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左权

晋冀交界的太行腹地辽县（今山西左权）始终和二十世纪的一位伟人密不可分，他就是邓小平。抗日战争的烽火岁月，邓小平和他的战友挥师挺进太行，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根据地。在这方荟萃民族精英的圣土上，邓小平生活和战斗了长达五年之久，为民族的独立和自由、为党和军队的发展与壮大，做出了诸多开拓性的贡献。

播下游击战“火种”，向全国燎原

出山西左权县城西三公里许，便是被刘华清、李达将军称为“抗日游击战争发祥地”的西河头村。1937年11月15日，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进驻辽县西河头村，中共冀豫晋省委亦随同进驻。1938年1月5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邓小平接替张浩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在一二九师司令部秘书主任刘华清取道晋东南接护下，于18日抵达西河头村一二九师师部任职。从此，他在左权县开始了长达5年的革命实践。一二九师进驻西河头，标志着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抗日战争中我军要实现从运动战为主，转到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为主的重大思想转变拉开了序幕。为此，一二九师司令部为开展山地游击战，选择西河头村清漳河对岸可容纳千余人的阎锡山屯兵营盘为校址，从地方武装和部队抽调骨干，于1937年11月28日举行游击训练班第一期开学典礼，开始了分批分期培训游击骨干。

邓小平初到西河头，一方面与刘伯承师长等领导指挥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一方面指导辽县党组织发展和武装斗争，并多次与当地领导谈话，作出重要指示。1938年2月5日至6日，在西河头师部驻地所在的常家大院，邓小平主持召开了一二九师团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围绕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工作作出部署。

1939年7月，一二九师司令部移驻辽县桐峪镇，游击训练班演变为一二九师参谋轮训班、一二九师随营学校。为期18个月的辽县游击训练班，举办了10余期千余人的游击骨干培训。期间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多次到培训班授课、在营（团）以上干部会议及其它会议上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分析国际国内形势，部署各阶段的工作，提出了在政治、军事、卫生、供给等方面的工作纲领。1940年1月20日，邓小平在桐峪镇召开的一二九师干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阐述了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他还对根据地建立和发动群众与游击战争开展进行了精辟论述：“必须有计划地去开展隐蔽的小块游击根据地……以达到坚持斗争和积蓄力量的目的。”这一精辟论述成为了抗日游击战争向更广阔的地域发展的行动指南，促进了抗日救亡组织和基层民主政权成立到发展的进程。毛泽东预言在山西“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局面变为了现实。1937年10月至1944年10月，太行区民兵、自卫队共对敌作战33716次，毙伤日伪军11409人。与此同时，邓小平和刘伯承部署指挥了长生口战斗、响堂铺战斗、长乐村袭击战、邯（郸）长（治）战役、卫东战役、白晋铁路北段破袭战以及百团大战第一、二阶段的正太战役、榆（社）辽（县）战役等。粉碎了敌人“六路围攻”“九路围攻”和一次又一次的“扫荡”。经过游击战争的锻炼，一二九师由初入太行山的不足万人，到后来成为数十万将士的刘邓大军。实践表明，正是由邓小平和他的战友在辽县点燃的一颗颗游击“火种”，使山地游击战逐步丰富为平原游击战、铁道游击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游击战术，为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到战略反攻奠定了基础。

推行灵活的贸易策略，冲破“经济封锁”

邓小平在辽县期间，根据地遭到日军残酷“扫荡”。同时，还面临敌人的“经济封锁”，再加上严重的旱灾，从1941年开始进入困难时期。敌人肆意摧残民族商业，县城坐商小贩相继停业。敌人组织了伪商会、伪合作社，除加强对敌占区民众盘剥外，还暗中发展商业特务，把魔爪伸入根据地。

从1941年3月起到1942年秋季，日军对辽县根据地和整个华北实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规模一次比一次扩大、手段一次比一次残酷（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将军正是这一年5月25日在辽县十字岭突围战中以身殉国），并利用奸商哄抬物价，破坏根据地经济，我对敌斗争形势越来越艰苦。

