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与《广西日报·南方》

提起艾青，人们往往想到他诗人的身份，想到《大堰河——我的保姆》、《我爱这土地》，想到他对中国新诗产生过重要影响。然而艾青于抗战时期在桂系军阀的《广西日报》主编副刊《南方》这一史实却罕为人知。本文在遍查有关资料的基础上，勾玄稽沉，试作新探，力图梳理艾青主编《南方》这段新闻史，剖析中国知识分子是怎样以新闻传播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社会的改造。

受聘主编《南方》

“西安事变”后，为了适应抗战及国共合作的需要，国民党恢复了北伐战争时期久负盛名的军委会政治部，部长由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陈诚担任，周恩来担任副部长。政治部下设一、二、三厅，第三厅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受中共中央委派，郭沫若出任第三厅厅长。当时，第三厅人才荟萃，名人众多。随着战事趋紧，这一大批文化人也必须撤离武汉。

政治部虽然隶属于国民政府军委会，但实际上是共产党在起着主导作用，三厅有一个中共秘密小组，由周恩来直接领导。武汉失守前夕，周恩来对这批文化人的去向问题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安排。不久，郭沫若就带领他所领导的第三厅的文艺骨干来到桂林，此后，一批又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化界知名人士，在我党的妥善安排下，以各种方式分别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各地疏散来到桂林。

当时艾青从武汉南下到衡阳时碰到了孙伏园、诗人S·M、番草等朋友。番草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不知为何被桂系看中，后来还做过安徽省政府秘书长，权势炙手可热。据艾青自述：“我遇见了诗人番草，他是田间的同乡，他约我到广西去，说可以帮助我找到工作。我就到了广西。”①

抗战时期的桂系与蒋介石存在着诸多矛盾，它虽然也是国民党统治区，但它和别的省又不太一样，它需要借助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声望来支持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从而与蒋介石抗衡。为了广为招贤纳士、笼络人才，扩充其政治势力，当时的桂系领导人政治上相对开明，一度表现得较为进步。正因为此，在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后，各大报纸、杂志和出版社纷纷迁桂，或在此设立分社、分店，如《救亡日报》、《扫荡报》、《力报》、《大公报》、生活书店、中华书局、北新书局等，而《广西日报》是桂系的机关报，规模和影响力实际上已超出地方性报纸的范围，大有对前者奋起直追之势。

当时《广西日报》社长韦永成是新桂系少壮派人物，同时身兼五路军政治部主任、国防艺术社社长和乐群社社长数职。韦氏留学德国，思想较开明，因是桂系意识形态方面的执牛耳人物，在骨子里政治意味颇浓，加上总编辑莫宝铿、副总编辑周歧兴、总主笔俞颂华，或为“圈子”中人，或与前者关系较深，故而报纸无形中形成外松内紧、外似开明和里面右倾的办报特色②。因为有番草的介绍，加上《广西日报》刚好需要文化名人打点门面，艾青被聘为《广西日报》副刊《南方》的主编，月薪几十元，除交房租，一家三口吃饭尚能对付。

《南方》的性质

从1938年12月20日到1939年6月30日，艾青主持下的《南方》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下面从三个层次来说明《南方》的性质：

1. 《南方》是一份综合性文艺副刊。

《广西日报》于1938年12月17日刊登了《南方》的征稿启事：

本报定于二十日起加开副刊《南方》一栏，即日起欢迎投稿。兹定稿约如下：

一，本栏内容为文艺的创作，理论，介绍，批评，以及战时各种生活的报告与速写。

二，来稿请勿过长，每篇以一千字左右为最合适。

三，来稿经刊登后，以每千字国币一元至三元为酬。

四，来稿除附有邮票者外，如不刊登概不退还。可以发现该栏目内容包括了：（1）文艺理论；（2）书报介绍及批评；（3）战地通讯；（4）各地救亡动态；（5）文艺创作：小说、诗歌、戏剧、杂感、随笔、散文、图画；（6）各阶层民众之生活素描；（7）各种访问记；（8）国内外人物剪影；（9）市内救亡团体工作速写；（10）士兵战场经历谈；（11）读者通讯等等。由此观之，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文艺副刊。如1939年头十期的《南方》共发文章三十八篇，其中文艺理论有一篇，战地通讯一篇，文艺创作二十二篇（其中诗十一首，散文七篇，木刻二幅，杂感二篇），各阶层民众之生活素描四篇，访问记二篇，人物剪影一篇，市内救亡团体工作速写二篇，士兵战场经历谈一篇，文艺界消息四篇。

