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台女作家张明的爱国之情
时间：2020-04-26 08:02:25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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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近代以降，随着报刊业的蓬勃发展，文学与新闻出版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大量的文学作品凭借着报刊的园地走向社会和广大读者，而新闻出版的从业者中也涌现出了众多知名的文学作家，如曹聚仁、夏衍、杨刚、萧乾等等，江苏南通旅居于台北的张明，也是这样一位有成就的记者型女作家。
资深的记者和编辑
张明，1915年生于江苏南通一个破落的大家庭。1933年毕业于当地女子最高学府——南通女子师范，为第十七届毕业生。嗣后任吕四初级小学教员，又曾调到刘海沙小学任教。1936年经老师介绍到淮南煤矿子弟学校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只身离家，随煤矿家属撤退到大后方。以后应聘进入新闻界，先后任贵州《中央日报》采访记者和文艺副刊《前路》编辑，重庆《中央日报》采访记者。其间曾进入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事业专修科进修并获毕业。1945年抗战胜利，她复员回到南京，就任上海《申报》驻宁记者。1949年旅台以后，即加盟台湾新生报社，一干就是25年，先后出任采访主任、副总编辑，又曾主编该报的《新生妇女周刊》、《新生副刊》等。同时独资创办《今日妇女》半月刊，并长期主持台湾画刊社的工作。1975年从新生报社退休后，仍任台湾画刊社社长，并主持台新水泥公司“台新新闻奖”。1976年从台湾画刊社退休后，一直在家养病。
长达近四十年的经历，使张明跻身于资深记者的行列。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就曾这样谈论过她：“在写作或记者圈里被称为‘张大姐’的张明，在抗战胜利后，是少有跑政治新闻的记者，可说是女记者的前辈了。”（见林海音《说不尽》，载《剪影话文坛》，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但是因为两岸睽隔久远，资料难觅，对她的新闻工作实绩无法作具体描述，只能从她给亲友的信函以及自己的回忆文章里，略知一二。如抗战时期，她曾受贵阳《中央日报》之委派，赴重庆采访宋氏三姊妹；国共谈判期间，她又与《中央日报》记者联手采访过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将军，等等。曾接受张明采访的女作家谢冰莹，对她印象极佳：“朴素雅致的服装，斯文大方的态度，流利的口才，提出的几个问题，简单扼要，一听她说话的语气和内容，就知道她是个有修养的记者。”谢冰莹还说，读到她“记事详细、文字生动活泼的访问记”后，更对她充满了钦佩之情。（见谢冰莹《我看〈笼中读秒〉》，载《笼中读秒》，台北三民书局1970年版。）
至于她在编辑工作中的成绩，也是有口皆碑的。在贵阳《中央日报》期间，她有幸接文学家谢六逸的班，出任副刊《前路》的主编。这是她初次涉足编辑工作，却由于能够虚心向学，并且热情扶植年轻作者，颇受到各方面的欢迎。王景山（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曾是贵阳国立十四中的高中生，当年因为投稿得到张明的指导和帮助，至今对她感念不已，1993年6月21日，他在台北《中央日报》副刊撰文《五十年前的文字缘》，深情缅怀张明在文学上的“引路之情”。到了台湾以后，张明又长期担任编辑工作，尤其在主编《新生妇女周刊》期间，编发了众多女作家的稿件。同时，她自己还开台湾风气之先，独资创办了台湾第一家妇女杂志《今日妇女》半月刊，为女作家提供发表作品的园地，如知名作家刘枋的第一本散文集《千佛山之恋》（1955年），就是由该社出版的。显而易见，她对台湾女性文学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贡献。无怪乎台湾的许多女作家如林海音、潘人木、郭晋秀、刘枋、邱七七、徐钟珮等，都与她交往密切，友谊甚笃。
蜚声文坛的散文创作
