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 出版界的“佘太君”
时间：2021-02-19 08:01:12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在现代中国，只要是个读书人、文化人，恐怕就不会不知道：民国时期中国有最负盛名的综合性刊物之一《东方杂志》；在当今时事类期刊界有享有声誉的《新华月报》，知识界、科教界有权威的报纸《光明日报》，国际问题爱好者中有深受青睐的名牌杂志《世界知识》……还有，影响深远的《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的出版，等等。这些璀璨夺目的奇花异草，都与一个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就是现代中国新闻出版界的巨擘、曾任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被誉为出版界“余太君”的胡愈之。
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出版《西行漫记》和《鲁迅全集》，是胡愈之一生出版的两部最重要的著作。胡愈之的出版之功足以为后人铭记，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笔。
1937年10月，美国记者爱德加·斯诺在英国格兰茨公司出版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1937年胡愈之主持救国会的对外宣传工作，同外国记者有来往，斯诺送给胡愈之一本《红星照耀中国》的样书，凭着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凭着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凭着新闻出版工作者的职业敏感，胡愈之马上意识到了此书内容对于中国读者的重大价值。胡愈之为出版此书，联合一批爱国的亲朋好友，成立了出版公司“復社”。为了正式出版发行此书，胡愈之煞费苦心，先是改头换面给此书一个隐性的中性的游记式的新名《西行漫记》。考虑到当时的实际需要，为了不给国民党以口实，也对此书的一些章节做了必要的删节，又采取预约的办法筹到了一些资本，付清了第一版1000册的纸钱。《西行漫记》问世半年多时间就印行了5版，还有海外的重印版，总共销了八九万册。从此以后，一大批倾向革命与进步的青年冲破层层阻拦，奔向延安，奔向解放区，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的生力军。
有了出版《西行漫记》的试验，胡愈之信心大增。他决定尽快出版《鲁迅全集》，以保存鲁迅的文章。为了多销广销发挥鲁迅作品的作用，胡愈之决定平装每套8元，精装的则以木箱精美地包装，外刻“鲁迅全集蔡元培题”字样，定价百元。这样以盈补亏，既可保证一定的数量，又不至于赔钱。于是胡愈之为此忙于推销，平装本在当地搞预约，预收书款。精装本因在上海销数有限。1938年3月胡愈之带着书箱样品去香港，找到了蔡元培、宋庆龄，他们积极支持，印好预约券在香港出售。胡愈之第一个找到了孙中山之子孙科，孙科当场认购了10部，在香港销售很有成效。胡愈之接着去了广州，5月到了武汉。周恩来正在武汉，他对《鲁迅全集》的出版极为关心，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预订了许多部，后送延安。沈钧儒先生专门为出售《鲁迅全集》举行茶话会，邀请国民党开明人士参加。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第一个认购，当场拿出1000元钱订购了10部。在邵力子的带动下，到会人士纷纷认购，在武汉筹得资金数万元，解决了很大的问题。1938年6月15日，《鲁迅全集》普及本已出版，精装本8月1日出版，内容包括鲁迅的全部著述和译作，共600万字。在当时险恶环境中，从编辑到校对出书，只用了短短4个月时间，在我国出版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丰功伟绩。
《光明日报》的首任总编辑
1949年夏，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中国民主同盟创办了机关报《光明日报》，章伯钧任社长，胡愈之任总编辑。这是一张体现民主团结新发展的报纸，为广大知识界所衷心拥护。在当时的北京新闻界，《光明日报》以出报早，效率高而闻名遐尔。胡愈之努力在《光明日报》上宣扬民主团结，这是当年中共中央对《光明日报》的希望，也是胡愈之本人的一个宿愿。
胡愈之当时兼职很多，但是他不管别的工作和活动多忙，也不分节假日，他每天都要到报社谈工作，看稿件。有时他还同编辑一起上夜班，看完大样很晚才回家。胡愈之在报社享有很高的威望，同事们都尊称他“胡老”。他生活简朴，不搞特殊，一间小屋，一张旧桌子，一把旧藤椅，就是总编辑办公室。他的烟瘾很大，但是抽的一直是最普通的“白象”牌香烟。他喜欢叼着纸烟改稿子，有时过于专注，就不小心把烟头掉到衬衣里，就慌忙起来抖掉。在外面的编辑们听到里面衣服的扑打声音，抖笑着悄悄说：“胡老又把烟头掉到衣服里去了。”尽管工作很累，但是大家在胡愈之的领导下感到很愉快。
胡愈之编报历来非常重视评论工作。他主持《光明日报》期间，经常亲自撰写报纸的重要社论。无论是国内和国际问题，他都写得通俗易懂，精辟感人。由于社论代表民主党派发言，贯彻与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针一致的《共同纲领》的精神，受到国内各界和国外的重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往往向国内外及时转播，使《光明日报》作为一张新创的报纸，很快就有了很高的知名度。胡愈之还密切联系知识界广大作者，动员他们为《光明日报》撰文供稿，使报纸的版面呈现出百家争鸣、群星争辉的喜人景象。新中国的许多专家学者从此成为《光明日报》的亲密朋友。
