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与聊城经济文化影响的地理分析

摘要：以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会通河的开凿促进了聊城经济社会的大发展，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文化的空前繁荣。本文以地理学的视角分析了聊城市在运河中的地位及运河开通对聊城经济、文化的影响，这对进一步开发运河文化资源，推动聊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学术意义。

关键词：聊城市；京杭运河；运河文化；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Geograph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Beijing - Hangzhou Grand Canal on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Culture in Liaocheng City

CHEN Yong-jin1,LI Sheng-hu1, ZHAO Li-xia2, LIU Jia-zhen1

(1.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School of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59, China)

Abstract：The opening of the Beijing - Hangzhou Grand Canal aiming at transporting grain by water to supply the capital or meet military demands has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politics, economy and culture. The operation of Huitong River furthered the great development of Liaocheng′s economy and society, which brought cultural flourishing as never before. The paper analyzes Liaocheng′s status in the Canal and the influence of it on Liaocheng′s economy and culture based on the geographical angle of view,which has academic significance on developing canal cultural resource, promoting Liaocheng′s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Liaocheng city; Beijing - Hangzhou Canal; canal culture; economy

一、大运河的开凿及聊城在大运河中的地位

1．京杭运河变迁史。 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于公元前486年在长江、淮河间利用湖泊、沟渎开挖了“邗沟”，即现在大运河的前身。邗沟南起邗城（今扬州）城下引江，北至山阳入淮。春秋时期运河的作用就是交通、就是漕运，是战略通道。

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坚以洛阳为中心，开挖了通济渠，上自谷河和洛河引水到黄河，再从黄河南岸的板渚引黄河水至盱眙入淮河，连接古邗沟和江南运河。608年，开挖了永济渠，从黄河北岸的沁口引水东北流，直达今北京。公元610年，隋炀帝重开江南运河，自镇江直达杭州，共800余里。至此，以洛阳为中心，以北京和杭州为终点、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已经形成。隋代大运河全长2500公里，其布局合理，线路绵长，腹地广阔，并且渠道深广。隋代运河的功能虽然不等同与春秋，但仍然是运输线的作用。

元代建都大都（今北京），全国的政治中心北移，为了便于漕运以及加强对南方经济繁荣区的控制，经水利专家的规划，在扬州运河（即邗沟）的基础上，南利用江南运河，北利用淮安至徐州的黄河夺淮河道，再北则利用徐州至任城（今济宁）的泗水河道，于1282年在泗水两岸的任城开挖济州河至安山，一共150余里。1289年开挖会通河从安山至临清，接御河（卫河）至直沽（天津）。聊城经济文化的振兴也从此时开始。

清咸丰五年，黄河在河南兰考的铜瓦厢决口，致使大运河南北断流。清光绪二十七年，漕粮折银，漕运完全废止，大运河大部分河段都已经淤积不能通航，伴随运河停运的是聊城经济地位的急遽下降。

2．聊城在运河中的地理位置。聊城并非京杭运河的起点或终点，也不是中间位置，其之所以在一千多公里长的运河航线上起重要作用，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聊城段运河所处的地势高，使得此处运河水源不足，航运受阻。如何解决聊城段运河水源不足的问题并确保整个大运河的畅通成为了能否实现大运河所承载的历史使命的核心问题。徐州至临清段的运河是京杭运河全线地势最高的河段，因此水源不足。1411年，工部尚书宋礼奉命治理会通河时，通过深入民间学习，采纳了 “借水行舟”的建议，在山东东平的戴村修筑一条长达四百二十多米的大坝，拦腰横截汶水，迫使汶水之水流向西南，注入地势较高的南旺湖，然后再南北分流，让其中的三分南流七分北流，南流的河水经由济宁接济徐州一带的运河而北流的河水则接济会通河和御河。

由于聊城一带地势相对南北两边都高，所有船只都不能从流飘荡，只能借助水涨船高的原理保证船只通过京杭大运河上地势最高的河段，而能让水涨的办法就是建水闸。通过闸厢水位的提高而相应地抬高船只的高度，船随水涨，这样过往的船只就先顺利地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再顺流而下，船只就完成了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飞跃”，保证了整个运河的畅通。船闸一般的规格为长100尺，阔80尺，孔间净长40尺，净阔20尺，高10尺，用大石条筑成各长30尺的“雁翅”，并且在地形变化较大的地方和重要码头用两闸相连，形成一个有机组合，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济宁到临清的100多公里航道上，闸坝达30多处。单从政府在聊城所设船闸的数量上就可以看出聊城在大运河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有了船闸，设立了闸官，专门负责来往船只过闸。赶上船闸不开，过往船只只好在闸口等候，少则三两天，多则十天半月，船上人员就只好下船上岸等候，因此带动了商业、服务业的发展。

