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聚落分析
时间：2020-08-26 07:53:4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重庆云阳李家坝遗址是巴文化中的一处重要遗址，对巴文化尤其是晚期巴文化的研究有着深刻意义。其中发现的东周巴人墓地更是集合了人殉人牲、俯身葬、船棺葬等多种在重庆峡江地区较为独特的葬式葬俗，通过对这些墓葬因素进行分析，李家坝遗址应为一处军事因素占比较大的巴人区域性中心聚落遗址。
关键词：巴文化；李家坝巴人墓地；聚落考古
聚落考古学是考古学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它主要研究单个聚落、聚落之间的形态及关系，聚落形态的历史演变等内容。其主要研究对象有房址、防卫设施、经济设施、公共墓地以及生产区等。我国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今，已经取得了不少方面的显著成果，研究聚落规模较早的论著为巩启明和严文明先生的《从姜寨早期村落布局探讨其居民的社会组织结构》。但我国的聚落考古研究多集中于对房址及聚落整体，对墓地的专门研究仍有待提高关注力度。[1]本文拟通过对云阳李家坝遗址的巴人墓地进行分析，从而讨论出它在重庆峡江地区各聚落及聚落群中的地位。
“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余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2]这段后汉书中的记载虽掺杂有神话因素，但还是可以通过它得出巴人的起源地、风俗以及迁徙的路线等内容。巴人发源地——武落钟离山对应的现今地名虽有多种看法，但一般认为是今湖北长阳清江流域一带。之后的巴人在廪君务相的带领下，溯河而上来到了重庆峡江地区，巴文化在此发展壮大，甚至范围达到了陕西汉中一带。“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夔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巴子时虽都江州，或治垫江，或治平都，后治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3]，先秦时期的巴人聚落主要集中在重庆、四川东部以及湖北西部的峡江地区，其中心区域就在重庆峡江地区，这一地区在巴文化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巴人的选址十分符合古人近水而居的思想，且该地区植被茂盛，地形多为山区，适宜聚落的发展。有学者将巴人聚落的类型分成三种：村落式聚落（如：巫山蓝家寨遗址、奉节老关庙遗址等）、区域性中心聚落（云阳李家坝遗址）以及聚落群（如：忠县？井沟遗址群）。[4]
云阳县地处重庆东北部，与奉节、万州、开县和巫溪相接，南于湖北恩施州利川市相邻，属喀斯特地貌，以山地为主，并有谷、丘等。李家坝遗址位于云阳县高阳镇青树村，又处于峡江地区先秦巴人传统活动区域的腹心地带——澎溪河（又称“小江”）东岸，澎溪河流域地处战国时期巴、楚、秦文化互相碰撞的核心地带，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遗址由两条小沟将其分为上坝、中坝和下坝，共分为四个发掘区。从1997年的发掘开始，已经发现有居址区、先秦墓区、汉六朝墓区及水田遗址等遗迹，确认现存面积约12万平方米，核心区域分布面积约3万平方米。其中发现的战国时期巴人墓地位于Ⅱ区，遗存堆积十分丰富，发掘墓葬超300座，证实了该墓地的规模大大超过之前所认识。虽然其中部分墓葬无随葬品或较少，但该墓地出土的各类巴文化及巴文化与周边文化交流的遗物之丰富，葬制葬俗之特殊与少见，是为巴人墓地发掘的一次重大突破，李家坝遗址也被评为了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5]下面就对李家坝巴人墓地中的人殉人牲、船棺独木棺葬等葬制葬俗进行分析，从墓葬的角度来探讨李家坝遗址在整个重庆峡江地区聚落中的地位。
一、人殉人牲
