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下西装的王洛勇
时间：2020-09-29 07:52: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匆匆趕来的王洛勇，身着休闲运动装，背着一个看起来有些年头的登山包，再普通不过。但朴素的着装，掩饰不住百老汇男主角的风姿。
“怎么样？一路赶来顺利吗？”一坐下，他传递过来的是关切。嘴角轻轻上扬，眼睛睁得圆圆的，期待答案的样子像个十几岁的大男孩。
在电视上，他是《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是《虎啸龙吟》里的诸葛亮，演技精湛；在美国百老汇的舞台上，他是“百老汇亚洲第一人”，光环耀眼；在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的学生眼里，他是个独特到不可思议的系主任。
而在采访中，对面坐着的是那个满腹家国情怀和传奇故事，却又再日常不过的王洛勇。
厌烦了的西装与咖啡
王洛勇学京剧出身，而后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专业，这赋予了他独特的腔调。而在这偏戏剧腔的语调中，还不时跑出些许“东北大碴子味”，并掺杂着一些非常形象的拟声词。
说上几句，对方就能获得一个印象：接地气。
这一气质和他的戏结合在一起。自2001年回国以来，王洛勇拍了很多反映中国基层百姓生活的戏，也由此去了很多地方。他走进过东北深山里的林场，结交过天山下的牧民，也挨过农家臭虫和蚊子的叮咬。当他吃到那种闻起来有点“捂了的菜味”的包子时，他过去怀有的“没能参与祖国大变化”的愧疚感，得到了些许慰解。
在美国闯荡了16年，从一个只会几十个英语单词的“差生”，转变为百老汇舞台聚光灯的焦点；从一个囊中羞涩的穷学生，转变为每天一套西装住在纽约曼哈顿的成功人士。
就在苦尽甘来、名利双收的当口，他选择回国发展。王洛勇说，最直接的情感因素是好奇家乡的变化，而不是传说中的“强烈爱国情怀”。“我肯定是爱自己的祖国、爱自己的家乡，但那是一种比较深层的情感，不是最直观的感受。”
彼时，中国在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中迅猛发展，王洛勇的亲朋好友常在电话里同他分享家乡的大变化，以及个中喜悦之情。而身在美国的他，看到美国的影视作品里多是对中国和中国人的诟病，使他油然而生一股忿忿不平，也使他下定决心回国去看看、去经历。
“说实话，在美国喝咖啡、抽雪茄、穿西装，我都感到腻烦了。”所以当他一穿上东北英雄杨子荣的棉袄和狼毫外套时，熟悉又陌生的母体文化让他感到亲切，并打心底里满溢出想要体验更多的渴望。
“回国以后，我拍《林海雪原》、拍《冰山上的来客》、拍《焦裕禄》，去拥抱那些最基层的百姓和最普通的生活。而那种喝咖啡、开跑车、住高楼、环美女的角色一律不演。”返乡17年，王洛勇始终记得那份推动他回来的初心。
“说实话，在美国喝咖啡、抽雪茄、穿西装，我都感到腻烦了。”所以当他一穿上杨子荣的棉袄和狼毫外套时，熟悉又陌生的母体文化让他感到亲切，并打心底里满溢出想要体验更多的渴望。
而在体验中，他深刻地认识到，尽管中国还在发展，各方面的制度还不够完善，但是中国有了不起的普通劳动者和善良的人民，他们在维系着这个社会齿轮的运转，发展中的裂缝都被他们弥补了。
这源于拍杨子荣的第一场戏，差点儿要了王洛勇的双手。
那是王洛勇第一次去东北，根本没有意识那里的冬天到底有多冷。
那一场戏要拍杨子荣徒手给一位死去的战友堆雪。手在雪里堆了几下，王洛勇就已经感到了刺骨的冷。但是看着躺在雪里的其他演员，他告诉自己不能胆怯、不能讲条件，要和其他演员一样敬业。而当他认认真真地演完这场戏后，手竟没那么疼了—因为已经失去了知觉。
戏拍完，王洛勇转身要走，猛然围过来一圈人给他搓手，说再不搓手就要被锯掉了。他这才发现手已经变了颜色，血都不回流了。演员、剧组人和当地农民，轮流给他搓了40多分钟，知觉才逐渐恢复。
