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巴别塔
时间：2021-02-27 07:56:21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早春二月的江南，霏雨溟蒙，春寒料峭。然而，静坐一隅细品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集《大教堂》，内心却拂润着丝丝温暖，感受到清馨扑面的如缕春风。正如作者卡佛先生本人所言——“我希望保证，读者读完我的小说后，不会有受到欺骗的感觉。”卡佛做到了；他还说：“要是看到我写的小说，读者能在某种程度上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被它感动，并想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就高兴。”卡佛也做到了。
雷蒙德•卡佛（Raymond Carver ，1938—1988）生于美国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小镇的一个蓝领之家，自幼家境贫困。1957年，年仅19岁的卡佛迎娶了当时只有16岁的玛丽恩•伯克为妻，6个月后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翌年10月儿子出生，刚刚20岁自己还是一个“大男孩”的卡佛俨然成为了一个四口之家的主人。此后，卡佛一家在美国各地颠沛漂泊，他与妻子共同为生计疲于奔忙。多舛的命运，困窘的生活，不仅没有压垮卡佛对生活的信念和希望，相反却成为其文学创作生生不息的叙述始源。卡佛于1961年开始发表小说，直到1980年，甚至是1983年蜚声文坛后，其物质生活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善。早年生活的窘迫和压力使他没有大段的时间来从事中长篇小说的写作，“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还因经济拮据，居无定所，写作时“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
小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作者本人的自传。卡佛也承认其作品在某种程上都和自己的经历有关，他曾说：“你不是你的人物，但你的人物就是你自己。”身份卑微、长期在社会底层摸爬滚打的卡佛不仅深谙世事的艰辛，深感“小人物”的生存困苦，也更深刻地体会到信念的顽强，生命的不屈。他笔下塑造出众多平凡的“小人物”——工人、推销员、旅馆店主、家庭主妇、杂役、酗酒者、破产者、失业者……这些“小人物”，在卡佛细若微雕的笔触下栩栩如生——有时就如自己的邻家兄妹，工厂工友，办公室同事，甚至是感同身受的自己！这些“小人物”与列斐伏尔“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卡佛所谓 “俗事儿”的平凡融混、缠结在一起，自成逻辑地运动展开，被赋予慑人心魄的生命质感和意义张力。
从早期的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Will You Please Be Quiet, Please?）到《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What We Talk about When We Talk about Love）再到《大教堂》（Cathedral），卡佛始终给我们呈现出一种清晰而漫长的自我陈述。他笔下的普通小人物，如果说是人性展现的对象，毋宁说是一种中介。借助于此中介，卡佛本人与读者共同在记录、发现、觅寻本真寻常生活的诗意境界，并由此境界释出良知、体恤与悲悯。
被誉为“极简主义”最重要代表的卡佛，不仅是用慧眼洞察生活的智者，更是以文字言说生活的大师。如同将生活切片置于显微镜下剖析的病理医生，在反复斟酌、删简至骨的风格中，细腻、准确、生动地赋予文字以丰盈饱满的生命力。“留白”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一种独特的视觉意象，虽没有笔墨的语言，但它与笔墨相互生发并产生独特的“蕴境”。通过虚实相生、无中生有，达到气韵生动、“无画处皆成妙境”的效果。与中国画的“留白”艺术手法相似，卡佛的“极简主义”小说有着殊途同归的艺术之妙。《大教堂》中每一篇小说的端始，寥寥百字之内，卡佛就将读者迅速浸润在精心构建的小说叙事场域之中，使读者身临其境地参与小说人物、事件的交流与建构。将作者——小说人物——读者，以及写作与阅读时空勾连互通，共同建构着阅读意义之网的织造过程。短篇小说集《大教堂》的简约特征体现在篇幅、场景、人物、事件、语言等几方面。篇幅短小的有仅仅两三千字的《瑟夫的房子》，较长的《发烧》、《大教堂》也只不过万余字。每篇故事的叙述都没有宏大的场面背景，只是日常生活琐碎的细小片段，既没有跨越一生也没有横亘百十年的历史叙述。