2. 《南方》是宣传抗战的进步的综合性文艺副刊。

《南方》办刊的宗旨，从艾青写的《发刊词》中便可看出：

在清晨，我们听见铁鸟翱翔空际的声响，听见炸药开凿山洞的声响，听见青年学生们唱着救亡歌声从我们的窗边过去……

祖国正迈向胜利的路上……

另一方面，我们却正感受着敌人的疯狂与残暴，每个日子都披示给我们以无比的痛苦——敌人没有一秒钟停止过他的轰击，狂炸，予千百万的无辜的中国人民以死亡的威胁！

祖国正在血腥的斗争中……

我们呼吸着解放的空气，我们在自由的歌声里奋发，我们以自己的膂力推进时代的巨轮而获得了光荣，我们将贡献这鲜美的生命给民族革命的神圣的战争！

我们一刻也不能懈怠我们的工作——暴露侵略的魔鬼在我们国土的罪行，高扬我们战斗的热情、坚毅、勇猛，争取祖国的胜利和光荣！③

显然，创办《南方》，就是为了“以自己的膂力推进时代的巨轮”，为了把“鲜美的生命”贡献给“民族革命的神圣的战争”。

具体执行编辑工作时，艾青选择的作品内容也大多以宣传抗战为题材，有时更是在紧张的版面中开辟专刊。比如《粤桂边境——南征通讯》、《我们紧紧地握手——致朝鲜义勇队诸同志》、《血——纪念》、《江上的浮婴尸》、《复仇之地》、《丑恶的画像》、《区队长》、《深沉的印象——关于上海第二剧队的话》、《战士，伪军——忆战之一》等都是反对日本侵华战争、唤醒民众抗日、赞扬我作战军队的作品。这些作品从不同角度发挥了宣传抗战的作用，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它们紧密地贴近现实，对于宣扬民主、呼吁爱国运动、人道主义精神，起到了良好的舆论引导作用。

3. 《南方》是追求高品位的学术性与大众化的通俗性兼擅的综合性文艺副刊。

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艾青不但重视艺术创作也强调理论研究。1939年首期《南方》的三篇文章中就有两篇是理论研究的作品，如欧阳凡海在《一年来的中国文学》评价“一九三八年的中国文学是在炮火中萌起新芽来的文学”，总结了“去年里中国文学新生力量的四个特质”，认为“综合起来看了以上的过去一年中国文学的诸特质，中国文学在过去一年中的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了”。

艾青也常常自己提笔写些文学理论文章，如1939年4月29日《南方》发表了《诗的散文美》一文。文章认为：“由欣赏韵文到欣赏散文是一种进步。”“有人写了很美的散文，却不知道那就是诗。”艾青所谓的“散文美”，也就是“口语美”，这种“口语”是“最散文的”，却又是“美”的，因为“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亲切”。因而，“天才的散文家，常是韵文的意识的破坏者”。但是，在倡导“散文美”、“口语美”的时候，却又对韵文作了过火的否定：“自从我们发现了韵文的虚伪，发现了韵文的人工气，发现了韵文的雕琢，我们就敌视了它；而当我们熟视了散文的不修饰的美，不需要涂抹脂粉的本色，充满了生活气息的健康，它就肉体地诱惑了我们。”有人推崇说，艾青第一个提出“散文美”的美学概念④。

作为综合性的文艺副刊，《南方》当然也注重大众化的通俗性。艾青在1939年5月17日的《南方》发表《一封信——给徐亮先生并写信给我们的读者们》。信中谈到自己对待读者的诚恳态度以及希望作家与读者之间建立起和谐的“契合”的关系：“我常常嗟叹自己之不能追赶高尔基的那种为年轻的读者们解释问题的精神，成为一个人类最伟大的歌手不是没有原因的。他必须在写作之外有比写作更多的耐心去做那些更实际的工作。这在我，简直是不可能的。每当我读到读者们给我的信时，我就焦急；同时也会想象到读者对我的失望而埋怨自己，直到使自己痛苦。”“我自己是不曾以‘读者’的这称呼和那些‘作家’们发生过丝毫的关系的；所以我也就很难于养成使自己以‘作家’这称呼和‘读者’亲近起来的这种可贵的习惯。如果我的作品不使读者了解我，我是决不会有第二种方法使读者了解我的。”“当然，我愿意在世界上有朋友，因为我孤独。但我却敢于相信那些年轻的天真的人们之和我写信，决不会想到如此严重的问题——一种友情不是可以用试探性质的通信关系建立起来的。我常常向往那种可能存在于一个诚挚的读者和他所爱好的作家之间的契合，也只有那种契合才是一个诚挚的作家所应该企求的。因为只有那样，作家才能忠实于写作，读者才能由衷的爱上写作。”为了增强通俗性，《南方》也刊登有中篇小说，如绀弩的《婵娟》。

