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常任制改革的双重目标
时间：2021-01-25 07:59:17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浙江台州椒江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地方性知识表明,中共“常任制”改革现存三种困境:中共党内权力“所有权”局部性缺位、中共党内权力“执行权”局部性弱位、中共党内监督权局部性虚位;这是新形势下执政党面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把“主权”等政治哲学原理运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权力运行机制中,有助于破解改革困境和合法性危机。一方面,从“人民主权”衍生出“党员主权”,从“国家主权”衍生出“政党主权”,探求推进“常任制”改革的学理资源;另一方面,从“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之间的法理关系,建构“党员主权”与“政党主权”之间结构性互动的法理框架。中共党代表大会是代议制的民主形态,实行“常任制”就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其核心价值就是实现“党员主权”地位与“政党主权”地位的民主政治目标。
关键词:党代表大会常任制; 主权; 党员主权; 政党主权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7-0003-09
我们拟采取政治人类学的分析框架,一方面根据当下常任制改革历时最长、时效最大的浙江台州椒江经验为例,从地方性知识①的文化人类学角度,探讨常任制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另一方面引入政治学“人民主权”与“国家主权”等法理范畴,推演中共“党员主权”与中共“国家主权”(注:这里的“政党主权”,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从当下中国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角度来分析,“政党主权”主要用来描述当下中共所实际上享有的相当于“国家主权”地位的政治现实,目的在于描述当下中国政治生活中所享有立法地位的现状;也即概括当下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作为中国政治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与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间的立法渊源关系。中共在中国政治体制运行机制中所享有的这种“政党主权”,将会在宪政政制的建设与完善过程中,不断地给予调整与完善,最终确保一切权力真正属于人民,即一切权力回归于“人民主权”。第二,从当下中共“常任制”改革的角度来分析,“政党主权”主要用来描述当下中共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即“政党主权”来源于“党员主权”(相当于国家主权来源于人民主权),并必须受制于“党员主权”(类似于人民主权决定国家主权)。第三,中共在当下中国政治体制运行机制中所享有的类似于“国家主权”的“政党主权”地位,其首要的法理条件在于中共作为执政党具有“党员主权”政治认同的政治合法性,因此中共“党员主权”地位的实现途径、实现方式与实现效果,在根本上决定着当下中国政治体制运行机制的方式、方向和目标。第四,“政党主权”的合法性在于“党员主权”的政治认同,“政党主权”的最终实现方式,主要表现于准确、完整和全面地贯彻落实中共党代表大会和党代表会议所制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政党主权”运行方式主要表现在:一是决定权,即集中于中共党代会与年会,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当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常设机构;二是执行权,中共党代会所产生的党的委员会与纪律检查委员会;三是决定权监督执行权的行使与运行,并享有中止、罢免执行权的最终权威。第五,正因为中共“政党主权”在执政党领导方式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双重特殊地位,以实现“党员主权”和“政党主权”为已任的“常任制”改革就成为当下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中枢环节。)等学理概念,探讨破除常任制改革困境、建构常任制改革理论框架的新路径。
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代表大会年会制与党代表的常任制结合起来,形成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页。)。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构想的现实体现,也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的建党思想(注:高放:《“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常任制的由来与意义》(上、下),《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2、3期。)。苏共二十大之后,由于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个人专制所产生恶果的秘密报告出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开始普遍酝酿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方式改革的新思潮。在这种背景下,1956年中共八大把实行常任制首次写进了党章,但时隔不久,由于“左”倾思潮开始泛滥,这一改革于1957年时就半途而废了。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刚刚启动改革开放新政,国内学者就率先提出,“恢复八大的好传统,做到全党服从党代会,中央也要服从党代会,党代会成为年会制和常任制”(注:高放:《政治学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书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13页。)。在改革经济体制的同时也要改革政治体制,甚至政治体制改革应先行等社会思潮的推动下,中共于20世纪80年代末重开常任制,并在椒江等十几个县(市、区)率先进行试点(注:《党的十六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党建读物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19页。)。“常任制”改革是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中枢环节,牵一发而动全身,其艰巨性与挑战性毋庸置疑,存在这样那样的瓶颈问题不可避免。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时所提出、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注:参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9年9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2009年09月27日19:52,来源:新华社,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387/10128290.html.。)。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
一、“常任制”改革的三种局部性困境
中共重启“常任制”改革以来,“椒江区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试点工作,就全国而言,开展时间最早,坚持最长,搞得最认真,效果比较好”(注:《椒江模式──台州市椒江区试行党的代表大会常任制工作情况汇报》(内部资料),2005年9月20日。)。1988年底,中共地方党代表大会常任制改革发端于椒江市(注:椒江当时是县级市,1994年该椒江市改称为椒江区(台州市辖区,为台州市政府所在地)。);自1990年起,椒江开始在个别乡镇试点党代会常任制;1993年1月,常任制正式扩大到乡镇、街道一级。1992年10月19日,椒江正式采用了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称谓(注:参见《中共椒江市委关于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请示》,中共椒江市委编《党代表大会常任制度资料汇编》续集,1994年,第9页。)。1989年2月,椒江“常任制”改革的经验首次被新华通讯社作了报道;1989年3月,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求是》辟专文介绍椒江经验。但是,“常任制”改革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历史中并没有成熟的范例可供借鉴,试点地区“摸着石头过河”,多数地方相继中止;椒江地区的常任制改革虽然坚持了下来,但孤军奋战,压力较大,动力不足(注: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法制处“关于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试行党员代表大会常任制情况的调查”,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组工探讨》,1998年第6期。)。毋庸讳言,二十多年来,“常任制”改革不仅面临着中共党内权力“所有权”局部性缺位、中共党内权力“执行权”局部性缺位、中共党内监督权局部性虚位等困境;而且在理论上遭遇到执政党政治权威与政治认同等政治合法性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