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梦遗痕书还在(一)

“吃 梦”

晚清上海《点石斋画报》有一则：“金陵俗例，士子秋闺后向有‘吃梦’之说，盖放榜之前预纠同志数人，赴酒家宴饮别邀一前科孝廉为佐证，名曰梦神，所该酒资俟揭晓后由中试者归偿。本届庆榜宏开，有士子六人邀某孝廉为梦神，至某酒肆宴饮。酒保闻系吃梦而来，勃然变色，谓孝廉曰：‘诸君之梦固有醒日，小店之项则无还期。姑请他顾，莫再负累。’盖去年孝廉曾为梦神，后因众皆康了，还款无人，故有此语。孝廉未及答，六人者以为不祥，勃然大怒，毁其器，拘其人，送请保甲局惩办。不期官员非个中人，莫名其妙，谓士子曰：‘仆观诸公皆系清醒白醒，何必故梦作梦耶？如诸公真要作梦，何妨早早安眠，待至三更熟睡，自能领略黑甜风味。’众知其不解，莫可如何，哄然而散。”

文中“康了”是落第的意思，《聊斋志异》之《叶生》有一段控诉科举制度的沉痛议论，其中有句：“频居康了之中，则须发之条条可丑；一落孙山之外，则文章之处处皆疵。”作《品花宝鉴》的陈森，在小说自序中也不无苦涩地谈到自己，“试事毕，康了如故，年且四十余矣”。这个“康了”，是有出典的，见宋范正敏《遯斋闲览》：“柳冕秀才性多忌讳，应举时同辈与之语，有犯‘落’字者，则忿然见于词色，仆夫误犯辄加杖。楚常语‘安乐’为‘安康’。忽闻榜出，亟遣仆视之，须臾仆还，冕即迎问曰：‘我得否乎？’仆应曰：‘秀才康了也。’”盖乐与落同音，仆人怕挨打，只好以康代乐。故事很有名，“康了”以此成为落第的隐语。

从古至今，中国人的忌讳一向特别多，弄不好就要坐牢掉脑袋。柳秀才这点小小的私人讲究，真算不上什么。科举这事，唐宋时代似乎还好，到明清变本加厉，全社会为此都有点疯疯癫癫。乾隆时代，为科场作弊案，每每兴起大狱，这是在朝廷方面。至于个人，能否中举及第，关乎一生命运，《儒林外史》已经写得淋漓尽致了。蘅塘退士编《唐诗三百首》，特地选入一首王维的《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不是偶然的。王诗写这种题目的雍容平和，似不多见。“既至金门远，孰云吾道非”，让落第的人听了，心里感到舒服。王安石有一首送李璋下第的七律，中间四句是：“学如吾子何忧失，命属天公不可猜。意气未宜轻感概，文章尤忌数悲哀。”满怀自信，蓬勃向上。与王维性格不同，但同样大度。

冯梦龙《笑府》讲了一位带仆人赶考的书生的故事，不让柳冕专美于前：“一仆随主人应试，巾箱偶坠，呼曰：‘头巾落地矣！主人曰：‘落地（落第）非佳话，宜呼为及地（及第）。’仆应之。既拴好，因复曰：‘今后不再及地了。’”

明清小说讽刺科举不遗余力，但其中也有偏激之处。及第者做了大官，自然无暇做小说。做小说的，都是屡试不第，怀才不遇的。凡制度必有弊端，英明的人只是在各种可行的制度中，选取弊端较少的一种。通过考试选取文官，这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功劳的。拜科举之赐，平民知识分子才能进入权力上层，这在唐以前难以想象。鲍照如果生在唐宋，他会为科举高唱赞歌的。不管怎么说，考试比起什么“四世三公”或“世袭罔替”的门阀承袭，比起当权者一己之私的“推荐”和“选拔”，乃至说起来好听的“察举”，都要进步得多。考试的方法和内容，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画梦录》

朋友有一见如故的，书也如此。所谓投缘，就是气息相通，先天里有共同的东西。有人说投缘者必定性情相近，也不尽然。我喜欢卢梭和尼采，然而他们的性格，有我觉得不可思议之处。李白和苏东坡，甚至韩愈，我都羡慕不已，但说羡慕，可见他们的境界我不能达到，他们的际遇我不能得到。李商隐有点相似，可我哪有那么多化不开的情愁呢。

