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蛇剑”象征与刘邦建国史的个性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刘邦“斩蛇”故事有可能类同“丹书狐鸣之事”，经“史臣附会兴王之词”的渲染，被看作预言高祖帝业成功的标志。而“斩蛇剑”因此成为有神异特征的政治文物。刘邦早年曾经使用的“斩蛇剑”，后来成为武装创业成功的象征，成为“布衣”、“匹夫”成就帝业的纪念。刘邦多次自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可以读作对于这种建国方式的意义的提示。李世民、朱元璋也曾经发表认同这种建国史历程的言论，同样值得政治史研究者注意。关键词：刘邦；斩蛇剑；三尺剑；布衣；帝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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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3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559-8095(2008)06-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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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邦于“丰西泽中”以“拔剑击斩蛇”作为反秦政治行为的标志性举动。所谓“汉高斩蛇剑”后来成为政治文物，竟然放射出神异光彩。刘邦是以“布衣”、“匹夫”身份通过武装斗争登上帝位的，“斩蛇剑”因此成为这种建国方式的象征。刘邦所谓“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提示了这种建国方式的历史个性。李世民说，刘邦“提三尺剑定天下”，又说“朕提三尺剑定四海”。朱元璋说“朕起布衣，提三尺剑”，“拯民艰”，“图至治”，又于怀念刘邦时表示“惟我与汝，不假尺土一民，提三尺剑，位至天子”。这种认同刘邦建国史历程的言论，也值得总结历代帝王创业方式的政治史研究者注意。

一、刘邦“斩蛇”事迹

汉高祖刘邦是“造反”取天下的帝王。刘邦的事迹中，有“斩蛇”传说作为其武装反秦的标志。

刘邦出身平民，曾经在秦时任基层官吏亭长。据说他在看到秦始皇壮丽的车队时，感叹道：“大丈夫当如此也！”《史记•高祖本纪》记载了他由秦政权的维护者走向当时正统体制之外的过程：“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司马迁还写道：

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笞之，妪因忽不见。后人至，高祖觉。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斩蛇”神话一如陈胜、吴广发起鼓动群众的篝火狐鸣方式，开始树立起刘邦的权威。这一情节，宣示刘邦在流亡生涯开始的第一夜，就具有了放射神异光辉的政治领袖的身份，具有了即将开创新的政治史的“赤帝子”的地位。

“斩蛇”事迹在刘邦建国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艺文类聚》卷一二引后汉班固《高祖泗水亭碑》曰：“皇皇炎汉，兆自沛丰。干降着符，精感赤龙。承魁流裔，袭唐末风。寸木尺土，无竢斯亭。建号宣基，维以沛公。扬威斩蛇，金精摧伤。涉关凌灞，受爵汉中。勒兵陈东，剟禽三秦。陈张画策，萧勃翼终。出爵褒贤，列土封功。炎火之德，弥光以明。源清流洁，本盛末宏。序将八十，赞述股肱。休勋显祚，永永无强。于皇旧亭，留嗣是承。天之福佑，万年是兴。”班固简略勾画了刘邦政治业绩，其中对“扬威斩蛇”事的颂扬，笔调尤其醒目。曹植亦视“斩蛇”为帝业启动的标志。《艺文类聚》卷一二引魏陈王曹植《汉高皇帝赞》：“屯云斩蛇，灵母告祥。朱旗既抗，九野披攘。禽婴克羽，扫灭英雄。承机帝世，功著武汤。”《旧唐书•五行志》：“汉祖斩蛇而验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己之将死。”可见，“斩蛇”已经成为改朝换代的政治文化象征。

