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创立与共产国际
时间：2020-04-04 07:57:0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国际共运史上先后有三个工人阶级国际组织：一是马克思创立并与恩格斯共同领导的“国际工人协会”(1864—1876)，后称“第一国际”：二是恩格斯领导的第二国际(1889一约1912)，恩格斯逝世后，变质而破产：三是1919年3月4日由列宁领导建立的“共产国际”，又称第三国际。本文所谈自然是指第三国际与中共创立的关系。
共产国际规定：“它是各国共产党的联合组织，是统一的世界性的共产党”，凡参加共产国际的各国共产党，都是它的支部，一律称为“某某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共产国际有权修改各国共产党的决议，有权开除违反共产国际决议和原则的支部或个人，有权派出代表参加各支部的一切会议。各国共产党的重大决策和主要领导人，都必须经它批准。这表明，共产国际是一个高度集中的世界共产党，它对各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与非皆与此组织原则直接相联系。
毛泽东曾说：“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对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这“帮助”，首先是帮助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我们研究中共党史，必须要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这是党史的重要内容。
列宁和共产国际关注中国革命
列宁一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民主革命，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辛亥革命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十月革命后不久，列宁就开始关注世界各国的革命组织和它们的斗争，他亲自参与派出代表团，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建立联系。1918年12月底，在筹备召开国际共产党人和左派代表会议时，列宁同意邀请中国工人组织的代表参加会议。所以，1919年3月2日，共产国际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时，邀请了旅俄华工联合会负责人刘绍周(后改名刘泽荣)、张永奎，以中国社会工人党小组代表身份参加大会。3月5日，刘绍周作了大会发言，祝贺共产国际成立。会后，列宁亲切会见了他。
1920年6月18日，在俄共支持下，旅俄华工在莫斯科举行了全俄中国工人第三次大会。出席会议代表40人，代表10万华工。会议由刘绍周主持，苏俄人民委员加里宁到会祝贺。6月25日，在莫斯科还建立了“俄国共产党华员局”。7月1日，俄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华员局为侨居苏俄的中国党员组织的中央机构，并批准了该局拟定的党章。
1920年7、8月问，刘绍周和安恩学作为俄共华员局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刘绍周还当选为由列宁等11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委员，参与东方人民革命的研究。在这次代表大会的第五次会议讨论民族问题时，刘绍周作了专题发言，除分析殖民地国家政治、经济状况外，还介绍了中国五四运动的情况。他在发言中向大会发出呼吁：目前中国是进行革命宣传的广阔天地，第三国际的代表应该极其严肃地注意这一事实。支持中国革命不仅对中国革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的革命运动都有重要意义。列宁的民族问题报告提纲也强调，要加强对中国、印度革命的关注。
这年的9月1日至8日，共产国际在苏俄(苏俄，是十月革命至1922年间俄国的称谓；1922年底苏联成立后，即用“苏联”，不再用苏俄)的巴库召开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有7名中国旅俄侨民代表与会，其中一人还被选入大会主席团。就是这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远东各国革命培养干部。后来，中共早期组织选派刘少奇、任弼时等许多人到“劳大”学习，后来成长为党的高级干部。
1921年1月，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在伊尔库茨克正式建立，取代俄共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专门负责调查远东各国的革命情况，派出代表联系各国共产主义者，指导和推进远东各国的革命运动。书记处按国别设科(后改为支部)，如中国科、日本科、朝鲜科……等。其中开展对中国的工作是一个重点。不久，天津北洋大学学生、正奉李大钊之命筹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张太雷，受中共上海发起组的委托，离开中国去伊尔库茨克，筹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后被任命为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书记，负责与中共联系。张太雷和杨厚德一起代表中国共产党出席了6月22日至7月1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国社会党代表江亢虎、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晨报》记者瞿秋白列席了大会。张太雷在发言中呼吁共产国际，关注和支持中国革命。
以上情况表明，中共正式成立前，列宁、俄共和共产国际就对中国革命十分关心。也表明，中共正式成立前的早期组织与共产国际的联系很紧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共产国际派员来华联络考察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创办刊物，成立组织，积极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的革命经验，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一股新鲜空气。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观察和分析中国的现实，为苦难的中国寻找新生之路。
这时，创立一个新的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迫切的要求。研究发现，早在1920年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就交谈过组织中国共产党问题。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首先秘密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团体。后来，北京建立共产党的组织时，首批入党的主要是这个研究会的那些发起人。5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等在上海也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2日，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推动新思潮研究，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
其实，五四运动后，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就十分活跃，新思想在与封建文化的斗争中节节胜利，苏俄十月革命的消息和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并不很清楚。于是，派人来华了解中国的思想和政治动向，试探与中国的进步组织建立联系，帮助他们建立共产党。起初，这些工作是由俄共中央的西伯利亚局(远东局)远东民族事务处(1919年夏在海参崴设立)代管。这个处一成立，布尔特曼主任就亲自出马，从海参崴来到天津会见李大钊，作了最初的接触和交谈。1920年春之前，由于苏俄国内战事频繁，俄共代表同中国革命者的联系时断时续，内战平息后联系才逐渐正常起来。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海参崴处派27岁的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秘书马迈耶夫和翻译杨明斋(祖籍山东，俄籍华人，俄共党员，海参崴华侨联合会负责人)来华。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社会政治情况，与中国进步组织取得联系，以及考察在上海建立共产国
际东亚书记处的可能性。他们到达北京后，与早几天从海参崴来的萨赫扬诺娃和从哈尔滨来的斯托扬诺维奇会合，组成了一个俄共党员工作组，1920年7月，海参崴处负责人维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北京主持了工作会议。
