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夹缝中生存的华裔新移民作家
时间：2020-03-28 07:56:1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近几年来,随着华裔新移民作家的作品在海外相继获奖,新移民文学也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主要论述华裔新移民作家笔下的身份寻求过程,试图展现他们作为文化边缘人在经历了身份迷失的苦闷和对家园文化的精神反叛后,毅然将自己定位为华裔新移民身份的衍变过程。以及如今的华裔新移民作家在创作上更多的是立足于本土文化,借鉴西方文化,在文化“交融”的状态中创作自己全新意义的文学。
关键词:华裔新移民作家 身份探求 融合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一 引言
华裔新移民是指那些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开放门户后,大批到异国寻找全新生活的青年。因为这批出走异国的华人到海外的时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很长,所以一般被称为“新移民”。这股轰轰烈烈的移民运动催生出大批的新移民作家。随着高行健、哈金、汤亭亭等华裔新移民作家的作品在海外相继获奖,华裔新移民作家也日益受到文学界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作者通过对华裔新移民作家作品的评读,试图阐明华裔新移民作家笔下的身份寻求过程中的融合趋势。
人生在世,总在不断地努力去构建自己独特的身份。作家们正是通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刻画来构建自己的身份。因此,寻求身份也便成为当代文学热衷的一个主题。处于种族文化边缘的华裔新移民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向读者展示了华裔新移民如何探寻他们的族裔身份和文化身份的心理历程。华裔文坛的谭恩美、任碧莲、伍慧明、汤亭亭等人都在其作品中探讨了身份寻求的问题。
二 身份探求
华人在西方欧美国家属于少数民族,被推向远离主流文化中心的边缘。华裔新移民作家作品中展示的对族裔及文化身份的寻求过程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留守本土文化、摆脱本土文化及依归本土文化。
1 留守本土文化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走出中国国门的华人在国内大都受到过高等教育,属于知识分子,到了国外后却失去了原来的一切,沦落到主流社会的边缘地位。他们虽然生活在主流社会中,却得不到宿主文化的认可,并且遭到主流文化的排斥,成为边缘文化。陈瑞琳曾在《“迷失”与“突围”——论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一文中分析道:一方面,由于文化,社会制度和生活习惯的不同,移民在新的文化环境中体会到了不同程度的疏离感;另一方面,本土文化也渐渐疏远,他们也因此感到自己与自己,自己与周围的世界出现分裂。面临着两种文化状态,他们感受到的是疏远、孤独和冷漠,在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错位,在异质文化的分裂对峙中经历了精神“迷失”的痛苦,而这种痛苦正是出于他们想对家园文化的留守的心态。
很多新移民作家正是抓住这种机遇,以这些移民内容为题材,展开了创作的道路。他们的作品中既有东西方巨大的社会文化差异及新移民在新环境中探索自我的艰难生活的展现,也有因文化差异、种族隔膜造成的精神与心理困惑,对错位环境中人性的扭曲和变异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和真诚地批判;既有新移民们在异国生活中的迷失,也有早期移民的历史回顾和悲情故事。
如严歌苓的短篇小说《少女小渔》、《海那边》、《倒淌河》、《白蛇橙血》、长篇小说《人寰》、《扶桑》、《无出路咖啡馆》等一经问世就立刻引起撼动,也促使严歌苓一举成为海外新移民文坛的著名作家。其中,《扶桑》故事中的主人公扶桑代表的是一种以弱势求生存的文化。面对强势文明,她从容镇定,最后选择嫁给了即将死去的大勇,这样的结局其实也表明一个海外女性知识分子的文化情结:对祖国本土文化的尊崇和向往。著名华裔新移民作家张翎则是以家族叙事来寻找精神的家园,她的小说虽然以东西方的交错的叙事呈现出跨国界书写的特征,但家族和故乡与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家乡始终是闯荡世界、历经磨难的人们的精神寄托,这种故乡情结和家园意识使小说保留了历史的厚度。