《朱子语类》卷一二二记载了关于《左传》史学价值的一番对话：

又问：“《左氏传》合如何看？”曰：“且看他记载事迹处。至如说道理，全不似《公》《榖》。要知左氏是个晓事识利害底人，趋炎附势如载刘子‘天地之中’一段，此是极精粹底，至说‘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注：《左传》成公十三年：“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刘子曰：‘吾闻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礼义威仪之则，以定命也。能者养以之福，不能者败以取祸。是故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勤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笃。敬在养神，笃在守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今成子惰，弃其命矣，其不反乎！’”）便只说向祸福去了。大率《左传》只道得祸福利害底说话，于义理上全然理会不得。”又问：“所载之事实否？”曰：“也未必一一实。”子升问：“如载卜妻敬仲与季氏生之类，是如何？”曰：“看此等处，便见得是六卿分晋、田氏簒齐以后之书。”又问：“此还是当时特故撰出此等言语否？”曰：“有此理。其间做得成者，如斩蛇之事；做不成者，如丹书狐鸣之事。”^[1]（卷122）

朱熹“也未必一一实”的判断是清醒的。他倾向于这些传说“是当时特故撰出此等言语”的认识，也是符合历史主义的原则的。“斩蛇之事”与“丹书狐鸣之事”的联系与比较，也给予读史者以有益的启示。《评鉴阐要》卷一《刘季拔剑斩蛇有老妪夜哭及亡匿芒砀山中所居常有云气目》下写道：

斩蛇夜哭，云气上覆，多史臣附会兴王之词。然以此而惑众煽乱者，亦有之矣。

所谓“史臣附会兴王之词”，与朱熹等所谓“撰出”，是一种意思。当时这种传闻的发生，正“如丹书狐鸣之事”，属于“以此而惑众煽乱者”。元人方回《续古今考》卷二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秦之法严而实疏。刘季解纵所送徒，带剑夜行，略无呵禁。至此斩蛇之事，则必有心。老妪夜哭，赤帝子杀白帝子，又恐是伪为神奇者之妄言。汉有伪《泰誓》三篇出于河内女子，有周武王白鱼入于王舟，火流王屋化为乌二事。后孔壁真《泰誓》出，乃不然。太史公好奇，怪闻异说，无不备载。有如白鱼火乌之事，出于伪书，则赤帝子之说，无乃与之相似欤。”所谓“恐是伪为神奇者之妄言”的推断，应当说是合理的。

《抱朴子》外篇卷二《酒诫》说：“汉高作乐巨醉，故能斩蛇。”也许“斩蛇”故事的发生，原本只是刘邦“巨醉”之后的寻常行为。清人练贞吉《汉高祖斩蛇处》诗则写道：“沛公夜过芒砀路，白蛇当道撄其怒。剑光飞动溅血红，蛇本无知身死误。王业何曾关此蛇，事出偶然非有故。如何竟有老妪啼，乃使千秋闻见述。白帝赤帝纷相传，士人指点路东西。英雄挥剑不可见，至今云暗草萋萋。”^[2]所见“高祖乃心独喜，自负”即所谓“自恃斩蛇事”者，^[3]（卷8，《高祖本纪》司马贞《索隐》引晋灼云）其实应如诗人所说，“王业何曾关此蛇，事出偶然非有故”。所以“千秋”记忆，致使“白帝赤帝纷相传”，自有特殊的政治文化原因，不能排除“史臣附会兴王之词”的可能，而当时情境下刘邦及其亲从们的宣传，可能也有“以此而惑众煽乱”的动机。

不过，“附会”也好，“妄言”也好，“斩蛇”故事的生成与传播，从起初的“特故撰出”，到后来“乃使千秋闻见述”，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依然值得学者予以分析。

二、“斩蛇剑”：汉王朝的政治文物

陈胜大泽乡举事，反秦烽火燃起四方，楚地声势最大。刘邦此时已经具有影响地方政治形势之力。《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秦二世元年秋，陈胜等起蕲，至陈而王，号为‘张楚’。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乃曰：‘君为秦吏，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听。愿君召诸亡在外者，可得数百人，因劫众，众不敢不听。’乃令樊哙召刘季。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乃书帛射城上，谓沛父老曰：‘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欲以为沛令。刘季曰：‘天下方扰，诸侯并起，今置将不善，一败涂地。吾非敢自爱，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愿更相推择可者。’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种族其家，尽让刘季。诸父老皆曰：‘平生所闻刘季诸珍怪，当贵，且卜筮之，莫如刘季最吉。’于是刘季数让。众莫敢为，乃立季为沛公。”