二、运河的开通对聊城经济和文化的影响

运河的开凿与畅通使得漕运的优势超过了海运和陆运，漕运的发达和聊城特殊的地貌特征极大促进了聊城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经济的繁荣又带动了聊城工商业的发展和一批沿岸城镇的兴起。

1．运河开通与漕运。开挖运河的重要动机之一便是为了“漕运”。广义的漕运是指封建王朝将征自田赋的部分粮食通过水路运往京师或其他指定地点，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配。我们现在所说的漕运仅指通过大运河运送漕粮，即所谓的狭义的漕运。我国的政治中心长期位于黄河流域中原地带，这一地区由于连年战乱，田园荒芜，无法就近满足朝廷和京都的要求。南部长江流域因自然条件较好，加上春秋以来大批黄河流域居民因逃避战乱南迁，使得这一带的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形成了国家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南北分离的局面。自漕运兴起至废止的一千余年的时间里，运河的年漕运量平均在400万担，最多曾达800万担，差不多是京城百万人口的全部需求。运河成为朝廷的生命线、政权巩固的基石。

聊城境内的临清更是成为大运河沿岸重要的粮食转运枢纽。早在洪武三年（1370年），临清已经设粮仓，大运河贯通后又在淮安、徐州、德州设仓，连同原先的临清、天津、二仓，五仓合称“水次仓”（《明史•食货志•仓库》）。之后，又将德州仓的一部分移于临清永清坝。临清仓所储粮食，主要来自江淮一带，亦有来自河南省，仅宣德四年，朝廷便命“应天、常、镇、淮、扬、凤、太、滁和徐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临清仓”，又命“南阳、怀庆、汝宁粮运临清仓”(《明史•食货志•漕运》)。由于漕粮不断增加，因此宣德年间又在临清增建可容纳三百万石的大仓。到了成化年间，临清仓已成为运河沿岸的第一大仓，被称为“常盈仓”。因为囤粮过多，临清、德州二粮仓里的粮食经常发生腐烂变质的现象。

2．京杭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聊城农业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山东西部运河流域，如聊城、济宁、德州等地曾是商品经济较为活跃发达的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的刺激和高额利润的诱使，处于运河地区的聊城的经济作物种植覆盖面积广阔，甚至已经呈现出专业化经营的特点。

明朝洪武八年，永乐九年先后疏浚了大小清河、济宁至临清的元代会通河、京杭大运河全线贯通，南北的经济交流通过大运河而得以大大加强。频繁的商业往来，极大地刺激了聊城地区商品经济的活跃发展。明洪武元年（1368年），太祖朱元璋大力推广木棉种植，聊城地区的农民也由此开始种植棉花。随着朝廷兴修水利、鼓励棉花种植等一系列政令的颁布，加之国家对棉花和棉制品需求量大增，政府除增加对原定棉花和布匠的征收外还扩大了对粮、盐等田赋实行改折棉、布的征收。又因为聊城市地处暖湿带季风气候区，温度适宜，光热资源充沛，地势平坦，土地资源丰富，且质量较好，土壤条件特别是与种植棉花。总之，由于以上诸多人为和自然条件的原因，大运河开通后，聊城棉产品的种植和商品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明代，山东布政司所管辖登州、莱州、青州、兖州、济南、东昌六府都产棉花，而这六府之中又以济南、东昌、兖州为最多。明朝廷每年像山东地区征收棉花绒五万多斤，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征自东昌、济南、兖州三府，而三府之中又以东昌的棉花最多，“六府皆有之，东昌尤多。商人贸于四方，其利甚博”（嘉靖《山东通志》卷八《物产》）。根据《东昌府志》和各州县志记载，明代东昌府所辖3州15县均有棉花生产，不仅种植广泛，而且大多数州县种植棉花比率很高，有的甚至超过粮食作物的趋势。东昌府治下的恩县，洪武时额定课岁棉花绒106斤，到永乐年间已增至1 280斤（嘉靖《恩县志》卷三《贡赋志》）。夏津县洪武时棉花的岁课额仅仅99斤，永乐时以猛增至2 196斤（嘉靖《夏津县志》卷二《食货志》）。莘县洪武二十四年岁课棉花绒250斤，到永乐十年则达到978斤。（正德《莘县志》卷二《食货志》）。明后期，由于山东运河地区生产的棉花通过运河被大量贩卖到南方已经成为全国棉花的主要产地，而聊城更是棉花的主产区。

