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中的安徽人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在这座不朽的历史丰碑上，安徽革命志士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起义部队15个团中，有4个团由皖籍黄埔一期生任团长，有一些安徽青年担任政治工作和师、团、营、连、排级干部；还有少数人参与了起义的动员和组织策划工作。

山雨欲来风满楼

1927年7月，中共所掌握和影响的主要武装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向九江、南昌一带集结。安徽部分革命志士参与了反蒋力量的组织动员和武装起义的酝酿准备工作。

安庆“三二三”反革命事件后，安徽民主派代表人物朱蕴山、光明甫、沈子修、柏文蔚、常恒芳、高一涵等人纷纷发表反蒋通电和文章，并到皖籍将领冯玉祥、方振武部活动争取共同反蒋。一批皖籍革命者在武汉发起或参加了一系列声讨、反蒋活动。时任国民党中央执委、《民国日报》主笔、皖籍革命志士高语罕仅4月间就连续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蒋介石的试金石》、《反对？打倒！》、《不能再迟疑了！》等反蒋文章和社论，鼓动武力讨伐蒋介石。

当时，党所领导的武装主要集中在张发奎的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内，其中，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有第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副军长叶挺兼师长），还有亲近共产党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因张发奎对共产党的态度较友好，有“东征讨蒋”、联合共产党打回广东去的意向，中共中央在7月上旬讨论了借“东征讨蒋”、实“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计划，要叶挺等人认真执行。11日，叶挺的二十四师作为“东征讨蒋”部队的前锋，向九江开拔，蔡廷锴的第十师归叶挺指挥跟进；随后，二十军及黄琪翔任军长的第四军也陆续向九江、湖口开拔。数百名皖籍官兵和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先后从武汉地区顺江而下，一部分随军行动，一部分回皖工作。党组织还秘密通知在其他部队的共产党员军事干部向九江、南昌集中，准备参加起义。

东进途中，高语罕、许继慎、傅维钰等共产党员不断向官兵揭露蒋、汪反革命面目，宣传国民革命的目的，共产党反帝反封建反军阀、建立工农民主政权的主张。高语罕（1888—1948），寿县人，1920年加入共产主义小组，是在安徽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党团组织的主要人物之一，在国民党二大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东征途中，他以中央委员、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的身份积极联络张发奎、黄琪翔、贺龙等将领，争取扩大反蒋反汪实力。到九江后，他先后住叶挺师部和第四军军部。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对他非常友好，与他一起屡次鼓动黄琪翔回粤，还向他表达了到莫斯科去加入中共、跟随共产党革命的愿望，高语罕多次对叶剑英给以鼓励和安慰。

7月中下旬，国民党左派安徽省党部和民众团体的一些人（多数为中共党员）到达九江。当高语罕将党内决定举行武装起义的消息告诉他们时，大家都表示赞同。朱蕴山表态说：“我是同意干的，但在武装起义同时，无论如何统一战线不能丢的。”这时，国共两党的许多著名人物和大批军政人员齐集九江，皖籍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积极在部队和市民中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刷写或高呼“打倒蒋介石”、“反对武汉政府”、“欢迎张总指挥领导革命”等标语口号，教唱演唱《打倒新军阀》的歌曲。党组织要求高语罕给九江《国民新闻报》写文章。高语罕认为已到公开反对汪精卫的时候了，就应中共九江市委书记袁玉冰和《国民新闻》之约，发表了给汪精卫的一封公开信，“揭穿他背叛革命的阴谋”。

7月20日起，中共中央领导人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瞿秋白、张太雷等和军事负责人叶挺、聂荣臻等人在九江商讨武装起义问题，一面等待中共中央（机关仍在武汉）的批复，一面争取尚未入党的贺龙参加起义。7月23日，贺龙一到九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委谭平山就来做贺龙的工作，又介绍各省代表给贺龙。东北代表陈日新、安徽代表朱蕴山、江西代表邓鹤鸣等人向贺龙表达了人民大众的革命愿望，希望贺龙率部起义。贺龙表示“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7月24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和黄琪翔邀请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并避暑，黄琪翔还传达张发奎的命令：贺龙第二十军到德安集中。这是汪精卫的一个阴谋，他准备于29日召集九江地区各方面军总指挥、各军师长到庐山开会，名义上研究东征讨蒋问题，实际是要在第二方面军中“分共”。叶剑英从黄琪翔那里获悉庐山会议是个阴谋，是准备夺贺龙、叶挺的兵权，当天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叶挺。25日，叶挺、叶剑英邀约贺龙、高语罕、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党员）在九江市区甘棠湖中一只小船里，以划船游湖为名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小划子会议”。会上决定：叶、贺不上庐山，部队不到德安集中，而乘车开到南昌。这次会议虽简短，却是南昌起义的重要一环。