刘邦正式起义。“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鼓旗，帜皆赤。由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故上赤。”从仪式的内容看，刘邦是十分重视“丰西泽中”、“杀蛇”故事的。司马贞《索隐述赞》：“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从泗上，即号沛公。啸命豪杰，奋发材雄。彤云郁砀，素灵告丰。龙变星聚，蛇分径空。……”其中“蛇分径空”句，说明“斩蛇”情节，在刘邦早期反秦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彤云”指吕后制造的云气神话。“彤”，点明了“上赤”的政治文化基色，也与“所杀蛇白帝子，杀者赤帝子”有关。

秦末战争中，在楚怀王为名义上的最高统领的反秦军事阵营中，刘邦和项羽曾经多次联合作战。项梁战死后，楚怀王封刘邦为武安侯，封项羽为长安侯，令项羽随宋义北救赵，而令平素以能宽容待人著称的刘邦引军长驱西进，避开秦军主力直取关中。并且正式约定，先入定关中者为关中王。秦二世三年（前207）八月，秦二世以东方战事危局责难赵高。赵高指使亲信在望夷宫逼杀秦二世，又以为继任的秦贵族子婴“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取消帝号，秦政权的统治被迫恢复到战国时代的状况。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记载，子婴废帝号改称秦王四十六天之后，刘邦军入咸阳，秦亡。

刘邦在进军关中途中，已经开始注重网罗人才，在军事行动中，又往往在遇到顽强抵抗时与守军约降，保留其首领原有的军权和地方行政权，因而得以避免过多的兵员伤亡，率领主力部队急速西进。他在入武关（在今陕西商南南）之后，甚至曾经与秦权臣赵高联络，以谋求以反秦为基点的合作。（注：《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于（赵）高。”子婴曰：“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入关中后，约法三章，甚至曾经利用行政能力和政治影响力都不容忽视的“秦吏”宣喻其政令，事实上对秦国本土政治经济现状没有作根本性触动。这些行为与《史记•高祖本纪》所谓“沛公素宽大长者”的形象是一致的，反映了刘邦政治思想的成熟。据说当时秦人大喜，唯恐刘邦不为秦王。

刘邦在项羽强大军事压力下不得不南下汉中。而项羽率军东归后，刘邦于汉王元年（前206）八月起兵暗自从故道北上，迅速平定关中。又率诸侯联军56万人东进，攻破彭城。项羽军3万回兵反击，刘邦军大败。在得到萧何补充的兵员和军需后，与项羽军对峙于成皋（今河南巩县东北）、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广武（今河南荥阳北）一带。汉王五年（前202），刘邦军又与诸侯军合围楚军于垓下（今安徽泗县西南）。项羽突围后逃至江边，拒绝东渡，在乌江自刎。同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汉王朝建立。

“汉并天下”之后，刘邦曾经因叔孙通制作朝仪有“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感叹，（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欢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这柄“斩蛇剑”似乎也成为体现权力的道具而受到珍爱。

《续汉书•舆服志下》李贤注引《汉旧仪》曰：“乘舆冠高山冠，飞月之缨，帻耳赤，丹纨里衣，带七尺斩蛇剑，履虎尾纟句履。”《太平御览》卷六九七引《汉旧仪》曰：“乘舆带七尺斩蛇剑，履虎尾约履。”又《太平御览》卷二一九引《汉官仪》曰：“侍中左蝉右貂，本秦丞相史，往来殿内，故谓之侍中。分掌乘舆服物，下至亵器虎子之属。武帝时，孔安国为侍中，以其儒者，特听掌御唾壶，朝廷荣之。至东京时，属少府，亦无员驾，出则一人，负传国玺、操斩蛇剑，参乘，与中官俱止禁中。” 

