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全初级阶段创论

摘要：全球化、信息化使文化融合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开放的国家、地区将不可能具备绝对意义上的文化独立性，也不会存在绝对的文化安全。在此大背景下进行文化安全建设，应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理论。其基本策略是：以促进中外政治文化融合为重点，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并以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引领政治文化融合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文化安全；初级阶段；政治文化；政治伦理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10—0079—04

广义的文化包括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亦有无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本文所言之文化特指后者。新时期以来，学界普遍重视对于文化安全的研究。综合学界研究，笔者认为，文化安全是一个国家的一种文化状态，此状态下的本国文化具有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独立性特征，同时被全社会广泛接受，有明显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作用。确保文化安全可以使社会思想免于被外部势力操纵、保持社会心理稳定和国家保持其文化特色与独立，因此文化安全可以视作国家安全的一部分。但学界在明确文化安全的总体概念和重要意义的同时，得出的结论往往缺乏足够的现实指导意义。笔者认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安全有其不同的内涵和要求。同社会主义存在“初级阶段”一样，文化安全也有初级阶段。在全球化和中国文化领域发展相对滞后的背景下，我们应对文化安全的标准、新时期维护文化安全的方式有清醒的认识，并创立相应的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理论，构建文化安全建设的长期规划。

一、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时期不存在绝对的文化独立性

学界普遍认为，文化独立性，即一个国家的本土文化在社会文化中处于显著优势地位，是文化安全的必要前提。但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各个国家、民族间的文化共性正在不断加强，任何对外开放的国家、地区都已经不存在绝对的文化独立性——也就是说，每个国家、地区的文化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文化的绝对独立性在新时期已经成为伪命题，绝对的文化安全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从全球化开始的那一刻起，世界文化就在向相互融合的方向转变。“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来往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特别是上世纪末以来，全球化浪潮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不仅改变了民族与国家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对各个国家的社会和社会成员的心理产生了深刻影响。当今，除极少数国家和地区之外，各个国家原本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消费模式都在不断地相互渗透和影响。

实践经验也表明，新时期的“中国社会中存在的文化”和“中国本土文化”之间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差距。目前，在国内的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上，各种有关国外电影、流行歌曲、畅销书的资讯都充斥其间，其中已经很难发现中国本土文化的主导地位。甚至在国内上升到政治高度加以打造和保障的2010年上海世博会，其宣传曲《2010等你来》就与日本歌手冈本真夜1996年的歌曲《不变的你就好》曲调雷同。[2]即使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很多情况下亦通过外来文化的方式予以表达——如中央电视台在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等重大事件发生时，在弘扬中国军队英勇救灾的系列新闻报道中大量采用了美国电影《勇闯夺命岛》 《加勒比海盗》、美国连续剧《血战太平洋》等的配乐。有学者批评中国的流行文化是一种“山寨”文化，毫无疑问，“山寨”本身就体现出了中国文化受到的全球化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文化领域的外来文化影响力日益扩大和中国本土文化主流地位的弱化，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还难以改变。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物质产品尚无法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的同时，精神产品也无法满足人民需求。

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时期，全世界将没有哪个逐步取消经济壁垒和信息控制的开放国家能树立或保持精神和文化的壁垒，没有哪个国家、地区能保证自身文化绝对独立于世界潮流。我们只能在承认此现实的情况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构建中国的文化安全建设战略——这是我们讨论相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中国将长期处于文化安全初级阶段

中国文化的相对弱势和外来文化相对强势的事实，使中国的文化安全建设面临诸多问题。特别是在中外文化相互融合的趋势下如何确保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问题更难以处理。这需要我们对文化安全的形势、特别是当前文化安全所处的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有清醒的认识，构建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理论积极应对。

1.明确中国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的概念。我们可以尝试做如下定义：中国文化安全初级阶段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中国本土文化在全社会的哲学、艺术、宗教、道德领域中有影响力，同时，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被全社会广泛认同并处于主导地位。