1941年4月28日，太行军政委员会书记、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坐镇麻田沉着应对，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反对麻木，打开太行区的严重局面》的文章，指出“全区同志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性，用一切努力来克服目前的严重局面”。之后，他和八路军总部首长继续发表文章，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建设军工和建设经济等措施。其时，总部和一二九师本着扶持根据地发展生产、搞活经济的宗旨，积极从各方面协助辽县地方政府开拓经济建设门路。1941年5月21日，辽县成立商人联合会，次日县商联举行抵制日（仇）货座谈会，并议定四项具体举措，推行各项经济政策，为打破敌人封锁和抵制仇货发挥了“先锋”作用。8月，太行、太岳在辽县武家峧村召开贸易联合会，进一步明确指出对敌斗争的三个基本环节：发展生产、统治贸易、巩固币值。辽县政府首先在群众基础好的一二九师驻地桐峪镇，创办了辽县运销合作社。合作社把从地主、汉奸手中没收来的22峰骆驼作家当，与八路军后勤运输部组成一支拥有60峰骆驼的运输队，昼隐夜出，成功地穿越敌岗楼、炮台封锁，翻山涉水将本地的核桃、花椒、柿饼等运出去，将部队所需的弹药、被服、药品、食盐、布匹等军需物资从外地运回根据地。这支活跃的驼队，成为践行邓小平关于“打开太行区严重局面”的先锋，成为根据地军民重要的经济命脉。在此基础上，辽县成立了全县合作社总社，分设生产与运销两个总社，集中股本，实行预算开支，集中运输与采购，建立实行会议、汇报、检查、分红、学习等制度，促进了供销事业迅猛发展。至1942年，全县供销社已拥有约281.6万元雄厚资本，入股社员高达1.1万余人。每年大约25万余公斤核桃仁和1万余公斤花椒，及其它土特产品通过供销社渠道流通出去，换回大量的群众生产生活必需品。《新华日报》（华北版）予以报道，盛赞其转变经营方向及打破经济封锁的伟大意义。

1942年困难时期，邓小平和罗瑞卿等对辽县上麻田、武军寺、南会、桐峪等地没米下锅的赤贫户特别关注，要求要真正关心群众生活，设法给予解决，组织当地军民开展抗旱自救。同年9月1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成立，邓小平任书记兼组织部长，运筹整个太行区全面工作。

面对强敌和复杂的局面，他果断地做出了加强经济建设的决策，于1943年7月2日在《解放日报》发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9月2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一二九师在辽县联合召开生产会议，邓小平作了《努力生产、度过困难、迎接胜利》的报告。同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决定太行分局并入中共中央北方局，邓小平到辽县麻田镇接替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负责主持八路军前方总部、北方局和晋冀鲁豫边区的工作，挑起了领导华北敌后根据地的重任。他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坚持面向敌战区、面向交通线，敌退我进的方针，领导根据地军民开展游击战争。10月12日，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第一次会议，商讨如何宣传执行中共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问题。12月6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会议，论证与确定了1944年的工作方针：团结全华北人民的力量，克服困难、坚持抗战、准备反攻、迎接胜利。为了彻底打破敌人封锁根据地的“囚笼”政策，邓小平先后两次在辽县麻田镇召开财经会议，于同年初发布调动生产积极性的《滕杨方案》，并于1945年3月初从麻田镇出发，率北方局机关干部深入到冀鲁豫平原地区指导工作，及时纠正了当地一些过偏过激的做法，指出削弱地主不是消灭地主，不能把富农当地主来打击。同时，邓小平结合在指导辽县地方工作的经验，坚持从当地群众运动实际出发，分不同地区、不同阶级和阶层区别对待。在6月6日冀鲁豫分局会议上，谈了自己九点看法，要求不要机械地照搬外来经验，体现了邓小平一以贯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在九点建议的指引下，冀鲁豫这个2000万人口的敌后根据地各项政策逐步正规、群众基础得以巩固、各阶层利益得以协调，生产和经济走上良性发展，对整个根据地建设都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探索立国政治模式——临时参议会

1941年3月21日，《新华日报》（华北版）发表了邓小平《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以后简称《提议》）：“本人受中国共产党北方局之委托，向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第二次行政会议，提议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后改为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

