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追问：出世·避世·入世
时间：2021-02-02 20:06:0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赵春宁
【摘要】 王仁杰先生创作的梨园戏《陈仲子》是新编戏中的“另类”。不同于一般梨园戏老戏以家长里短、爱情婚姻和忠孝节义等为题材和表现内容，它通过陈仲子、仲子妻、仲子兄三个不同人物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剧作家关于现实存在的哲理性思考。陈仲子贞廉出世的极致追求、仲子妻安身避世的贞廉选择、仲子兄逐利入世的贞廉摒弃，代表了现实社会对存在及存在意义的三种不同认知和理解。
【关键词】 《陈仲子》;出世;避世;入世
[中图分类号]J82 [文献标识码]A
当代剧作家中，王仁杰无疑是才气充盈且成绩卓著的一位，他的《董生与李氏》《节妇吟》《皂隶与女贼》《陈仲子》等脍炙人口、蜚声剧坛。《陈仲子》是这些剧作中比较特殊的一部。1990年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曾公演此剧，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仅演出一场，就绝迹于舞台。时隔28年，2018年泉州市第33届戏剧会演中，由曾静萍导演、林苍晓和曾静萍主演的《陈仲子》一剧再现舞台，并在新加坡、北京、上海等地演出，受到戏迷和学界的欢迎和关注。
梨园戏向来以家长里短、爱情婚姻和忠孝节义等为题材和表现内容，背景不广阔，叙事不宏大，人物和事件都世俗而平凡，故事性、娱乐性和闽南地域文化色彩都非常鲜明。不同于一般梨园戏的老戏，也有异于表现主旋律的一般新戏，《陈仲子》很“另类”，它写人，却不写性格，而是在故事情节的推进中不断追问，不断探寻，通过陈仲子、仲子妻、仲子兄等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达了剧作家关于现实存在的哲理性思考。这正是这部剧作的魅力所在。
一、仲子：贞廉出世
《陈仲子》全剧共六出，分别是《辟兄别母》《碎坛绝食》《半李三咽》《灌园拒相》《食鹅呕鹅》《蚯蚓比廉》，故事情节非常简单，与历来史传、杂著中的记载出入不大。
陈仲子史有其人，他本名定，字子终。先祖避乱于齐，改姓田，又称田仲。战国时齐国贵族，思想家。其事迹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下》，思想主要体现在《於陵子》一书中，后代的史传、哲学著作如《史记》《淮南子》《论衡》《高士传》等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述，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都把他描述为一个追求贞廉的“至诚”隐士。文学作品中，也常出现陈仲子的身影。如唐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云：“退想於陵子，三咽资李螬。斯道难为偕，沉忧安所韬。”唐张说《古泉驿》云：“昔闻陈仲子，守义辞三公。身赁妻织屦，乐亦在其中。岂无穷贱苦，羞与倾巧同。长白临河上，於陵入济东。我行吊遗迹，感叹古泉空。”宋苏辙《遗老斋绝句十二首》其一：“巢由老箕山，遁世聊可耳。临流愧尧舜，又甚陈仲子。”这些作品也都将陈仲子看成与许由、伯夷一样安贫乐道、坚守贞廉的隐士。与前述认知稍有不同，司马光认为，陈仲子避兄离母，非本心所愿，“若仲子者，诚非中行，亦狷者有所不为也”;不食其兄之禄，因其“不以其道事君而得之”;不居其室，因其“不以其道取于人而成之”，都是出于“道”的选择。简言之，仲子的行为不合于儒家的中庸之道，但所作所为皆事出有因，是无奈之举。