李家坝巴人墓地在1997- 1999年间发现约16座殉人墓葬并发现人牲现象，97年发现的8座殉人墓均为大中型墓葬，且大多数有随葬品。人殉人牲现象在同时期的重庆峡江地区已经较为少见，小田溪战国巴王墓这种等级较高的墓地也未曾发现相关现象，而李家坝遗址却普遍的使用该种葬式葬俗，可以说是李家坝巴人墓葬的一个重要的特征。这种习俗与《后汉书》中记载的巴人传统习俗联系密切——“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据发掘者现场观测，方法或为先将人杀死后再作为人牲，将殉人砍成数段后再入墓中殉葬。[6]李家坝巴人墓地所见人牲，均为人头埋于墓主脚下，这种习俗或与“猎头”习俗有关。猎头习俗在我国起源于史前时期，其目的和意义主要在于：一是祭祀之用。该现象较为常见，它包含了原始宗教上的意义。包括有猎头祭谷或祭祀田神、用于房屋奠基仪式；二是人头崇拜。古代的居民们不但相信万物有灵，并且相信人有灵魂且不灭之说。因为灵魂主要位置在头部，对人头的崇拜成为了人们最为崇敬的对象。[7]
1998年发现的一椁双棺墓M18内的两具人骨均头向北放置。东方者俯身直肢、西方者仰身直肢，随葬品铜剑、勺各一，均放置于东侧葬具内。其中铜剑位于骨架腰部右侧，铜勺与东侧人骨足下的三个人头骨共同被置于椁室南壁处。这三具头骨应为人牲。据随葬品和人牲位置分析，东侧人骨当为墓主，西侧则或为殉人。[8]M18这座墓葬中包含了殉人、人牲和俯身葬等多种特殊的葬式葬俗，为研究李家坝和巴人文化提供了多重一手资料。除了李家坝巴人墓地的这种似与“猎头”有关的殉人现象之外，峡江地区与之相似的还有如巫山错开峡的崖棺，以七、八具棺同向垒成一叠并在其旁另放置两具简陋小棺，其中一棺专门用来随葬人头，共计七、八个之多，其身份或为人牲。[9]由于考古发现的巴人墓葬中人殉现象并不多见，这种行为可能是在特殊场合下才会出现，例如祭祖或战争等。结合巴人尚武，云阳李家坝所处的多文化碰撞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其出土遗物中有大量兵器，墓主或为军士军官等特点，李家坝巴人墓地发现的人殉人牲现象应与战争有很大关联。或为巴人战争过后获得的战俘、奴隶被直接当做殉人牲人之用。
二、船棺葬
战国时期巴人墓葬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也是最为普遍的土坑竖穴墓，二是较为独特的船棺葬。船棺葬的发现较少，最典型的为1954年在巴县冬笋坝遗址和昭化宝轮院同时发现的共30座船棺葬，冬笋坝发现21座，宝轮院9座。以葬具保存状况来看，冬笋坝的M12保存最为完整。其中的巴县冬笋坝位于重庆九龙坡区铜罐驿街镇西北2公里处，是重庆地区最早发现的船棺葬之一。关于“船棺葬”这一名称的由来，是从它的特殊葬具而起。在调查之初学者们认为其形似一大独木舟，并未怀疑其为一种葬具。在之后宝轮院的发掘中发现多数葬具都是独木舟，因此联想到冬笋坝也应是如此。故以他处“船葬”为例，称之为“船棺葬”。[10]《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将“船棺葬”定义为——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以独木舟形的棺木为葬具？？中国的船棺葬分布在四川省境内，是战国至西汉前期古代巴蜀民族所实行的一种葬俗，巴县、昭化、成都、新都、郫县等地都有发现。[11]
船棺葬兴起于战国早、中期，战国晚期开始逐渐衰落。有关船棺葬族属的认识由最初的古代巴人特有转变成了现在的巴蜀两地共有且偏向蜀文化为其源流的看法。[12]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的船棺独木棺墓葬在这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该墓葬是一处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约战国早期偏晚）的大型多棺合葬的船棺、独木棺墓葬，虽遭受严重破坏和盗掘，但该批船棺中有部分仍保存相对完好，也出土了丰富的铜、陶、漆、竹木器等随葬品。发掘者认为该墓主或为古蜀开明王本人，其大量使用船棺也证明了这种葬具为古蜀所特有。[13]近年来，在四川地区发现了多处船棺葬，而在重庆地区发现的船棺葬数量则十分稀少。船棺葬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葬具类型，它更代表了一个地区先民的生活习俗以及原始的宗教观念。直观上来说，死后以船为棺明显的反映了当地先民生前使用的捕鱼和交通工具，因此，船棺葬应起源于靠江河湖海而居的民族；另一方面，有观点认为，船棺是用来普渡死者灵魂的器具，用来“超度”；还有一种看法认为，船棺葬反映的是灵魂升天的观念。更多的还是为了满足死者死后的“生活需要”，体现出古代居民们希望先人在冥冥中福佑子孙的思想。[14]李家坝巴人墓地于在发掘中发现的98ⅡM8为船棺葬，虽在数量上比不上四川地区出土的船棺，但就该地区而言，也是较为值得重视的一处船棺葬发现。