清代以后，聊城地区棉花种植及其商品化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自清康熙以后，在部分棉区中出现了棉花种植面积压倒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倾向，棉花种植及其商品化趋势更加明显。清乾隆以后，高唐开始出现了棉田压倒粮田的倾向，“种花地多，种谷地少”，“其上田皆种木棉”（《高唐州志》），在东昌府其他主要棉区专业化植棉的倾向也有明显表现。乾隆《夏津县志》载有：“物产为棉花而少五谷”。嘉庆《清平县志》中亦记载“人多种木棉，连倾遍塍，大约所种之地，过于种豆麦”，农民“望木棉成熟，过于黍稷”。

为了适应世界棉花市场的需求，清光绪时政府选定东昌府棉区为试验点引进美棉进行试验种植，结果大获成功。美种棉的引种推广，更是促进了聊城棉区经济作物的进一步发展。据宣统三年政府权威部门的调查统计表明，山东三大棉区共计125万亩，占棉田总数的一半以上。在棉田集中的县区，棉田占更低的比率已高达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随着棉花的普遍种植，东昌府棉农生产的棉花除了纳税和满足生活用度外，剩下的则由商收购作为商品而出卖。临清的白布巷、高唐的大寺等较大规模的棉花贸易市场应运而生。作为聊城主要经济作物的棉花以其种植专业化和经营商品化而促进了聊城农业经济的的发展。

另外，作为具有聊城特色的另一经济作物——果树的栽植在明清时期也有很大的发展。明以前，聊城地区果树栽植规模很小。然而聊城的果树栽植在明清时期却得以迅猛发展，这与明清时期聊城段运河交通运输的繁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东昌地区果树栽植中枣、梨的栽植普及度更为广泛，甚至出现了“千亩之家，千树枣梨”的农户经营者。《茌平县志》记载，枣树以其优良的品质成为聊城地区枣品种的佼佼者，明清时期曾一直作为进贡朝廷的贡品入京。堂邑培育的梨子也曾被钦定为贡品，堂邑、博平两县，因广植梨枣，“堂（邑）梨博（平）枣”之谣广传众乡里。临清白塔窑所产的桃子，俗称“蟠桃”，曾于清雍正九年被皇帝钦定为贡品。冠县所产的鸭梨和阳谷所产的银梨等在明清两朝也都是非常畅销的聊城水果产品。在盛产枣子的东昌地区，枣农将收获的鲜枣加工制成“胶枣”，“牙枣”，“熏枣”等深加工产品，在全国各地都非常抢手，十分畅销。据王培荀在《乡园忆旧录》中记载：“东昌之熏枣……每包百斤，堆河岸如岭，粮船回空，售以实舱”。另据《阳谷县志》记载，阳谷一县，通过运河运销南方的熏枣每年都达到数万袋。在聊城运河各码头，装包待运的各种大枣产品“有数百万之多”，东昌熏枣成为东昌府重要的外销商品，故东昌也赢得“乌枣之乡”的美誉。

3．经济的繁荣促进了聊城工商业的发展。农业经济繁荣为商品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而商业的发达也刺激了聊城手工业的发展。纺织业、印刷业、酿酒业、金属制造业等都是当时较为著名的手工行业。由于棉花资源十分丰富，这就为聊城市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手工纺线、织布、染色在民间一最广泛的家庭手工业形式出现。聊城在明清时期曾呈现出一派“阖境桑麻，男女纺织”，“家家纺车转，户户机杼声，村村有土染”和“秋村棉絮落纷纷，纺织声声满城闻”的繁忙景象。随着手工纺织业的发展，其产品除了用作日需用品外，还有余下的可拿到市场去销售，并且大部分都销往济南等地。一些较大规模的纺织中心和棉布交易市场在这一时期也涌现了出来，除临清的白布巷，苏州、南翔、信义三会馆也成立了“左元号”白布收庄，并且“岁入布百万有奇”。单是临清一地在万历年间既有商行38家、绸缎店铺32家。布绸主要来自江南，临清则是北方主要的棉布中转市场。大量的布绸贸易使得临清享有“冠带衣覆天下”的美称。