据清人宫梦仁编《读书纪数略》卷四六《物部•礼器类》，有“汉四宝”。原注：“《郊祀志》神爵元年立四祠于未央宫中”，以为汉宫“立四祠”分别珍藏。“汉四宝”是：“隋侯珠，斩蛇剑，受命宝（和氏璧），周康宝鼎（汾上所获）。”

东汉制度，“斩蛇剑”出现于新帝即位的仪式中，成为特殊政治表演的重要道具。《续汉书•礼仪志下》写道：“三公奏《尚书•顾命》，太子即日即皇帝位于柩前，请太子即皇帝位，皇后为皇太后。奏可。群臣皆出，吉服入会如仪。太尉升自阼阶，当柩御座北面稽首，读策毕，以传国玉玺绶东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黄门掌兵以玉具、隋侯珠、斩蛇宝剑授太尉，告令群臣，群臣皆伏称万岁。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诏开城门、宫门，罢屯卫兵。群臣百官罢，入成丧服如礼。兵官戎。三公，太常如礼。”在帝位继承仪礼中，“斩蛇宝剑”和“传国玉玺绶”同样，也是被看作执政权力合法性的象征的。《太平御览》卷二一九引《齐职仪》曰：“东汉侍中便蕃左右，与帝升降，法驾岀，多识者一人参乘，兼负传国玺，操斩蛇剑。”也指出“斩蛇剑”和“传国玺”地位同等的情形。

三、“奋布衣，提三尺剑”的建国道路

《续古今考》卷二“拔剑斩蛇”条写道：“东莱《大事记》：‘周威烈王十七年，秦初令吏带剑。’东莱曰：佩玉，三代也；带剑，秦也。秦与三代之分无他，观其所佩而已。是年秦简公六年。《秦纪》又书：百姓初带剑。又‘秦始皇九年，王冠带剑。’东莱曰：始皇年二十一带剑，秦始也。人主带剑，废佩玉始此。其后荆轲难作，始皇赖剑以免。二十六年，初并天下，销天下兵，则民间刀剑戟槊锋镝，尽以为金人十二。意者吏尚带剑，而民则莫敢有带剑者矣。刘季为亭长，送徒骊山，而得带剑，为吏故也。汉记以三尺剑取天下，于是舍三代之佩玉，而佩秦之剑。”其实，刘邦身为“亭长”，“而得带剑，为吏故也”的说法，似未必确当。

刘邦早年曾经使用的“斩蛇剑”，后来成为武装创业成功的象征，成为平民成就帝业的纪念。《唐大诏令集》卷一一载录《太宗遗诏》所谓“朕拂衣于舞象之年，袖剑于斩蛇之地”，也体现了这样的政治意识。

刘邦安定天下之后，有故乡之行。《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儿皆和习之。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谓沛父兄曰：‘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为朕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对于这一情节，明代思想家李贽说：“亦悲亦壮。近古帝王所不能有。”^[4]（卷5,《汉纪》，上册,p.129）《大风歌》虽然文辞简洁，但是表现了开国帝王的心志和胸怀，他在开国之初安定社会局势的政治考虑，也有所透露。

