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陶行知为何分道扬镳

打开文本图片集

作为同乡和同学的胡适与陶行知，曾因共同推动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而结下深厚友谊，后却因对诸多公共事务的认识不同而日渐疏远。1936年后，两人以不同身份参与政事，他们的身份、立场和价值取向，都在不断加大两人的距离，双方的交流减少。1938年后，胡适和陶行知成为深交后的陌生人，陶对胡的各种讥讽、质疑、批评，胡再无回应。直至陶行知逝世，胡适都没有再对其做过任何文字或口头的评价。

1936年7月，胡适参加国民党庐山会谈，与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有深度交往。次年9月，胡以非官方身份到美国寻求支持，并于1938年10月正式就任中国驻美大使。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胡适与陶行知在美国、加拿大等地同样以非官方的身份宣传抗战，寻求支援。在出任大使四年后，胡适留美做了一段時间考据研究，1946年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

陶行知则于1935年在上海参加救国会，1936年以救国会领袖的身份参与广西易帜；后受全国各界救国会之托，经香港到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中国的抗战。1938年10月回国后，先后与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李宗仁、周恩来等人会见，宋美龄要他任三青团总干事未允；1940年后明显与中共接触增多，1941年参与创建中国民主同盟，1942年与邹韬奋、梁漱溟等人一起被踢出国民参政会。

1937年后，尤其是“七七事变”后的全面抗战爆发，中国各党各派之间空前团结，陶行知也明确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并与蒋保持了一段时间较紧密的联系，照常理，陶与胡在抗战后应当“友谊复苏”，事实上却无法回到从前的“管鲍之交”。

陶对胡立场不放心

1937年，陶行知与胡适两位有过亲密与隔阂的兄弟又在华盛顿相会。会面之后，陶行知在10月16日给胡适写信，尽管抬头依然是“适之吾兄”，信中表示“很为高兴，只因时间不足，不能畅谈，最是遗憾”，同时提醒胡适不能承认“满洲伪国”，因为从不同渠道传给陶行知的信息是胡适提出和平方案，所以，陶行知要证实是否谣传，“如果老兄真有这主张和方案，对美国当局交换意见时是否也拟提出？有人说您预备以三千万人之自由来换‘和平’，我不大相信（但也不大放心），所以特来请教。”

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陶行知给胡适的最后一封信（《行知书信集》曾提及的1941年陶向胡写一封信胡没有回应，但现有史料中并未发现该信），有一种责问与告诫的意味，陶为天下计质问老朋友，足见胸怀坦荡，但这里的潜台词是“你是否卖国了？”对于胡人格上的强烈质疑，是常人难以接受的，实际上双方此后联系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更少，甚至相互关注也日渐稀少，再无联系。

陶行知的这种不大放心，是基于他所认为的胡适在处置英日庚款问题上未能“保国权”。1935年9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的诗作《“九一八”四周纪念》中，直言“博士送礼送得阔，不妨退到‘堪察加’（这是丁文江、胡适二博士唱和的国策）”。丁文江本人是位地质学家，对政治认识不深刻，1935年7月发表的观点显然过于天真，胡适接着在8月发表文章，对丁的观点进行了修正。

现在回过来看，当时的历史事实是：“一二·九”运动明显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和中共地下组织的支持，为防止学生运动失控，胡适、丁文江等人一面劝学生复课，一面极力主张对日忍让。

胡适认为，中国应尽量避免与日本爆发战争，民众应冷静地考虑代替战争的其他解决办法，单凭爱国主义情感是救不了国的，他反对学生直接投身救亡运动，主张学术救国。丁文江则极端“唱低调”，认为中国的政治力、军事力和物质力决定了中国“没有宣战的可能”，“我们对日宣战，完全是等于自杀”，主张中国应效仿1917年俄国革命时列宁忍辱负重与德国签订条约并“准备到堪察加去”的做法，准备退到“中国的堪察加”即云贵地区，青年学生对这些“名流学者”的言论并不认同。

华北事变后，胡适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觉悟了过去主张‘委曲求全’的完全错误”，但学生们宣布“要比胡先生更进一步”，就是要“组织起来，实行武装自卫”。客观地说，陶胡之间不是立场的对立，而是激情与理性两种不同方式，对待当时形势所显示的差别，陶行知则把胡适的处事方式当作立场来怀疑，因而不大放心。