读《画梦录》的时候，还读着屠格涅夫的散文诗，读着波特莱尔。陆蠡、唐弢以及梁遇春，都有过兴趣。对了，还有希梅内斯写他那只小毛驴的《小银和我》。可是，唯有薄薄的一本《画梦录》像镶了金边的云彩，不由分说地遮盖了一半天空。转到中文系的头一年，可能还不止一年，我写的那些散文，全是何其芳的简单模仿。不过，年龄相近，感情相似，虽是模仿，并不虚伪。那些文章我不知道是否还在人世，只记得其中一篇，题为“萤火”，一段段的抒情和描写，又引了南宋人的词句。何其芳曾经提示过，他那路文章，晚唐诗是必不可少的插部。我进一步，加上南宋的咏物词。我同时还在写诗，古诗词里觉得最容易和欧美现代诗融会的，就是咏物的篇什。王沂孙的朦胧和吴文英的恍幻，正是现代诗隐喻和象征的古典版。

我的画梦体散文参加系里的比赛，拿了第一名，奖品是一本米黄色塑料皮的笔记本。发奖会上，一个低年级女生朗诵获奖文章，我第一次听到自己的文字变成明亮的普通话发音如一串珍珠从讲台飞过头顶。我从来不念诵自己的文字，包括诗词，但从一个女孩的嘴里吐出来，我很喜欢。

散会后在教室外遇到一个大约是评委的高年级学生，他说，你这是读了何其芳吧。我点头，觉得很惭愧，因为被人一眼看穿了。

何其芳最初进入我的视野，是和李广田、卞之琳在一起，他们合出了一本《汉园集》。李广田的散文至今我仍然认为很好，质朴而抒情，胜过徐志摩和梁遇春。卞之琳则和何其芳一样，是民国诗人中，屈指可数的值得欣赏的几位。

毕业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陆续出版《何其芳选集》，我一本一本地买，到出国前，买到第三册。选集里散文和文学评论都收，还有他早年写着玩的很短的历史小说。散文和小说，后来没有继续下去，真是可惜，他那么好的天赋。

直到在美国，我写《记忆之群》，在三段童年的故事之后，特意加了一段没有故事的《雨前》，作为醒酒的清茶。这《雨前》，便是再次向何先生致敬之作，尽管我已经不再沉醉于少年的梦想了。

《樊川文集》

杜牧在致不同人的信中反复讲到自己的生活习惯：嗜酒，贪睡，好读书。好读书是贯彻他一生的，前面两项，特别是贪睡，大约是中年后的写照。他年轻的时候，酒肯定也常喝，但不致于喝了就大睡。睡多，固然是因为体力不如以前了，更重要的应该是心灰意懒的缘故。有说他年轻时作风不检点，喜欢狭邪之游的，是否属实不得而知，他的文集里留下了几首自供状一般的诗倒是真的。但诗容易夸张，也有为了赌气或炫耀，自己不是那种人却故意把自己说成是那种人的。杜牧读书多，见识高，诗风能做到放荡而不卑下。他在写给刑部崔尚书的信中，把“书不得日读，文不得专心”提升到很高的层次上，说这就是他自己“百不逮人”的具体表现：“所尚业，复不能尺寸铢两自强自进，乃庸人辈也。”

沉湎于酒乡睡乡，杜牧虽然自陈积习难改，但从后来的多处表白来看，显然是为了给自己不愿应酬找个理由。果真如此的话，他和阮籍的好酒就属于同样的性质。区别仅在于，阮籍图自保，杜牧求心安。他在会昌二年写的《上李中丞书》书中说：“某入仕十五年间，凡四年在京，其间卧疾乞假，复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闭户，便经旬日，市庆参请，多亦废阙。至于俯仰进趋，随意所在，希时徇势，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间，比之辈流，亦多困踬。自顾自念，守道不病，独处思省，亦不自悔。”在另一封《上池州李使君书》中，也有类似的话：“知邪柔利己，偷苟谗谄，可以进取，知之而不能行之。非不能行之，抑复见恶之，不能忍一同坐与之交语。故有知之者，有怒之者，怒不附己者，怒不恬言柔舌道其盛美者，怒守直道而违己者。”