刘邦保存“斩蛇剑”以为纪念，是有“慷慨伤怀”的心绪寄托其中的。这里有对建国成功的感慨，也有对艰苦的创业生活的追思。

有学者在对“中国历代创业帝王”进行历史总结时，注意到“历代创业帝王得国前的身份与凭借”。论者引《宋史•赵普传》载宋太祖赵匡胤谓赵普语：“若尘埃中可识天子宰相，则人皆物色之矣。”又写道：“旧王朝的衰亡，新创业帝王的代兴并没有固定的身份，也没有一个制度或习惯以规定某种人可以取代旧王朝。因此，在旧王朝濒于衰亡之时，虽然人有异志，都不能保证谁能成功。观察历代创业帝王其得国之前身份约有三种：（一）方镇强豪；（二）中央朝臣；（三）外族君长。所谓方镇强豪系指在政治权力组织体内之方镇或人民，他们拥有强大的武力时，倘逢有利的时势便可举兵推翻旧王朝而成为另一新王朝的创业帝王。所谓中央朝臣系供职于京师之官吏，他们可凭借政权的威势，控制全国，以至受禅。所谓外国君长系在政治权力组织体之外，而时人视之为异族的政治组织之君长，他们可依赖强大武力创造一个新王朝。”^[5]（p．73）其中“方镇强豪”和“外族君长”，论者有时又写作“外国君长”。都是凭借武力施展政治才具。而所谓“中央朝臣”，也不能离开武力的支撑。学者于是有这样的分析：“在历代创业帝王具有‘朝臣’身份的四代中，皆掌握了强于地方的武力”，“王朝的转移既须凭借兵力（当然，有时只靠兵力并未必能成功，而需要将兵力变成‘威力”，才敢问鼎”。^[5]（pp．73-74）在论者所列《历代创业帝王得国前之身份分类录》中，“（甲）中央朝臣”4例（晋司马氏，齐高帝，隋文帝，宋太祖），“（乙）方镇或割据者”16例（秦始皇帝，汉高祖，东汉光武帝，魏曹氏，宋武帝，梁武帝，陈高祖，北齐高氏，北周宇文氏，唐李氏，后梁太祖，后唐庄宗，后晋高祖，后汉高祖，后周太祖，明太祖），“（丙）外族君长”3例（北魏道武帝，元世祖，清爱新觉罗氏）。

论者的研究，似乎忽略了对以“造反”形式得天下的帝王们政治成功轨迹的分析。被归入“方镇或割据者”之中的“汉高祖，东汉光武帝”，其实就是平民“造反”者。然而论者予依靠“武力”、依靠“兵力”取得天下之程序以特别的关注，确实指出了中国古代帝制时代改朝换代时通常习见的规律。回顾中国古代的政治史，也可以肯定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是对历史真理的发现。从历代王朝的开国史就可以得知，新的王朝的建立，必定有武装力量作为基础，有军事实力以为保障。

刘邦说，“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3]（卷97，《郦生陆贾列传》）对于这句历史名言，有的记录是：“吾居马上得天下，安用《诗》、《书》乎？”《前汉纪》卷四：“（陆）贾时上前说《诗》《书》，上骂之曰：‘吾居马上得天下，安用《诗》《书》乎？’贾对曰：‘陛下居马上得之，宁能马上治之乎？”所谓“居马上得天下”，指出了一种历史常规。

“居马上得天下”这一说法的另一种形式，即“提三尺剑取天下”。这句话，同样也出自汉高祖刘邦之口。《史记•高祖本纪》记载：

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病甚，吕后迎良医，医入见，高祖问医，医曰：“病可治。”于是高祖嫚骂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遂不使治病，赐金五十斤罢之。

又《史记•韩长孺列传》可见梁国内史韩安国劝告梁孝王语：

高帝曰“提三尺剑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终不得制事，居于栎阳。

又《太平御览》卷三四二引《史记》另见一例：

（《史记》）又曰：高祖置酒洛阳宫，曰：“吾有三杰而能用之，故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以为吾擒也。”（注：今本《史记•高祖本纪》：“高祖置酒洛阳南宫。高祖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饣襄，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前两例亦见于《汉书》。第一例《汉书•高帝纪下》作“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颜师古注：“三尺，剑也。下《韩安国传》所云‘三尺’亦同，而流俗书本或云‘提三尺剑’，‘剑’字后人所加耳。”第二例《汉书•韩安国传》作“提三尺取天下者朕也”。颜师古注：“‘三尺’，谓剑也。”《后汉书•刘陶传》李贤注：“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以取天下。’”也说“三尺”而不说“三尺剑”。