在美国工作了十几年，王洛勇没有碰见过类似的情况。“美国完善的制度保障了我的安全和健康，但是也使得我难以感受到那些温暖的情和义。”特别是当一个中年大姐将他的手捧在怀里，尽管碰触到乳房也浑然不觉，依旧努力认真地搓手时，王洛勇感动于那种毫无私心杂念的关怀。
吾国吾民
“我既然演了《焦裕禄》，我既然演了《林海雪原》，我既然演了《冰山上的来客》，我就要替普通人民表达出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心中向往的生活。”为了找到能让自己在镜头前坚定的情感，而不是单纯靠演技演出来的“虚情”，王洛勇在出演歌颂劳动者的作品时，总是要先下乡采风，体验生活。
尽管出演诸葛亮已经是去年的事，但在刚刚过去的十一小长假期间，王洛勇还是去了趟诸葛亮故居—武侯祠。节假日期间，熙熙攘攘的人群着实吓了他一跳，也让他感到无比欣慰。
“人们去到武侯祠，其实都在默默敬佩他的同时，在内心也渴望成为他那样的人。”说到这里，王洛勇很兴奋，“这就是中国的希望啊！”顿了顿，他撇着嘴半玩笑半认真地说：“如果我今天去武侯祠发现没有人去了，都在游乐场里。那下个礼拜，你肯定会看见我拿根绳子上吊去了。”
尽管在年少时，因为觉得中国的戏剧文学太过悲情，王洛勇也曾有些“崇洋媚外”。“出了国才会真正知道什么叫爱国。”在深入学习过西方戏剧，了解了西方文化以后，王洛勇冷静了下来。他发现中国文化中有太多优秀的人物和思想，但是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播。
“就比如说君子协定，谁说是来自西方？最了不起的、最早的契约精神是诸葛亮鞠躬尽瘁地辅佐小皇帝。”他说，可是这样的故事我们讲得不多，讲给世界的就更少了。
在王洛勇看来，中国文化走到今天，不能再自我满足于用中文讲故事，而要学会用世界的语言讲中国的故事。以往，很多翻译中国戏剧的人不懂戏剧，使得本应传播出去的中国文化被困住了。
前不久，王洛勇参与翻译并亲自朗诵的英文版《出师表》在微博上大火。精准的翻译，深沉的朗读，直击人心，体现了中国文化的震撼力，也体现了将中國文化世界化的紧迫性。改变行业中的不完善要从学生抓起，所以他要求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用双语教学，并设有英语正音课。
在美国打拼的经历，让王洛勇深刻地明白，最无助时只有自己能救自己。他曾拼尽全力地将自己从“英语台词黑洞”，拯救为第一个出演百老汇音乐剧主角的亚洲人。中国文化也只有靠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走出“晦涩难懂”。
“Yes先生”与“王一片儿”
在美国打拼的那段时间，王洛勇有过两个绰号，“Yes先生”和“王一片儿”。前者是别人起的，令他感到难堪；后者是自己起的，令他感到开心。
“如果我今天去武侯祠发现没有人去了，都在游乐场里。那下个礼拜，你肯定会看见我拿根绳子上吊去了。”
“美国人都是边干边学，所以英语不好也不用怕，问你什么你都用yes接下来，然后慢慢干着干着就学会了。”老留学生给王洛勇的这一“忠告”，改变了他的一生。但是又很难说，到底是帮了他，还是坑了他。
得知有机会去美国留学时，王洛勇“Yes！Yes！”地表示着自己英语很好，结果蒙混过关，拿到了入学资格和奖学金。然而没想到的是，刚入学一周，就穿帮了。
那一场王洛勇只会反反复复说“Yes”这一个词的对话，是这样的：
老师：“你读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演员的自我修养》吗？”
王洛勇：“Yes！”—读过中文版的他很骄傲地说。
老师：“那你和我们讲讲这本书吧。”
王洛勇：“Yes！”—本能一般地应对着。
老师：“可以开始了。”
王洛勇：“Yes……”—心里有些不安。
老师：“你想讲哪一段呢？”
王洛勇：“Yes？”—感觉到了不对劲儿。
老师：“你为什么不讲话呢？”
王洛勇：“Yes……”—开始慌张，不知如何是好。
老师：“你是不是听不懂我讲话？”