《南方》的贡献

《南方》这块阵地在艾青的主持下，热情歌颂团结抗日，坚持进步，抨击顽固派的消极抗日与政治腐败，受到各界人士特别是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这就不能不引起某些嗅觉灵敏的特种人物的注意。他们通过艾青的朋友向他吹风企图促使他的《南方》转向。这一切都被艾青断然拒绝，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要我舔他们的屁股办不到！”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想釜底抽薪了，便由时任《广西日报》社长的韦蛰唐亲自出马诱以高官，奉劝艾青辞去副刊主编，举荐他到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搞个参议名义，光拿钱不干事。艾青对此的答复是“恕不领情，当官嘛，我是不干的！”⑤

桂系军阀碍于桂林文化界的声势，不便直接干涉，于是，变公开压制为暗地挤对。先是借口开辟《广西青年》栏目占其版面，不久，又把《广西妇女》和《广西卫生》安插进来，每周占住副刊版面出版一期专刊。原来《南方》是日出一期的，此时却被挤得一星期只能出版一次了。在多次力争无效之后，艾青终于愤然辞去《南方》副刊主编职务，并在《广西日报》登了一大幅广告：《艾青辞去〈南方〉编辑启事》，以示划清界限，泾渭分明。此时，《南方》刚好出了百期。

艾青主持《南方》一年未满，但是《南方》却发挥着重要的积极意义。除了作为进步的综合性文艺副刊，在宣传抗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外，《南方》还在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1. 为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化界知名人士提供了平台，加强了团结，壮大了队伍。

当时旅桂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和文化界知名人士中无职业、仅靠低微的稿酬或朋友接济者不在少数，加上战时桂林人口猛涨，物价高昂，所以许多人境况甚苦。《南方》一方面为他们提供了表达抗日之情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为他们解决了部分生活上的困难。

根据不完全统计，客居桂林的许多作家和诗人，如长江、胡风、以群、奚如、蒋牧良、韩北屏、紫秋、周钢鸣、启一、力扬、常任侠、巴金、舒群、邹绿芷、黄药眠、孟楔、舒芜、陈闲、黄茅、祝修麒、于友、欧阳凡海、林林、厂民、阳太阳、邹荻帆、任重、赖少其、黎央、云彬、华嘉、陈残云、杨朔、高咏、白克、戴望舒、覃子豪、冯乃超、陈迩冬、寒山、韦荽、艾芜、谷斯范、尼塞、袁水拍、何家槐、张仃、司马文森、绀弩、冯英子、雷石榆、钟鼎文（番草）、刘火子、白嘉、李又然、易庸、周而复等等，都是《南方》的撰稿者。

副刊《南方》还常常刊登“文坛消息”，这是那个时代副刊的特色。“那时文艺界迫切需要的是通声气，读者也急于知道作家们的行踪。”⑥ 如《南方》发刊号上就介绍了文化界名人胡风、以台、奚如、蒋牧良的消息。

又如1939年3月26日，《南方》第49期，刊登了诗人戴望舒给艾青的信：

……这样长久没有写信给你，原因是想好好地写一首诗给你编的副刊，可是日子过去，日子又来，依然是一张白纸，反而把给你的信搁了这么久，于是只好暂时把写诗的念头搁下，决定在一星期内译一两首西班牙抗战谣曲给你——我已收到西班牙原本了。

……诗是从内心的深处发出来的和谐，洗炼过的；……不是那些没有情绪的呼唤。

抗战以来的诗我很少有满意的。那些浮浅的，烦躁的声音、字眼，在作者也许是真诚地写出来的，然而具有真诚的态度未必是能够写出好的诗来。那是观察和感觉的深度的问题，表现手法的问题，各人的素养和气质的问题。

我很想置出《新诗》，现在在筹备经费。办法是已有了，那便是在《星座》中出《十日新诗》一张。把稿费捐出来。问题倒是在没有好诗。我认为较好的几个作家，金克木去桂林后毫无消息，玲君到延安鲁艺院后也音信俱绝，卞之琳听说也去打游击，也没有信。其余的人，有的还在诉说个人的小悲哀、小欢乐，因此很少有把握，但是不去管他，试一试吧，有好稿就出，不然就搁起来。你如果有诗，千万寄来。

