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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王光美乡情交往28年

    时间:2020-08-31 07:55:1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由于籍贯、工作和特定机遇等原因,我与王光美保持了一段长达28年的交往,并每每在面聆中为她的嘉言懿行深深感动。2006年10月,王光美在北京逝世后,我深感有责任将多次拜谒她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于这段不绝如缕的乡情交往的细微处重温她的人格魅力,再次表达对她的由衷敬仰和深深缅怀。

    1979年初,我代表家乡父老第一次去拜望“文革”蒙冤出狱后的王光美

    1979年初,我从宁乡县委抽调到全国政协谢觉哉文集编辑办公室,负责《谢觉哉文集》、《谢觉哉日记》的编辑整理和《谢觉哉传》的撰写工作。这年秋末,因一次偶然机会,我了解到王光美自“文革”蒙冤出狱后暂住在中组部招待所,拜访她的心愿油然而生。机会终于来了。一天傍晚,我和一位老革命家的夫人一道走进了王光美临时下榻的宾馆,第一次近距离地走到了她的面前。当年的她,年近花甲,身着普通的蓝布服,给人的印象是亲切、平和、机敏、豁达,丝毫没有领袖夫人的架子,也丝毫不见激愤与烦忧的情绪,只是头上的根根白发、眼角边的道道皱纹折射着她人生的跌宕起伏,风雨沧桑。

    在会客室,她热情地示意我“请坐”,寒喧几句之后,我连忙对她说:“您受苦了,今天我受中共宁乡县委的委派,代表少奇主席老家的父老乡亲来看望您,表达家乡人民对少奇主席的深切怀念之情和对您的敬意,乡亲们希望您早日再回老家看看。”当我说出“乡亲们”这3个字时,我注意到王光美颇为触动,眼角湿润了。“文革”发动后的12年牢狱之灾和失去刘少奇等亲人的巨大痛苦,使她百感交集,恍若隔世。片刻沉思后,她问:“乡亲们还好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回答她的提问,又逢这么特殊的时候,便略带紧张地简要介绍了宁乡的基本情况,她认真倾听,频频点头。我注意到此时的王光美,并没有将自己在历史浩劫中的种种委屈放在心上,她开朗地说:“这些年,家乡人民都受苦了,生产受到很大影响,生活很不容易。我很感谢家乡的同志来看我,我很好,请家乡人民放心。我们要把仇恨记在林彪和‘四人帮’头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团结一致,顾全大局,努力工作,改善生产生活。相信少奇同志说的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的问题,我的问题,相信中央会作出正确的决定的。”这番话让我颇受感动,如果来之前我不曾从北京的同事口中得知她“文革”中在秦城监狱所经历过的种种磨难和痛苦,我绝不敢想像自己眼前的这位冷静温和的刘少奇夫人能挺过人妖颠倒的漫漫长夜和咫尺生死、寸步荣辱的大喜大悲。她这次接见,除了向我询问家乡的一些人和事以外,丝毫不谈家庭灾难,不谈个人得失,只谈国家大局和乡情,言谈始终流露出坚韧乐观。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向她道别。临走前,王光美从沙发上站起来握住我的手特别嘱咐,因当时刘少奇还没有公开平反昭雪,要我转达宁乡县委书记,刘少奇同志蒙受的是冤案,中央正在复查,一定会平反的。同时,嘱我代她向几位刘少奇在世时的农民朋友,如1961年她随少奇回乡进行44天农村调查时向他们如实反映民情的成敬常、王升平等问好!

    我从北京回到宁乡后,专程去了一趟花明楼炭子冲,并将自己对伟人故里的感受和怀念之情写入了一首诗中:少奇故里觅遗踪,楼外花明炭子冲。破旧图新成伟业,开天辟地建殊勋。一篇论党垂千古,七日回乡靖五风。四化未成身便死,乡亲挥泪问苍穹。

    此后不久——

    1980年,中央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昭雪:

    1983年,王光美于“文革”后首次回到故乡宁乡花明楼炭子冲。

    1980年夏,因刘少奇故居重新对外开放,我第二次拜访王光美并听取她对故居重新开放的指导意见

    1980年初,当中央《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刚刚公布,宁乡县委根据湖南省委的指示,立即着手恢复刘少奇故居在“文革”前的原貌。这一年的夏天,我和故居接待办的同志一道,再次进京拜访王光美,向她征集刘少奇生前的相关资料、照片、文物。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我第二次见到了王光美。时隔不到一年,她获彻底平反并重新分配了工作,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只见她穿着整齐笔挺的工作服,梳着齐耳的短发,看上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相互问候之后,我就故居陈列及文物征集的问题开门见山地向她汇报并请求帮助。在汇报过程中,她就故居陈列提出意见,我记得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她说:“少奇故居陈列要坚持实事求是,重在反映他成长过程和生平业绩,要少花国家的钱,不要铺张浪费,不能为陈列而陈列,完全搞陈列国家难以负担,搞久了也没有人去看,要考虑故居的陈列与革命传统教育和旅游观光相结合,这样宣传教育才会有生命力,以馆养馆你们才会有管理和建设的资金。”她提出的这些要求,实际上是陈列工作及后来纪念馆建设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当时我们听了觉得很新鲜,有茅塞顿开之感。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王光美所说的那番话是多么深刻和富有远见。

    就在我们努力筹备和完善故居陈列开放的时候,王光美于1983年12月17日派时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何家栋专程来到宁乡,就故居陈列、管理等问题前来调查研究并提出了具体意见。我当时担任宁乡县委办副主任,负责全程陪同何家栋在宁乡的调研考察活动,负责作会议记录,我把何家栋传达的王光美的意见刊发在当时的《宁乡动态》第23期。

    目睹她捐赠刘少奇遗物和严格要求在乡亲属的情景,感人至深

    为筹备刘少奇纪念馆开馆和征集文物,从1986年起,我开始每年进京拜访王光美甚至一年内多次拜访。1986年春天,我和建馆办的工作人员一道,再次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车,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王光美征集刘少奇在北京中南海的万册藏书及其他一些遗物,以及请教刘少奇生前居住在北京中南海福禄居的复原问题。

    在北京的新寓所见到王光美,没想到她刚刚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依然清闲不住,相继在许多社会团体中应邀担任职务发挥余热,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这次我们的话题是从刘少奇读书开始的。我谈到花明楼老人们所讲述的刘少奇少年时期读书的一些趣闻轶事(刘少奇小名“刘九书柜”,小时候读书在乡里传为美谈),有些是王光美没有听说过的。当我讲到少年刘少奇在洪家大屋读书时,因看得太入迷,布鞋被烧着了还不知道叫痛,直到隔壁房间有人闻到有烧焦的异味,他自己才感觉到鞋子烧着了。这引来了王光美一阵会心的笑声,看得出这笑声正是她对刘少奇生前的甜美回忆。

    随着谈话的深入,王光美特意从衣柜里拿出了一双深蓝色尼龙短袜,看得出袜底和根部都被磨破以后,又加上了多层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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