生产方式和小农意识，或以邻为壑的狭隘心态，或急功近利，实用主义，盯着上家、看着下家的麻将心态；更为严峻的是，农村干部在小农经济、计划经济和政治运动的氛围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已经融入他们性格的底里，成为新的传统“惯性”，尽管动机好，却始终冲不出这“惯性”的束缚。我们看到，作为下花堡村的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孙天鹄要联合上花堡和中花堡共建高科技双高大豆良种基地，出发点很好，气魄也不小，但他的途径和套路仍然是把赌注押在三个村落的头头儿身上，忽略了最重要的经济元素――农户，致使整个计划胎死腹中。由于先前计划经济突出行政权威，现在好多农村干部和“农企”，仍然视长官意志为圭臬，殊不知经济关系已然改变，经济规律与旧领导方式、资本运转与人情世故之间发生了冲突，最终是规律取胜，但人们认识不到。在杨廷玉看来，从前的“花子堡”并没有因为改了名就变成美好的“花堡”，一切皆因精神上的牢笼。他说：“我接触过好多孙天鹄式有抱负的人物，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和自己斗，试图冲出花堡而不能，但农村的未来就在这些躁动者身上。”
我不禁想起了陈忠实的《白鹿原》。在《白鹿原》中，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的、富于文化内涵的人物白嘉轩。这是一个复杂得难以说清的形象。一方面，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会认为他是落后、沉滞、腐朽的代表，另一方面，倡扬传统文化的学者又会认为他恰恰继承了中国文化的精神血脉。在他身上，土地与其休戚与共。这是农民的根本。没有了土地，农民便不能称其为农民。也许我们会认为他是个悲剧人物，但是，他的精神却是相对自足的，丰饶的，这种精神来自于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中国农民面临的不再是白嘉轩的难题，而是孙天鹄的难题，即如何带领中国农民走向现代化。在这样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面前，假如白嘉轩还活着，他该如何行动，是一个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假如把白嘉轩和孙天鹄加以对比，倒会发现一些不同。在白鹿原上，白嘉轩是族长，他立《乡约》以教化乡民、团结族人，看重的是人的伦理、道德，他凭依的也是传统的儒家精神。他认为，这是生存与发展的看家本领，是精神支柱。与那个处处在历史潮流中投机钻营，终于一败涂地，甚至疯了的鹿子霖相比，白嘉轩是胜利者。那么要问，他胜在何处呢？应该说，胜在精神。
而在花堡，孙天鹄也是管理着一个村子。这个开着奥迪轿车行走于乡野和城市之间的农民企业家身上，流淌着土地赋予他的朴实气息和现代知识给予他的现代气息。他不是白嘉轩，似乎是一个过渡性人物，既没有白嘉轩那种对土地的刻骨深情，也没有白嘉轩的“固执”。他没有完全脱离土地，还得以花堡的土地作为生存地。他为什么会失败呢？作为村支部书记，他没有深厚的思想底蕴，即使有，也没有能力用其教化农民。农民没有他的觉悟、思想和开放的观念。作为个人，他也面临革新的难题。小说最后暗示，孙天鹄已经过渡到一个新型企业家的行列，但到底该怎样动作？这种革新的现代精神是什么？这种精神能否拿来感染农民？孙天鹄依旧茫然。
于是，一个重大的问题突现了出来：我们究竟拿什么来教化农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体落实到农民身上究竟是什么样的价值理念、伦理精神和道德追求？我们究竟要把农民带往何处？除了物质的富裕外，他们的精神呢？
二
于是《花堡》使我思索农民的精神走向问题，而且使我走得更远，甚至找不到回路。
自从有了阶级分析以来，农民的定义始终与“狭隘、保守、自私”相连，其文化上的缘故不外乎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当年“臭老九”知识分子也不行，被指定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然而，由于话语权最终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知识分子能够创造科技奇迹，后来知识分子也加入了工人阶级行列，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现在只留下农民，一群劬劳在大地上、与大地不离不弃的生灵。无论我们今天是什么阶层的人，都无法否认，我们，或者我们的祖辈都是从大地上的农夫转型而来的。我们的前生或我们的祖辈真的那么令人厌弃吗？从文化源头来讲，中国的文化是农耕文化。钱穆先生将人类文化分为农耕文化、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他以为，恰恰是农耕文化充满了和谐、美满、宽容和稳定的美德，而后两种文化则不无暴力、侵略、殖民和扩张的因素（《中国文化史导论》）。果真如此的话，农耕文化倒是值得珍视的，农民的这些“劣根性”是否只属于农民？这两种不同的观念――阶级的、文化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审度农民，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定义农民性或农耕文明呢？
事实上，在阅读《花堡》时，我的内心始终纠缠着一个问题：农民真的是狭隘、自私、保守的代表吗？其它的阶层有没有这些东西？这种贬损是一种价值贬损还是一种世俗偏见？这种询问是随着主人公孙天鹄的内心挣扎不断强烈的，甚至于我合上书本的好几天还不能平息。