29日，汪精卫和张发奎等将领在庐山开会，议决：一、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二、封闭九江市党部、九江书店、九江《国民新闻报》馆，并逮捕其负责人；三、第二方面军实行“清共”，通缉恽代英、高语罕、廖乾五等人。傍晚，与会的叶剑英下山，把会议情况告诉了高、廖，并说张发奎靠不住，与会的国民党大员指责高、廖诋毁领袖（指汪精卫等），故下令通缉。高、廖与在浔的中共领导人商量后，决定脱离第二方面军，立即赶赴南昌。临行前，叶剑英对高语罕说：我和希夷（指叶挺）约的有密码，你们如何行动，望电告我。30日，高语罕、廖乾五、吴玉章（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和安徽代表朱蕴山、黄灵彪（即黄梦飞）、童汉璋等人乘当天最后一班火车，与十一军十师二十九团一道赶往南昌。

在南昌的活动和战斗

7月27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军事部长周恩来到达南昌，按中央命令成立中共前敌委员会，负责领导这次起义。数百名安徽革命志士摩拳擦掌，积极投入起义的准备之中。

当时，到达南昌及附近准备参加起义的计有二十军7个团、十一军二十四师3个团、四军二十五师两个团，并极力争取第十师3个团参加起义。还有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的公安警察共一营人。上述15个团中，就有4个团由皖籍黄埔一期生任团长，他们是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许继慎，二十军二师五团团长杨溥泉、六团团长傅维钰，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团长孙一中。

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团长许继慎是安徽六安人，因伤重未愈，不参加起义战斗，由副团长廖运泽（安徽凤台人，黄埔一期生，时为中共党员）代理团长。廖运泽接受任务后即向部队传达：起义部队的标志是颈系红领巾，灯号是用红纸在手电筒的玻璃罩上贴个“十”字，战术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将敌人包围缴械；如遇抵抗，就强行攻打将其歼灭，起义时间是在8月1日凌晨4时。7月31日傍晚，接前敌委员会紧急通知：由于叛徒告密，提前两小时行动。廖运泽即率本团4个连，以夜行军的方式接近贡院敌第三军二十三团驻地，凌晨2时发起攻击，将敌包围缴械；另派三营长袁也烈事先化装侦察新营房敌二十四团驻地情况，以换防为名接近敌宿营，战斗发起后，第三营很快就将敌团部和两个营全部缴械。

二十军二师五团团长杨溥泉是安徽六安人，安庆地区最早的团员、党员之一，1923年与柯庆施在安庆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任社会主义青年团安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代号校长），柯任秘书。后考入黄埔一期，是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分子，历任北伐军营长、副团长。四一二政变后，因受反动势力迫害，他被党组织安排到贺龙的二十军。

第六团团长傅维钰是安徽英山（时属安徽，1933年划入湖北）人，1923年在安庆省立一师入团，后入黄埔一期，第二次东征时就已担任第一军第九团党代表。1927年7月中旬，二十军驻鄂城、大冶一带时，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把被解散受迫害的各地工人纠察队员、农民自卫军骨干和进步青年编入二十军。贺龙欣然接受，于是在大冶附近的石灰窑组成第六团。该团虽然绝大多数是新兵，没有战斗经验，但各级骨干都是党团员，革命觉悟高。在分配起义战斗任务时，贺龙命令傅维钰率六团攻打大校场营房的七十九团，但二十军教导团团长侯镜如（黄埔一期生，时为中共党员）考虑到六团新组建未经过战斗考验，主动请战。于是贺龙改令六团大部警戒，以一部参加战斗。

八一起义时，南昌卫戍司令兼政委彭干臣也是英山人，1919年考入安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1年春参与筹建安庆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参加过两次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在南昌起义准备阶段，彭干臣根据安徽党组织通知，率部分军事干部赶到南昌。1927年7月31日晚，他们率部分武装迅速控制南昌市公安局，彭干臣任公安局长。在起义战斗中，二十四师教导大队队长傅克铭（英山人，黄埔三期生）中弹牺牲。