一般认为，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文化包括五个方面，即哲学思想、艺术思想、宗教思想、道德思想和政治法律思想。由于社会意识形态是思想上层建筑，而政治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因此，政治文化是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社会文化的关键部分。理论上说，中国文化安全要求在哲学思想、艺术思想、宗教思想、道德思想和政治法律思想领域确保中国本土文化的绝对优势——我们可以把这种理想状态称之为文化安全的“高级阶段”，但这仍然属于一种长期愿景，而并非是现实的状态。在全球化、信息化、外来文化高度流行的新时期，中国文化安全与否，关键体现在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是否具有主导地位。换言之，在哲学、艺术、宗教、道德等领域，中国本土文化可以不断争取其影响力和影响范围的“上线”，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主导和优势地位是不容动摇的“底线”。

2.中国文化、外来文化共存于中国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然也会决定思想上层建筑。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的经济领域目前除国企垄断行业外，大多数企业的管理模式、经营理念、发展方式早已“与国际接轨”。如果说在经济领域，我们必须长期主动学习西方的经济运行与管理经验，主动接受试图进驻中国的国外资本，那么在文化领域，我们必然也要主动接受外国文化、特别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接受的先进文化，学习文化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模式。

在我们尚未建成有中国特色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在相当一部分经济基础已经国际化的情况下，我们当然不应试图建立与外部文化分庭抗礼或泾渭分明的文化体系，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即将文化安全建设的主要精力致力于确保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但确立这种主导地位，决不能通过中国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对立对抗的方式实现。——对立往往意味着有一方被击败或证伪。在文化安全初级阶段要保护中国政治文化，决不能冒此风险。

在政治文化领域强调中学为体，抵制和反对外来政治文化，是中国部分知识分子的一种思维习惯，但在外来文化处于领先和强势地位的情况下，这却是毫无胜算的做法。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国学”与“西学”对抗已经发生过，结果“西学”逐步被称作“科学”，选择走主动对抗路线的“国学”却在大多数社会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被证伪、抛弃。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一套全新的西方政治理论最终取得了在中国的全面胜利。但此后若干年，在那场历时十年的以“文化”命名的大运动中，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重创。中国本土文化、外来文化共存是中国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的必然状态，只要还处于文化安全初级阶段，无论在文化的哪个领域，都不能强迫全社会做二选一的单选题。

3.中国文化安全尚处于并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在人类历史中，我们虽然可以发现在部分时间段、部分地区存在文化发展超前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但总体而言，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不可能长期处于领先位置。同样，经济社会发展高度发达的地区，其文化也不可能长期落后。因此，西方文化处于相对强势和中国本土文化处于相对弱势并非偶然现象。

对中国而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相关理论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将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中国目前GDP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但人均GDP依然偏低，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缓解，生产力有待进一步解放和发展，消灭剥削和消除贫富分化的任务更加艰巨。要实现在改革开放之初预计的本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目前还面临众多不确定因素。既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远景是如此，那么同样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文化领域的发展也将长期处于“发展中”阶段，中国文化安全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就是中国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的时间跨度。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任何试图给中国文化安全制定过高标准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

三、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的文化安全建设基本策略

上文已述，中国文化安全存在初级阶段，我们将长期处于此初级阶段，此阶段中国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将长期共存。文化安全建设的关键是确保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这需要主动推动中国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相互交融，在自我扬弃中形成既与人类文明发展方向一致，又具有一定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这应是文化安全初级阶段进行文化安全建设的基本策略。

1.以推动中外政治文化融合为建设重点。文化安全的底线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的主导地位。但现实情况是，这一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的最低要求亦面临着严峻挑战。要平稳渡过此风险期，必须增强推动中外政治文化融合的主动性。

