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经学与东汉经学
时间：2021-05-05 07:55:2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 柳诒征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谈到:“西汉之人,多专一经;东汉则多兼通,所著解说,动辄数十万言。是亦学术进步之证也。”本文从学术的客观性、独立性等方面论证柳先生认为东汉学术比西汉进步的观点。然而对于“所著解说,动辄数十万言”是否为进步之证一点有所质疑,并从其形式和内容的不合理性加以论证。
关键词:今文经学 古文经学 客观性 独立性 章句
中图分类号:B234.99 文献标识码:A
汉代经学是整个经学发展的高峰,皮瑞锡在《经学历史》中将经学的发展分成十个时期,其中包括经学的开辟时期、流传时期、昌明时期、极盛时期、中衰时期等等。其中的昌明和极盛时期,指的就是汉代经学。汉代经学不仅将产生不久的经学发扬光大,更开启了经学研究的两个方向。今文经学重在义理,解释经书善用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重在训诂和考据,喜欢逐字分析。这两个方法对后世经学影响极大,唐明清等经学研究都是在这两个方向上的发展和延续。周予同在为皮锡瑞《经学历史》作序时将中国经学分为三大派:西汉今文学、东汉古文学、宋学,可见汉代经学的地位。
关于汉代经学,历来有很多评价。柳诒征先生在中国文化史里说到:
“两汉同重经学,而学术风气不同。西汉多治今文,罕治古文;东汉者今古文并立。前汉今文说,专尚微言大义,后汉治古文,多详章句训诂。此两汉经学之别也。……西汉之人,多专一经;东汉则多兼通,所著解说,动辄数十万言。是亦学术进步之证也。”
今文经学以阐释义理为主,重在详今略古,以古为今用。如皮锡瑞《经学历史》中谈到:
“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又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
史书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例子。《汉书·夏侯胜传》:
“会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数出。胜当乘舆前谏曰:‘天久阴而不雨,臣下有谋上者,笔下出,欲何之?’……是时光与车骑将军张安世谋,欲废昌邑王。光让安世,以为泄语,安世实不言,乃召问胜,胜对曰:‘在《洪范传》,曰’皇之不极,厥罚常阴,时则下人有伐上者,‘恶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谋。’光、安世大惊,以此益重经术士。”
然而太注重实用性和功利性也使其丧失一定的客观性。如为了要经世致用,很多经学家以汉律古,用汉代的知识来解释经书。《尚书·皋陶谟》有“钦四邻”语,《洛诰》有“乱为四辅”语。《尚书大传》云:“古者天子必有四邻,前曰疑,后曰丞,左曰辅,右曰弼。”用汉代的事实和制度来牵强附会。皮锡瑞针对这一现象有一段话十分中肯:“一代有一代之制度,未可据后而强同之也;一代有一代之事实,尤未可恁胸臆而强易之也。”今文经学的经世致用、以经治国这一目的更使经学与阴阳五行相结合,给学术带来神秘主义的倾向。据《汉书·五行志》记载:“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仲舒的《春秋繁露》里处处都是阴阳五行,以其直接命名的篇目就有十几篇之多:《阴阳终始》、《阴阳出入》、《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胜》等等,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释体系。到了西汉后期,今文经学由此发展成数术、谶纬,再加之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对此,章太炎有一段评论:“谶纬蜂起,怪说布彰,曾不须臾,而巫蛊之祸作,则仲舒为之前导也。”揭示了经学与谶纬相结合导致的混乱。
到了西汉后期和东汉,古文经学开始占据主要地位。古文经学以经为史,其治学手段在于明训诂,详古略今,其学术取向是通经致古。古文经学的目的是通过对经书的解释了解古代,重现一个真实的古代,因此古文经学多是对事物、典籍、制度等的考证,以此为基础达到对经书思想内容的正确把握。从这一方面来说,东汉经学较之西汉在学术上更为进步。西汉的今文经学所阐释出的微言大义,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事,思想重在演绎和创新。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其间有若董子《繁露》之说《春秋》,刘中垒《新恤》之说《诗》,盖不必尽本于师说,而常以意逆志,籀经中之义蕴而引申发明之,实为经学开一新蹊径。”然而学术则讲究客观和证据。况且西汉经学由义理阐释而进入随意敷演的地步,正如钱穆先生所说:
“上治古籍,有以窥见于历古仁圣贤人之用心而实措之于当世,斯为明天而达用。不此之务,而徒援据偏辞,张皇
义,强求会通,此乃平津侯之曲学阿世。其流弊所及……莫不上尊孔子,侪之为神,而下伍儒生于巫觋。此之谓比附之弊。于是物极必反,乃有东汉马郑之所谓古文经学者起而代之……马郑之学,其长在能有意独守经籍之本真。”
