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
时间：2021-02-19 07:57:0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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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张申府，现在可能有很多人不知其为何许人。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成员，并且是后来成为中共核心领导人的周恩来和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在中国政坛上昙花一现，但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使得他们有机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这让张申府一生都感到欣慰。
1962年，周恩来在其《论知识分子问题》中明确地提到：“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当时张申府正处政治逆境，周恩来这一番发自肺腑的表白，给了张申府莫大的精神支持。当年，带着发展党员、建立组织这一政治任务的张申府在欧洲见到周恩来后，就希望能发展其为中共党员，这是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基于友情和信任。据张申府晚年回忆，他与周恩来第一次谋面是在1920年8月16日，天津觉悟社与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曙光社、人道社等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举行座谈，“李大钊、陈愚生和我作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而作为觉悟社的重要成员，“周恩来发表演说，说明觉悟社提出联合进步团体、共谋社会改造的意义”。在这次座谈会上，周恩来给张申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张申府认为“他气度不凡，侃侃而谈，其深进的目光和坚毅的表情引起了我的注意”。通过这次座谈，他们之间相互了解，拥有了对彼此的信任，也开始了他们一生不同寻常的友谊。对此，舒衡哲女士在《张申府访谈录》中也讲到，周恩来入党的最初重要动因是“基于他对五四时期国内朋友的信任，特别是对张申府本人和刘清扬的信任”。周恩来早年东渡日本，阅读过在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去欧洲时最初选择的是英国，认为“伦敦为世界之缩影。在伦敦念书，非仅入课堂听讲而已，市中凡百现象固皆为所应研究之科目也”。入党前，通过在英法两国的考察，他清楚地认识到，“社会革命潮流东向，吾国又何能免”，遂产生全身心地投入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的决心。
据张申府回忆，他在决定吸收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前曾与其进行一次长谈，内容涉及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发展趋势及中国共产党的使命等，借以考察周恩来的心路历程，长谈的结果让张申府感到“周恩来同志对十月革命已作过认真的研究，他十分向往社会主义，立志献身于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张申府决定吸收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时间大约是1921年的3月。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周恩来入党的时间曾经一度存在争议，但“根据中共中央1958年批准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重新确定周恩来同志入党时间的报告》确认，周恩来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时间，即为入党时间”，而张申府就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朱德早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参加过滇军护国战争，是滇军名将，当过滇军旅长和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可以说，他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前已经过上了比较优裕的生活。但是，他在长期的战斗中越来越认识到，没有主义和科学理论指导的军阀之间的征战杀伐带来的只能是累累白骨、民不聊生，并不能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幸福的问题。当他从朋友孙炳文那里得知中国共产党成立并了解其性质之后，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他“认定只有这个党才能给苦难深重的中国指明出路，决心要找到这个党，并成为它的一名成员”。
但是，朱德“优厚”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生活使得他的入党过程具有戏剧性，经历了从沮丧到欣喜的颠覆性转折。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首先求助于陈独秀（孙炳文与陈独秀比较熟悉）。当他“在上海闸北的一所房子里会见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时，却遭到陈独秀的婉拒。陈独秀认为，“要参加共产党的话，必须以工人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并且准备为它献出生命。对于像朱德这样的人来说，就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真诚的申请”。对此，朱德在后来的回忆中讲，“我感到绝望、混乱。我的一只脚还站在旧秩序中，另一只脚却不能在新秩序中找到立足之地”。尽管如此，朱德并没有气馁，为求救国救民的真经，他和孙炳文踏上了前往马克思故乡德国的征途。在那里，他结识了周恩来和张申府。可能是前次入党的挫折使得他变得谨慎，他不再直言不讳，而是委婉暗示。
张申府晚年在不同时间对这个问题的表述意思基本一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情况的回忆》中，张申府讲，“朱德向我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并委婉地表示了入党的要求”；而在对舒衡哲的口述中，张申府认为，朱德“是一个军人，来柏林之前已经在国内有相当的地位和声望，所以他有点不好意思直接申请加入中共。他谦虚地说‘我希望进步’，暗示他的愿望。我们懂他的意思，就是想入党”。尽管张申府也意识到了朱德的过去地位和声望，但他并不介意，而是更加注重对朱德实际行动的考察。经过接触、考察，他和周恩来一致认为，朱德的“革命愿望是强烈的，对党十分忠诚，对同志也是一样，特别是他事事走在前头”，并且“毅然抛弃高官厚禄，远涉重洋，积极寻找革命真理，完全可以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因而同意接受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样都看到了朱德入党前的社会地位对其入党的影响，但与陈独秀相比，张申府无疑是正确的，陈独秀只是看到朱德社会地位本身及其可能的负面影响，张申府看重的却是朱德对这种社会地位关系的处理态度及他的实际表现。
正是有了张申府最初对周恩来、朱德的这份信任和关爱，他们才有机会较早地加入到中共队伍中来，才有了进一步施展他们才华的机会和平台。这是他们一生的幸运，也是人民的幸运。对于张申府来讲，“纵观其一生，其他不论，仅就他介绍“红军之父”朱德与“人民总理”周恩来入党而言，其对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所建之功可谓大矣”。
（责任编辑：张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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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1893—1986），名崧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哲学家，数学家。1920年10月，张申府与陈独秀、李大钊共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早期基层组织——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4年，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1925年1月，因在中共四大上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而后负气退党。他是一二·九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是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张申府于1957年被认为是右派分子，1960年摘帽。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9年获彻底平反，后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86年辞世，享年93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