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无城—考古人要改写的中国古都史
时间：2020-08-24 07:50:4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2016年5月，考古学家许宏在三联书店出版了一本小书——《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8月旋即再版，更不小心成了本畅销书，获得多项权威图书年度大奖。他凭什么？
答案可能在书名。“大都无城”，意思是：最早的都城是没有（外郭城）城墙的。这个论断直指学界争论近半个世纪的汉代长安城，并将“火线”延至更早的上古之城。
普通读者则喜欢此书“水银泻地般的缜密”。许宏用考古学人绘制线图时的“全局观”，为读者编织了一个从二里头都邑遗址走出的巍巍帝都演变史。其文字描画出开放、自信的大国气度，不免令读者凭古思今。
批评者认为，许宏的观点缺少文史的佐证。许宏却说：“考古人也应当、而且能够以自己相对独立的身份参与写史。”
争：逾千年不设防的城市
何为城？何为都？许宏认为，书名中的“城”是考古学意义上的城，就是城墙壕沟这类防御性设施，以及被它们圈围起来的聚落空间。
在学术层面，“城”不能作为城市的代名词。城市是一种区别于乡村的人类聚居的高级形态，它出现在国家产生后，往往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而“都”，更是一个国家的权力中心，是城市金字塔的塔尖。
通说认为，从魏晋到明清时代的中国古代都城，都具有城郭兼备的总体布局，大中轴的设计理念和里坊街巷的统一规划。那么，在魏晋以前，中国古代早期城市又是怎样的呢？
许宏在书中开宗明义：由考古学观察可知，早期阶段的城市并不像传统认为的那样，都有防御设施；而有防御设施的聚落也并非都是城市。
这个观点看似平淡无奇，但当它放入一个个具体的朝代时，“就进入了考古学争论的最大漩涡”。因为，中国考古学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王统考古”，王朝都城的考古更是万众瞩目。
许宏的结论首先触及的是汉代长安城。它是中国古都史上一个公认的节点，也是中华文明走向辉煌的关键时期。中国人言必称汉，可见汉王朝之盛。
关于汉长安城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自1956年始，纵贯半个多世纪。在城市形态上，若干历史考古大家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和判断。争议的焦点在于：最早用城墙围起的“长安城”，是否就是这座帝国都城的全部？
田野考古发现：最早的汉长安城是南倚龙首原，北滨渭河，用城垣圈围起的34.4平方公里的一个区域。文献记载，这座城是汉惠帝時修建的。到了汉武帝时期，城市的范围应已突破了这个区域。
主流观点认为，这30多平方公里以内的区域就是郭城，也即都城的全部了。但也有历史学家认为，这里仅仅是内城，在城圈以外，还有广大的区域，供普通百姓生产、生活，也散布着礼制建筑、宫室苑囿等，形成庞大的首都圈，或可称为郭区。
许宏提出了另一种观察的视角：汉长安城的发展应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可能是一开始延续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他说，随着汉王朝国势的强盛、帝都的庞大化，后来才转变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如果我们同意“汉承秦制”，那么，从未建造外郭城的秦都咸阳，可能给予汉长安城以深刻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他大胆一言：秦汉之前，中国古都的发展史应有“大都无城”更早的线索。这也意味着，从汉追溯到夏商的近两千年时光中，大部分的古都是不设防的。
这可能吗？许宏说：“当然！我应该属于考古学界的‘资料派’，还是让材料来说话吧。”
源：二里头王朝的“月明星稀”
书名中的“动态解读”，或许可以窥见许宏20多年学术研究的厚积薄发。“我做二里头遗址考古队的队长已经18年了，从二里头出发，向前观察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中原图景，又往后看秦汉直至明清的中国古都，上下3000年，”他说，可谓“史观豁然开朗，越来越有文化自信”。
许宏认为，位于河南洛阳盆地、距今约3700年的二里头都邑，是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它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