至8月1日早晨6时，各部战斗均已结束，起义军控制了南昌全城，共缴枪5000支，子弹70万发，大炮数门。

此时，计划参加起义的第四军二十五师驻在九江以南黄老门车站至马回岭一带，由中共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领导起义工作。皖籍党员军事干部孙一中、张赤诚、张有余、孟靖（孟宪仁）、廖浩然、李坦（李荣桂）等在该师任营、连、排级干部；李何林（安徽霍邱人，当时名叫李昨非）在师政治部做宣传工作，驻黄老门期间，由政治部主任李硕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宣传科长；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姓姚，是皖南人；原在第二方面军直属炮兵团服役的廖运周（安徽凤台人，黄埔五期炮科）在到南昌途中经过黄老门时，被孙一中留下当参谋。

根据前委书记周恩来与聂荣臻的事先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即放一列火车到黄老门，作为联系信号。未参加起义战斗的许继慎实际担负了这个任务。8月1日上午，南昌发出的火车到达黄老门车站。正在车站西侧四军二十五师师部与师长李汉魂谈话的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黄埔一期生）见火车到站，立即摆脱李汉魂的纠缠，到车上探听南昌消息。许继慎悄悄对他说：“南昌起义了，你快回去！”周士第即刻下车，快马加鞭回到马回岭团部，率七十三团起义。

七十五团驻黄老门西南，与师部在一起，团长李中又是张发奎的亲信，要发动起义实非易事。该团的实际领导者是第一营营长、安徽寿县籍的黄埔一期生孙一中。为确保拉出3个整营，孙一中在部队中做了充分动员和准备。

31日黄昏，孙一中让廖运周到各营传达通知：明日拂晓全副武装“打野外”。这是以野外拉练的名义拉出部队，指战员们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也不带重伤病员，只拿武器弹药，师长、团长知道了也不便拦阻。8月1日一早，全团3个营就沿着南浔铁路线向南昌方向行动，师部倾向革命的人员接通知后也随军行动。

孙一中率先头部队赶到黄老门以南6公里的马回岭车站时，向部队公开了到南昌参加起义的决定，并令部队拦截路过的张发奎专列。火车一停，孙一中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带头冲入车厢，高喊“下车缴枪”。车上的人惊吓道：“不要误会呀，同志们，我们是总部的呀！”一个与廖运周有过一面之缘的军官跑到廖运周跟前说：“哎呀，同志，你也在这里！我这双马靴送给你吧。”廖说：“马靴还是留给你自己穿吧，不过，你可以把枪送给我。”不多时，车上人员全部下车缴械。其中卫队营五六百人全是手提机关枪，那面象征着第二方面军的大红绸军旗也被七十五团扛来了。起义部队遂登车开往南昌。周恩来、叶挺早已派人在南昌车站等待他们。根据前委决定，二十五师由两个团扩编成3个团，周士第任师长，编入第十一军。孙一中被任命为七十五团团长，廖运周任团部参谋兼警卫连连长。

8月1日上午，参加起义的7名国民党中央委员谭平山、彭泽民、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韩麟符以及38名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内有安徽代表朱蕴山、黄梦飞、童汉璋）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联席会议，选举产生了革命政权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通过革命政纲——《联席会议宣言》。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随即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发布了一批重要命令，并于2日、3日公开发表。皖籍人士高语罕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秘书；童汉璋被任命为宣传委员会委员；朱蕴山为党务委员会委员；章伯钧为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未到任前，令章代理主任；委派南昌公安局局长彭干臣管理南昌卫戍事宜。

8月2日，南昌市各界群众约5万人在贡院侧体育场举行集会，庆祝南昌起义的胜利和革命委员会的成立。为阐明起义的宗旨和纲领，起义军先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文告，如《中央委员宣言》、《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全体官兵书》、《革命委员会布告》以及通缉蒋介石、汪精卫的命令等等。据当事人回忆，这些文告大多是高语罕起草的。

总政治部副主任章伯钧是安徽枞阳人，1922年与朱德、孙炳文、高语罕等到德国留学，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在南昌期间，他参与了《八一起义宣传大纲》、《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的起草，宣传标语口号的拟定以及各界群众庆祝大会的筹备工作。