孙天鹄本是一位孤儿，是由一位叫花子将其抚养成人。因为不知何所来，反正如同孙猴子出世，就让他姓孙了，取名天生；再后来的改名颇有意味，改叫天鹄，意思是要有远大的理想与抱负，要与农民割断脐带。谁知命运仍使他硬生生地成为一个农民，并成为叫花子满地的下花堡村的支部书记。在他带领下，下花堡成为全省有名的小康村。孙天鹄爱读书，自学成为一名大学生。应该说，这样一位农民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绝然不同。他不但应该是一位知识分子，而且还应该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了。但是，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疤痕，即作为农民的自卑情结。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而是一种生存与文化上的疤痕。不仅他这样认识自己，就是他的红颜知己杜荔也挖苦他：“什么时候能改掉你那狭隘的小农意识？”这成了他永远的致命伤。他努力奋斗是为了超越它，他与情人杜荔、著名农业专家杜一樽、省农业厅长杨自如以及小舅子闫新强之间发生的一次次矛盾，他的一次次被伤害，都是因为这个。整部小说就是围绕孙天鹄怎样从一个有着“自卑、保守、狭隘、自私”的小农经济的代表转型为一个“开放、大度”的现代企业家而展开的。小说最后，他辞去了村支部书记职务，兴办了一家公司。这个时候，情人杜荔又来到了他身边，过去就因为他的“小农意识”而看不起他的杜一樽和他的小舅子闫新强也都“原谅”了他，与他合作。看到这儿时，我情不自禁地问：难道这样孙天鹄就不再是一个农民了？他身上就再也没有“狭隘、保守、自私”的心理障碍了吗？
实际上，孙天鹄的每一次与别人的交往都是以他牺牲自我人格为代价的，而他的每一次与别人的翻脸都是他对自我尊严的维护，但是，在带有偏见的眼光看来，这些牺牲是应该的，那些维护是错误的。在小说中，有几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是意味深长的。代表知识分子的杜一樽口口声声不与小农孙天鹄合作，甚至都不愿意跟他多谈话，可是，当孙天鹄开口之间道出老子《道德经》中几句古话时，他就觉得孙天鹄与农民有了一段距离。有趣的是，无论老子的思想与孔子的思想都是农耕文化的思想代表。老子的小国寡民思想与孔子的大同理想都是来自于“农民意识”，而偏偏是崇拜老子、孔子的杜教授看不起农民。他认为，那些会玩游戏的小孩子们将来才是真正的现代农民，他看不起当下的农民。这是否是一种本末倒置？杜荔代表的是什么？她在与苏来凤的较量中也意识到不仅仅农民的身上有狭隘、嫉妒、自私的一面，她自己的身上也有。这说明，这些特点并非农民所独有的，而是作为人的弱点而存在于每一个身上的。希伯来文化称它为人的原罪。只要是人，就免不了某些弱点。但小说中的所有人都几乎没有意识到，似乎都认为只有农民是这样。于是，在孙天鹄与南方企业家代表（同时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苏来凤的争斗中，俩人都不约而同地认为，这是他们身为农民子弟而特有的弱点。
小说最后写了一个基本脱贫的下花堡人王小适为了弄到更多的钱，居然跟着别人到南方去当叫花子了。这使他的祖母无法想通，她“分明感到这个不知世间羞耻的东西已经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她心里一阵阵发冷，她感到极度羞愧……”整个小说原先在一种近乎喜剧的氛围中滑行，到结尾处，突然转换成悲剧，而且这悲剧如此地剧烈，仿佛地震。这才是整部小说的点睛之笔。它告诉人们，农民的脱贫问题固然重要，但农民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价值皈依更为重要。在整个花子堡变为花堡时，它似乎意味着叫花子不存在了，谁知王小适的出走表明新的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叫花子又产生了。最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老叫花子，也就是王小适的祖母终于吞铁自尽！
近些年来，我读过大量农村小说，在有些作家那里，农民经济上的生存与发展是第一位的，是绝对律令，它超越了农民赖以生存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只要有利于物质的发展，农民的道德观、价值坚守、伦理情感尽可忽视。诚然，中国农民的生存与发展是当下的大问题，但如果因此牺牲了农民的精神存在，是否意味着更大的不幸呢？从文化转折的视角来看，这场牺牲是必然的，但必须代之以新的精神，而新的精神世界又是什么？孙天鹄的一步步变化是被逼出来的，但他最后走向了人格自新。这种自新不单单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过渡所必需，同样也是每一个人向崇高人生的过渡所必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农民，从文化上、哲学上、道德价值上重新来定义他们。我们不单单要看着他们富起来，而且还要盼着他们在精神上强大起来。这才是根本的目的。
如此说来，要讨论清楚农民的问题，还得从更深的文化肌理中去发掘，得从人性深处去细探。也许，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花堡》不一定被很多人看好，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不能不说是一部让人产生疼痛感并引发诘问的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