《大教堂》每篇“出场”的人物也只有寥寥几位：《羽毛》中自己和工友夫妻四人，《瑟夫的房子》中我、魏斯和瑟夫三人，《大教堂》中我、我妻子和盲人罗伯特三人，《保鲜》中只有珊蒂和她丈夫两人；而且众多篇什中都是由一个没有“具体名字”的匿名叙述者主导着小说叙事的铺陈——《羽毛》中的“我”和妻子弗兰前往工友巴德夫妻家做客，《保鲜》中珊蒂与失业在家始终蜗居在沙发上的那个丈夫“他”，《马笼头》中“我”见证失业农民霍利斯一家的迁来搬去，《好事一小件》中“她”与丈夫霍华德、儿子斯科蒂及面包师的故事，《大教堂》中的“我”、我的妻子“她”、盲人罗伯特……每篇出现的匿名之“我”、“他”、“她”，所投射的既是生活中主客体含混隐在的无名者（nobody），又是生活中无时无处不在的显在的自我与他者（everyone）。语言上运用削去饰语的洗练文字，平静而简约，自由而严谨——恰恰正是这种平静和简约，才更加真实地涵载着生活的厚重和丰满；正是这种自由和严谨，才愈加彰显出作者的高妙和慎思。卡佛还善于运用沉默、空白、省略技法等将小说设置成为一种开放的文本，加剧了读者阅读诠释的紧张感、现场感、悬念感，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心甘情愿地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与再现，体现了“简约即丰满”（Less is more）的审美特征。
也许是声名鹊起后不再困潦的丰裕生活，抑或是历经沧桑岁月砥砺后的顿悟豁达，卡佛入选当年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和普利策奖的《大教堂》（1983），与其前几部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疯狂的季节和其他故事》（Furious Seasons and other Stories）、《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谈论什么》相比有着较大的改变，他的作品与过去相比显得更为积极和乐观，人物处理也更加饱满和宽仁。卡佛自己也非常满意这段时期的创作。谈到现在作品和过去的差别时他说：“我想，现在的感觉乐观了一点。当然在大部分小说中，人物的麻烦得不到解决。人们的目标和希望枯萎了。但有时，而且恐怕是经常，人们自己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但有些评论家和卡佛的拥趸则认为卡佛生活状况的改变反而使得他原有的风格和特点有所削弱，这也许就是对大师见仁见智的多义解读吧。
译林版《大教堂》还附有日文版译者村上春树撰写的前言，以及中文译者肖铁博士的后记，为中国大多数还不甚了解卡佛的读者提供了悉心周详的导读。肖铁博士在后记中写道：“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此言作为卡佛早期作品的概括似有其缘由，但如果作为评介此集《大教堂》的典型标签，就有失偏颇了。在《大教堂》11篇小说里，在字字珠玑的叙说中，透过那些一个个命运中充满苦厄、挫折、失意、困潦的小人物，我们看到的虽不能说是成功，亦绝非全部都是失败，更贴切的描述——或许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本真和常态，是生命抵抗时空、呈现自我的书写语法；如果，假设一定要言及“失败”，那也是关乎“失败”的尊严，关乎“失败”的诗意，而非“失败”本身。卡佛曾自谦地说：“作家的职责，如果作家有职责的话，不是提供结论或是答案。如果一个小说能够回答它自己，它的问题和矛盾能满足小说自己的要求，那就够了。”卡佛言及的这些“问题和矛盾”，既不是生活的狰狞，也不是生活的无奈，而是生活的惯常和根本所在；这些“问题和矛盾”既是小说情节发展的结构策略，亦是书内书外人物消解紧张关系、寻求逻辑自洽的解嘲。
《大教堂》一书取名“大教堂”，似有隐喻之意。自文艺复兴以来，以教堂为喻体的宗教文明，与工具理性一道，共同建构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石。教堂作为人们祈愿、祝福、忏悔、反省、纪念、交流等具有指标意义的重要精神活动场域，贯穿一个人从出身洗礼、结婚婚礼、亡故丧礼这些人生最重要生命节点的全部过程。小说集《大教堂》中同名的末尾篇《大教堂》里“瞎子/罗伯特”与“无名氏/我”的精彩对话——“那些人为了修一个大教堂，干了一辈子，却永远活不到完工的时候。就这点而言，老弟，他们倒和咱们这些人没什么区别，是不是？”此言道出了生命意义的本质所在。芸芸众生无论终日怎样辛劳忙碌，却永远无法企及大教堂——这一意义“巴别塔”的“最后竣工”。然而，《大教堂》中的“小人物”们最终却启示我们，救赎的终极意义毋宁说就栖寄在“建造大教堂”的漫漫过程之中，而非建造结果本身。“小人物”对于把握意义感的虚妄和无奈，恰恰凸显出其对生命意义的渴望和觅寻。
（本文由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胡碧媛：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邮编：210003；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210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