《晋书•段灼传》：“汉高祖起于布衣，提三尺之刃而取天下。”庾信《皇夏》歌辞用刘邦故事颂扬帝权的神圣：“雄图属天造，宏略遇群飞。风云犹听命，龙跃遂乘机。百二当天险，三分拒乐推。函谷风尘散，河阳氛雾晞。济弱沦风起，扶危颓运归。地纽崩还正，天枢落更追。原祠乍超忽，毕陇或绵微。终封三尺剑，长卷一戎衣。”^[6]（卷6，《郊庙歌辞•皇夏》）最后一句借用刘邦“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名言。也有说汉光武帝刘秀“提三尺剑”取得成功的。宋人苏辙写道：“惟汉光武起布衣，治经术，提三尺剑以平僣乱，得治民驭兵之要。”^[7]（卷47，《编神宗御集奏请表状二首•进御集表》）

杜甫《重经昭陵》诗也写道：“草昧英雄起，讴歌历数归。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翼亮贞文德，丕承戢武威。圣图天广大，宗祀日光辉。”^[8]（卷1）诗句借刘邦“草昧”“风尘”创建“文德”“武威”的典故颂扬唐太宗李世民，所谓“三尺剑”“一戎衣”者，也有同样意境。据《旧唐书•王珪传》，贞观元年（627），唐太宗李世民谓侍臣曰：“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而《新唐书•西域列传上•疏勒》记载：“贞观九年，遣使者献名马，又四年，与朱俱波、甘棠贡方物。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曩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不减二君者。然彼末路不自保，公等宜相辅弼，毋进谀言，置朕于危亡也。”大致相同的记录，亦见于《贞观政要》。（注：《贞观政要》卷八《赦令》：“近代平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GFDB0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李世民自称“朕提三尺剑定四海”，值得治政治史者关注。称颂李世民“提三尺剑定四海”的，还有宋人言论。^[9]（卷9，《房杜不言功论》）也有说宋太祖、宋太宗“提三尺剑”确立北宋帝业的。宋人孙觌《四令公祠堂记》：“惟太祖太宗提三尺削除僣乱”，^[10]（卷21）另一位自称“提三尺剑”取得政治成功的帝王是明王朝的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詹同以老乞归，朱元璋赐之敕曰：“朕起布衣，提三尺剑，总率六师以拯民艰，延揽英雄以图至治。”^[11]（卷5，《部学学士承旨兼吏部尚书詹同》）他曾经将自己的政功与刘邦进行直接的历史比较，以为“惟我与汝，不假尺土一民，提三尺剑，位至天子”。（注：〔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卷一一六《吉礼•礼先代帝王》引王圻《续通考》：“洪武初，命绘诸帝像于庙。太祖临其祭，行礼毕，复至汉高祖之神位，笑谓曰：‘刘君，今日庙中诸君，当时皆有所凭借，以得天下。惟我与汝，不假尺土一民，提三尺剑，位至天子，尤为难事。可多饮三杯。’后遂为制。每帝王前皆一爵，惟汉高帝以三爵。”）

宋代史学家司马光写道：“高祖奋布衣，提三尺剑，八年而成帝业。其收功之速，如是何哉？”^[12]（卷12）所谓“奋布衣，提三尺剑”，终于成就“帝业”，概括了刘邦建国“收功”的历史特征。刘邦这位“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西汉王朝的开国帝王，其文化资质颇值得我们注意。刘邦本人出身平民，他的功臣集团大多出身低微，除了张良家世高贵而外，其余多为“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者，萧何、曹参、任敖、周苛都是小吏，“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而樊哙是屠狗者，周勃是织席、吹箫服务于丧事者，灌婴是贩缯者，娄敬是挽车者。清代历史学者赵翼于是称此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他同时指出，这种打破贵族政治传统定式的“前此所未有”的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由此可以说明，“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赵翼认为，“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战国晚期这种贵族政治体系已经动摇，不过，秦开一统之局，“兼并之力尚在有国者，天方藉其力以成混一，固不能一旦扫除之，使匹夫而有天下也。”秦始皇时代，“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直到汉初，“天意已另换新局”，“于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既起自布衣，其臣亦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新的政治体制得以开创，“天之变局，至是始定。”而且新的贵族在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统治之下，权位随时可以消除。“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13]（卷2，《汉初布衣将相之局》，pp．36-37）