从这封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位诗人之间友谊的诚笃和对新诗发展的热心追求。

2. 批驳了错误的言论和思潮，推动了革命文艺理论的发展。

在国难当头、炮火连天的抗战中，一些人“露出了他们原是在平常不敢露出的脸”，有的人在昆明说：“文学没有用。”有的人在重庆说：“文学太血腥气了。”有的诗人说：“我不写抗战诗歌。”等等。为了驳斥上述这些荒谬的论调，艾青于1939年1月21日在《南方》发表《文学上的取消主义》一文：“只有那种企图以暴力压倒正义的国家是用不着文学的，因为那些施行暴力者畏惧文学有甚于畏惧枪声——战斗的文学不就是最永久的、最沉着的、而且是最使敌人寒胆的枪声么？任何要取消文学的企图都是枉然的：没有人有权力能叫人不看这凄惨的现实，没有人有权力能命令人受到杀戮而不叫喊，更没有人有权力能叫人停止生存和抗争的思想——和由这思想发出的永久的语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不仅要解除全民族的悠久的痛苦，同时，也要提高我们民族生的意志，我们将在一切的精神生活上谋取和世界的最进步的国家同等的水准；我们将更需要伟大的文学，和纪念碑的艺术。也只有这样，我们的抗战才是有意义的，才是可夸耀于胜利的明日的。”

1939年3月6日，《南方》第41期发表《谈批评》一文，署名“鹿文”。该文是从作家与批评家两个方面来谈批评的：“作家的对于自己作品的不敢严肃，就是他自己的文学工作的最初的失败；批评者的对于自己作品的不敢严肃，也就是他自己的批评工作的最初的失败。从正面说来，无论是作家，或是批评家，不管他的作品如何幼稚，态度严肃，都是成功的第一个要素。”文中还明确了评价作品和进行批评的尺度：“一种作品的评价，永远应该以它本身对于现实生活所表现的深浅为尺度，而批评工作的有无意义，也永远是在那批评者之能否依照这尺度去衡量作品。如果写一篇文章只是为了稿费和为了讨人喜欢，这终究是太悲惨了，如果不是这样，却就应该顾全到自己工作的对于社会所能引起的作用。”文章结尾还提出对作家和批评家的希望：“我希望：作家能把那些嬉皮笑脸的一味只知阿谀的批评当做自己文学的发展上的敌人；我也希望：批评者能把那些只在祈祷自己去阿谀他的作者，当做自己批评工作的发展上的敌人。”

1939年5月11日，《南方》第69期发表《谈杜衡》一文。文中回忆了与杜衡的几次交往以及对他的印象：“杜衡是属于那种执拗于日常生活的小福利的小市民型，整个生命都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存在，没有理想，没有热情，更没有人间爱。”文章指出：“杜衡这名字，最初被惹起人们注意的，大概就是写出那些企图把自己从政治性的文艺论争里滑出来，自称为是‘第三种人’的文章的时候。他之称自己为‘第三种人’，无非使他打击那正处于极端不利的新兴革命文学的行为，得到遮掩而已。…‘抗战开始，全国作家都被这伟大的事件所兴奋，所感激，正在焦心于如何才能使自己献身给这神圣的事业，有一份力量尽一份力量，共同去抵抗敌人的原始性的进攻的时候，杜衡却在香港，露着得意的微笑，说：‘文学应该让位了。’如今，他觉得中国没有自由（其实他是一直都住在香港的），他觉得作家们只是在写着战争的东西，好像有过法令似的，于是他跑到上海，在他的老板汪精卫所开的蔚蓝书店的门前，重新挂起‘文学自由’之旗了……”

1939年6月21日，《南方》第68期发表《文学上的取消主义与公式主义》一文。此文是关于抗战文学创作倾向的座谈会纪要，参加座谈的除艾青外，尚有丽尼、宋云彬、林林、杨晦、艾芜、舒群、杨如等人。艾青为发表此文而写了编者“前记”：“这次座谈会是在三月初旬举行的，这记录原拟发表在《一九三九》上，后因《一九三九》未能出版，就搁下了。现在理论上对于利用旧形式及大众化诸问题仍有极强烈的讨论兴味，这稿子发表出来，作为一部分人的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提出参考，想不是毫无意义的吧？”■

【注释】

① 艾青：《思念胡风和田间》，《人民日报》1986年4月18日。

② 程光炜：《艾青传》，18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

③ 艾青：《发刊词》，《广西日报》1938年12月20日。

④ 周红兴：《艾青传》，170页，作家出版社，1993。

⑤ 魏华龄主编：《桂林抗战文化史料》第28辑，155页，漓江出版社，1995。

⑥ 冯并：《中国文艺副刊史》，380页，华文出版社，2001。

（梁颖涛，广西师范学院新闻传播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