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薪家庭折射收入分配４０年变迁
时间：2021-03-20 08:23:38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今年５月，为了解决儿子的婚房，胡先生卖掉了上海内环线的房子，在中环线附近买了１１５平方米的新房。现在，他、他妻子，和新婚的儿子、儿媳妇一起住在这套三室两厅的房子里。
“房子卖了５０万元作为新房的首付，结婚花了１０万元，装修花了１０万元，还有家具钱。这些已经差不多是我们家所有的积蓄了。”胡先生的甜蜜中也有些苦涩，为了凑齐这些钱，他５０多岁的妻子在退休后，一个人前往温州的皮鞋厂指导鞋帮的制造。“她吃住都在厂里，没有休息天，就这样每月给儿子攒下４０００元钱。”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胡先生说。
这是上海一个普通的工薪家庭。几十年间，中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变化，影响着这个家庭的喜怒哀乐。
从４２元到１０００元
１９６４年，胡先生从重庆某军事专科院校毕业，分配到了位于河北省唐山市的国防科委下属某院当了５年军人。
６年后胡先生转业开始拿每月４２元钱的工资，前后整整拿了１０年。但这个收入在当时算得上中上水平。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胡先生们领取低工资的同时，政府财政承担了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其他保障费用。
“收入分配包括的范围很广，除了工资之外，医疗、住房、教育和养老金等都属于这个范围。”研究收入分配的作品连续两年入选《社会蓝皮书》的中国人民大学管理学院博士顾严说。
１９７９年６月，胡先生回到上海，随后进入了仪表局下属的一个国有企业。在此之前的６个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在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同时，也改变了每个人的收入分配方式。
从１９７９年开始，胡先生的工资从４９元慢慢涨到了１９９０年的三四百元。在工资上涨的同时，胡先生仍然享受着免费医疗，他说：“那时候我手中有四张卡”，一张是瑞金医院的，一张是中山医院的，一张是龙华医院的，还有一张是单位所属徐汇区中心医院的。“当时看病只要拿着卡到医院去就行了，根本不要钱。”
１９９３年，胡先生调到了仪表局下属的一家合资公司，工资一下子跳到１０００多元钱。胡先生说：“其实回想起来，当时合资的部分原因不是缺资金，而是为了享受合资企业的待遇，既有税收优惠，又能提高工资。”
虽然私营企业的工作相对辛苦，但是相对高一点的薪酬让胡先生解决了房子的问题。原来的那套房子，是早在１９９４年胡先生花了首付２０００元、１０年每月还款３８元买下的，在１０年之后这套房子为他带来了８０多倍的收益。
１９９５年，胡先生离开了合资公司，准备自己干。“不过我胆子小，其实这一步只迈了一半。”胡先生没有自己注册公司，而是选择了仪表局下属一个国有厂的“三产”公司。和胡先生不同的是，他的妻子选择了私营企业。１９９９年开始，在上海第一皮鞋厂工作的胡先生妻子退休后被温州老板聘走。这家皮鞋厂开出的薪水比胡先生妻子退休前拿的工资几乎高了６倍。“４０００元啊，所以我们都去温州了。”
和效率同等重要的公平
１９９８年，胡先生因为心肌梗塞送入医院抢救。
同年，一份《国务院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拉开了全国职工医疗制度改革的序幕。尽管还在国有企业下属的单位工作，胡先生却开始要为医疗付费了。
从第二年开始，５５岁的胡先生提前退休了。在那时，中国许多行业待工、“双停”、低薪或无一分钱停薪放长假回家等现象开始普遍起来。
“还好我那时候符合提前退休的政策，要不然还要多拿５年的下岗工资。”胡先生庆幸地说。
“城镇居民中，收入最低的那部分人就是在国企减负政策中下岗，学历初中以下，又没有什么技能的人。他们失去工作时的年龄和体能，使得他们在城市中与农民工竞争都处于弱势的一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宜勇的说法和胡先生的估计几乎一致。
不过相比起事业单位，有着几十年工龄的胡先生对自己的退休金也不太满意。“我当时退休的时候只有９４０元，现在也才１０００元出头。可是事业单位的保洁工退休都有１８００元。”
２００６年５月２６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收入分配改革会议。会议称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努力缓解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而在“更加”和“努力”的用词背后，中国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呈逐步扩大的态势。
在杨宜勇等人的《我国收入分配现状、问题及“十一五”期间的对策》一文中，目前收入最高的１０％的家庭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总额的比重将接近５０％。
“缩小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将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起点。”杨宜勇评述说，这次会议释放出中央落实社会公平的决心，“社会公平”也慢慢提到了和“效率优先”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这两天，退休了的胡先生，忙着在各种报纸电视里寻找和这个话题有关的一切内容。
“之前也有过收入分配文件，不过都是上海市下发的某个方面的文件，像总书记也参与的这么高规格又涉及方方面面的会议可是第一次看到。”胡先生指出其中一条给记者看，“你看，文件里说了，要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
（摘自《第一财经日报》陈小莹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