柏杨曾经这样评价刘邦的文化资质：“刘邦先生是中国最伟大、最传奇的帝王之一，他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并不识字（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柏扬先生素来反对‘天纵英明’——因有些头目，其蠢如猪，却自捧为或被捧为天纵英明，实在令人皮背发紧，但刘邦先生确实先天上有超越普通人之处。所有他的重要决策，几乎全来自部属们的建议，他也几乎是一个没有意见的人。但他大多数时候，对部属的建议，都有正确判断，而在发现判断错误时，决不‘死不认错’，反而马上改正。在刘邦先生身上，找不到予智予雄的镜头，找不到‘指示机宜’的镜头。这要归功于他恢宏的胸襟和对新事物吸收消化的强大功能。”“无疑的，刘邦先生是一位政治天才。”^[14]（《楚汉之争》,pp．107-108）这样一位“政治天才”用传统眼光来看，是没有文化的，“出身于地痞流氓阶层，可能并不识字（即令识字，教育程度也不会高）”，但是在政治决策方面，却有胸襟，有眼光。这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资质，决定了他能够“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

可以表明刘邦的文化倾向的史例，有著名的“溲溺儒冠”故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记载：“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清代学者查慎行《谷城山》诗说到刘邦“溲溺儒冠”是有秦时文化专制制度的背景的：“秦皇凶暴蔑贤圣，偶语《诗》、《书》皆弃市。布衣起自泗上亭，溲溺儒冠固其理。此非可以正道说，诡托阴符自兹始。”而刘邦建国成功，即所谓“大蛇中断群雄灭”，^[15]（卷23）可以说是遵循了在当时的文化条件下的另一种历史“正道”。

四 、“斩蛇剑”神话

刘邦“斩蛇剑”在汉代以后依然受到珍重。“汉高祖提三尺以斩白帝子，取天下，后世宝之。至晋武库灾而后毁。”^[16]（卷2，《题斩蛇剑铭后》）

《古今注》卷上“汉高祖斩白蛇剑”写道：“汉世传高祖斩白蛇剑长七尺。汉高祖自称‘提三尺剑而取天下’。有问余者，余告之曰：‘汉高为泗上亭长送徒骊山，所提剑理应三尺耳。后富贵，别得七尺宝剑，舍旧而服之。汉之后世唯闻高祖以所佩剑斩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剑，即斩蛇之剑也。’”“三尺剑”和“七尺剑”，是“富贵”前后分别所佩。而在“斩蛇剑”的传说中，“三尺”与“七尺”，已经有所混淆了。

刘邦“斩蛇”故事是被看作预言政治成功的“符瑞”的。（注：《宋书•符瑞志上》载录刘邦“拔剑斩蛇”事迹。《魏书•礼志一》又有“赤帝斩蛇之符”的说法。又《旧唐书•五行志》：“汉祖斩蛇而验秦之必亡。”）“斩蛇剑”后来也被视作神物。《说郛》卷六六下刘歆《西京杂记》“斩蛇剑”条（注：今本《西京杂记》卷一作“剑光射人”条。）写道：“汉帝相传以秦王子婴所奏白玉玺，高祖斩白蛇剑。剑上有七采珠、九华玉以为饰，杂厕五色琉璃为剑匣。剑在室中，光景犹照于外，与挺剑不殊。十二年一加磨莹，刃上常若霜雪。开匣拔鞘，辄有风气，光彩射人。”《晋书•张华传》记载：

武库火，（张）华惧因此变，作列兵固守，然后救之。故累代之宝及汉高斩蛇剑、王莽头、孔子履等尽焚焉。时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

可知“汉高斩蛇剑”收藏在晋武库中，在意外的火灾中和“王莽头、孔子履等”一同焚毁。所谓“（张）华见剑穿屋而飞，莫知所向”，当然只是传说。元人方回《续古今考》卷二可见“晋武库火，汉高祖斩蛇剑火中飞去”，“诡异尤不足信”的说法。“剑穿屋而飞”者，或许是看到烈焰“穿屋”迸发引发的想象。关于“斩蛇剑”的神异传说，又见于《拾遗记》：“汉高祖斩蛇剑藏于宝库之中，守藏者见白气如云，出于户外，如龙蛇。”^[17]（卷27）