“新闻胡，出版胡，二胡拉拉唱唱”
1949年9月，在胡愈之等人的筹办下，第一次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召开。毛泽东在胡愈之和陆定一的陪同下，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和工作人员。毛泽东并为会议题了字：“认真作好出版工作。”胡愈之在会上致开幕词，并作了题为《全国出版事业概况》的报告。
1949年11月1日，政务院出版总署成立，胡愈之任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任副署长(1952年陈克寒、萨空了两位副署长先后到任)。出版总署受政务院领导及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主管下列事宜：建立及经营国家出版、印刷、发行事业；管理国家出版物的编辑、翻译及审订工作；联系、指导全国各方面的翻译出版工作；调整国营、公私合营及私营出版事业的相互关系。出版总署本着“统筹兼顾、分工合作”的方针，调整公私出版业之间的关系，逐渐消除出版发行工作无组织、无计划的现象。一方面有步骤地发展国营出版事业；同时，对私营出版企业，以各种方式加以利用、限制和改造，使之逐步地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
早在30年代，胡愈之曾为开明书店主编过大型的国内外报刊文选杂志《月报》，但出了7期就停刊了。新中国成立后，胡愈之创办了文摘刊物《新华月报》。他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请他为《新华月报》题词。毛泽东接读了胡愈之的信，欣然命笔，作了题词。而胡愈之则亲自作了一篇代发刊词，题目为一——《人民新历史的开端》。
随后，胡愈之组织了包括
胡绳、楼适夷、艾青、臧克家等在内的豪华编委班子，并在“发刊词”中提出刊物以“记录新中国人民的历史”为主要任务。半个多世纪以来，《新华月报》共出版了700多期，囊括了中国高级领导人的历次重要言论、国家重大政策、法律法规、国内外大事，秉笔直书，忠实记录，堪为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纲。《新华月报》从1979年起，分别出版文献版和文摘版。文摘版后改为《新华文摘》，文献版则成为后来的纯文献的时政性、综合性的《新华月报》。
1951年3月的一天，中南海勤政殿内人才济济，群英荟萃。原来，这天正是毛泽东与文友聚会的特别日子。当時，新中国刚刚成立，一代精英们正值盛年，他们个个精神抖擞，人人文采非凡。聚会正式开始前，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与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两人谈笑正欢。毛泽东见此，顿生雅趣，于是立即戏出上联，并请众人续对：“新闻胡，出版胡，二胡拉拉唱唱。”话音刚落，在座的学者们无不为毛主席快捷的反应、丰富的联想和精巧的构思所折服。原来，此句妙就妙在“二胡”二字不仅与当时的语境相切，而且语带双关。为对出合适的下联，尽管大家纷纷搜肠刮肚，苦思冥想，但最终还是无人能续此妙句。此后，这件事虽经上海《大公报》披露。但时至今日，竟一直没有对仗工整、贴切自然的下联出现。从此，毛泽东即兴出句成绝对的故事，便开始传为佳话。
与三联书店的不解之缘
在中国，几乎每一个爱书人的书架上都会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书。三联出版的读物一度成为读书人的阅读指标。胡愈之与三联书店有着不解之缘。三联书店的前身是1932年创办的生活书店、1935年创办的新知书店和1936年创办的读书生活出版社。三家书店1948年10月在香港组合而成三联书店的。
生活书店是邹韬奋根据胡愈之的建议成立的。在为生活书店起草的合作社章程中，胡愈之提出了三个原则，即，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盈利归全体。这三个原则使生活书店不同于当时一般的私营企业，对生活书店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32年7月，生活书店正式成立，这是中国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更是三联书店的开端。
1950年4月，胡愈之作为出版总署署长，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会议开幕式上讲话。他高度赞扬了三联书店，同时对三联书店下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意见。他说：“三联则一直是在进步着，所以它能有今天的发展。它曾向广大的人民进行了广泛的启蒙教育工作，也曾培养了不少的革命干部，现在它有六百多名干部在直接继续参加出版工作，而新华书店中也有不少干部是三联培养出来的……”他要求“三联就组织与管理上为全国作公私合营事业的模范”，“三联除了做出版发行工作之外，对一切私营书店，还负着领导和扶助的责任”，“要做到企业化”……
胡愈之毕生致力于传播知识，为群众启蒙，在我国几个重要历史阶段，启动过广大群众投身于解放自己的事业，并取得巨大的成就。胡愈之毕生艰苦奋斗的光辉成就，特别为同时代的文化工作者所衷心敬佩。在i996年胡愈之百年诞辰的时候，著名的民主人士赵朴初撰写对联说：“一呼救国四海应，百岁馨香万世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