王洛勇：“Yes.”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把王洛勇带去办公室考察，结果自然是不及格，第二天便被取消了奖学金和戏剧学院的学习资格，“发配”到语言学校去学习。王洛勇成了全校的笑话，也自此有了“Yes先生”的绰号。
“我当时心里那个恨啊！恨自己当初为什么去踢球而不好好上英语课！恨自己怎么就轻易相信了别人说的话！”20多年过去了，提起那段往事，王洛勇依然是皱着眉头咬着牙。说完后，抿着嘴，缓缓摇了摇头。
王洛勇气不过，想卷铺盖回国算了。幸而一位老师看到了他身上的京剧功夫，让他出演《小飞侠》舞台剧的男主角—一个不用说话，只用舞蹈表演的角色。京剧训练赋予的好身段让演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当地的报纸用一个超大的版块报道了他的表演，题目为《一道来自东方的闪电，点亮了路易斯安那的舞台》。
小有成就的喜悦，消除了王洛勇心中的一部分阴霾。那位给他角色的老师继续鼓励他说：“你的形体能力别人要花十年才有可能赶上，但你只要专心学两年的英语，就可以赶超很多人！”
听了这一时间成本的比较，王洛勇下决心学习英语。决心易得，练习中的痛苦却是难熬。
那时每个星期的台词课，老师都会让班里的同学坐成一排，逐一报出自己想要演的角色。如果后面刚好有人愿意搭档，两人便组队成功。刚开始的两个月，没有一个同学提出和他组队。
每次都是大家一组组地结对走了，就剩王洛勇一个人坐在那儿。老师也无法强迫别人，就只能看着他，耸耸肩，然后亲自帮他对词。
“一开始心里很委屈，很难受。但我后来想明白了，老师的做法是对的，不能强迫别人来，同情心只会造成假象，我必须自己把他们争取来。”想明白以后，王洛勇开始专心练习，和老师一字一字地念，一句一句地念，一遍一遍地念。
两个月后的一次汇报演出上，其他同学都是合作表演片段，而他一个人在台上完成了莎翁戏剧中的一篇大段独白。下台后，同学们全都围过来，拍打他说：“干得漂亮！”好几个女同学捧着他的脸献上赞赏之吻。
那天，王洛勇顶着一张印满口红唇印的脸走出了剧场。那天之后，王洛勇报什么角色都会有人和他搭戏排练。
在美国的剧团排练时，会有专门的台词老师给每一位演员写意见录。尽管王洛勇已经摆脱了“Yes先生”的绰号，但口音等问题依然很多。别人的意见录基本都只有一页纸，而王洛勇拿到的足有七八页。
“我当时心里那个恨啊！恨自己当初为什么去踢球而不好好上英语课！恨自己怎么就轻易相信了别人说的话！”
但功夫不负有心人。随着日复一日的刻苦练习，王洛勇的意见录页数逐渐减少。直到有一天终于只有一页的时候，王洛勇举着那张纸高兴地大喊：“我叫‘王一片儿’！”
我火过，火在世界上
熬过了磨练，王洛勇拿到了百老汇音乐剧《西贡小姐》的男主角，并于1995年7月4日美国独立纪念日那天，正式登上了百老汇的舞台。一部戏，一演就是5年，2478场。
现在，王洛勇的主要工作是教学。硕士念的是戏剧教育，毕业后在威斯康星大学执教5年，回国后任职于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专业，并于2012年创立了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
长达二十几年的执教经历，让他始终怀揣着一种根植于心的为师的责任感。 “我是宣过誓的！”
“我这一生不为传播真理而拼搏、忙碌，我就在默认罪恶、堕落和愚昧在人间蔓延。”这句誓词对于王洛勇而言，不仅是曾说过的一句话，而且是要时时刻刻放在心里、努力做到的准则。
“王老师太特别了，我就没见过这样的系主任！”不止一位音乐剧中心的学生这样表示。每时每刻都像打了鸡血一样，随时随地都会唱起来、跳起来。
他带给学生们的不止惊喜，有时还有“惊吓”。一次，王洛勇在教学楼里巡课，刚好碰见一个新生班在解放天性，模仿小动物。他悄悄地推门进去后，猝不及防地就跪在地上化身成一只狗，仿佛一位精通变形术的“阿尼马格斯”。
在课堂上如此高调“炫技”的王洛勇，在日常生活中低调到还不如他的双肩包惹人注目。“有一次在校园里我和他擦肩而过，我偶然一回头看见了那个他走哪儿都背着的登山包，才发现我竟然没认出来那是王洛勇老师！”学生朱倩苇的语气中充满惊奇，她始终纳闷，一个大咖级的明星，是怎么让自己低调成连亲学生都认不出的路人的。