小杜出身于世家，多才多艺，以风流名世，不料混在官场，竟然落到求人怜助的地步。看来，他为人确有清高倔强的一面，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固执。读他的诗，我们多看到他的秀丽，尤其是那些山水册页一样的七绝，历代的很多画家在画中追求的，尽力往高，也就是小杜诗的境界吧。然而秀丽不等于没有风骨，正如粗俗不一定表示刚勇一样。杜牧的诗也藏不住他的个性，比如他极其仰慕硬骨头的朱云：“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华白日悬。”在《商山富水驿》里，他说：“奸佞每思当面唾。”他有一首《自贻》，说得更直白：“杜陵萧次君，迁少去官频。寂寞怜吾道，依稀似古人。饰心无彩绘，到骨是风尘。自嫌如匹素，刀尺不由身。”

他说自己“守株聊自守”，我看到“守株待兔”的典故被这样用，不禁大笑，恨不得立即附庸风雅，取个什么“守株”或“待兔”的斋名。他还有一句诗，“鸡犬图书共一船”，我不管其它，只要这一句的意思，心里像孙猴子一般，抓耳搔腮，不知怎么高兴法。

“十年为幕府吏，每促束于簿书宴游间。刺史七年，病弟孀妹，百口之家，经营衣食，复有一州赋讼，私以贫苦焦虑，公以愚恐败悔。”日子困苦，他不得不写了一封封干谒的信，但也奇怪，即使是向大官们谋求衣食的文字，从中也看不出卑格，往简单了说，他身上肯定还保留着大家贵公子的高傲，但也和他的才气——不仅是文学的，还有经世致用的——和品格分不开。他在给弟弟送行的诗里说：“直道事人男子业。”有多少人可以做到一辈子“直道事人”？所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论及传说杜牧批评元白诗歌的问题时说，“平心而论，牧诗冶荡甚於元、白，其风骨则实出元、白上，其古文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罪言》一篇，朱祁作《新唐书·藩镇传论》实全录之。费衮《梁溪漫志》载：欧阳修使子棐读《新唐书》列传，卧而听之。至《藩镇传叙》，叹曰：‘若皆如此传，笔力亦不可及。’识曲听真，殆非偶尔。即以散体而论，亦远胜元、白。观其集中有读韩、杜集诗。又《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曰：‘经书刮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则牧於文章具有本末，宜其睥睨‘长庆’体矣。”

崔信明

崔信明在《全唐诗》中只留下一首《送金竟陵人蜀》，外加一句著名的“枫落吴江冷”。这句诗的好处，一如宋人潘大临也是一句千古的“满城风雨近重阳”，在于通过写意画似的简单描写，渲染出别人整首诗都营造不出的气氛。崔潘的诗句都是有来历的，崔诗源于“九歌”中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潘诗则和贾岛的“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多少有点关联。诗写景容易，情景交融难，简单的描写能引起丰富的联想，尤为难得。

关于这句诗，《旧唐书》中记载了一个故事：

郑世翼，郑州荥阳人也，世为著姓。祖敬德，周仪同大将军。父机，司武中士。世翼弱冠有盛名。武德中，历万年丞、扬州录事参军。数以言辞忤物，称为轻薄。时崔信明自谓文章独步，多所凌轹；世翼遇诸江中，谓之曰：“尝闻‘枫落吴江冷。’”信明欣然示百余篇。世翼览之未终，曰：“所见不如所闻。”投之于江，信明不能对，拥楫而去。世翼贞观中坐怨谤，配流巂州，卒。文集多遗失，撰《交游传》，颇行于时。

《唐才子传》引了这个故事，并说，崔诗不得流传，和他傲慢自夸的性格有关系：“信明恃才蹇亢，尝自矜其文”。但从生平经历来看，他是个有骨气的人。《唐才子传》说，崔信明是青州人，“少英敏，及长，强记，美文章。高孝基语人曰：‘崔生才冠一时，但恨位不到耳。’隋大业中，为尧城令。窦建德僭号，信明弟仕贼，劝信明降节，当得美官。不肯从，遂逾城去，隐太行山中。唐贞观六年，诏即家拜兴势丞，迁秦川令，卒”。

崔、郑都以才子著称。郑世翼出身世族，年轻时即得大名，性情傲慢，后来终于因此吃了大亏，他的诗今村存五首，却没有一句广为流传。他在《登北邙还往京洛》中形容自己：“伊余孤且直，生平独沦丧。”大概是实话。他的《巫山高》与别家不同，只字不提楚王神女，朝云暮雨的艳异，被他轻描淡写为“霏霏暮雨合，霭霭朝云生”，由此也可以看出他诗风的一斑。