陈瑞琳评论这一类新移民文学的贡献是在于作家们敢于直面处于“边缘文化”中新移民们由于身份的迷失而痛苦交织的“人生”,并且尖锐地刻画了在异质文化碰撞中人性所面临的各种心灵的冲突,尤其是在“移民情结”中如何对抗异化、留守家园文化。
2 摆脱本土文化
值得庆幸的是,虽然面对强大的文化冲突,新移民作家们并没有仅仅一味地沉浸于身份迷失的痛苦之中,而是保持着清醒的头脑,随后对本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深刻反思。身处自由的西方国家,远离主流社会,疏离传统文化,新移民作家们从文化边缘人的身份地位中获得了极大的书写自由,无论是在写作题材还是写作方法上,与国内的作家相比都具有一种较广的世界性视野和独特的叙述角度。这种开放的身份使作家们能够以一种较为潇洒的形态来展开叙述,在文本上的表现就是贯穿始终的反讽气质。作家们以超越东西方文化的自由心态在小说里尽情熟练地运用着反讽叙事,对整个社会时代和当下人性的卑劣等进行多层面的嘲讽。
正如昆德拉所说,“只有在长时期地远走后重回故乡,才可能揭开世界与存在的根本的奇异性”。边缘的身份使新移民作家们不被宿主文化所彻底认同,因此也没有被彻底的同化,但又或多或少地受宿主文化的感染,与此同时,他们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自我的更新和衍变,所以生活在族裔和文化边缘的海外移民往往眼睛能更加雪亮并且能比其他人看到更多的东西。
在相当一部分华裔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中,对祖国和故乡的叙述都似乎充满着不满和嘲讽。华裔新移民作家们在较为自由和先进的西方世界中生活过一段时间后,会以西方国家的各项标准来衡量祖国大陆发生的种种事件,并且借助于作品的力量来抒发自己对某些事件的不满。而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他们也以一种反叛的眼光审视积淀在新移民身上的传统文化的阴暗因素。如哈金的小说《等待》等都是作家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姿态,毫不掩饰地揭露社会阴暗的一面,讥讽人性的自私和丑恶。
生活在较为开放、自由并且先进的西方社会中,新移民作家不但没有心思享受这一切美好的生活,而是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祖国的相对落后。正所谓“爱之深则责之切”,他们以海外新移民的独特身份放眼中国,反思祖国大陆的文化和人性的悲凉。当然,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也有可能会破坏真实的记忆。客观地说,个别作品太多地关注个人的恩怨和“文革”的惨痛经历。这是因为部分新移民作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移居海外之后,一直和祖国疏于联系,他们对祖国社会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出国前的景象,殊不知,时隔多年后,祖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因为以上原因可能使新移民作家作品中对祖国大陆和本土文化的描写和叙述与现实出现了偏离。但无论如何,笔者认为新移民作家冷眼看世界,对社会和人性的无情披露的背后是他们对人生的理性思考和对世界完美的期盼。
3 依归本土文化
陈瑞琳在《“迷失”与“突围”——论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一文中指出,正是因为新移民作家能冷静地对本土文化进行深刻冷峻的反思,才促成了他们作品在新的高度上向‘母体文化’的归依,即更高层次上的回归家园。这也是新移民作家们不同于上一代移民作家的简单乡愁文学的地方。
正如虹影在她心灵流浪的途中说“自己曾经被毁灭过,但后来又重生了”,在经历东西方文化冲突之后,华裔作家最终认识到,文化的和谐、融合与互相渗透应该是其准确定位身份的出路。所以,他们极力寻觅并加强同东西方文化世界的双重联系。在跨越了先将自身认同为中国人,然后又将自己辨识为西方人这两个阶段之后,他们将自身定位为华裔新移民—— 一种文化的混合体,表达出新移民作家包容东西方文化,取长补短,达到和谐统一的美好愿望,从而在“个体价值”的寻找认知中完成了自己新的文化依归。另外,从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势——东西方文化经过冲突、磨合之后又达到新层面上的融合。
