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清“新小说”的文体特征与语体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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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晚清是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文学观念也随之出现新与旧的交锋，为救亡图存、启迪民智，中国传统白话小说被遴选为最佳政治工具。新小说更多地借鉴了白话小说的语言及其形式，却仅有小说之“名”，而实为混杂文体。 因新小说启迪民智的载道功能以及晚清文人根深蒂固的文化积习，虽部分晚清士人理论上力倡白话，新小说语体实际上呈现多语体混杂的状态。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 晚清新小说形成了文言、白话间杂的局面，而文言包括古文、韵文和浅易文言，白话又可细分为古白话、方言和欧化白话，新小说语言实践推动了多语体的变化和融合，从而建构出更具表现力的小说语言体式。
关键词：晚清；“新小说”；古文；白话；方言；多语体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231−06
晚清是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文学观念也随之出现新与旧的交锋。此前文学诸文体之中，诗文一直被文人视为正统，至晚清，为救亡图存、启迪民智，小说被提到了至关重要的地位。严复、夏曾佑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1897)、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1898)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夏曾佑《小说原理》、楚卿《论文学上小说之位置》等，均就小说对下层群体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寄予厚望，提倡以政治观念、启蒙意识为主导的功利化小说观念。在传统文学观念中，小说不登大雅之堂，由于对“文以载道”这一传统观念的强调，使得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在文人中获得普遍认同，新小说出现貌似繁盛的景象。
与传统相比，晚清小说文体出现新的特征，新小说虽用小说之“名”，却是混杂文体之“实”，并由此构建了与之相匹配的“小说”语体。
一、传统小说之“名”——由“小道”
到“上乘”功利化小说观
关于早期的小说文体观念，先要追根溯源。小说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带有贬义的色彩。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从魏晋南北朝以后直到隋
唐时期,小说观念逐渐向两个方向转化,一方面， 偏重于历史的杂记,另一方面偏重于俳谐娱乐。一个“小”字道尽了小说的低贱、浅俗的地位，其地位也不可能与诗文相提并论。与早期小说文体特征紧密相连的是对小说功能的认知，汉代对小说价值和功能评价不高，但也给予一定程度上的肯定，大体有“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的伦理功能、“观风俗, 知薄厚”的政治功能、“以广视听”的知识功能、“游心寓目”的娱乐审美功能。前两者延续了儒家“文以载道”的观点，注重小说的功利化作用，将文之功用强加于小说，实际上小说所固有的特性应为自然而然产生的知识功能和娱乐审美功能。宋、明清之时，小说逐渐走向繁盛，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经过宋元话本小说，小说成为明清的代表性文体。尽管小说在当时文人中影响很大，阅读之风盛极一时，甚至亲自执笔为之。但与诗文的正统地位相比，小说仍然作为“小道”立足。也正因为此，小说更注重故事性、形象性、虚构性和娱乐审美性，这些也成为衡量小说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而小说扬善惩恶的伦理教化功用和政治宣传的载道功用处于次要位置。
至晚清，小说地位空前提高，“小说者，实文学之最上乘也”[1](336, 339)。梁启超在1902年提出“小说界革命”，这里的小说实际上是指使用俗语的白话小说。救亡图存必须启迪民智，而启迪民智必须采用普通国民所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白话小说既符合语言的
收稿日期：2011−09−18；修回日期：2012−03−15
作者简介：何云涛(1979−)，女，河南许昌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小说.
通俗要求，也是国民所乐于接受，且最易受到影响的文体。诗文属于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学，文言小说大多属于士大夫“史之余”的追求，而只有白话小说却切切实实地符合了晚清文人的理想需求。此时的小说文体更多采用旧小说的白话语体以及讲故事的形式，实质上是“旧瓶装新酒”，所谓的“旧瓶”只是吸取了旧小说文体“人竞乐闻”的形式，装的却是政治宣传、启迪民智的“新酒”，大大远离了小说重趣味、娱乐审美的特质。在异域小说的参照下，小说在理论上空前夸大了启迪民智的载道工具作用，从而形成晚清的“小说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白话小说在文学创造中的地位。
在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前，晚清一部分文人已经关注白话小说语言和形式的巨大魅力。蠡勺居士译有英国长篇小说《昕夕闲谈》，连载于《瀛寰琐记》第三期(1873年1月)至第二十八期(1875年1月)。在《昕夕闲谈小序》中，他对比了诸子文、史书与小说的功效之不同：“且夫圣经贤传诸子百家之书，国史古鉴之纪载，其为训于后世，固深切著明矣。而中材则闻之而辄思卧，或并不欲闻；无他，其文笔简当，无繁缛之观也，其词意严重，无谈谑之趣也。若夫小说则妆点雕饰，遂成奇观，袭击怒骂，无非至文，使人注目视之，倾耳听之，而不觉其津津甚有味，孳孳然而不厌也，则其感人也必易，而其入人也必深矣。谁谓小说为小道哉？”[2]蠡勺居士认为诸子百家之书和史书对后世的训诫非常地深刻，但文笔简当，实质上是指均采用文言语体，词正意庄，缺乏趣味，使人并不想去听，一听便想昏昏欲睡。而小说则令人读之兴趣盎然，没有厌烦心理，所以更容易感动人心。
除了蠡勺居士较早提出小说的社会功用外，康有为也非常重视小说的社会功用，将小说与“书”“经”和八股文进行比较：
吾问上海点石者曰:“何书宜售也?”曰:“‘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宋开此体,通于俚俗,故天下读小说者最多也。启蒙童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