此外，借助运河的流通作用而发展起来的贸易商品还有瓷器、毛皮、茶叶、药材、铁器等。东昌府治下的临清也成为运河北部地区的商贸经济中心。在临清市场上，随处可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据《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临清为南北都会，萃四方货物”。诸如无锡的铁锅，江西的瓷器，苏州的布绸，南方的茶叶，东北的毛皮等都通过运河源源不断地运达临清，然后再转向其它各地。

4．运河沿岸工商业重镇的兴起。明清时期，聊城作为沿河沿岸繁华都市，其城市规模已相当可观。城内知名建筑比比皆是，处处彰显着其沿河重镇工商业之繁华。城内有以山陕会馆为首的“八大会馆”，它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在聊城所建的家乡人士范围内的交友、娱乐、经商的聚集之所。

山陕会馆位于聊城东关古运河西岸双街南首，建于清乾隆八年（1742年），是一座庙宇和会馆相结合的古建筑群。它坐西朝东，面河而立，南北宽43米，东西长77米，占地3 313平方米，殿阁堂楼一百六十余间，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布局紧凑得体，做工精细。会管内的戏楼尤其显得新奇别致，极富文化史料价值，戏楼内壁还保留着清道光二十五年在此演出戏班艺人题壁及京剧、陕西梆子、河北梆子等剧种一百二十多个传统剧目，这些遗迹对研究并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城内又有光岳楼、昊天阁、鲁仲连台等众多的崇楼高阁。

光岳楼位于聊城古城中央，公元1374年建成，古时称为“余木楼”，后改称“东昌楼”，当地居民习惯是上称其为“古楼”。光岳楼是明初的重要遗物，通高33米，台高九米四层楼高二十四米，全部为木质结构，并具有地方民族传统形式，方形外带回廊，四面斗拱排檐，歇山十字脊。光岳楼与“黄鹤楼”、“岳阳楼”齐名，是我国现存古代建筑史上从宋元向明清过渡的代表作，有着极高的科学价值。

另外，城内建有的名刹也是众多，如护国隆兴寺、敬业禅寺等。护国隆兴寺内原有铁塔一座，该塔建于北宋时期，为八角十三级仿木结构阁式佛塔，其通高达15.5米，是我国现在为数极少的金属古建筑，因此铁塔在建筑风格以及石刻艺术上都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城内还建有我国历史上最著名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藏书楼，它是由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于清道光二十年，昔日其藏书达二十二万卷，收藏之丰富实乃“为海内之甲观”，与北京的文渊阁，宁波的天一阁同为中国历史上公私藏书的典范。此外，城内还有大小清真寺、傅氏祠堂、杨氏祠堂、运河码头等众多的宏伟建筑。在四平方公里的城区内，建有如此众多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建筑，这在全国范围内也不多见，由此也可以想象聊城当年的辉煌。正是由于聊城的经济之发达、城市之繁华、宏伟建筑之多而吸引了沿河过往的帝王相卿、文人雅士来此游览观光，清康熙曾四次来聊城，而乾隆帝东巡、南巡更是有九次驻跸聊城，五次登临光岳楼并留下了大量的诗词墨宝真迹达十三首。聊城作为沿河之重镇的重要地位可见一斑。

在聊城由于运河畅通而兴起并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商业重镇有临清、张秋、东昌等，她们就像一串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运河上。历史上聊城一向为政府所设的州郡治所，但是其并没有成为全国知名的商业重镇，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京杭运河开凿疏通。自从会通河经聊城而过，才确立了其江北重镇的地位。

临清以其漕运之咽喉，全国钞关税额之首，南北物资集散中枢的特殊地位，素有“小天津”之美誉。在明初临清还只是一个千户人家、八千人口的偏僻小县。但是到了明嘉靖年间，已经发展成为城区延伸方圆二十里、人口二十万，并横跨汶水和卫水的繁荣城镇。南方之竹，江浙之丝茶，东北之松木，京津之百货，皆由卫河、运河输入；聊城当地所产的棉花、纺织品、皮货、竹器、酱菜之类的商品也由卫河、运河运往四川、广州、云南、北京、天津、上海等地。

临清工商业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堆积如山，与全国各地有着频繁的贸易关系，成为名副其实的重要商埠。《临清县志》中记载：“至元、明建都燕京，全国经济端赖运河，临清处汶、卫流域，每届漕运之时，帆樯如林，百货山积，经数百年取精用宏，商业遂勃兴不可遏……绵亘数十里，市肆栉比，有肩摩毂击之势”。明代临清每年商税额已达四万余金，到了清代其商税收入比盛京五关的总收入还多一二倍。临清以优越的地理条件，繁盛的经济，成为我国北方著名的商业都会、江北五大商埠之一。