《古泉丛话》

中国的古泉著作，论文字趣味，论见识和态度，以戴熙的《古泉丛话》为第一。鲍康的《观古阁泉说》、高焕文的《癖泉臆说》、近人张可中的《清宁馆古泉丛话》，乃至方若的《言钱别录》都不能及。戴熙是著名画家，死于太平天国之乱。这本书的手稿，据潘祖荫说，其中泉图“皆手自棰拓，案语以瘦金体小行书录之，精甚”。戴熙善书法，“咸丰”钱中，有一种户部宝泉局铸造，文字特别精美而存世罕见的，藏家传为戴熙所书，称为戴书“咸丰”。就像一种“元丰”钱传为苏轼所书，得名“东坡元丰”，都是钱币收藏的一段佳话。

戴熙说，钱币收藏是他毕生的癖好，在这种小事上耗费精力，颇有不能务远大之讥。他引张岱那段关于人之癖与疵的著名的话，引申说：“问世有无癖者乎？必应之曰：至人矣。有无疵者乎？必又应之曰：圣人矣。然而世无至人圣人而常有无癖无疵者，何也？曰彼非无癖也，彼非无疵也，与人同癖者也，自讳其疵者也。夫癖至于同人，疵至于自讳，则有有癖有疵者，不犹愈于无癖无疵者耶。”

“丛话”在考证之余，谈掌故，忆旧事，风度潇洒，可见《世说新语》的韵致。故自问世以来，虽在学术上不能与翁树培、李佐贤等集大成的著作相比，却是唯一一部把古钱的赏玩提升到艺术境界的书。如他写宋徽宗亲书瘦金体的崇宁和大观钱：“余见石刻瘦金书数种，神气皆不及此钱，岂赝本耶？抑钱文尤其用意者耶？”“余尝谓作书有三难：印篆难，榜书难，钱文难。非毫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不成书道。论章法，印以方，榜以横，钱以圆。三者之中，钱尤难矣。因难见巧，其徽宗乎？ ”

对于北朝常平五铢太和五铢等钱的书法，他也是推崇备至：“古今书法，未变，不足观；已变，不足观；将变，最可观。汉唐人碑版，不过汉唐人面目，实惟六朝为最可观，盖汉将变为唐也，是以异境百出，钱文亦然。北朝钱上承秦相，下启少温，正篆法之将变。余节尝集北钱如上所述各种以摩挲之，意固自有在也。”

他记收藏故事，风致翩然者如：“大历、建中，唐钱之极少者。余夙闻陈南叔癖嗜古泉，一日赴公宴，遇南叔，有座客曰：‘市上竞观开元钱，云是新出土者。’南叔跃起曰：‘有开元，必有大历，必有建中，子少坐，我去矣。’顷之，挟数十枚来，出不精者以与友人，余后见南叔问之，而信分一大历，而建中则不能得也。”

元末徐寿辉曾建号天启，戴熙说，明代的大臣不读书，居然又拟用天启年号。“明天启建元时，钱局中出一天启古钱，廷臣皆不知所以来，以为瑞”。徐寿辉铸有天启钱，存世不多。很多人不知此钱之珍贵，遂有拱手相让的故事：“马爱林与姜怡亭遇于途，彼此问所得，姜出一唐镜，甚精，马出一天启钱，不甚惜者。姜请易，马欣然从之。既而知为徐贞一物，乃大悔曰：怡亭紿我。”

戴熙藏钱，最著名的，莫过于大齐通宝。此钱史书不载，戴熙考证，定为黄巢钱。大齐为创见品，经戴熙宣扬，名声大振。戴熙死后，钱商买下他的故宅，挖地三尺，挖出的土过筛子，想找出大齐钱，未能如愿。从此，这枚失传的钱成为中国钱币史上名气最大的钱。直到上世纪三十年间，戴葆庭在江西鄱阳再发现一枚，卖给南通富商张叔驯，又被张叔驯带到美国。近年大齐钱连有发现，世人终能一睹其真面目，然而事实令许多梦想借此钱发财的人失望。大齐钱从制造风格上来看，很可能是安南铸造的。戴熙的一枚有残缺，品相不好，这也许是他考证失误的原因之一。