因此做学术重要的是能还原历史之真相,以当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评论当时的问题,而不是以汉代的环境来胡乱推测经书之意。由古文经学发展而来的考据学,更是讲究“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因此,从学术自身的客观性来讲,东汉古文经学是优于今文经学的。
另外,从学术发展的独立性来说。今文经学由于与政治结合过于紧密,一切服从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当统治者崇信数术、谶纬时,今文经学的处境便有些窘迫了,他们不得不屈从谶纬,并修改其解释,使之与朝廷意向保持一致。这种做法削弱了学术的严肃性和独立性,并最终发生蜕变。而古文经学则就学论学,从训诂、名物出发,不以空言说经,不乱发议论。
今古文之争从某种意义来讲就是对各自政治地位的争夺。然而今文经学是以经学趋附政治,而古文经学是以自身的学术造诣来争取朝廷的认可。一个是为政治服务,一个是让政治为学术提供方便。二者对政治的态度不尽相同,因此,古文经学更能保持其学术上的纯洁性、独立性。有人认为今文经学与政治的关系更能体现中国学术经世致用的传统。然而,如傅斯年先生所说:
“中国学人,好谈致用,其结果乃至一无所用。学术之用,非必施于有政,然后谓之用。凡所以博物广闻,利用成器,启迪智慧, 陶德性,学术之真用存焉。中国学人,备以此类之大用为无用,而别求其用于政治之中。”
此为古文经学更胜一筹之明证也。
另外,如柳先生所说,东汉之人诸经兼通,是进步之又一证也。西汉经学家皓首穷经,更有甚者白首而不能通一经。杨雄在《法言》里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无情的嘲讽:
“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古者之学耕且养,三年通一。’”
而古文经学家认为“非通诸经则不足以通一经,故不专治”。刘歆在《移让太常博士书》中说:“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因此东汉经学家大都博学多识,如刘歆、贾逵、马融、郑玄等都以“通人”著称,“通”即遍习群经之意。《后汉书·马融传》:“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郑玄更是遍著群经:“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孝经》……”中国文化历来是个有机的整体,单单就一经而论一经显然是无法完全理解经典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
“经学必称六籍,以近代观念绳之,若易经属哲学,尚书春秋属史学,诗经属文学,礼乐属政治制度乃及社会风教,亦史学也。如是则支离破碎,无当于孔学之所求。孔子之用心,则在人文社会之整体。……乃求会通此诸学,必上溯之上古,必下通之当代,直上直下,而发见夫人生之大道,以求实措之于当身。若专经则割裂,知其一不复知其二。”
对于中国文化,要以整体的观念来看待,而不能将其割裂开来。
不论是西汉经学、今文经学,还是东汉经学、古文经学,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东汉末年,郑玄将其融合就比较好地吸收了各自的有利之处。今文经学的重义理,讲求经世致用对中国学术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如宋明理学就从这一派发展而来。后来的清代儒学则对两者各有传承,在继承的基础上又更有补充和发扬。因此,这只是两种不同的治学的方式,并没有那么明显的优劣之分。只是在汉朝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后者比前者在某些方面更完善和进步。
参考文献:
[1] 柳诒征:《中国文化史》(上册),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
[2] 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
[3]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四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4]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之二十七》,中华书局。
[5] 钱穆:《孔子与论语》,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4年。
[6] 傅斯年:《中国古代思想与学术十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7] 冯天瑜等:《中国学术流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8] 王葆 :《今古文经学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9] 孙筱:《两汉经学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作者简介:刘婷,女,1987—,重庆市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文艺学专业200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化与文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