三、俯身葬
李家坝巴人墓地中的M18墓主为俯身葬，殉人却为仰身直肢，在这之前发掘的巴人墓葬中未曾出现过。俯身葬流行于商代墓葬中，与李家坝遗址所处时代不符，因此这种葬式或为一种特殊的等级埋葬方式，与该墓主生前的社会地位或者死因有关。[15]结合李家坝墓葬中的大量军事性因素，这种墓主俯身、殉人仰身的现象或与战争时发生的状况有关，具体原因还有待日后更多考古资料的出土以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巴人墓地在重庆峡江地区发掘的主要有——云阳李家坝、涪陵小田溪、巴县冬笋坝、万州大坪、中坝子、曾家溪、忠县崖脚、开县余家坝等。这些巴人墓地中发现的各类葬式葬俗不尽相同，其中的很多墓地都与战争有关。如与李家坝遗址相距不到30千米的开县余家坝墓地也是巴人的一处重要墓地。但二者间的差别又十分明显——余家坝大多数墓葬中有随葬品且戈为其中的基本配备；李家坝则反之。[16]在李家坝巴人墓地中还发现有一定数量的“虎”纹、五角星、独木舟等刻划符号，这在其他巴人墓地中也是不多见的。综合上述各类墓葬中的特殊现象，再结合巴人尚武这一特点，可以得出李家坝遗址应为东周时期一处巴人的区域性中心聚落，军事因素在该遗址中遗留下的影响很大，并且该聚落与周边文化的交流碰撞十分频繁，但巴文化在其中还是最主要因素。但这其中围绕着李家坝遗址的种种疑问，还有待更多考古学资料的发现与研究。
注释
[1] 麻赛萍、高蒙河：《聚落考古中的墓地規模——以重庆万州墓群为例》， 《考古与文物》， 2005年第3期。
[2] 范晔： 《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
[3] 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巴志》，巴蜀书社，1984年。
[4] 杨晓红， 刘旭东：《先秦时期巴人聚落选址行为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第30期。
[5] 罗二虎：《重庆云阳李家坝东周墓地1997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黄伟， 何元洪， 周克林，等：《重庆云阳李家坝巴文化墓地1999年度发掘简报》，《南方民族考古》，2011年。
[6] 罗二虎， 吴桂兵， 刘颂华：《重庆云阳县李家坝遗址1997年度发掘简报》，《考古》， 2004年第6期。
[7] 钱耀鹏：《试论我国史前时代的猎头习俗》，《考古与文物》，199年第4期。
[8]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云阳县文物管理所，《云阳李家坝巴人墓地发掘报告》， 重庆文物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科学出版社，2003年。
[9] 梁太鹤：《崖葬与越僚关系》，《民族学研究第四辑》，1982年。
[10] 四川省博物馆：《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0年。
[11] 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2] 黄尚明：《关于川渝地区船棺葬的族属问题》，《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
[13] 蒋成、颜劲松、刘雨茂，等：《成都市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发掘报告》，《成都考古发现》，2000年。
[14] 陈明芳：《论船棺葬》，《东南文化》，1991年第1期。
[15] 岳胜友、朱世学：《战国时期巴人丧葬文化探析》，《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16] 山东大学考古系、重庆市文物局、开县文物管理所：《开县余家坝墓地2001年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科学出版社， 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