其实，在王洛勇心中，教学是责任，也是爱。“我们前天开新生见面会，看见那些年轻人，我由衷觉得：真好！我甘愿为我的这些学生铺路搭桥。”提到学生，王洛勇满眼都是慈爱的光芒。
而对于“台前英雄退居幕后”这件事，他很淡然。“我火过，而且是火在世界上。”王洛勇装作很骄傲地说，然后耸耸肩，笑了。
“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并一路走到现在，平静地沉浸在戏剧文化的海洋中，为我的学生提供来自世界的资源，这是当前我所能发揮的最大作用，也是我觉得自己最牛的地方。”
对话王洛勇：中国不缺第一，缺高质量的作品
南风窗：你刚开始回国工作的时候，觉得国内的戏剧和影视剧行业同美国的行业生态相比还存在哪些差距呢？
王洛勇：我刚开始在国内工作时就发现了很多问题。当然，不包括今天的逃税漏税，这个是没有想到的。还有很多叙事方式、对演员的训练，以及演员的合作、艺术家和金融家的合作、艺术家和金融家和市场运作商的合作，以及艺术家和金融家和市场合作以后同教育的关系。这样一种多方合作发展的行业生态，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是没有的。
呈现一个好的艺术作品，绝对不是艺术家、金融家独自能干成的事儿，也不光是那种在市场上靠吆喝、叫卖、撒谎把人骗进剧场就可以的事儿。它需要一个整体的生态环境。所以我回国以后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愿望，想促进多方的合作，促进中国的戏剧和影视剧行业形成一种良性生态。
南风窗：那后来这个过程顺利吗？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
王洛勇：一开始是有很多想法的，我也尝试过，就在拍摄现场指手划脚，得罪了很多人。后来我发现骂制度没有用，也不能鄙视同行，我要住嘴。如果看不惯，就做一个行动者—到学校去，把我在国外学到的最好的、专业的知识教给学生，以及告诉他们良好的行业生态是如何一环接一环合作的。所以我就走进了国内的高校。
南风窗：进到高校以后，有没有感觉到戏剧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发现问题之后有没有提出哪些新的规范和要求？
王洛勇：毫不避讳地说，当前中国影视行业的一些浮躁之气都影响到戏剧院校了，戏剧教育太不像教育。学生在学校连镀金都算不上，就驴打滚一样打个滚。没有对基本功重要性的正确认识，就想快出名，那种笑贫不笑娼的出名。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该上的课必须上、学分必须修完才能毕业。有些领导都觉得学生只要出名就够了，不用学习，是我脑筋太死。我说你可以去问一下朱莉亚，美国最好的音乐剧学院，你可以问一下美国南加大、耶鲁大学的戏剧系，在上学期间就算拿到奥斯卡等级的作品都要退学才能出演。
上海戏剧学院音乐剧中心，夹杂着我在80年代从50年代的老师那里学到的一批好方法；加上上海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在那个时代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生产规律和技术要求；再加上国外的好莱坞、百老汇的行业要求。把以上三个要求合成一个，来指导我们的教学。
从当前行业发展中遇到的一些瓶颈性问题可以看出，我们急需培养复合型人才，我们的演员再不能只知道面部表情，而应该懂得文学的结构，懂得文学结构里蕴藏着的主题思想、人文关怀、人类文明的一种仰望，以及哲学思辨给我们在现实中找到的对痛苦环境和困境的解脱方式，这种建设性的意见在西方的作品里，可以找到很多例子，是可以学的。但是我们心不静，急于成功，急于当“音乐剧之父”，急于当第一，忘了其实中国不缺第一，而缺高质量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