大齐的故事是一个喜剧，其趣味，大可借《古泉丛话》明武宗正德钱的传奇来领略：“《西清古鉴》钱文独不摹正德，而世人有天下只有两个半之说，于是竞起而伪焉。至今虽有真钱，亦无从辨矣。于是又竞言真钱则鸡见之而不啼。试问谁竭天下之钱货而检点之，又谁尽取天下之正德钱而一一试之。此所谓齐东野人之语，然而缙绅学士无不知之，或且信之。”

正德钱的迷信不止这些。传说正德皇帝是游龙，所以民间相信，佩正德钱过河，无虞风涛。还有人说，一枚正德在身，赌钱可以不输。清朝忌讳明的年号，唯对正德网开一面。正德钱的民间戏铸品蔚为大观，成为收藏的一大门类。我不专收正德，信手捡拾，也有几种。

《译文序跋集》

周氏兄弟皆热心于译介外国文学，与此相关的文字，随见于文集中，读后便忘不了作者的一片苦心。鲁迅说他译介外国文学的动因：“我也不愿意别人劝我去吃他所爱吃的东西，然而我所爱吃的，却往往不自觉地劝人吃。看的东西也一样”，“自己爱看，又愿意别人也看的书，于是不知不觉，遂有了翻成中文的意思。”《鲁迅全集》第十卷收《译文序跋集》，多为简短的译者附记，此前并未全部认真读过，入秋以来，自图书馆借回，放在卧室两个月，常在睡前翻阅。如此读了多遍，仍觉意犹未尽。几篇精心结撰的长文，如《域外小说集·序》、《小约翰·引言》、《出了象牙之塔·后记》，本来就属于鲁迅最重要的文字。我特别喜爱的，还有两篇非常细致地谈论植物和动物名称的小记：一篇是为童话剧《桃色的云》所作的《记剧中人物的译名》，这些剧中人物都是花草和虫兽；另一篇是为《小约翰》而作的《动植物译名小记》，两篇谈及的花草互有重复。中、日文对同一种植物的叫法，各有特色。有些常见的草木，中文名并无趣味的，日文名却能令人耳目一新。这样的名字，因为爱其精雅，虽有现成的本国称谓，却不舍得变译。鲁迅对细物兴致浓厚，多读相关书籍，并以收藏为乐，其中自有情感寄托。心爱细物之人，不仅情感细腻丰富，亦多有同情心。于此一节上，或可看出一个人的品性。辛亥之年，鲁迅在绍兴，课余经常外出采集植物标本，1912年发表的《辛亥游录》两则，名为记游，写的却是观察到的植物和小鱼。这两篇译名记之所记，不能一一抄录，不妨留待以后，去植物园或在图册上去对照辨认吧。

随手所记的短文里，也时有妙语。《海纳与革命·译者附记》（海纳即诗人海涅）中说，“由这样地简短的文字，自然不足以深知道诗人的生平，但我以为至少可以明白（一）一向被我们看作恋爱诗人的海纳，还有革命底一面；（二）德国对于文学的压迫，向来就没有放松过，寇尔兹和希特拉，只是末期的变本加厉的人；（三）但海纳还是永久存在，而且更加灿烂，而那时官准的一群‘作者’却连姓名也‘在没有记起之前，就已忘却了。’这对于读者，或者还可以说是有些意义的罢”。苏联六十年，当年获斯大林文学奖，做过作协主席书记，享受国家特殊待遇的，不知凡几，如今尘埃落定，回头再看，那些马屁文学、跟风文学、歌颂文学，大都化为烟尘，流传至今还为人纪念的，差不多全是被官方压制和批判的，如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巴别尔、索尔仁尼琴和茨维塔耶娃等。尽管如此，即使是苏联作家的跟风文学，其成就也是同时期的中国作家不好比的。

《面包店时代·译者附记》讲到巴罗哈，说他“同伊本涅支一样，也是西班牙现代的伟大作家，但他的不为中国人所知，我相信，大半是由于他的著作没有被美国商人‘花美金一百万元’，制成影片到上海开演。自然，我们不知道他是并无坏处的，但知道一点也好，就如听到过宇宙间有一种哈黎彗星一般，总算一种知识。倘以为于饥饱寒温大有关系，那是求之太深了”。