在台湾文坛，姚葳的散文颇受人关注。著名女作家谢冰莹称誉道：“姚葳的文章，也许由于做记者、编辑锻炼出来的结果，从不无病呻吟，玩弄技巧。她的每篇文章，不论小小的方块也好，长的散文、小说也好，都是言之有物，主题正确，词句简洁流利的。……在作人方面，她是个热心尽责，丝毫不肯马虎的人；在写作方面也如此，她不分昼夜地在努力写稿，改稿，把温暖送给人家，把光明照亮黑暗。”（见谢冰莹《我看〈笼中读秒〉》，载《笼中读秒》）这个“姚葳”，便是张明发表文学作品时所用的笔名。
取名姚葳，乃是为了纪念她的母亲（母亲姓姚）。张明4岁丧父，当时年仅26岁的寡母，面对内外交困、备受欺凌的窘境，却坚持让女孩们接受教育，苦心孤诣地培养她们自强奋斗的意识和本领。母亲那“无比坚强与耐性的意志和圣洁的灵魂”，尤其是那种博大而“温柔的爱”（见张明《我的母亲》，载《姚葳自选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对张明的影响极深。当她拿起笔来写作时，她便很自然地对社会人生付以热情的关怀，笔下也不期然地流泻着浓郁而深沉的爱。
她的作品以散文随笔为主，多抒写自己的日常见闻或感想，虽然取材角度不大，却涉及到许多社会大众所关心的问题，诸如家庭生活、妇女地位、教育子女、金钱与爱情、道德情操等，加上她的文笔清新流畅，娓娓动人，因而颇受到读者和文坛的欢迎。当然，她的作品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在一篇《身边琐事可以写吗？》的随笔中，她认为，女性作家可以写自己身边的琐事，只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只要写得真善美；另一方面，她又认为，女性作家应该“扩大自己的生活范围”，“体验‘家’以外的生活”，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更加充实”。（见张明《身边琐事可以写吗？》，载《姚葳自选集》。）这说明，她已经看到了自己创作中题材狭窄的弱点。可惜中风剥夺了她的健康，也限制了她创作才能的进一步发挥。
活跃于文坛数十年，她先后出版过两部散文集，一是三民书局1970年7月出版的《笼中读秒》（谢冰莹序），二是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2月出版的《姚葳自选集》。其实，这只是她文学创作中一小部分，她散见于各大报刊上的散文就是再出五本也不在话下。但她非常谦虚，自称为“烂稿”而不愿付梓。不仅如此，她还把自己视为“看字的人”，而不愿往“作家”圈子里挤。（见张明1991年9月19日致王景山函。）大陆学者每每编台湾港澳与海外华文作家辞典时，向她征求个人资料，总是被她婉言谢绝（见张明1990年8月17日致王景山函）。这也可能正是她驰骋文坛数十年而鲜为大陆故乡读者所知的一个原因吧。
难忘故乡情
自从1937年离开南通后，张明只有1946年1月回家探过一次亲，此后一直在外飘泊，再也没有返回自己的故乡，迄今已逾六十年了。虽然由于政治原因，海天遥隔，长期不通音问，但故乡情深，却是与生俱来、无法割舍的。她的散文中，便有一些篇章抒写了自己的心曲。如《童年回忆》一文，描绘记忆中的南通，是那样地美丽动人：
南通城在江北几个县市里，是被首推最太平也最美丽的一县。早期的文学家刘大杰在一次访问之后，曾把这个小城誉为绿杨城，那里确实充满了柔美。春秋之季，碧水粼粼，青葱翠绿，真是风景如画，尤其是自港口直达城区的那条公路，修长挺直，两边遍植著绿杨和法国梧桐，春风微拂，柳叶如丝，车辆夹道飞驰，如飞燕穿帘。人在车中，真有说不尽的飘逸之感。这种美丽虽然到处都可能有，但是要像那样宁静的气氛，却就不容易了。难怪刘大杰先生要称道南通是一座绿杨城了。（《姚葳自选集》第222页）
这段充满感情的文字，再清楚不过地写出了作者对家乡的刻骨铭心的思念。这种思念之情，同样流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如《元宵灯节忆故乡》把故乡这一传统节日的内容、程式以及那种热闹、欢乐的气氛，描写得细致入微、有声有色；《我的母亲》则通过自己少年时代艰难家境的回忆，深情地赞颂了母亲“坚毅不拔的精神”，对母亲让自己“学会了自立自强”而终身受用，表达了永志不忘的感激之情。
1991年夏季，大陆发生严重的水灾，消息传到台湾，牵动了张明和许多台湾同胞的心。张明立即打电话给杭州的妹妹张吉，探询家乡南通的情况。8月5日，她写信给王景山说：“南通老家没有电话，不能立即得知，只不过我老家是在南通的城中心，想来不会受到波及。”（见张明1991年8月5日致王景山函。）她对故乡亲人的关切之情，由此可见。