可以说，不论是将其作为追求“道”的隐士，还是虚伪狷狂的“假”名士，陈仲子都不是儒家推崇的典型。明清的小说和戏曲中，陈仲子也是被演绎的对象，杂剧如明许潮《泰和记·公孙丑东郭息忿争》、清熊超《齐人记》，传奇如明孙仁孺《东郭记》、寒潭主人《饮泉记》，小说如《七十二朝人物演义·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等。小说和戏曲在敷演陈仲子形象和事迹时，主要围绕“廉”的主题展开，或将其塑造为不慕名利的高洁隐士，或将其描写为自诩“贞廉”的迂腐文士。顯然，在传统文化和士大夫眼中，陈仲子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不流于世俗，亦同样不被世俗理解和接受。
不同于此前的文学创作，王仁杰的《陈仲子》虽沿用了陈仲子故事的原有内容，但却进行了全新的开掘和解读。剧作一开始，陈仲子就明确，他的人生目标是追求“贞廉”。他与妻子臼井自操，淡泊自守，食不膏粱，衣不锦绣，力图居家以实践贞廉。但生在贵族之家，依祖之荫、居祖之室、食兄之禄仍是事实，富贵荣华、高堂广厦之中，所依、所居、所食、所得无法判断贞廉与否，因此也无法实现他所追求的贞廉，只有远离俗世，避世修身，才有可能遂其贞廉之志。他与妻子商议，避兄离母，移居於陵。居斗室，伴青山，依绿水，男织履，女练麻，希望通过真正的自力更生以实践贞廉。天旱无雨，陈仲子无意中抢先汲水，以致于村民无水可用，犯了争、贪之戒，也违背了贞廉之旨，无奈之下，他碎坛绝食以自警。绝食三日，井边偶拾半李，思虑再三，确认无与虫争食之嫌，始三咽半李。他可以离开膏粱锦绣之家，摒弃物欲追求，但却无法避开肉体生存的基本需求，外部环境的严苛影响了生命存在本身，衣食住行、柴米油盐这些人最基本的生存要求成为仲子贞廉追求路上的第一道障碍，他的无意中犯戒，昭示了贞廉追求的艰难性，自惩则表露了他贞廉追求的坚定、执着。
贞廉的追求不仅是对身体的磨练，更是对人内心的考验。楚王久慕仲子贤能，欲拜为相，遣使拜迎。仲子初时犹疑不定，方寸迷乱，心中曾有的“佐君王，定伯业，济苍生，挽狂澜，更教天下颓风逆转”的名利之想与无为恬淡、追求贞廉的初衷激烈交锋，在妻子劝说之下，内心中蠢蠢欲动的名利诱惑占据了上风，他答应前往。途中偶遇瓜园主，意外坠马，瓜园主一句大实话“草鞋师傅变相国”，使仲子幡然醒悟。瓜园主的无心之言，在仲子耳中变成了讥讽、嘲笑，自身罔顾名利，不贞不廉，何以挽救浊世颓风？于是他坚拒楚王所请，情愿灌园为佣。抵御了名利的诱惑，在追求贞廉的路上，仲子又前进了一步。
仲子回家探亲省母，饭后得知席间所食为大夫王欢所送肥鹅，羞愧难当，呕鹅以全贞廉。仲子并不排斥食鹅，但因其为谄媚行事的右师王欢所送，为不义之食，食用即违背了贞廉之旨。思及人生在世不免终为口腹所累，无法求得真正贞廉，仲子苦恼不已。仲子妻一句“莫若去做蚯蚓”，道尽了现实社会人肉体生存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无意中揭示了贞廉追求艰难的症结所在。睡梦中仲子与蚯蚓相遇，面对蚯蚓的贞廉质问，仲子无言以对。只有追随蚯蚓，才能求得真正贞廉，这是贞廉追求惟一能走的路。显然，仲子追求彻底贞廉的路在现世是无法实现的，从辟兄离母到蚯蚓比廉，他的贞廉追求之路也走入了死胡同。
《陈仲子》并不是原有故事简单的现代改编和再现，主人公近乎荒诞的行为也并非喜剧的调笑和逗乐，它是剧作家对存在、如何存在以及存在意义的哲理性思考，情节展开的过程正是人物内心不断内省、追问以探求的过程。贞廉是仲子追求的目标，但什么是贞廉，如何做到贞廉，没有人给他明确、标准的答案。布衣蔬食，茅屋采椽，自力更生是他想要的贞廉;不争不抢，与人与物无争是他认为的贞廉;拒绝名利诱惑，保持心中清明，不为口腹所累，是他追求的贞廉;直到与蚯蚓比廉，上食埃土，下饮黄泉，他用行动实践了自身所追求的贞廉。仲子毅然决绝的身影如一座山，孤独而寂寞。