据《元史•舆服志二•仪仗》，当时舆服制度依然有应用“斩蛇剑”的内容：“虎君旗，白质，赤火焰脚，绘神人，冠流精冠，服素罗绣衣，朱裙，朱履，执斩蛇剑，引白虎。”

陶弘景《刀剑录》列举了历代名帝名剑。虽然记录的只是传说，却也可以告知我们，刘邦“斩蛇剑”这种特殊文物在古人心目中的政治纪念意义：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以三年岁次丁巳，采北祗铜铸二剑，铭曰：“定秦”。小篆书，李斯刻，埋在阿房宫阁下，一在观台下，长三尺六寸。

前汉刘季在位十二年，以始皇三十四年，于南山得一铁剑，长三尺，铭曰：“赤霄”，大篆书。及贵，常服之。此即斩蛇剑也。

文帝恒在位二十三年，以初元十六年岁次庚午，铸三剑。长三尺六寸，铭曰：“神龟”。多刻龟形，以应大横之兆。帝崩，命入玄武宫。

武帝彻在位五十四年，以元光五年岁次乙巳，铸八剑。长三尺六寸。铭曰：“八服”，小篆书。嵩、恒、霍、华、大山五岳皆埋之。

王莽在伪位十七年，以建国五年岁次庚午，造威斗及神剑。皆练五色石为之，铭曰：“神胜万里伏”，小篆书。长三尺六寸。

更始刘圣公在伪位二年，自造一剑，铭曰：“更国”，小篆书。

后汉光武秀在位三十三年，未贵时，在南阳鄂山得一剑。文曰：“秀霸”，小篆书。帝常服之。

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于幽谷得一剑，长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铭曰：“孟德王”。常服之。^[18]（卷95上）

除了汉文帝和汉武帝外，其他几位帝王的剑，其实都可以看作他们政治实践中建国的标志。至于秦始皇剑铭“定秦”，刘邦剑铭“赤霄”，王莽剑铭“神胜万里伏”，刘秀剑铭“秀霸”，曹操剑铭“孟德王”等等，大概都是陶弘景们没有什么根据的“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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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黎清德编．朱子语类［Z］.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练贞吉.汉高祖斩蛇处［A］.永城县志•词章志［C］.光绪二十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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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寿南．中国历代创业帝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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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孙觌．孙鸿庆居士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廖道南．殿阁词林记［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司马光．稽古录［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13］赵翼．廿二史札记［Z］．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柏杨．现代语文版资治通鉴:第3册［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5．

［15］敬业堂诗集［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6］陈长方．唯室集［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7］徐应秋．玉芝堂谈荟［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陶宗仪．说郛［Z］．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责任编辑：孙久龙 马卫东

The Symbol of Sword to Cut Snake（斩蛇剑）and the Individuality 

of Emperor Liubang’s Establishing Han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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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Zi-j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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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ool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100872,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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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ory which tells Liubang（刘邦）cut the snake is roughly the same as stories of “Danshu”（丹书）and “Huming”（ 狐鸣）,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sign of foretelling the success of Liubang’s achievements, and thus the sword to cut snake（斩蛇剑）became the symbol of political cultural treasures of ma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sword to cut snake that Liubang once used became the success symbol of military career and the souvenir standing for ordinary man’s emperor’s achievements. Liubang claimed many times that he got his domination with Sanchi sword（三尺剑）as an ordinary man. Emperor Lishimin of Song and emperor Zhuyuanzhang of Ming Dynasties also made speeches identifying this kind of historical course of establishing a country, which is worth being paid attention to by researchers on political history.

Key words:Liubang; sword to cut snake（斩蛇剑）;Sanchi sword（三尺剑）；common people; emperor’s achieve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