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异质　融会古今

时间：2020-03-28 07:53:51　来源：达达文档网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　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的注意和重视，有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对于如何重建当代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学术界的讨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关注“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第二个阶段的讨论则主要集中于研究“西方文论的中国化”以及“中国文论的中国化”问题。但中国文论因为没有自己坚实的话语资源，事实上又处于再次“失语”的状态。故应依据中国传统固有的两个主要文化规则，在“异质性”原则上走“古今融会”及“中西化合”之路，通过中国古代文论的中国化来最终实现中国当代文论话语的重建。

关键词　中国文论；文论话语；话语重建；异质性；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769(2009)03－0166－09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世纪末中华文化首次遭受到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起，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被西方的一整套文论话语所控制。在“五四”“打倒孔家店”(传统文化)的口号声中，中国传统文论开始让位于西方文论；而建国后俄苏文论也开始进驻我们的文论阵地；到新时期(1980年后)，各种新、旧西方文论则再次涌入。竞相要在中国文艺理论话语中占据一席之地。

针对中国文论界这一时弊，笔者在1995年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的论断，并明确提出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因为这些问题“接触到了当前文学理论界的要害，因此引起了热烈的响应。一时间成了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提出利用古文论以建立我国当代文论话语的各种可能性。”季羡林先生1996年在《文学评论》上撰文参与“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问题的讨论，他所强调的中国文论的世界性意义就是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立足点。1997年《文学评论》连续四期开辟“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现代化转换的讨论”专栏，许多著名学者包括J·希利斯，米勒、乐黛云、蔡钟翔、张少康等都参加了讨论。在同年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失语症”与中国文论话语重建问题同样成为了讨论的热点。后来，程勇评论道：“斯论一出，顿时激起轩然大波，学者们或支持或反对，或深入追思，或另辟思想阵地，成为世纪末文坛最抢眼的一道景观。”而在众多讨论中，“特别是关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命题更是引来了许多学人的响应。”

钱中文先生痛感“在当今世界上，还听不到我国当代文论的声音”，因此呼吁学界为了“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而努力。蔡钟翔先生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的任务却远远没有完成”。陈洪、沈立岩认为，“虽然对文论‘失语’的程度与性质看法不尽相同，但大前提存在‘失语’现象还是无疑的。因此，重新建构文论话语系统，进而加入国际平等对话，是文论界同仁共同的课题。”王文宏指出，“中国的文论在经历了一次一次的尝试之后，终于开始回归自己，这是令人十分高兴的事情。”党圣元则认为，“重新建构当代中国文学理论体系，实现文论话语的本土化”是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化这一命题的学术文化思想方面的价值目标，“是置身于当前多元化文化学术思想氛围中的当代中国文论面对种种价值可能而所能做出的一种最具有文化理性精神、最能体现理论学术的自主性的价值抉择。”他指出，“在对历史与现实进行双向反思与观照的过程中，人们将不难达到如下之共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形成我们自己的既具有民族文化特点而又不隔绝于世界潮流的文论话语，是当前的文艺理论研究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方向。”胡宗健强调，“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总体上近乎悲凉，它在操作中所使用的有效理论话语和有效理论概念，几乎都是西方的舶来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学理论发展拷贝了一部浓缩的西方文艺理论发展史。”因此，“为着走出西方文化霸权和后殖民主义文化语境，我们必须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而沈立岩在《再思“中国文论的话语重建”问题》一文中指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所以他倡导“所有相关学科和专业的学者携手共赴。”徐珂也同意，“从当下来看，要努力造就一种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语境，形成一股创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思潮。”古风、章洁慧则提出，“在今天‘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从事文学理论的研究，必须要‘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推陈出新，建构中国文论体系。”而在陈炎看来，“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现有的西方美学和西方文论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和问题”，由此他坦言：“同许多学者一样，笔者也认为建立东方美学和中国文论是必要的，但其必要性并不仅仅在于满足我们特有的民族情感，也不仅仅在于解释我们独特的审美活动。”程相占则倡导借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又称“轴心时代”)理论来思考“中国文论话语”及“重建”问题，他指出，从“精神性地领悟和价值取向上地认同”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文论话语之重建”完全可以等同于“中国审美精神的现代转化”。而赖大仁在对近十年来有关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述评中总结，尽管学界对“失语说”与“转换论”还存在一些争论，“但至少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肯定是个真问题，学术界围绕这样一个现实问题进行探讨乃至争论(如上所说，由于学者们的理解认识不同，所提出的具体理论命题和使用的理论话语也可能各不相同)，必定会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建设发展起到推动作用，其意义显然是不宜低估的。”黄曼君也在其主编的《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一书中单列一节讨论“中国当代文论‘失语’与‘话语重建’问题”，书中详细介绍了笔者关于文论失语症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主要思想，在肯定笔者“较早批评中国文论‘失语’并提出‘话语重建’方略”之后，指出笔者把对西方文论给中国文论带来“不良”影响的反思“扩展到了整个当代甚至现代”。并认为“这其中也自然包含了对于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反省。”

二、什么是中国文论话语

在对“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这一命题的积极回应中，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传统的根本学术话语规则的注意和重视。许多学者深入思考了“什么是中国文论话语”这一问题，并致力于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

(一)对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清理

李思屈的《中国诗学话语》(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首次从话语分析的角度，用知识论与价值论相统一的方法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话语体系进行了系统清理和研究，他认为，在致思方式大体一致、知识背景大致相同的前提下，中国诗学从一种诗意的阐释和精神的创造过程中发展出了孔语、庄语、禅语三种价值内蕴各异的主干话语体系。该诗学话语体系萌芽于先秦时期，发端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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