根据邓小平的《提议》，1941年7月7日，在辽县桐峪镇举行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盛大的揭幕典礼，至8月15日胜利闭幕，历时40天。

这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切实体现了中共中央统一战线的原则和“三三制”的主张，体现了邓小平《提议》精神：“中共中央北方局希望边区临时参议会之组成成分，能切合‘三三制’之原则、能真正代表各党派各阶层的意见……我们共产党人素来反对一党专政，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都只能顾及一党之私，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同时，响亮地声明：“如果某些地区共产党员参加政府工作的比例，不符合‘三三制’标准，则应加以改正。”

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这次会议充分体现了统一战线的精诚团结精神。在到会的140余位参议员中，有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的国民党老前辈宋维周、石璜，有无党派、学者名流谢好礼、李棣华等，有抗日军人代表申伯纯、范子侠，有少数民族代表石泰和、马绍唐，有天主教徒庄际平，还有工人、农人、商人、妇女、青年等方面的代表。出席会议的共产党员参议员有李大章、李雪峰、邓小平、何云、滕代远、王悦尘、池必卿、杨钰等46人。朝鲜代表也列席了会议。

这种依“三三制”原则组织起来的边区临时参议会，充分证明这一民意机关是代表各党派、各界人民利益的。虽其政见与立场有所不同、政治信仰与政治派别不同，然而在“抗战第一”“胜利第一”的基础上，充分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边区历史的光荣传统，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

这次大会受全边区同胞的委托，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统一的政府，选出了临参会正副议长及驻会委员，确定了边区临时参会为全边区人民代表最高权力机关，制定并通过了边区政府施政纲领与许多重要法令。如《土地使用法》《劳工保护法》《婚姻法》《统一累进税条例》《预算案》《政府组织条例》等。还通过了一系列议案，及其它政策、纲领、办法。总之，大会代表全边区人民胜利地行使了选举权、立法权（创制权）等，充分体现了人民参与政事、当家作主的民主意愿和意志，而且通过这些广泛的民主意愿和意志的表达，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族、各党派、各界人士精诚团结与合作。

这次会议开在70多年前，邓小平既是这次会议设计者，也是参与者和实践者。这次会议的成功践行，对建国后确立的国家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产生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邓小平《提议》中所讲到的：“我们认为‘三三制’政权形式，不仅是抗日民主政权的最好形式，是符合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形式，也是将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最好形式。”

高举“文化运动”的旗帜，改造传统文化

左权县是全国民间艺术之乡，传统文化底蕴丰厚，源远流长。尤其是民歌、小花戏这些主打“产品”，至今饮誉全国，新人、新节目相继在全国捧金摘银，开创了群众文化空前繁荣的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是与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领导和支持解放区一大批新文艺团体和新文艺工作者，不断向辽县传统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奠定的基础分不开的。1938年辽县抗日先锋剧团成立，农村剧团也相继成立并推开。其时，八路军总部剧社、太行剧团根据彭德怀、邓小平等首长指示，派出专人如阮章竟、赵子岳等骨干到县剧团指导演戏和唱歌，培植地方演出团体和文艺骨干。晋东南文艺界第二次文代会关于《抗战三年来的晋东南文化运动》报告提纲讲到，“现在冀西、太北有将近2000左右剧团，包括将近3000名演员，其中以辽县农村剧团为最好。”当时全县已有70个剧团。各类剧团不仅能演复杂的剧，还能唱复杂的歌，如《黄河大合唱》。当时辽县抗日先锋剧团主要在八路军总部驻地和一二九师师部驻地为中心的东南乡一带演出，演出有话剧、歌剧和活报剧，剧目主要有《血债》《流亡三部曲》《打倒汪精卫》等，剧团在深入乡村演出过程中，一方面帮助农村剧团开展活动，一方面自身也在学习提高。1944年8月，已由辽县抗日剧团演变为辽县剧团的组创人员，此后相继编排了《土林背》《血泪仇》《一捆柴》《参军》《全家忙》《爱国商人》等，演出后在群众中获得较高赞誉，特别是《周喜生作风转变》于1945年3月参加边区各县剧团汇演获得了第三名。