陈仲子之所以追求贞廉，来源于他对于现实世界“濁世”的认定，功名利禄充斥着世道，腐蚀、蛊惑着人心，面对这样的现世，人该怎样存在，其意义在那里，这是陈仲子内心的困惑和追问。摒除物质和虚名的诱惑，以贞廉对抗浊世是他的生存方式。他远离唾手可得的富贵荣华，拒绝人人艳羡的高官厚禄，放下身为人子和丈夫的责任与义务，陈仲子贞廉式的存在是纯粹干净、不带丝毫杂质的，完全无条件的，有明显的道德洁癖。如果说避兄离母、绝食自罚、食鹅呕鹅他面对的是物质考验，那么楚国拜相拒相则是直面内心名利的拷问。其间有动摇，有无奈，有矛盾，无不显示了追求贞廉过程中的曲折性、艰难性。与蚯蚓比廉的选择并非对现实的逃避，恰恰相反，他是带着自觉而清醒的认知，带着对现实和浊世否定批判，以一种极端决绝的方式，回答了对贞廉的理解，证明贞廉“存在”的意义。
人为什么存在，该以何种方式存在，其意义在哪里，是古往今来哲学家一直思考和致力于解答的问题，不同的哲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士大夫都是以儒家“学而优则仕”“修齐治平”以及“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为安身立命、立身行事的准则，仲子追求极致贞廉的行为与此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受到孟子以及后世士大夫的批判和否定，他的贞廉追求是以具有了特殊的意味。
有学者把陈仲子看成唐吉诃德式的人物，有学者说他是浮士德式的人物，也有人说他“代表着一种精神原型”“表达着一种民族精神追求的主题在当代的变奏”。[1]应当说，在中国历史、传统文学乃至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中，我们很难找到类似陈仲子式的人物，他用近乎荒诞、执着甚至极端的行动诠释了对存在的理解，这不是简单的关于心灵、灵魂的叩问，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对于存在的求索，是关于生存问题的终极思考。《陈仲子》的意义不在于仲子离经叛道、荒诞不经的行为本身，而在于其超越时空的、对人之存在及存在意义的深刻思考，在于其永恒的哲理意蕴和无尽的思想魅力。一定程度上，它已经超出了剧作家预期的经验范围，具有了相对独立自由的意志。
二、仲子妻：安身避世
在陈仲子追求贞廉的路上，仲子妻一路相随，从居家时的“衣不锦绣，食无膏粱”，到移居於陵后的陋室茅屋、绩麻练麻，从分水众人的无奈到半李润喉的酸楚，从灌园为佣的相依相伴到食鹅呕鹅后的宽慰安抚，她始终陪伴左右。她是仲子贞廉追求路上惟一的追随者、支持者。表面上看，仲子妻与仲子对贞廉的认识是一致的，但表面的相同掩盖不了二人对贞廉认知的本质差异。当仲子要与蚯蚓比廉，身化蚯蚓时，她毫不犹豫地拒绝，“我要做人，不做蚯蚓”。这是仲子妻最终的抉择，选择的不同决定了她与陈仲子对贞廉理解的分歧。
不同于仲子的执着和纯粹，仲子妻对贞廉的认知是随着仲子的脚步有所变化的。她所理解的贞廉是，身在巨族富贵之家，却放弃锦绣膏粱，臼井自操，粗茶淡饭;身在穷乡僻壤，竹篱茅舍，淡烟衰草，甘之如饴，安居乐业;天旱水枯，把费力所汲之水无偿分给众人;舍弃高官厚禄，灌园为佣，生活清苦，亦可安乐平和;误受不义之食，“既已吐尽，亦不失仲子”。唯有在面临贞廉和生命的对立选择时，她果断选择了生命，这也是她与仲子的根本区别。
仲子妻的贞廉行动是被动的，主体性不甚明晰，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忽略她与仲子之间的区别。她是以妻子的身份用爱默默地支持仲子的行为，即所谓夫唱妇随。她出身朱紫门庭，千金娇女，膏粱文绣，为仲子所追求的贞廉而甘受清贫，僻地山野。她对仲子出世的行为并不完全认同，也会有“你我虽在富贵巨族，衣不锦绣，食不膏粱，也可谓贞廉了”的说辞。当仲子以井水分人时，她并无疑义，认为“分水碎坛知改过，我君品德不寻常”，但当仲子欲绝食三日自罚时，则认为是“矫枉过正，留人说短长”。