这一观点的依据正来自许宏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在二里头都邑持续不断逾半个世纪的发掘中，从未发现任何圈围起整个都邑的防御设施痕迹。许宏注意到，这种淡化对外防御，注重都邑内部功能分区，显然有别于此前战乱频仍、城址林立的龙山时代，而开此后殷墟、丰镐、周原、洛邑等商周都邑之先河。
这座大型“城市”有许多待解之谜：它究竟处于夏还是商代？二里头既不是最早、也不是最大的中国都邑遗址，为何许宏认为它是古代王朝都城的源头？
许宏的答案很简单：广域王权。他颇具诗意地将中国古代史划分为“满天星斗”“月明星稀”“皓月凌空”三个阶段。“‘满天星斗’是指邦国部族林立，‘皓月凌空’描绘的是秦汉以后帝国时代的一体一统，”他说，二里头王朝正是“月明星稀”这一关键时期最早形成广域王权的“核心文化”。
在他看来，在“月明星稀”的王国时期，“最早的中国出现了”。二里头出土的大量考古实物表明：一个社会文化高度发达、影响力前所未有地强势辐射的王朝“呼之欲出”。其宫城作为王室禁地的方正、封闭、有序，和郭区的既不方正也不封闭的松散布局形成鲜明的对比，具有强大的向心力和对后世都邑的影响力，堪称“大都无城”的肇始。
在殷墟甲骨文之前，中国的夏、商王朝及其分界问题扑朔迷离，处于“不可验真无法证伪的推论中”，因为并无当时的文献资料互证。对于二里头都邑“源头”的争议，正来自于此。
不过，夏商周三代“大都无城”，在文献中并非无迹可循。许宏在书中援引了学者冯时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比“邑”和“郭（墉）”的象形文，冯时指出在夏、商和西周文明中，作为王朝的中心聚落，都采用了“无城之邑”的形制。
冯时通过研究若干古文献提出，“居中的王都由于有诸侯藩屏，实已无需再建高大城垣”“王都为无城之邑，正有使教命流布畅达的象征意义”。许宏认为，冯时在文献中的发现，跟他的考古学探索殊途同归，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大都无城”。
辩：颠覆“无邑不城”的固有认知
“大都无城”又在何时终止，变成“无邑不城”的呢？许宏认为：从二里头到汉代，“大都无城”一脉相承，只在军事紧张、王权不稳的背景下才有反复，比如商代二里岗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汉代以后，中国古都才逐步走向“城郭兼备”的新纪元。
大都无城的想法，令读者深感新奇。作为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也等待着学术界“健康的学术批评”，但至今还无人出来直接与他论辩。
2013年，许宏在日本参加学术会议，第一次提出“大都无城”的想法，随后又在国内发表了学术论文，引起学界高度关注。因为，他挑战了中国古代都城“无邑不城”的固有认知。相伴而来的，还有对许宏所持“二里头是‘最早的中国’”观点的质疑。
对此，许宏表现得很坦然：“考古学首先是揭示事物的既有存在样态，至于对它们的解读，则属于见仁见智的阐释层面。我一直在等待学界和公众从材料、逻辑和推导过程来讨论这些问题。”
他认为，中国考古学从学科起步伊始就由本土学者主持发掘和研究，这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罕见的。但与此同时，“也会天然地带着情感、非理性的东西进入研究，某种程度上陷入证经补史的怪圈。”
年轻读者评价《大都无城》及他的相关思考具有颠覆性，许宏认为自己写书的目的达到了。他希望读者“用自己的脑子想问题”，而不是迷信权威或经典。
“我是一个颇为传统的主流学者，也是一个田野考古工作者，”许宏说，但自从2009年他出版第一本面向公众的考古著作《最早的中国》后，按年轻朋友的说法，他完成了从考古学的“盆盆罐罐”到大历史研究的“一个漂亮的蝉蜕”。
2016年年底，他和陶寺遗址考古队队长何努在北大展开了一场“最中国”的公开讨论，全程网上直播。此举开了考古学界的风气之先。
“中国考古学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型，”许宏说，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考古学正在转向面向世界的考古学。“一个共识是，只懂中国已经搞不清中国了，必须把它放在世界文明史的框架中来看。”
他把《大都无城》定义为考古人写史的著作。“你阐释历史的观点靠谱不靠谱，要让公众来看。真正有想法的考古人应把自己的研究升华到大历史的层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