邓小平在辽县期间，号召部队和太行区文艺工作者，要积极帮助群众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民歌和文社火（今左权小花戏）是在辽县民间颇有生命力的两大文化“植株”。形式活泼，贴近群众，但内容陈旧，有的甚至带有明显的封建迷信色彩和下流猥亵的表演。后经新文艺工作的改造，终于获得了新生，焕发出无限生机。这一改造最鲜明的主旨，就是把地方文艺与政治相结合，为抗战、生产和各项中心工作服务，促成辽县大地大唱抗战歌曲和民歌小调及旧曲新词的普遍运用，儿童歌舞和文社火在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下脱胎换骨，逐步向小花戏过渡。这是民歌与民舞新内容与旧形式结合，相互促进、相互濡染，使小花戏这种形式成了反映新生活、歌唱和塑造新人新事物的有力武器。《四季生产》《劳动生产》《新告状》《住娘家》等节目不断涌现。1945年3月，二民校的《住娘家》和梁峪村的《练兵》两个节目，在边区参议会太行区会议上进行慰问演出，掌声雷动，赞誉不绝。同年4月，在太行边区文教群英会上，左权小花戏的改造作了专题介绍，会议肯定了改造小花戏的成绩和改造方向。

与此同时，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群众喜闻乐见的其他民间传统文娱形式，诸如“秧歌”“高跷”“十样景”“霸王鞭”“跑竹马”“赶旱船”“龙灯”“武术”等重新活跃起来，大大丰富了抗战时期辽县文化宣传工作的内容和形式。其时，由于辽县桐峪镇是一二九师师部驻地，邓小平等首长对当地的文化活动非常了解和熟悉，加上正确的引导和支持，辽县桐峪镇的群众文化活动在整个太行山区是最活跃的地方，尤其每年正月，是辽县传统的社火节日，家家院内和门前，张红灯、垒旺火、挂彩吊、搭牌楼迎接元宵节。而更热闹的是，村村寨寨鼓乐喧闹，扇（绸）舞翩跹，官民同乐、军民共欢。邓小平等首长也在百忙中，或走上街头欣赏群众文艺游行和火盘表演，或在营地观看地方民间文艺到部队慰问演出。文艺活动以新面目的兴起，不仅丰富了群众文化生活，鼓舞了全民抗战斗志和八路军官兵志气，同时也成为拥军爱民的一种有益的形式。

邓小平也是推动以辽县为中心的太行区文艺向民族化、大众化、通俗化迈进的领导者、倡导者。早在抗战初期，生活和战斗在太行山上的赵树理作为报刊文艺副刊编辑，便开始尝试通俗文艺，虽然在革命队伍内部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但却得到了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的大力支持。彭德怀、邓小平曾作出了关于文艺民族化、大众化的指示。1942年1月16日至19日，太行区党委和一二九师政治部联合召开过一次晋冀豫边区文化界座谈会，讨论了华北文化建设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报告，指出文化工作者要为广大群众服务，就必须了解群众、了解群众生活和要求，要多深入农村调查，更好地发挥文化工作的作用，使整个文化工作真正成为革命的、有力的战斗武器。邓小平在会上的报告和发言，使与会的赵树理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启发。同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更加坚定了赵树理为群众创作大众化、通俗化作品的信心和决心。1943年4月，在辽县工作的赵树理，根据发生在辽县横岭村一桩所谓“上吊自杀案”，经过深入实地调查，于5月写出了其成名作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10月，又在辽县写成了中篇通俗小说《李有才板话》；冬天，又写了《两个世界》。赵树理勇敢实践了毛泽东、邓小平等提出的文艺方向，为解放区作出了榜样。之后，在邓小平及他的战友们的领导和关怀下，罗工柳、阮章竟、苏里、赵子岳、华山等一大批文艺工作者从辽县出发，走向全国。