抗战方式主张各异

陶与胡在抗战立场上无根本分歧，但在抗战方式的主张上有明显差别，陶行知主张毫不犹豫立即抵抗，胡适在“九一八”后对中日冲突的基本主张是和平交涉，以期赢得备战时间，希望美国出面居间调和。这也成为陶行知常批评胡适的话题，并常因此怀疑胡适的立场，且不顾胡适当时任驻美大使的身份，常在公开场面上讲出来。

陶行知的态度显得非此即彼，受到主流抗战舆论的影响并实际代表主流舆论，甚至比主流的看法更激进，强调敢于牺牲，不乏理想色彩。1932年上海“一二八”后，陶在《申报》提倡“主动的民意”，显然难于接受中日双方签署的《淞沪停战协定》，胡适却感到满意，说是“失败之中的成功”。

1933年，胡适依据自己对当时的形势判断写了篇评论《我们可以再等五十年》。1936年9月12日晚，陶行知在参加巴黎中国学生会、书报社和华侨抗日救国会为欢迎出席布鲁塞尔世界和平大会及日内瓦青年大会国内代表时，边讲边背儿歌道：“现在中国没有其他办法，只有抵抗。有的人以为我们准备不够，还要等五十年再来抵抗，像胡适之博士这流人物。”并作儿歌“一年三百六十五，五个指儿数：若想不做亡国奴，请听博士胡，再等九个五（注，胡适之博士有再等五十年之国策）”，该讲稿随后在巴黎《救国时报》上刊出。

胡的看法当然不是卖国，而是一种“长线救国论”，显得理性务实，考虑到了双方实力和条件，也具可操作性。1933年日本侵占热河，胡在《独立评论》上撰文说：“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来主张抗战。这不是说凡主战都是昧着良心的，这只是说，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我极端敬仰那些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允许我用我的笔锋来责备，人人都得用他的血和肉去和那最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

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后，胡劝戒学生认清自己的基本责任是“只有拼命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报国的真正准备工夫”，反对学生停课游行荒废学业，“简直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这种看法轻视了抗战中人的主观意志，过重寄希望于外交斡旋和美国参战，直到淞沪会战打响胡适才放弃“和平”论，显然有其缺陷，有人骂胡“汉奸”，陶行知也有此意。

综合陶胡两位在抗战中的言论，他俩之间抗日观的最大分歧是：陶认为抗日不该有前提，是无条件的，也无需准备的，不管双方的实力等情况，是一种必须选择的主观意志；胡则认为抗日必须要有条件，有前提，要有充分准备，要运用国际的力量顺势而为。

具体来说，陶认为首先是抗日，其次才有胜利；胡则认为抗日行为必须是基于取胜的考虑。陶主张牺牲，抗战不能讲条件，应该是全民而不仅仅是政府抗战，所以他在“一二八”社评中支持军队的独立抗战，不接受上级和政府的任何相反的调遣，这实际上是无政府不遵军令的抗战；而胡适显然认为政府和军队才是抗战的核心和主体，而不是大众百姓，要尊重并保护平民百姓在战争中生存的权利，反对将没有武装、缺乏战争常识的人民送到战场上去。

陶认为对于抗战旗帜鲜明的态度是一个人格问题、一个基本民族情感问题；胡认为应该允许个人在抗战问题上的表述自由，“爱国”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而是一个最难于解决而必须解决的问题，提出抗战爱国只是第一步。陶认为一切都要服从抗战，教育自不能例外，所以认为高校搬迁是教育逃走；胡认为抗战不光是牺牲，还要经得起牺牲，必须依赖持久的积累，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就是积累，而一切政治都有害教育，唯有保持教育独立才是重要的政治，才能保存民族的力量持续抗战。

明了胡适的态度需要历史地看，胡适的“不抵抗”哲学起源于1914年他的好友韦莲司女士申请参加红十字会救援未被接受，他引歌德的话，“每遇政界有大事震荡心目，则因勉致力于一种绝不相关此事之学问以收吾心”。1915年1月23日，胡适在纽约拜访韦莲司，表示自己主张不抵抗主义投身世界和平诸团体，这种态度事实上影响到他事后的所有决定。陶行知1936年用胡1933年的话当靶子不够公允，胡适的态度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的，1937年12月9日，胡适在美国对媒体说，“南京如失守，中国将继续抗战”，宣告中国是为生存对日本的无止境侵略作战。