嗣后，她在信函中多次表达了依依故乡情。当她收到王景山托台湾朋友捎去的南通名产熏糕时，非常激动，立即致函云：“真是翻山过海越过了多少地方，谢谢你给我尝到了家乡风味。”（见张明1991年10月28日致王景山函。）1991年母校南通师范九十周年校庆时，她虽不能亲身前往，但表示对“校庆盛况”“心向往之”（见张明1991年7月20日致王景山函）。1998年10月，与她素昧平生的我为研究南通籍旅台作家给她写信，她复信说“虽觉突兀，但闻到家乡气息，总是不胜惊喜”（见张明1999年1月15日致钦鸿函），并给我寄来了她的两本散文集。她也曾有过回大陆探亲的念头，但由于年事已高，又数度中风，不能行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朋友们纷纷作返乡之行，自己却叹息道：“今生是不作此想了”。（见张明1991年10月28日致王景山函。）
拳拳爱国心
张明长期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社记者，又是国大代表，因此，她所写的通讯报道以及若干散文作品含有某些政治色彩，这是不必讳言的。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直到改革开放后，她与大陆故乡的联系也还是十分疏淡。但是据她的亲友回忆，她年青时对五四新文学的旗手鲁迅先生非常崇拜，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蹂躏神州大地时，她毅然离家出走，投身抗日救国的洪流，在重庆时，她又将自己的儿子取名为思渝，表达了强烈的爱国之情。1999年1月15日，她在给我寄著作资料时附信说：“现在检视文集内容，有若干文字，政治味稍浓，此乃当时意识形态使然……所幸在忧患余生，已能看到两岸趋于和解，真应为我们下一代庆幸也。”由此看来，张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始终如一的，并且也是与时俱进的。
她在给王景山的信中，多次叙述过自己的情况：“因为中风而致左边半身不遂，所以出外行动都受到限制”（见张明1990年7月12日致王景山函），“近廿年可以说完全进入了冬眠乃至封闭状态”（见张明1991年6月27日致王景山函）。然而，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她系念祖国之心依然炽热，对海峡两岸的形势还是关怀备至。当台湾终于开放与大陆互寄航空包裹时，她马上表态：“这又是一大进步。”（见张明1991年6月27日致王景山函。）其欣喜之情，灼然而见。
1991年7月，她在美国的儿媳妇送小孙女回台湾来读国语。对此，她亦喜亦苦，别有一番心绪。喜的是，久别的亲人得以重逢，又有一些亲朋好友藉此而来来往往，这便给平时仅是她与老伴寂寞相对的家，增添了许多的热闹和快乐。而且，她也主张小孙女要学习国语，因为小孙女虽然生于美国，入了美国籍，说的是美国语言，“但黄面孔永远是人家的异族，怎么能不识祖国的语文呢？”（见张明1991年7月20日致王景山函。）然而，她却没有中国人传统的“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因为自己“弄”的“孙”是美国人：“我是中国人，虽然不‘仇’美，但也不‘亲’美，于是伺候小美国人的滋味是不好尝的。”所以，两个月之后，当小孙女返美、生活又复归平静后，她反倒如释重负，说：“我是宁受寂寞的清静，不享弄孙之乐。”（见张明1991年9月3日致王景山函。）
2000年左右，她尽管身患中风、行动不便，却也曾多次赴美探亲旅游，深知“美国生活好，物价低于台北”，更对美国交通设施完善，即便是残障人也可以到处通行的优越条件有亲身的体验（见张明1990年7月12日致王景山函），但她决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国家。儿子媳妇屡屡邀请她去美国定居，被她一次次婉言谢绝。她的丈夫邵克俭在此之前已经去世，剩下她孤身一人，仅仅靠保姆照顾生活，却仍然没有离开她的第二故乡台湾。拿她的话说，是“不想去尝那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见张明1991年7月20日致王景山函）。她的这种终身不渝的执着的爱国之情，令人感动。
（责任编辑：顾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