前几年美国经济没完全露出疲态，好莱坞还财大气粗的时候，国人似乎也有以“大作被好莱坞巨万美金买去版权”来吹嘘的，后来大片不见问世，读者也就淡忘了——然而书终究多卖了几本，人也被热心的报刊作了访问。巴罗哈的书美商不肯青睐，鲁迅说它的价值说得实在。这话到今天乃至百年之后——假如还有严肃文学的书——都能成立：文学，确实是与饥饱寒温没有关系的。

鲁迅曾据日译本重译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辨言”论及这部小说的好处，说了一段极风趣的话：“小说家积习，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此书独借三雄（书中三位男性探险者），自成组织，绝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仍光怪陆离，不感寂寞，尤为超俗。”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上小学，读时尚小说，不知浪漫为何物，就知道打仗抓特务。一本书中，如果只有生产丰收，没有特务捣乱的，一律不看。向人打听书，一句话：里面有坏蛋否。

鲁迅懂画，他的语言色彩感特别强，好像是对着调色板写出来的。如说安特来夫，“是颜色黯澹的铅一般的滑稽”，不仅色调灰暗，还有浓稠得不能流动的沉重。

曹操的诗

曹操的诗，古往今来，论说大致不出钟嵘和敖陶孙的两句话：一个说他“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一个说“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气韵沉雄说得不错，但前面那个比喻很落俗套。因为曹操的沉雄，与其他人的沉雄不同，是有高迈的气格在里头的，他的悲凉亦然。钟嵘距曹氏时代近，比较起来，他的话更贴近曹公的内心世界。

沉雄和悲凉之外，沈德潜补充了一点：霸气。他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又说，曹操诗“沉雄俊爽，时露霸气”。按照沈德潜的说法，曹操和曹丕的诗不同处有二，一在身份，二在风格：“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史家常说魏晋之际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自觉的标志之一是曹丕在《典论》中把文章抬升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他是有意做文人，这一点和他父亲不同。比如说，曹操的诗都是自言己志的，曹丕却有一些作品，是纯粹的文学创作，比如他有一首寡妇诗，“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寡居，为作是诗”。他的《燕歌行》也是借女子口气来抒情的。

汉诗基本上是朴素的，与汉赋不同；东汉的赋已经趋于华丽了，东汉的诗依然简朴，诗趋于缠绵华丽，曹丕多少开了一点风气。他的语言虽然不像曹植和陆机那么讲究，但他的抒情中女性的气质已经很浓，而女性气质正是晋到南朝早期的文人的一个特色。

曹操的诗古直中有俊爽，说明他对语言并非毫不讲究，只是不斤斤于雕琢。他戎马一生，读书赋诗多在军旅，养成这种通脱简峻的风气。《嵩里行》、《苦寒行》、《薤露》，借乐府旧题写时事，从大处落笔，和他的文章一样简捷畅快。而遇到适当的机会，对景言志，信笔一扫，言辞自然可观。《短歌行》已经如此，《观沧海》更是千古绝唱。“水何澹澹，山岛耸峙”，以及“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沈德潜誉为“有吞吐宇宙气象”，良非虚言。可怜木华一篇《海赋》，殚思竭虑，还没写出这样的壮阔。

说到悲凉，自然想起陆机在《吊魏武帝文》中的伤感辞句：“雄心摧于弱情，壮图终于哀志。长筭屈于短日，远迹顿于促路。”还有“纡广念于履组，尘清虑于馀香，结遗情之婉娈，何命促而意长？”曹操现存的二十多首诗中，游仙诗占了七首，不可谓不多。他的游仙诗和后代，特别是唐人的游仙诗差别很大，不在渲染神仙生活的高妙，表达羡慕追求之意，而流露着人生苦短的遗憾。“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对此怀忧，他的心愿如何呢？“思想昆仑居”，“志意在蓬莱”（《精列》），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曹操也知道求仙的虚妄，《秋胡行》就委婉地表达了这个意思。第一首虚构了入山求道的故事，第二首却说，“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可见感叹四时更逝，是因为功业未遂，这就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因由。《秋胡行》之二还写道：“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壮盛智惠，殊不再来。爱时进趣，将以惠谁？泛泛放逸，亦同何为。”这是哀时叹世之外的另一重悲凉。

曹丕在《典论》自序里说他父亲：“上雅好诗书文籍，虽任军旅，手不释卷。每每定省，从容常言：人少好学则思专，长则善忘。长大而能勤学者，唯吾与袁伯业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