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时间：2021-04-18 07:53: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考察近现代学者关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特征认识与研究的发展历程，从当代比较伦理的视域和整体观照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传承方式、深层内涵、价值原点和精神实质的角度，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不仅具有多元一体的结构互补性、生成发展的源远流长性、旧邦新命的常变统一性等形式或结构特点，而且具有注目“天下有道”、以趋善求治为伦理的价值目标，立于“家国同构”、以“亲亲”、“尊尊”为基本的道德规范，注重义利之辨、以重义轻利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力倡贵和乐群、以和而不同为接物应对的良方，讲求尊道贵德、以心性修养为安身立命之本等内容或实质特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是形式或结构特点和内容或实质特点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形式或结构特征；内容或实质特征
作者简介：王泽应，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哲学博士（湖南 长沙 410081）
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伦理思想体系，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都需要我们发掘传统伦理思想的源头活水，弘扬深藏于传统伦理思想中的传统美德，而这也要求我们立于新的时代情势深度体认并揭示出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基本特征。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是中华文化和中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伦理思想的置重和对伦理道德的倚重形成中华文化和中国哲学的基本特色。那么，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基本特征和精神实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尽管有所认识但还认识得十分不够，需要智慧的心灵不断予以探究和整体推进的关键性问题和本源性问题。
一、近代以来学人对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特征的认识
近代以来兴起的中西古今之争，大量地涉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以及传统伦理思想特质的认识。冯桂芬、郭嵩焘、郑观应等早期改良主义者，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维新志士，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以及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现代新儒家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等都对中西文化比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不乏对中西伦理文化的比较认识。整体上说，近代以来学人们关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基本特征的认识与研究，适应了不同时代的伦理文化需求，表达了与当时特定伦理文化情势相一致的理论致思，但却又带有特定时代的种种局限，为后世探讨这一带本根性和整体性的学术问题提供了诸多思维和认识、价值和立场的教训及启示。
近代新伦理的孕育始于中西古今之争。而在中西古今之争中即已涉及到传统伦理思想特征的把握。伴随着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伦理价值观的输入，人们开始突破华夷之防的藩篱，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与西方伦理思想予以比较，并在比较中批判传统伦理思想的弊端，肯定西方伦理思想的特色和长处。郭嵩焘在出使英法诸国时详细考察其伦理道德，并比较与中国在仁义礼智信等伦理道德准则上的共性与差异，批判了顽固派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优于西方，泰西夷人只有奇技淫巧没有伦理道德，“彼等之风俗，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1}等错误认识，指出中国的儒家讲仁爱，西方人讲博爱，爱人的范围比儒家仁爱更为广泛。“中国言义，虚文而已，其实朝野上下之心无一不鹜于利，至于越礼反常而不顾。西洋言利，却自有义在。”西方人对礼的尊崇似乎在中国人之上，他们“彬彬焉见礼之行焉，中国不能及远矣”{2}。“西洋以智力相胜，垂两千年，……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3}说到信，郭嵩焘指出：西方“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致情尽礼，质有其文，视春秋各国殆远胜之。”总之，在郭嵩焘看来，西方决非处于野蛮状态下尚未开化的蛮夷，他们有自己源远流长而又自成一体的伦理道德传统，就仁义礼智信五个方面的比较而言，他们似乎都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之上，郭嵩焘的思想可谓西化主义的先声。
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试图运用西方近代伦理学说分析中国近代的社会道德现象，把西方近代伦理思想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具体国情结合起来考察分析，对西方近代的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等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以此来思考中国社会变革的路径和新伦理建设的方向。梁启超认为，中西伦理道德和思想传统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欲强吾国，则不可不考博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以补我之所未及”，主张把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与西方民族道德观念中的长处结合起来，构造一种全新的国民道德观念和心理品质。梁启超反对全盘否定中国传统伦理学说和道德观念的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墨守成规、故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国粹主义，指出他所谓的新民，“非必如心醉西风者流，蔑视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4}。新民之新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启超认为，“今试以中国旧伦理，与泰西新伦理相比较。旧伦理之分类，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妇，曰朋友。新伦理之分类，曰家族伦理，曰社会伦理，曰国家伦理。旧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一私人之事也。新伦理所重者，则一私人对于以团体之事也”{5}。中国传统伦理“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公德是当今“诸国之源”，“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所以中国的新民德当从兴公德开始。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指出，中西文化最大的差别在于自由观念上的差别。“中国理道与西方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导致了其他诸种道德观念和伦理价值上的差别。“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6}。中国人相信世道“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历史循环论，西方人则提倡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衰”的历史进化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