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在台湾
时间：2020-04-18 07:57:09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儒学在台湾的传播，始于１７世纪中叶的明末清初之际。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在台湾广开垦区，兴办学堂，进行治理。此后，大批的大陆人来到台湾，使儒学在台湾地区有了初步的传播。１６６２年郑成功去世，其子郑经继位。辅臣陈永华向郑经进言，“建立圣庙，设学校，以收人才”。１６６６年第一座孔庙在台南建成，其旁设明伦堂，作为学子执经问业、砥砺学问的场所。郑氏在台湾力倡儒学，促进了当地文化与大陆文化的融合。这种融合成为海峡两岸人民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经过几个世纪的孕育与熏陶，儒学在台湾得到了广泛、深入的发展，成为普遍的社会心理与风俗习惯并渗入到台湾民众思想之中。
１６８３年，郑经之子郑克塽降清，台湾进入清朝直接管辖时期，儒学在台湾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因为它不仅有识文断字、吟风弄月的情调，而且更多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原则，因此台湾出现朱子（朱熹）学复兴的热潮。１６８７年，台湾实行科举制度，士子们通过对儒学经典的精湛把握由科举进入仕途，《论语》、《孝经》、《诗经》、《礼记》、《周易》、《春秋》、《孟子》和《尚书》等儒家经典成为学校的必修课程，不仅如此，学堂里还供奉孔子画像，祭孔仪式十分隆重。台湾还祭祀朱熹，其热烈程度不在孔子之下。可见儒学与台湾社会历史文化关系之深厚。自从大陆的程朱理学传入后，台湾的儒者也像大陆一样以五经、十三经传授弟子，其科举同样具有崇尚哲理、长于思辨的显著特点。从历史上看，儒学在台湾的发展始终与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形影相随。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连横（前任国民党主席连战祖父）在《台湾通史》中记载：“四民之子，凡年七八岁皆入书房，蒙师坐而教之，先读《三字经》或《千字文》，既毕，乃授以四子书，严其背诵，且读朱注，为将来考试之资。”由于清政府的大力倡导，台湾的士子们也以科举进身于上层社会作为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以至出现“父诏其子，兄勉其弟，莫不以考试为一生大业，克苦立志，争先而恐后”的情况。儒学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与中国历史文化融为一个有机整体
清朝管辖台湾后，即于１６８４年设台湾府。由于官方的推动，儒学在台湾迅速发展。到１８９５年中日甲午战争割让台湾时，台湾各地已有儒学学堂十三所之多。台湾学者陈昭瑛指出：“自明郑到此时，儒学在台湾经历了长达二百多年的移植与发展，已经融入了庶民生活，更是士大夫阶层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儒学在庶民生活中表现为尊师重道、孝敬父母、重视家庭、重视祭祀等等习惯，这在海峡两岸始终相同。”儒学是台湾社会文化的主流，大陆传统文化与传统伦理对其社会的影响根深蒂固。除了儒学学堂之外，台湾还有为数众多的书院，其数量之多不亚于大陆。著名的书院有海东书院、崇文书院、南湖书院、正音书院等。这些书院成为儒学在台湾传播与发展的集散地。在书院之下还有社学、义学和义塾等。这种较为初级的学塾成为台湾普通民众接受教育的主要载体。
１８９５年日本侵占台湾后，对台湾的历史与文化进行了野蛮的摧残破坏，大搞“皇民化”教育，试图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本语言与文化，援用日本纪年与礼仪，用天照大神取代孔子和妈祖。但是已经深入到台湾人民骨髓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摧残不掉的，殖民当局的做法在台湾不断受到中国传统的抵抗。１９１８年７月日本驻台湾总督明石元二郎在施政方针中不得不承认：“集日本人与台湾古来的民族而统辖之，实为困难之事。”受到儒学经典训练与熏陶的儒生在反对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台湾学者陈昭瑛指出：“割台初期，儒生阶层是抗日武装部队的主要成员。儒生抗日的精神基础接近明末抗清的前现代思想格局，即华夏民族不受异族统治的思想。”
１９４９年败退台湾后，为加强对台湾的统治，肃清日殖时期留下的遗毒，培养台湾人民的民族归属感与认同感，国民党政府将儒学中的一些伦理纲常作为巩固统治的思想武器，在“反共复国”纲领中杂揉儒学思想中的伦常观念。上世纪５０～８０年代，国民党政府对儒学进行了新的阐释，确立了新的教学大纲。国民党政府所进行的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感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岛内的政治稳定，有效地遏制了“台独”势力的发展。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台湾“教育部”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作为学生日常行为准则，儒学的影响随处可见。笔者２００１年在台北访学期间，看到台北市内的一些街道是以“仁爱”、“正义”、“忠孝”等命名的，至于以大陆城市命名的街道更是不胜枚举。海峡两岸同文同种，同宗同源，大陆文化潜移默化地渗入岛内政治、法律、道德、文学、史学、哲学及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成为台湾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纵观儒学在台湾传播与发展行程，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儒学的传播与发展，是台湾文化发展的一次巨大飞跃，促进了台湾文化的成熟，成为中国历史与文化的一个有机整体。第二，儒学风行的社会，是一种文凭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理性受到褒扬，知识受到尊重，能够产生大批知识分子，有利于现代化的推进。
在东西方文化间寻求中国文化的复兴
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台湾地区出现了新儒学，以钱穆、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人为代表。他们曾在大陆生活和学习过，具有良好的学术功力与素养，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对西方国家现代化后出现的种种病态有深刻的了解，试图从传统文化中探究疗治社会病的药方，继承儒学的德化政治与民本思想。他们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广建学院，收授门徒，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崇高宗旨。徐复观在台中东海大学讲学时，要求学生从中国文化中寻找中国的出路，从对本民族文化的探讨里面产生对自己文化的信心，从对文化的信心里面扎实自己的根基。方东美为阐发弘扬民族文化矢志不移。他不顾个人安危，１９７１年上书蒋介石，力陈思想文化对民族与社会的重要性。在今天看来，他们的成就主要在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体与西方科学文化之用间寻求新的结合之道，使中国文化再次出现复兴。
台湾新儒学更多地关注儒学与文化、教育和经济现代化的关系，主张在现代化过程中更多地吸收和继承传统儒学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在新伦理的基础上达到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以保持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上世纪５０年代以来台湾出现的新儒学是台湾社会文化的重要力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不能对传统儒学抱残守缺，要随时代发展而损益，尽管他们有过分强调文化作用的严重倾向，甚至低估儒学文化对中国历史的负面影响，但主要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社会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深恶痛绝，他们意识到，中国现代化的出路唯有发挥本民族优秀文化和吸收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之长。台湾新儒学站在时代的高度，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若干遗产，来救助现代工业社会中的弊端。这是它的可贵之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中国儒学中的优秀成分已成为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成为两岸文化的源头活水。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等人就断言，约占人类１／３的东亚人民在所有领域为人类创造了宝贵的遗产，使人类的未来充满希望，东亚必将进入人类共同命运的决定者行列。２０００年９月，台北市举行了诵读儒学经典会考，全省有６５００名学童参加了考试，规模十分可观。由此可以看到台湾中国文化复兴的曙光。台湾现代化的成功，是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汲取了智慧与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