不同于上一代移民作家的寻根和试图精神还乡,更不再沉溺于“乡愁文化”的沉重和哀叹,他们转向珍视自己的边缘地位,更多着眼在“个体生存方式”的探求。新移民作家的个人价值追求既包含有对母体文化的精神反叛,又与西方的主流文化有所不同。他们充分利用自己作为文化边缘人的身份,用更加独立和清醒的眼光反观东西方文化,重新审视自己与生俱来的母体文化,重新确立自己的人生坐标和文化身份,从而在新的层面上进行中西文化的对话。在“强势与弱势”的文化碰撞中实现了一种崭新的话语变革,不断地为主流文化输送“新颖”的思想表达,同时又对自己固有的本土文化加入异质的因素,促进其发展和革新。
华裔新移民作家们坚持不懈地在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构建他们自己的新的文化人格,以及作为生存的个人、华裔移民和跨文化作家的身份。虽然很艰难,但他们一直在努力并且力求完美。正如上文所说,他们选择以华裔新移民的姿态生存,某种意义上有着对乡愁文化的告别和对家园文化的超越。在经历了主动融入西方社会后,他们选择独立于西方社会的文化边缘,大胆勇敢地承认和面对祖国政治经济文化较西方国家的落后现状,以东方风骨和本民族个性自立于西方少数民族之林。吟寒的《十年辛苦一梦间》,令狐萍的的《萍飘美国——新移民实录》,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作品都详细描述了这种自觉的衍变过程。
而作家汤亭亭在其小说《孙行者》中,更是大胆地尝试运用大量的东西方文本,同时又在作品中糅合了自传和传记、历史和深化、记忆和虚构来突破阶级、文化和历史的局限。汤亭亭运用古今中外的文本作为一个语境,将先前的文本放到新的语境之中,体现了她为达到中西文化融合的努力,为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开辟了一条超越传统的道路。
三 结语
新移民作家的创作不仅延续了上一代移民文学对乡愁文化以及移民生存的危机和在文化夹缝中精神挣扎的思考,更着重于表现作为新移民在异族文化境遇中追求和建立自我意识的过程。他们在身份迷失后,重新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新的可以自由进行多重人生选择的现实境遇面前,重新寻找自我、发现自我和实现自我是八十年代以来新移民自觉的人生选择,在新的土地上生根并再创生命的辉煌,是现代中国人为生存而迁移或者选择的态势的一种。
在全球多元文化主义的语境下,华裔新移民作家们把东方身份和边缘人的双重身份变成了一种优势。一方面,用西方的社会价值理念来评判中国价值体系。另一方面,用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史以及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民族精神,来审视西方物质文明下的金钱世界,并揭露生活在其中的人性的卑劣。严歌苓、张翎、虹影等新移民作家的作品,正是因为有了双重的身份,才有了更深刻的寓意,同时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新移民作家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在中国与世界长期隔膜,特别是西方社会对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和人际社会长期不了解,中国民众对西方文化深深误解的情况下,他们有义务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在创作上,只有依赖本民族文化的沉淀,才能在西方树立起东方的旗帜;也只有善于借鉴西方的先进文明,取长补短,才能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陈瑞琳称新移民作家们在文化“交融”的状态中创作了自己全新意义的文学。
参考文献:
[1] 陈瑞琳:《“迷失”与“突围”——论海外新移民作家的文化“移植”》, http://hwwx.stu.edu.cn/show.asp smallstyle=2006&news_per=5&id=18 2009-09-06.
[2] 李燕:《跨文化视野下的严歌苓小说研究》,暨南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
[3] 米兰·昆德拉,孟湄译:《被背叛的遗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作者简介:刘冰,女,1986—,河南开封人,河南师范大学2007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