维经斯基通过两个在北大教俄语的俄国教师，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取得了联系，并举行了多次座谈。维经斯基向他们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情况及对外政策，这使李大钊等更加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他还同李大钊等，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办公室讨论了建党问题，双方都认为这是中国革命的当务之急。李大钊还建议并介绍维经斯基去上海与陈独秀会见，谈谈建党问题。
维经斯基欣然同意，携工作组成员及翻译杨明斋立即动身去上海。由李大钊介绍，他们途经济南时，做了短暂停留，会见了那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济南学生运动骨干王尽美(济南省立一师学生)、邓恩铭、王翔千(济南省立一中学生)等人，向他们介绍了马克思主义。5月初，他们一行4人到达上海后，首先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又介绍他们会见了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张东荪等人并开始座谈。不久，张东荪和戴季陶因不赞同维经斯基的观点而退出座谈。此间，维经斯基还与上海学生联合会正副议长狄侃、程天放及东吴大学学生代表何世桢等人进行过座谈，但因观点差距太大，没有收到成效。在交谈中，维经斯基向他们讲述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意义和俄国的社会新貌，谈了关于中国社会改造的意见，还介绍了共产国际和俄共的情况。
经过多次交谈，维经斯基和陈独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共识，都认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已经成熟，中国应该组建共产党。
1920年8月，共产国际派执委兼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马林(真名亨德立克·斯内夫列特，荷兰人，时年28岁)以《东方经济学家》杂志记者的公开身份来华工作，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的首任正式代表。他在国际工会派来的弗兰姆堡和远东书记处派来的尼科尔斯基(原名涅伊曼斯基·符拉季米尔·阿勃拉莫维奇，当时在共产国际机关行政处工作，22岁)的配合下开展工作，对中共的创立起了促进作用。
帮助中共早期组织相继建立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从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小组由下而上进行的，一般称这些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组织为中共的早期组织。
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秘密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9月，毛泽东在长沙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及武汉、济南建立的这类团体，它们都为建党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0年7月，在维经斯基帮助下，陈独秀在上海《新青年》编辑部创建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党史研究者称它为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施存统、邵力子、周佛海(不久回日本)、陈公培(不久赴欧洲)、杨明斋、袁振英等人。会上讨论拟定出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推选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小组成立后，担负起与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筹备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陈独秀致函广州的谭平山、长沙的毛泽东等，要他们在当地筹建中共小组。李汉俊致函董必武，要求在武汉筹建中共小组。为了将来输送中国干部赴苏学习，维经斯基于同年秋，在上海创办了由杨明斋任校长、俞秀松任秘书的外国语学社。维经斯基夫妇讲授俄语，李达讲授日语，李汉俊讲授法语，李震瀛讲授英语。学生多时达五六十人，其中有刘少奇、罗亦农、彭述之、柯庆施、李启汉、任弼时、萧劲光、汪寿华、王一飞等。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了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维经斯基指导下，杨明斋还在上海设立了由党组织领导的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关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大量消息。同时，将中国的重要消息用俄文发往莫斯科。它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建党工作起了积极作用。
1920年7月19日，维经斯基帮助陈独秀在上海召开了建党积极分子会议，陈独秀、李汉俊等坚决主张加紧工作，建立共产党。8月，在维经斯基帮助下，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党的组织——共产主义小组。9月，上海党组织召开会议，讨论在全国建立共产党问题。会后，上海党组织做了许多工作，帮助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成了中共的发起组和全国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10月，李大钊在维经斯基工作组成员马迈耶夫的帮助下，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后又吸收罗章龙、刘仁静等加入。秋，在共产国际斯托杨诺维奇和佩尔林帮助下，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921年初陈独秀又重建)。至1921年春，继上海、北京、广州之后，李大钊帮助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毛泽东等在长沙，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汉等工人比较集中、马克思主义传播较好的城市，相继建立了共产党、共产党支部、共产党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等名称不一的党组织(后来通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此外，施存统和周佛海在日本，张申府和刘清扬等在法国，也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此时，各地党组织都要求尽快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共产党。
各地党组织建立后，积极出版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销路甚好，很快又再版。同时，还有其他马列文献出版。9月，上海党组织将刚由京迁沪的《新青年》改为自己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1月后又创办《共产党》月刊(李达主编)，创刊号发表了陈独秀起草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作为“收纳党员之标准”，阐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途径。这个半秘密性的刊物，介绍了许多关于共产国际、各国建党、列宁学说的文章和消息。北京党组织创办刊物《劳动者》，邓中夏任主编；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创办《励新》半月刊。它们都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宗旨。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章，主张党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原则。这时“万事俱备”，召开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毛泽东曾谈到共产主义小组的重大意义，他说：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发展到领导全国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这个)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但以后就不得了，翻天覆地。
共产国际帮助中共一大成功召开
1920年夏秋开始酝酿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共产党。1921年2月，陈独秀在广州起草了一份中国共产党党章转往上海。在共产国际帮助下，1921年3月，在上海召开了有各地党的早期组织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这个党章。会后发表共同声明，阐明了中共的奋斗目标、纲领和工作原则，对于党与工会、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