在得悉政府退出南京的消息后，胡连忙致电政府，主张“苦撑”，此后胡适一直主张“苦撑待变”，一面对日作战，一面等待国际局势的有利转变，特别是美国参战，所以他给傅斯年的信中说：“国事至此，除‘苦撑待变’一途，别无他法。”在得悉汪精卫秘密出走后，胡适在病榻上发电报：“此时国际形势好转，我方更宜苦撑，万不可放弃十八个月之牺牲。适六年中不主战，公所深知，今日反对议和，实为国家百姓设想。”后来的史实说明，胡适在战略上是符合实际的。

身份与立场存差别

陶行知在美国等国宣传抗战，是以国民外交使节的身份出现的，而胡适1938年10月后由非官方转换为官方的中国驻美大使。他们两人在对日立场上是没有差别，但在对国内的各方面力量的立场上是有差别的。胡适更多地是从国家和当时政府的立场考虑问题，陶行知则更多是从民众或者说民间考虑问题。

1936年12月，胡适从美国一回到北平就得悉发生了“西安事变”，认为张学良“这祸闯得不小”，当即给张学良去电：“介公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介公出险，束身带罪，或尚可自赎于国人。”陶行知当时在美国对媒体上的相关消息十分关注，并在日记中作了一些摘录，当他得悉杨虎城到美国后，便设法尽速从西雅图赶到旧金山想与杨会面，不巧，杨此时与秘书离开美国未能见到杨本人，只见到杨夫人谢葆真并写诗相赠。

或许是在华盛顿短暂见面中胡适嘱咐陶行知要注意策略，以至陶行知1938年底经香港回国时说：“华侨们都干起国民外交来，有人说国民外交是很难办的，办错了不如不办好。胡适之博士便是这样慎重地劝他们，但是新华侨们似乎是没有听从胡博士的话。”在另一次接受国内媒体采访时说：“胡适之先生在美时劝他们还是不要干什么国民外交的好，因为他觉得外交不是容易的事情，讲错了一句话就收不回来的！他们曾把这个问题请教我，我却赞成他们干。胡先生所指的是专门的外交，不是一般的国民外交。”

更为刺激的是，1939年1月8日，陶行知在香港的《申报·星期评论》上发表题为《辨奸》的文章，开篇道：“三民主义、抗战建国纲领、衡山会议五方针及最近蒋委员长驳斥近卫宣言，是救国之正道，不容有丝毫出入。如果有人阳奉阴违，有什么办法可以做系统发觉呢？”接着提出几条辨别标准：应该真干的他假干，应该穷干的他浪费地干，应该合干的他分开来干，应该快干的他慢慢地干，应该大干的他小小地干，其中指责“宁缺勿滥，贵精不贵多，这是多么好的盾牌呀？连胡适之先生也代这种汉奸理论鼓吹。”把胡适与汉奸连在一起。

稍往前追溯可以看到，与蒋介石的关系是他二人立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1932年11月28日，胡适参观武汉大学，当晚到蒋介石寓所晚餐，第一次与蒋见面，在此后的几天讲学中，蒋胡三进晚餐，蒋请胡注意研究教育制度和学风问题，胡对蒋说：教育制度不坏，教育崩坏的原因乃是“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划之可能”，“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學绩……学风之坏绝不能归罪学生。”由此开启了蒋胡之间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特殊政学关系，使胡在此后十余年的中国政坛发挥特殊作用，也具有其他人难以企及的政治身份。

陶行知与蒋介石见面比胡适早，蒋亲自到晓庄参观说明他是关注陶的，陶却不怎么关注蒋，后来则由于晓庄被封闭而一度关系紧张，1936年又遭到第二次通缉。1938年10月也曾与蒋共同进餐，后来便将主要精力用于潜心办自己的难童学校了。

在美国的宣传抗战期间，胡适与陶行知同样的辛苦，同样的“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劫，不知何日得了。我有时真着急，往往每天看十种报纸，晚上总是睡得很晚，白天又是要奔走。”从现有史料看，胡适看得更准、更实际、更细致，在美国等地的宣传影响效果高于陶行知。在确认担任驻美大使的当天，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二十一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

视死不见显道异

1946年7月25日，陶行知在上海为反内战，争取民主和平演讲奔波100天后逝世。就在7月5日，胡适从美国乘船回到上海，7月29日飞到北平，陶逝世期间胡恰在上海，媒体报道这期间有几天“胡适不适”。陶去世后悼念者众，既未见到胡适的悼念，胡的日记当天以及此后均对陶去世只字不提，说明胡适眼中陶行知早已消失了，或不可谅解。