新时期以来，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出现了较明显的差距。这样的差距必然导致不同的、甚至对立的政治诉求。在政治文化领域，不同的利益群体或阶层必然会寻找符合本群体、本阶层政治诉求的精神文化产品，或寻找答案，或寻找安慰。需要指出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外来政治文化的多样性特征十分突出，至少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等多种流派多家观点。每一种思想观点，都在部分社会群体、阶层中有重要的影响力。换言之，在阶层分化已经成为事实的新时期，每一种外来政治文化，都有对于特定阶层或利益群体的特殊针对性。而中国本土的政治文化却因为试图覆盖全社会而缺乏相应的阶层针对性。因此结果是，如果不有效推动中外政治文化融合，那么我们很有可能在此领域失去主导地位。

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知道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强制处在健康清醒状态的每一个人接受某种思想。”[3]社会管理者的命令可以干预人们的日常行为，但无法强制人们的思想活动。对外开放又是不可能走回头路的。因此从逻辑上说，已经在社会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各种外来政治文化不可能被清除出中国政治文化领域，如果我们想避免中国政治文化被边缘化，相应工作的重点不能是对抗或否定外来政治文化，而是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主动推动中外政治文化融合。这必然是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的文化安全建设重点。

2.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为基本原则。我们所言之原则，并非“要怎样”，而是“不要怎样”。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提出“要怎样”的基本原则为的是确定总体发展目标，例如“要”保障文化安全。但在实现目标的具体操作细节方面，任何具体的“要”，都有可能带来排他或强制。在开放的文化环境下，我们就不能在文化融合的细节方面设置太多的“要”，而是要明确一些“不要”的原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做到海纳百川，推动文化融合。这需要我们深刻反思中国社会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两种思维习惯。

狭隘民族主义将中国传统“国学”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所谓的“国学”，本质上就是儒家文化。一些学者认为，“前者（小型农耕社会）是‘父父子子’问题，或‘齐家’问题；后者（大型社会）则是‘君君臣臣’问题，或‘治国、平天下’问题。儒家有效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履行了建构社会组织的功能。……可以预见，随着改革任务的大致完成，随着国家进入稳定和巩固现有秩序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当国家的任务是巩固秩序、建设和谐社会时，以巩固秩序为己任的儒学会重新复兴，其当代价值就会凸显。”[4]任何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清楚，自汉以降中国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皆以儒学为“核心价值体系”。这有其历史必然性，君臣父子观念本身就蕴含着对权威的绝对服从和天赋君权的专制因子。试图将儒家文化与新时期中国构建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的思想，不仅因其在思想上倒退回五四运动之前而显得滑稽，更值得人们警惕。在社会矛盾凸显期，执政党加强对全社会各种资源的统筹调配和政治动员是一种“维稳”的手段，而儒家文化和专制主义传统会将其异化为目的。这体现了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中对于权威的习惯性依赖。

民族虚无主义则完全相反——无视民族差别，抹杀民族特性。民族虚无主义者将中国现阶段的一切问题归因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没有全盘复制西方模式。部分人寄希望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成功进行和平演变甚至是武装入侵。如“自由主义”文人焦国标曾发奇谈，“假如有来生，当兵只当美国兵。假如今生注定死于战火，就作美国精确制导炸弹下的亡灵。”[5]刘晓波等人则认为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至少应经历“三百年的殖民史”。在民族虚无主义者看来，中国任何本土文化和现实国情都是不应被考虑的，只有照搬照抄西方经验才是唯一的发展路径。但可悲的是，尽管民族虚无主义者极力撇清自己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但他们的思想仍然体现出了中国民族性中最“劣根”的地方：他们本质上仍然依赖于权威，只是这个“权威”是来自于西方而已。

作为无神论者，我们相信：文化和思想的融合只能由社会自身完成，我们就是要不断地推进文化融合的进程，而不是相反。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之所以与文化融合格格不入，就是因为其具有高度的排异特质。文化安全建设必须遏制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意义正在于此。