5．运河的开促进了文化的大发展。运河的开通对聊城文化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聊城的书香世家大族大多数兴起于明中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运河的开通对运河文化的孕育。自元代会通河通航，聊城便成为黄、运两河的交汇处。运河将南方的文化融合后传到北方，与北方的地域文化相结合，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聊城区域文化的内容，使得聊城运河文化具备了开放、融汇、功利的特点，其科举文化发达，影响了聊城及周边地区，为这些地区的文化发展与繁荣创造了条件。明中后期以后，聊城及其周围各州县私塾遍地，书院林立。文人墨客云集于此，或会客访友，或讲学解众生之惑，传播学术，交流信息，促进了儒学教育的普及，陶冶了无数才华卓越之士，成就了众多官宦书香世家。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就是其中最典型代表，从傅以渐到近代文人杰出代表傅斯年，傅家历经沧桑，仍为名门望族。另外还有开创海源阁的杨以增及其杨氏家族。明清两代录取的东昌府的进士290人，状元3人。

文化交流的加强特别是南方商业文化的影响对当地居民的思想意识，行为观念也发生了一些潜移默化的转变。“重义轻利”是传统文化积淀和沿河居民的固守信条。但是当运河贯通，人们逐渐弃农经商，弃义逐利，运河文化浓重的商业气息也逐步为运河沿岸的居民所接受。商业的兴起，致使聊城的皮革业、酱菜业、日用器制造业等手工业蓬勃兴起，这就客观上吸引更多的从业人员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解脱出来，在生产更多的商品参加南北物资大交流的同时也推动了南北文化的更大范围内的融合。

此外，伴随着运河的兴盛聊城在文化艺术方面也取得了不少卓有成就的成绩。运河开通后，聊城就文化繁荣，文化界名人辈出。史料记载:“清原在昔作家林立，四溟山人集固传布海内，其他缙绅先生覃精极虑自成一书者不少”（乾隆十四年《临清州志》）。聊城诗人众多，初四溟山人谢榛外，还有张天瑞、林琼、任大年、王臣、徐学彩等。书画方面聊城历史上也出了不少名家，如方元焕、邢泰吉、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陈诰等。现在的高唐被称为中国的书画之乡，而东昌府的葫芦雕刻，茌平的剪纸等已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研究运河文化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发现，正是因为有了京杭大运河穿聊城而过，有了大运河航运的兴起，有了交通运输的发达，才有了聊城经济的繁荣、城镇的兴起，以及文化一切皆因运河而兴。聊城昔日的辉煌也都伴随着运河的淤塞、航运的废止而陷于衰退。时至今日，公路、铁路、航空运输网四通八达，运河在国家交通运输中所起到的作用也不会再如以前那样重要，但是现在我们研究运河文化、开发大运河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对运河沿线的人文景点进一步开发，从阳谷的张秋到临清的钞关连线开发，将山陕会馆、光岳楼、铁塔、清真寺、季羡林纪念馆、张自忠纪念馆、鳌头矶、舍利宝塔、钞关等连接起来形成水路、陆路都可参观的具有恢宏气势的线路。下一步可把蚩尤文化在运河沿线开发布局。

2.做好聊城在运河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宣传，通过影视作品，将乾隆皇帝八次下江南在聊城驻足故事传说、傅以渐、傅斯年家族的兴衰，张献忠、孔繁森、季羡林等在中国近现代世上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人物搬上荧屏，提升聊城的文化影响力和竞争力，为聊城的经济社会的发展鸣锣开道。

3.做足水文章。江北水城已经成为聊城的一张响亮的名片，应进一步把东昌湖、徒骇河、马颊河和黄河等水资源开发利用好。从水和生态做文章，建立沿湖湿地、沿河湿地的开发，把整个聊城建成生态之城、花园城市，争取成为北京、天津、石家庄、郑州、济南等大城市的休闲别墅区。

4. 进一步提升聊城在全国交通网中的地位。运河的开通使聊城在全国交通网络的地位迅速上升，从而带动了经济文化的繁荣，今天的聊城处于山东西部，交通与经济地位都不发达，为了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应该借助国家和山东省扩大内需的强大愿望和巨大财政支持，构建聊城的交通网络，争取济南-西安，天津-郑州高速公路或高速铁路经过聊城，下一步争取聊城加入到京沪高铁体系，聊城至广州有高速公路或铁路连接，为聊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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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