有人直言陶胡间“更大的谜团还在于胡适这边，这位一贯主张‘包容异己’的思想家，即使对于‘临死都不宽恕他’的论敌鲁迅，也主张评价要‘持平’，高度肯定对方‘五四’时期的创作成就；为什么独独对于同门的师弟却始终不肯介怀，甚至在陶去世之后，陶胡共同的老师杜威、孟禄亲自在美国组织两次陶行知纪念大会，胡适没有任何回应，个中原委就更是值得玩味了。”

世俗社会常以恩怨视角看问题，事实上，陶与胡之间的关系难以用恩怨来解释。至少在1925年前，胡對陶的学问事业发展是有恩的，陶行知从内心是尊胡适为兄的。就如同兄弟分家，弟要做出与兄不同的业绩，从这个角度看，陶行知办晓庄学校就是一个最好的选项。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直到陶行知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也未能改变公众社会里胡高于陶的认同，“陶就像鲁迅所言的一个‘呐喊者’，即使有不同看法、不理解，也是自觉地服从‘将令’”。

1949年4月27日，胡适到达美国纽约后即有人追问他对时局的态度，胡表示：“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的。”表达了胡适拥蒋反共的政治立场；与之相比，陶行知逝世后，周恩来改变事先安排前去看望，中共中央以及毛泽东发去唁电，这构成了陶胡政治立场的基本定位，至此足以解释胡适为何在陶行知的悼念和送葬时不做任何表态了。

毫无疑问，陶胡之间有政治分歧，而且1930年后越来越明显，一个越来越靠近工农，信仰马列，追随延安；一个则是明显坚持自由主义和政府，追随蒋介石。已有的众多文章主要从政治角度分析，且较多带有图式化、一边倒的解读，夸大了政治在两人分歧中的作用，显然过于肤浅。

有人甚至勉强联想地认为，因为政治理念的差异，陶行知很不喜欢胡适。毫无根据生造出陶行知曾对人说，“我最看不起的同学有两个：一是胡适，靠洋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并举出陶行知1926年在南开讲演时作的《自立歌》为证，说得神乎其神。不要忘记，在南开的学生中有不少中共的高官，也有不少国民党高官，他们之间却能依然保持较好的私谊，黄埔军校中的这种情况更多。胡适与郭沫若也属于两个不同政治营垒，至少在1949年前两人的关系是亲密的，胡适还为郭沫若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说话；胡适与鲁迅也存在政治分歧，对鲁迅的身后评价较高，同样对陈独秀也是如此，陈独秀被捕他竭力营救，陈独秀儿子被捕，胡适也竭力营救；陶行知同样与陈诚等国民党高官有良好私交。

所以，政治是影响因素之一，却不是决定性因素。将人际关系简单化为抽象的政治信仰的不同、政治组织之间的差别、与领袖关系的亲疏，或者以后人的政治视野看待、分析前人的关系，都是不可靠的。

陶行知和胡适都有自己政治、思想、学术的主见，都是不肯轻易俯仰他人的人，两块巨石之间很难粘合，陶胡之间的关系不顺与二人的个性不无关系。陶为人刚正率真，极具公心，有想法一定直言相谏，义正词严，不肯做半点“为尊者讳”的回避。胡适相比之下处世却较为中式、传统，终生讲求宽容，其实内心细致、丰富，奉行“做学问要于不疑处有疑，待人要于有疑处不疑”，所以陶行知历次批评胡适的表达都如同石沉大海，胡适基本不作回应。这样在胡而言是对陶的客气，在陶而言是胡对自己的漠视和冷淡，从而推动双方背向而行。

从胡适的个性出发，他不会借助政治和其他组织的力量来强求对方接受；而以陶行知的个性，我站在大众立场上，在道德的制高点，违反我的主张就是对大众和民族的背叛，陶行知的个性显然比胡适更具有排他性，他们之间（例如1937年在华盛顿见面）发生过怎样直接尖锐的争论，后人无从知晓。个性必然会对于国家、民族情感产生不同的表达方式，包括陶行知在内的众多中国人，很难在那个政治急剧变化的时代，容纳多种不同的爱国方式，即使陶胡二位知识层次较高，也无法超脱于自己的个性和基本的政治情感。

价值或者说“道”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陶胡之间分歧。他们都认同民主和宪政，真正的差异在于以什么样的路径和方式通向这个目标，这一差异最终导致二人从知己走向陌路，一去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