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与梦魇：犹太作家面对犹太传统的情感抉择
时间：2020-05-08 07:53:5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阿格农小说主要关注犹太传统在近现代历史上的命运。面对近现代社会的冲击，传统犹太教无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他的小说里始终交织着“乡愁”与“梦魇”的情感因素。当面对传统社区时，他充满乡愁的诉说，带给读者的是一个传奇而温情的世界；当面对现代社会时，他的态度就变得严酷，“梦魇”成为情感的最佳概括词。二者共同构成了阿格农小说情感的两极。
关键词：阿格农； 阿格农小说； 乡愁； 梦魇
作为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阿格农是希伯来文学史上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小说家。身为犹太人，出身于传统犹太社区，又适逢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这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他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阵痛。一方面，他对过去、对传统充满缅怀之情，另一方面又无可奈何地承认，传统已经逐渐远去。这种对传统充满“乡愁”的眷恋与随之而来的现代“梦魇” 结合在一起，营造了一个充满张力的情感空间，最终形成了独特的阿格农式风格。
阿格农小说创作大致分为四个时期：布察兹时期、雅法时期、德国-耶路撒冷早期和后期。他的创作主要集中于三个类型：一是以犹太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小说，这一类型确立了他的文学地位，也是阿格农乡愁情绪的载体。二是爱情婚姻小说，这一类型表明了阿格农对男女关系的深层次思索，但更多传达的是一种近似“梦魇”的困惑；三是现代主义小说。这些小说采用“卡夫卡式”手法展现的是“梦魇”一样的犹太现代世界。这三个类型在布察兹、雅法、德国-耶路撒冷早期作品中几乎是各自独立平行发展的，到了耶路撒冷后期三者相互交织在一起，不仅内容上相互影响，风格上也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民间故事为题材的小说起到了最关键的作用，它成为阿格农小说创作的底流，并渗透进其它两种类型之中，影响和促进了其它两个类型的发展和成熟。在耶路撒冷后期的作品里，三种类型交织在一起，“乡愁与梦魇”的情感表达也变得更为复杂。
一 民间故事类型小说：宗教故事讲述者和充满乡愁的传统世界
阿格农的许多小说都以犹太民间故事为创作素材，其它小说则多少带有民间故事的某些特色，比如中间插入故事片段以及叙述者语气等。这是他的基本创作类型，决定了他的整体风格。
这一类型小说的早期代表作有《民间故事：死者的祭品》、《伐木人》、《灵魂的攀升》、《亚阿克夫·纳胡姆的梦》、《妥拉与伟大》。这些小说展示了迷人而匪夷所思的哈西德派文化，对18世纪到19世纪上半期的加利西亚进行了全景式描述，奠定了阿格农对犹太教传统充满“乡愁”的情感基调。德国-耶路撒冷早期阶段，阿格农主要从事民间故事类型的创作，最终产生了《婚礼华盖》这样一部伟大的史诗性作品。
这段时期的小说创作主要收录于《从那时和从现在》、《小故事》以及《锁柄上》。《从那时和从现在》系列中，比较典型的是《被弃者》（1919），它是《婚礼华盖》之前阿格农最具犹太色彩的民间故事类型小说。它继承了《灵魂的攀升》中的基本情节元素哈西德派与正统派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但又进行了扩充，使小说变得更加神秘、曲折，是一篇犹太文学与西方文学完美结合的作品。它通过哈西德与正统派之间的纷争来表现人物的悲剧性，展示了迷人而传奇的加利西亚传统社区文化。在充满金色的怀旧中，倾诉了对逝去岁月温情脉脉的眷恋。“波兰”系列讲述的是波兰犹太人的故事，在阿格农小说创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邦德所说的那样，随着这一类型的十几个故事发表，阿格农在读者心目中的形象逐步被确立起来；“传统故事讲述者”这一典型的阿格农式标签正式地被贴在了他的身上。