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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厢记》中的男权主义

    时间:2020-08-15 07:55:5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达达文档网手机站

    [摘 要] 《西厢记》本是反映女性意识觉醒、公然追求爱情的剧本,但是在三纲五常思想控制之下的封建社会,赞美男女恋爱自由的《西厢记》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了男权主义色彩。

    [关键词] 《西厢记》;男权主义;女性

    《西厢记》被奉为中国古代典型的追求女性自主、自由和人格觉醒的戏曲,它歌颂的完全是当事人自己选择爱情的婚姻观,并且反驳了包办婚姻。但不能就此认为作者就是完全在为女性伸张正义,因为在宗法纲常统治的社会里,一切意识形态都难逃父权体系的笼罩。

    《西厢记》的主要内容来源于唐代作家元稹的《莺莺传》,在《莺莺传》里,张生初见莺莺,立刻为之倾倒,但他随后便考虑到女人会误己、误国,因此便草率地抛弃了莺莺。到了王实甫的笔下,整个事件却呈现出了不同的结局。当相国小姐崔莺莺在寺中偶遇贫困书生张君瑞后,便两情相悦,最终冲破门第观念结合在一起。作品肯定了只有自主结合在一起的婚姻才会美满的观点。我们在《西厢记》中看到了女性自由对于男权社会的某种胜利,也就是女性在一个男权的社会里,能够主动冲破男权的束缚而达成自己的心愿,获得美满的爱情。而男性在此却显得有些软弱,这很让人疑惑不解。作为男性中的佼佼者为何会在崔莺莺面前失去主导地位从而成为弱势,这能否代表男权社会的整体失势?亦或是在等级制度之下,张生在相国之女面前的隐忍与低头?如果把崔莺莺换成是和张生一样的普通民女,在势力均等面前,张生还会软弱无力吗?亦或是还有那些激动、执着和仰慕吗?如果张生仰慕的仅仅是相国之女,那么他不是在向爱情低头,而是在向权势俯首。这个社会的权势是由男性构建起来的等级社会。在男性的社会关系网格中,张生只是在顺服这个社会的现有制度。

    在特定的寺庙的环境中,张生陷入了爱情的畅想中,但是他也仅仅是在爱情的场所中暴露出的软弱与无措,他还是会清醒地回到正常世界(等级制度、求得功名)中来,因为他相信自己“凭着胸中之才,觑官如拾介尔”,其他人也相信他会取得功名,也就是说,周边的男权社会早晚会把他同化回去的,不过是时间的早晚。一旦回到男权社会,张生必然会顺应男权社会的一切而具有男权主义,否则他将和这个男权社会不相适应而被淘汰出局。这决不是张生所愿意看到的景象,否则他也不会希望自己的功名利禄要在男权社会里实现,只有男权社会,才会实现他的“理想抱负”。纵使沉浸在对崔莺莺的迷恋中,张生也没有忘记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的“使命”。在男权社会中的出人头地,不过就是金榜题名、衣锦还乡,然后获得在封建社会中的一席官位,住高门大院,娇妻美妾环绕,奴仆成群,过着锦衣玉食、受人侍奉的生活。这样的个人生活方式,当然是以张生为中心,不会再是张生与崔莺莺的二人爱情世界。这时,他们的爱情世界里不时地会出现第三者、第四者,甚至周围的环境也会冲击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情不再纯粹。崔莺莺也必然日渐退居到女性的弱势中去。这便是他们二人共同对等级制度里功名向往的结果。

    由此,所谓女性的胜利也只是男性社会里的应该擦边球,女性仍然无法与整个男权社会抗衡。

    莺莺的自欺欺人曾招致张生和媒人的指责。其实,男权社会消解了女性的地位和尊严乃至女性的理想和前途,她们剩下的只有婚姻。每一个女性都想凭借自己的婚姻而改变自己的命运,反倒使自己成为婚姻的牺牲品和附属品,从而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可以说,婚姻是女性一生的主旋律。而男性却属于婚姻之外的社会,这使男性必不可免地要超越婚姻,超越二人世界的爱情而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在男性所构建的封建社会里男性更能够获得成就感。因此婚姻反倒是男性不可没有的附属品。封建社会的婚姻本身就要求女性从一而终,男性却有拥有三妻四妾的权力。莺莺的婚后,面临的仍然是这样一个局面,她仍然可能是封建社会和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是她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否则她也不会顺从社会对张生的金榜题名目标充满期待。

    在张生与莺莺的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后,莺莺便与从前判若两人,这时的莺莺温柔娇嗔、小鸟依人,并楚楚可怜地表露出渴望张生一生的忠诚,这表明莺莺在实质上是处于女性的弱势地位:不自信,也不信他人。但是封建社会的重压终究是要在他们恢复常轨婚姻之后而来临。可能聪明的莺莺已经预料到了如此境地,因此她会变得柔顺而希望祈得怜悯,求得婚姻的维系。

    从上可以分析得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的专制、大胆态度其实只是一种自我保护、自我防御,以进为退;而男性却在最初时表现出弱势只不过是以退为进,丝毫不会影响到以后的支配性地位。

    中国古代的戏剧、小说向来开始悲终欢、始离终合的脉络,如此大团圆的结构展示了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一大特色,《西厢记》也不例外。正是这条大团圆的主线迷惑了观众崇尚自由的心灵,使观众误把《西厢记》皆大欢喜的结局看作了是对自由爱情的追求,这恰恰表明了在封建社会里女性自由的历史局限性。其实故事的大团圆结局和追求自由恋爱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怎样看,都有其合理性,也都有其局限性。

    参考文献:

    [1]张其瑾·中国戏剧史论稿[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2]余秋雨·中国戏剧文化史述[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马梦菲(1992—),女,回族,云南红河州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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