与民同甘共苦，共筑太行铁壁

在辽县战斗和生活的岁月，邓小平无论走到哪里，就把对民众的生活、生产及安危带到哪里。“一枝一叶总关情”，从1942年初起，太行抗日根据地倍加遭受敌人围困，加上天灾因素，进入最为艰难困苦的日子。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等机关停止了向地方要粮，一天两顿饭都是稀的，甚至完全以树叶、野菜、高梁、黑豆加榆皮面充饥。面对目前困境，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等首长响应总部号召，硬是咬紧牙关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救济当地贫农。当时野菜采光了、树叶采光了，部队要上山采树叶，邓小平告诫官兵，附近的再生树叶让群众采，不与民争食。一二九师师部按照总部要求，把各种野菜树叶标本集中起来举办展览，供部队和群众参观辨识，以便分清哪种可食、哪种不可食，以防中毒。军民团结同舟共济，在天灾围困于前、大敌压逼于后，以密不可分的鱼水关系筑起了牢不可破的太行铁壁。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次司务长给邓小平孩子的奶妈发奶孩米，司务长故意将秤绳向后抹了抹，被在场的邓小平看在眼里，说：“这是国家的小米，不要因为她是我孩子的奶妈就可以搞特殊，咱们要多想想群众疾苦。”他边说边把秤盘里的米掬回半斤，在场群众无不为之感动。1943年秋，已肩负起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的邓小平住在麻田，领导根据地军民一面反“扫荡”、一面开展前所未有的大生产运动。他带领机关同志去荒无人烟的龙王堂开荒，天明上山，身带吃食水壶，天黑下山。开出500余亩好地，种了萝卜、山药蛋等蔬菜获得丰收，既为部队解了困、又接济了群众。

邓小平在辽县时，八路军总部驻地武军寺村是他出入的要地。当年发生在那里的一件事至今让当地群众难忘。一天，黄家庄的皇甫贵明和他爷爷赶着牲口往武军寺驮东西，快到武军寺时驮子失衡向一边倒去，祖孙二人立即想扶正，可不知为甚二人用尽力气也无济于事，驮子眼看就要栽到地下，皇甫贵明的爷爷这时看到不远处有一中年军人，就高声向他呼唤求助，军人见状，跑来帮着二人共同扶正了鞍上的驮子。这时几个军人持枪从老远处也跑了过来，他们以为发生了什么事，边往这边跑边问祖孙二人：“怎么了？怎么了？”那位中年军人见皇甫贵明有些害怕这阵势，立即呵住年青军人，让他们回去，而自己又和祖孙二人聊起家常来，问寒嘘暖，和霭可亲。后来当皇甫贵明知道了那位帮他扶驮子的中年军人就是邓小平时，引为骄傲，逢人便讲：开天劈地、历朝历代，哪能遇到这样好的军队、这样好的领袖。

辽县的土地养育了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也养育了他们的儿女。云头底村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奶娘居住的村子。戎马倥偬，邓小平每次抽空进村看望奶娘的儿子，要过村边的清漳河，他个头小，捋起裤管过河常常湿裤子，是村民们一次又一次背他过河。这份依在百姓肩头打江山的情愫，让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抗日战争一结束，邓小平就离开左权县，投身到人民解放战争中。建国后入主京华，日理万机，从担当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到挑起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指引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这时虽然他无暇重返太行走一走、看一看，但是，左权县一直是他梦牵魂萦的一方热土。上世纪八十年代立项而后建成的横跨左权南北的阳涉铁路，是在邓小平关怀下才步入老区人民新生活的。1983年8月1日，左权县麻田大桥通车，邓小平和杨成武将军还为大桥通车典礼发来贺电。1994年春，邓朴方受邓小平委托，回太行、左权县看望奶娘和父老乡亲，转达了邓小平对老区人民的亲切问候和祝愿。乡亲们也像当年那样，向邓朴方馈赠核桃、花椒等土特产品，让他带回去、让总设计师尝一尝太行风味，重温血浓于水的革命友情。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去世后，全县人民怀着巨大悲痛展开了各种形式的纪念活动。时至今天，人们一走进当年一二九师师部驻地，走进麻田总部邓小平旧居，就会想到这位为祖国和人民做出彪炳百代伟业的“老太行”，往事历历，思不绝、道不尽……

邓小平辗转太行，在左权县来去时间横跨7年余、居住5年，这里是他生命历程中镌刻下最深刻印记的地方。留给左权大地的“小平风范”，如一座座壁立的太行山峰不老；留给左权人民的“小平思想”，如一朵朵闪烁的清漳浪花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