到这里，仲子妻与仲子对贞廉及生存方式的认知已经有了明显的区别。仲子的绝意仕禄、甘受清贫，她可以接受，这也是她对于浊世的态度，但绝食三日自罚，显然已经超出了她的认知界限。当仲子半李三咽后，她的内心更加复杂，“手捧半李不肯咽，恍似肝肠裂”，内心酸甜苦甘、冷热悲欣无法言喻。作为妻子，她心疼仲子，但也并非没有怨言。报怨的实质正是她与仲子在志、道上的分歧。在她看来，贞廉与遁隐只是身处浊世时不得已的存在方式，不是出于己意的根本选择。因此当楚王遣使拜相，她希望仲子可以匡时济世，救济天下苍生黎庶，所为有补世道人心，“昂藏七尺伟丈夫，本该掌相印，展宏图”。当仲子拒相时，她直言规劝，诫其不应半途而废。对现实的关怀，对入世的渴望，都促使她敦促仲子在现实政治环境允许的条件下，去实现政治理想。当仲子欲与蚯蚓为伍，邀她同往时，她的拒绝也就在情理之中。
如果说陈仲子式的极致贞廉是以出世作为存在及存在的意义，在古代社会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那么以仲子妻式的避世隐逸作为人生哲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却绝不是空缺的。从尧舜时代的许由、巢父拒绝天下，到伯夷、叔齐的饿死首阳山，从汉代严光的垂钓，到魏晋竹林七贤的放浪形骸、任性自然，从东晋陶渊明的躬耕南阳，到耽茶、研茶、撰《茶经》的唐代茶圣陆羽，从北宋林逋的梅妻鹤子，到种梅、画梅的元画家王冕，他们都在不同程度和层面印证并实践着仲子妻式的避世的存在。仲子妻遁隐山林、笑傲山水的生存方式，是中国古代士大夫在面对乱世时的选择，是乱世之中士人以道统自任、保持人格尊严的处世态度，士而不仕，避世隐逸，笃守志节，原因在于“道”不得施之于世，但它最终是以入世为目的，避世遁隐是暂时的，当外部政治环境和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治世的图景展现时，士人“学而优则仕”的入世精神和入仕热情就会被唤醒。建功立业，辅时救世，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促使他们走出山林，投身庙堂。这是士可以有志于道、实现兼济天下的惟一途径，也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士人的自觉。仲子妻身上所折射的正是这样的光影，当楚国使臣说明欲拜迎仲子为相时，她敦促仲子“万勿错失”。当仲子表现出犹疑时，她劝说仲子追慕周公、伊吕，“念苍生黎庶”，效前贤，掌相印，展宏图，了却平生愿。当仲子醒悟后拒相时，她劝仲子不要半途而废，并感叹“命乖蹇”，失望郁闷之情溢于言表。显然，仲子妻认可的避世和避仕都是有条件的，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2]163，“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82，“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3]418，隐逸是君子“道”穷时不得已的选择，而不是终极归宿，入世和入仕才是他们渗透血液的人生追求和梦想。在仲子妻看来，人的存在归根到底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作为社会中的人，隐逸遁世和入世入仕都是存在方式本身。当阅世人间、挽救浊世颓风的追求无法实现，自力更生，练麻织履，甚至灌园为佣以安身立命，田园敝庐，隐居自处。但置身山林、远离尘嚣的悠游和自由只是暂时的修行，当机会来临，可以一展抱负之时，入世成为毫不犹疑的选择，这才是她对存在、如何存在及存在意义的理解，也是她与仲子贞廉抉择不同的根本原因。剧中仲子妻形象设置的意义也在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