彭干臣任南昌公安局长兼卫戍司令后，立即对原公安局、消防队进行改编；部署发布、张贴安民告示，安定民心，动员市民安居乐业、商家正常营业；布置城防，搜查残敌，打击犯罪分子，维护社会秩序。做好社会治安和机关保卫工作；参与组织指挥军、警、公安人员撤离的工作，动员数百名公安警察编入部队，随军南下。他还特意安排二十军特务营副连长唐天际留下搜集情报。

起义军得到南昌市民特别是青年学生的热烈拥护与支持。安徽怀宁人吴振鹏（又名吴季冰），时任中共江西省委青年部长、团省委书记。8月2日，他发动南昌青年和群众捐款一万余元支援起义部队。起义部队分批撤离南昌时，他又与省委书记汪泽楷等一起动员党团员、青年参加起义部队，仅报名的学生就达600余人。不久，吴振鹏带着江西省委的书面报告前往中共中央进行汇报。9月5日，中共中央在30余天没有得到前委和起义军的报告之时，审议了吴振鹏带来的报告，还听取了吴振鹏的口头报告，了解到起义军的动向。后来，吴振鹏历任中共江苏总行委委员、江南省委（辖苏浙皖）常委、中共中央苏区局成员等职，1933年在狱中牺牲。

起义军撤离前，估计到国民党政府将通令各县、市禁用军用纸币，以断起义军军需来源，因此，指挥部令廖运泽率七十二团协同七十一团没收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在南昌库存的钞票和银元，发给起义部队每团四五千银元供南下之用。

历尽坎坷成大道

南昌起义后，根据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再举行第三次北伐。

可起义军在向广东进军途中，多次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堵截，伤亡惨重。二十军三师军需处长郭德昭（英山人，黄埔一期生）、十一军的营长张赤诚（寿县人）、七十五团机枪连连长孟宪仁（寿县籍黄埔四期生）和杨溥泉等在南征战斗中先后牺牲。10月初，在攻占广东的潮安、汕头后，部队再次遭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围攻，被打散，一小部分部队转入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另有近800人的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转入粤赣湘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撤离前，起义领导人之一谭平山要朱蕴山回武汉去动员国民党左派到广州开大会， 打算成立新的中央。9月底，朱蕴山辗转到达上海。但不几日，就传来起义军在潮汕失败的消息。后来，朱蕴山虽脱离了中共，但始终是中共的朋友，曾任民革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许继慎在九江拒绝了张发奎委以独立师师长的拉拢，于8月3乘船东下，在夫人谭冠玉陪同下到上海养伤。9月下旬，他接叶挺要他火速归队的电报，就与被蔡廷锴放走的徐石林一起乘船南下。但船到汕头时，起义军已于前一日撤离汕头，许、徐不敢登岸，乘原船往香港，遇到叶挺、廖乾五等人。奉党的指示，许继慎与陈公培、徐以新等人在香港做收容起义军失散人员的工作。他们直接、间接找到200多人转送到上海另行分配工作。许继慎后任红一军军长，红十一师、十二师师长，1931年被张国焘杀害。许继慎是鄂豫皖红军的领导人，1988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33位军事家之一。

彭干臣随军南下广东后，前委曾计划重建第十五军，刘伯承任军长，彭任第一师师长。因起义部队和农民暴动很快失败，十五军未能组建，彭历经艰险，经香港从海路返上海，192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并主持军政干部训练班，后又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顺直省委军委书记，红十军参谋长，1935年1月牺牲于怀玉山地区。

六团弃守汕头后，傅维钰率部退向海陆丰，途中被敌打散，辗转到上海，后与刘伯承等一批人到莫斯科学习。1931年，周恩来在上海停止工作随后转入中央苏区时，傅维钰负责临时中央军委工作，九一八事变后任上海民众抗日救国义勇军组织部长。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因受“左”倾思潮影响，也由于南昌起义时蔡廷锴脱逃而去的历史影响，傅维钰在一次群众大会的演说中既号召人民群众支持十九路军抗日，又流露出怀疑十九路军能否坚决抗日的情绪，结果于1932年3月1日被十九路军特务杀害。

南下途中，高语罕先是随革命委员会行动，后又随十一军军部活动，发表了数篇文章。到汕头后，周恩来、恽代英让高语罕等到香港接洽张发奎。但商谈无结果。10月间，高语罕移居澳门，并写了《高语罕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个人对于八一事件之经历及意见，对中央最近策略的意见》，初步分析了起义军南征失败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原因。中共中央对起义领导人分别给以批评和处罚，并要陈独秀、谭平山、高语罕等人到苏联向共产国际检讨错误，陈、谭、高拒绝到苏联认错，后被开除党籍。