而阿格农为维护这一形象的努力也贯穿了整个写作生涯，直到这一形象变成了他的面具，最后与他本人的性格融合在一起。①《小故事》系列的最高成就是《弃妇》和《司书的故事》。后者直到1919年才首次独立成篇发表，是阿格农最有魅力、最发人深省的短篇小说之一。它兼具民间故事和爱情故事两种元素，在故事版本演进的过程中，民间故事的成分逐渐抵制了作品中过度的滥情主义，虔诚客观的传统叙述与浪漫主观的风格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牵制的张力，最终达到了平衡。小说描写了一个虔诚的经书抄写员令人恐惧的爱情故事。他和妻子相亲相爱，并且对宗教都充满虔诚。但他们的虔诚没有让他们摆脱厄运的侵袭，最后双双死于非命。在这个故事里，上帝变得模糊不清，传统教义受到质疑。小说遵循卡巴拉神秘主义传统，又把传统犹太释经方法融入其中，使传统经典成为小说的“潜文本”。这种互文式的写法使读者仿佛回到古代，突出表现了阿格农小说与传统文本之间的互动与神似。
到耶路撒冷晚期，民间故事创作出现新的变化。就叙述内容而言，在此之前，民间故事创作都以犹太社区、东欧犹太人为主要描写对象，有时会涉及到耶路撒冷老犹太社区，现实性因素往往与爱情婚姻故事联系在一起，很少与政治、时事相联系，自传性因素也极少出现。在此之后，寓言、童话等儿童文学形式受到阿格农重视，创作开始与政治、时事靠拢，这一方面可能与巴勒斯坦日趋紧张的阿以关系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也与阿格农年事日长开始关注童年生活有关联。就小说叙述方式而言，在此之前，读者从他小说里看到的都是浓郁的带有犹太传统色彩的叙述方式，这种方式影响了其它类型创作；在此之后，民间故事的讲述方式开始受到其它创作类型的影响，主观性介入开始成为该类型创作的一大亮点。邦德曾指出：“就文学渊源而言，阿格农延续的是希伯来文学史上波迪车夫斯基、弗里斯曼和佩雷茨开创的民间文学传统，而非门德勒和本-阿维戈多。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对可能遇到的素材进行主观化处理，用自己的想象塑造成型。”②作者时刻不忘用戏谑和讽刺语调介入作品，通过戏谑和讽刺，一方面制造了故事喜剧性，另一方面使作者的态度和叙事视角变得模糊不清。
有五篇小说代表着阿格农该时期的巨大成就，它们是：《女士与小贩》（1943）、《两城之间》（1946）、《住在我们城里的两位学者》（1946）、《黛拉婆婆》（1950）、《衣服》（1952）。其中《黛拉婆婆》赞美了一位从过去时代一直活到现代的老人，她历经整整四代人，见证了犹太教传统的繁荣和衰落。她的虔诚和平静与现代人的悲伤和焦虑形成了对比。小说在一个传统已经普遍衰败的时代，展示了一个虔诚者的存在。
阿格农的创作反映了近现代希伯来民间故事创作的主要特点。19世纪80年代以来希伯来文学中的民间故事创作不是由那些来自民间的虔诚犹太人完成的，而是由那些具有高度艺术技巧的城市作家创作的。他们大都出身于传统社区，后来去了城市，对故乡、对家充满乡愁的眷恋，成为这些创作的情感基调。民间的、质朴的民间故事经过自觉的高度技巧化处理变成了内容丰富的文学类型，具有了正统的文学地位，成为缅怀传统、倾诉乡愁的载体。阿格农采用民间故事这一属于过去的方式表达对已经过去了的传统犹太教社区的缅怀。通过对过去充满感情的诉说，表达了对传统的乡愁，这是阿格农的小说情感构成的重要一极。
二 爱情婚姻小说：不和谐的男女关系以及沉重的宗教隐喻
就文学史而言，以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在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小说里有着较为充分的体现，其基本趋势是由浪漫爱情逐渐转入对琐碎家庭婚姻的描写，阿格农的小说创作也经历了这样的转变。但他毕竟主要生活在20世纪，传统的浪漫爱情、规范的家庭婚姻秩序已经被打破，反浪漫比浪漫更有创新性，更能反映生活实质；婚姻关系也比恋爱关系更容易成为作家关注的对象，拯救婚姻与婚姻破裂相比，后者也更容易成为小说家表现的主题。但阿格农的独特性在于，他不仅抓住了20世纪爱情婚姻主题描写的特点，更是把犹太教传统与之结合在一起。单相思的爱情或不成功的离婚背后隐藏着艰涩的宗教隐喻。在犹太教传统里，犹太人与上帝的关系一般都用婚姻比喻，二者等同于新郎与新娘的关系。而随着犹太人的大流散，“弃妇”成为神人关系的最好注脚。