3.以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主导中外政治文化融合进程。我们强调推动中外政治文化思想融合，并非说要放弃对于融合进程的引导。只是在明确上述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这一引导过程不能采用排异性的强制手段。要融合中外政治文化，同时又要确保融合后的政治文化符合文化安全的基本要求，就必须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建设置于突出的位置。

伦理是最基本的善恶评价标准，政治伦理是评价各种政治思想、政治决策、政治行为善恶与否的标尺。被全社会自愿、普遍接受的政治伦理一旦形成，就可以以非强制的方式通过全社会自发的扬善抑恶推进中外政治文化融合。任何一种思想，如果符合中国政治伦理，就将被人民群众接受；反之一定会被抛弃。稳定的政治伦理将真正推动政治文化领域中外融合和以我为主的统一。

中国政治伦理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在人类大同之前，任何政治伦理都不可避免地带有特殊的政治立场。例如在西方国家，民主社会主义与保守主义至今仍秉承着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立场。[6]换言之，在一个存在阶层分化的国家，不可能存在符合每一个阶层利益取向的政治立场。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是一种事实，“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7]在此情况下，如果试图使中国的政治伦理既符合既得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又符合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诉求，则无疑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一厢情愿。坚持这样做，只会有两种结果，要么宣讲的政治伦理完全脱离阶层利益诉求，成为没有立场的一种空话；要么脱离实际情况，宣扬阶层间没有利益冲突，成为一种假话。无论哪种结果，只会使中国政治伦理由于缺乏民众认同失去在未来的话语权。因此，中国政治伦理必须真正从《宪法》出发，从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出发，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明确政治伦理的基本立场。换言之，对于社会中的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国富民贫现象，我们可持“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但决不能对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持中立甚至褒扬的态度。必须时刻明确，我们的目标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为富人办事”，但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要永远要坚持“为穷人说话”。

应该看到，我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中都体现了明确的、与绝大多数民众切身利益高度相符的政治立场，而作为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亦不会抵触与他们利益取向高度契合的政治思想。因此凸显、坚持、普及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并不存在理论和操作层面的困难。关键的、也是唯一的问题，是执政者能在具体的政治决策和权力运行的过程中体现这一政治立场，或者说，能使人们信服执政者秉承了自己宣讲的执政理念。只要答案是肯定的，中外政治文化融合的结果就必然体现出高度的中国特色，中国就能至少在最低限度上确保文化安全。

初级阶段的中国文化安全与否，起根本决定作用的最终是执政方式和社会利益分配。

四、结束语

“在往昔，不同文化的接触曾是人类进步的路标。希腊曾经向埃及学习，罗马曾经向希腊学习，阿拉伯人曾经向罗马帝国学习，中世纪的欧洲曾经向阿拉伯人学习，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曾向拜占庭学习。在那些情形之下，常常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8]人类历史的发展经验表明，多种文化并存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有相互排斥的现象，但最终的融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进程。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谁试图否定或延缓文化融合的进程，就一定会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最早失去话语权。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特别强调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的概念，才特别强调主动推动文化融合、特别是政治文化的中外融合，才特别强调用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伦理引领政治文化融合的发展方向。

回溯改革开放的历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使中国在经济领域免于在非“左”即右的争论中继续耽误时间。在全球化信息化成为时代潮流、文化融合成为趋势的今天，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套相对完整的文化安全初级阶段理论，使中国避免在文化融合的关键时期错失主动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2009：35.

[2]钟河.世博宣传曲涉嫌抄袭被停 组委会向日本歌手求曲

[N].青年参考，2010—04—23.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人民出版社，2009：91.

[4]王立胜，聂家华.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建构逻

辑——基于历史经验的分析[J].社会科学，2009，（8）.

[5]刘汉鼎.两种民族主义的网络激荡[N].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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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惠天.欧洲社会民主党实现“意识形态安全”的路径分

析[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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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夏业良.我国1%家庭掌握全国41.4%财富，集中度超过

美国[J].新华社—国家财经周刊，2010，（6）.

[8][英]罗素.一个自由人的崇拜[M].时代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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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宇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