起义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章伯钧在与部队失散后，经潮州坐船到香港，住在革命委员会委员、南下途中给伤病员当医生的彭泽民家，从此脱离中共。他后来参与组织“第三党”和反蒋斗争，是农工民主党和民盟的主要负责人，曾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政务委员、交通部长，写过《永远被中国人民记忆着的“八一”》一文纪念南昌起义。1957年成为第一号“右派分子”，1969年病逝。

南下途中开展宣传工作的童汉璋（合肥人）、黄梦飞（绩溪人）到汕头后负责出版《革命日报》。9月30日晚，他们随革命委员会连夜撤退，10月上旬在普宁县流沙一带被敌人冲散。他们与广西的两位同志找到一个向导，走了几天来到惠来神泉寺，乘木帆船到香港，在船上巧遇吴玉章、谭平山，相谈沿途遭际与感想，甚是投机。到港后，谭还给出一些川资，他俩才得乘船到上海。童汉璋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43年牺牲。黄梦飞也做了一些进步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曾任芜湖工商联主委、民建安徽省工委副主委、全国工商联执委。

二十五师政治部宣传科长李何林辗转于11月返回霍邱县城开展革命工作，1928年在家乡搞暴动被通缉，跑到北平参加未名社的工作，从此开始文学研究和教学工作。1948年他从台湾逃出，进入解放区任华北大学国文系主任，后任南开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北京鲁迅博物馆馆长兼鲁迅研究室主任，有《李何林全集》五册存世。

七十三团六连连长聂鹤亭，安徽阜南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叶挺独立团班长、排长。在南下征战中，他作战勇猛，后随二十五师余部向赣南转移，在信丰重新编组时任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后奉命到广东联络二十四师余部，12月11日参加广州起义，任总指挥部参谋。以后历任红军团长、师参谋长、军参谋长、西方野战军参谋长，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参谋长，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军委装甲兵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团部参谋廖运周和战友们在掩护主力部队转移途中因力竭而被俘。混乱之中，他撕碎身上所带的名册和作战命令，夹在战士中间躲过敌人的搜询，先后被押送到大麻、潮州和汕头西面的一座孤岛。在孤岛上，他遇到充任叶挺警卫连的连长张威武（寿县籍黄埔四期生），得知二十四师余部退往海陆丰、贺叶首长已离队转移，便感到很大的安慰和鼓舞。不久，他设法逃离孤岛，到上海后遇到廖运泽、孙一中，此后奉命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兵运工作，在淮海战役的关键阶段率一一○师战场起义，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孙一中在南下作战中受伤，曾转移到漳州疗伤。未等伤愈，他又赶往上海寻找党组织。此时，遭蒋介石排挤的原三十三军军长柏文蔚打算按照黄埔军校模式创办学兵团，正在四处招募黄埔师生官兵。中央军委和中共安徽省临委决定乘机利用亲友世交、同乡关系安排一批黄埔生到柏部开展兵运。经过一番策划筹备，北路宣慰使署学兵团于1928年2月6日在寿县城关正式开办，孙一中任团长，孙天放任副团长，廖运泽任教育长，许光达、廖运周为教育副官，参加南昌起义南征失败后找到党组织的吴勤吾、张威武、叶守成、张有余、李坦、陶秉哲、廖多瀚等皖籍黄埔生分任4个中队的中队长和一些区队长。他们后来大多成为红军骨干，部分人从事白区兵运工作，极少数人脱离了共产党。孙一中曾任红六军军长、红二军团参谋长、红二军军长等职，1932年被错杀。廖运泽后虽脱离中共，投向国民党军营，但始终不愿与共产党军队兵戎相见，解放战争后期积极策划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省五届人大副主任。

参加南昌起义的还有：徐百川，合肥人，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先后参加南昌起义、海陆丰农民暴动、广州起义，后回家乡开展地下斗争，1930年任红三十三师师长、中央独立第一师师长，1931年被张国焘一伙杀害。王鄂峰（安徽英山人，黄埔三期生）后任红军纵队队长、师参谋长，1933年牺牲；随彭干臣参加南昌起义的段焱华、彭哲夫（英山籍黄埔三期生）后来成为鄂豫皖苏区红军干部，1932年被错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