参照费思琪的解释，“弃妇”指的是那些没有丈夫却不能再婚的女人，因为丈夫没有给她正式的离婚手续。从更深的层面来讲，弃妇指的是与真正的伴侣或者精神家园相分离的人类灵魂，应更准确地翻译为“被疏离者”。③犹太人背弃上帝，遭受上帝惩罚。但上帝并没有完全放弃犹太人，还给了他们弥赛亚的期许。从这一角度理解，阿格农爱情婚姻小说里，男女关系的不和谐实际上是上帝与犹太人关系的真实写照。犹太人失去了上帝的眷顾，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休书。他们行走在地狱与天堂的边上，是被束缚的灵魂，不配享有上帝赐予的男女和谐，有的只是伤害与被伤害的现代式梦魇。
布察兹时期的意第绪语小说《死亡之舞》已涉及到爱情婚姻主题。雅法时期，阿格农的笔触由爱情延展至婚姻，单相思的畸恋以及相爱不能相属的爱情是小说表达的主题之一。最早有代表性的小说是《米利暗的井》，讲述海姆达特无法实现的爱情。现实、幻想、梦境交织在一起，哥特式的气氛、浪漫的爱情、死亡、艺术创造，让故事成为梦魇一样的存在。《羊圈》里，一个年轻人傍晚返回家乡寻找爱人耐哈玛，但她已经同约拿先生结婚了，小说以一个记载着渴望与空虚的笔记而结束。更能展示爱情梦魇的是一部哥特式爱情小说《黑色华盖》。小说描写了可怕而畸形的爱恋，是布察兹后期哥特式风格的延续。小说发生在墓地，讲述守墓人似梦似真的幻觉，最后死去的鬼魂把他带入婚礼华盖。这个小说描写了恐怖而凄厉的爱恋，令人毛骨悚然。
爱情充满梦魇，婚姻也因为背负传统而步履蹒跚。《弃妇》以米德拉什的风格讲述了一次不受祝福的婚姻。两对情人、三对关系，形成小说的复杂结构，并最终导致悲剧性结局。 小说在“预示了他（阿格农）终生迷恋的三角关系主题”④之下，依然暗示的是犹太人难以捉摸的命运。流散与回归，拯救与沉沦，难以捉摸的上帝神意，再加上典型的米德拉什风格，都让小说蒙上了更多的宗教色彩。《民间故事：弃妇》讲述一个年轻人无故抛弃自己妻子，触犯了律法，结果遭受了六年惩罚。赎罪日赋予了这一主题忏悔得救的意味。《但愿斜坡变平原》是第一部典型的阿格农式小说，讲述了一对恩爱夫妻哈伊姆和特察妮的毁灭。好人受难，神意难测，上帝是否公正，使这部小说的意义变得晦涩不明。该时期唯一一部弥漫着和谐氛围的小说是《逾越节晚宴》，小说中孤独的会堂司事和寡妇萨拉·丽的故事是希伯来文学中人类用爱情战胜孤独的温柔故事之一。但整篇小说描写的都是逾越节背景下男女主人公的孤独与寂寞。
移居德国期间，阿格农的爱情、婚姻小说逐渐成为一种自觉创作。《她的黄金时代》（1923）、《跛子奥瓦迪亚》（1921）都涉及到了爱情。在前者中，尽管男女主人公找到了自己的爱情，但是这种禁忌爱情不被周围人接受和祝福。《跛子奥瓦迪亚》中爱情成为了一种羞辱主人公的方式。小说中的感情世界弥漫着肉欲色彩，传达的不是爱和交流，而是施虐和暴力。这篇小说显然是对爱的一种揶揄。
耶路撒冷后期，阿格农把笔触从年轻人世界转入了更具中产阶级情调的已婚夫妇的复杂世界。小说里，爱情退居次要地位，而爱情的结果婚姻成为了作者关注的主要对象，离婚成为阿格农创作的新方向。《一个简单的故事》（1935）讲述理想爱情受挫，中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随着传统的丧失，单纯的天真已经再也不能赋予这个世界以奇迹，有的只是庸俗的胜利。《医生和他的离婚》（1941）中揭示了中产阶级家庭内部存在的不信任和猜忌，最终导致了婚姻的崩溃。《另一张脸》（1941）抓住离婚后夫妻双方心态上的微妙变化，依然反映的是中产阶级家庭内部的不和谐因素。随后的《订婚记》（1943）和《伊铎和伊南古语》（1950）堪称阿格农婚恋小说的精品。后者把一段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隐藏在小说背后。两个主角吉纳斯和姬慕拉大部分时间都处于缺席状态，他们的存在完全是通过叙述者“我”与甘祖的对话显示出来。等他们出场的时候，故事已经到了尾声。阿格农最后一部未完成的小说《史拉》则描述了一个已婚男人赫伯斯特的外遇。
阿格农的爱情婚姻小说充满了宗教隐喻的沉重和压抑感。不管是浪漫爱情还是家庭婚姻，都是以“不成功”为结局。爱情婚姻往往以浪漫开始，而后向现实妥协，或者受现实捉弄而以悲剧收场。鉴于这种叙述风格，有学者称他是“反罗曼史”。实际上这种“反罗曼史”背后隐藏的是阿格农对犹太人与上帝关系的深层次思索被上帝遗弃的犹太人该何去何从。
三 现代主义小说：挥之不去的梦魇和传统世界的没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