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廉政文化久传不衰原因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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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曦，中共开封市委党校教授，研究方向：法学政治学。
【摘要】历史上的包拯，清正廉洁、兴利除弊、犯言直谏、铁面无私，是宋代后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清官典型；文艺的包公，经历了话本、戏曲、演义、影视传媒等文学艺术形式不断创新，丰富多彩，雅俗共赏，经久不衰，为历代官员和民众所称颂。 历史包拯和文艺包公的结合及对实践借鉴的需要，是包拯廉政文化久传不衰的主要原因。
【关键词】包拯；历史；文艺；传承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071(2012)01-0023-02
1 历史的包拯
包拯，北宋庐州合肥人，天圣进士，仁宗时任监察御史，后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官至枢密副使，他为官刚正、执法严峻，权臣贵戚为之敛手，知开封府时，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包拯是一个淡泊名利、品德高尚的人。
1.1 清正廉洁，节俭朴素：他升任知端州（今广东肇庆市）时。端州有一种全国著名的特产——端砚。湖笔、徽墨、宣纸、端砚被称之为四宝之最，被朝野上下视端砚为珍宝。包拯以前的端州知州，往往在贡砚的数额之外，加征数十倍的端砚，用以贿赂朝中权贵，作为升官发财的“敲门砖”。包拯上任之后，只按上贡数额征收，不加重砚工的负担，不去贿赂权贵。他十分喜欢书法，南宋人刘克庄称包拯“笔法端劲，翰墨间风流蕴藉”。[1]但他在端州任职将近三年，离任入朝时，竟然连一块端砚也未带走，其律己是何等的廉洁！正如明人于谦所说：“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2]
做到清正廉洁，必须生活节俭，包公正是如此。宋朝《两朝国史•包拯传》记载，包拯“居家俭约，衣服、器用、饮食，虽贵，如初宦时。”就是说，他家里生活勤俭节约，虽然后来官至三司使、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但是其穿的、用的、吃的，仍然和刚做官任天长县知县时一样俭朴。其夫人董氏的《墓志铭》也记载：“孝肃渐贵，夫人与公终日相对，亡声伎珍怪之玩，素风泊然。”宋代达官贵人素有蓄养歌伎之风，而包拯闲暇时只与夫人对谈，而无声色狗马之类的娱乐。
1.2 兴利除弊，为民造福：包拯不但自身清廉，而且所到之处，都深入体察民情，兴利除弊，为百姓做好事。例如他知端州时，发现老百姓由于饮用江水，身体多病，他就发动群众，在端州城内打了七眼水井。百姓改饮井水，健康状况大为改善。这些井被称为“包公井”，有的至今尚存。
包拯在自己的职权之内，提出和实行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措施，实实在在地兴利除弊，为民造福。在包拯的仕宦生涯中，担任最多的一类官职是属于理财方面的。如他担任过掌管一县一州财政的知县、知州，先后担任过京东、陕西、河北等四路的转运使，并担任过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直至掌管全国财政的三司使。在担任这些官职期间，他都提出了许多有关赋税、商业等方面的改革措施。他在免除折变、科率及变榷盐法为通商盐法的改革举措，都是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出发的。他反对横征暴敛，极力改革赋役的弊政，以宽民、恤民，无疑对广大人民群众是有好处的。
1.3 犯颜直谏，嫉恶如仇:包拯对宋仁宗敢于犯颜直谏。无论是平时，还是遇到天灾、星变之时，他都上疏仁宗，既对仁宗本身的过失提出批评，又对治国安民的大计提出建议。对贪官污吏见则必弹，对廉官能吏极力荐举，以便改善吏治，推行善政。在包拯一生所任官职中，除上述所说转运使、三司使等理财者之外，主要是专管监察言事的台谏官，如监察御史、知谏院、权御史中丞等。在任台谏官期间，他真可以说是“披肝沥胆，冒犯威颜”，不知忌讳，不避仇怨，嘉祐时，被士大夫们称为“真中丞”。南宋名臣韩元吉称其“切切论谏，有古诤臣之风”。[3]
包拯对百姓可以说是“爱民如子”，而对贪官污吏则可以说是“嫉恶如仇”。无论是宰执大臣，还是皇亲国戚，见其有过，必加弹劾。以至于“包弹”在当时即成为一句成语典故。包拯接连两次上疏弹劾贪官污吏王逵，七弹庸碌无为的“国丈”张尧佐，有弹劾官吏的奏章数十篇，充分体现了他不畏权贵、刚直不阿、犯颜直谏的高风亮节。
1.4 铁面无私，秉公执法: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他因老年丧子而改知庐州。于是，一些亲戚故旧以为有恃而无恐，仗势欺人，甚至扰乱官府，无法无天。一次，他的一位堂舅犯法，引起了公愤。外甥与舅父属于近亲，外甥是不便惩处舅舅的。包拯则不顾私情，断然下令把这位堂舅逮捕起来，在公堂上依法处以笞刑，痛打了一顿。亲戚故旧看包拯铁面无私，都收敛起来，再也不敢仗势欺人，胡作非为了。庐州百姓都称赞包拯居官公正，说“外甥有理打得舅”。大概从此之后，这句话在当地演变为一句成语，一直流传至今。
他在任权知开封府时更是如此。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天降大雨，横贯开封城的惠民河泛滥，淹了南半个城池。包拯亲自带人查询惠民河泛滥的原因，原来是由于权贵势族修筑亭台水榭，侵占了惠民河的河边地，使河道狭窄，造成堵塞不畅而泛滥。包拯奏请仁宗批准，下令将所有侵占河边地的楼台、花园、水榭统统拆除毁掉，以恢复河道畅通，根治惠民河泛滥之患。有宦官自言地契如此，不肯拆毁。包拯亲自勘察审验，原来是宦官私自增加了步数，遂上疏弹劾。权贵们只好乖乖地将侵占河道边地的违章建筑统统拆除毁掉。
1.5 勤于政事，鞠躬尽瘁:包拯对于处理政事，也是非常勤奋，不辞劳苦的。他无论是奉皇帝的命令到陈州及陕西、河北等路处理政事，还是任知县、知州及京东、河北等路的转运使时，都坚持深入基层，察访民情，兴利除弊。如他在任京东路转运使时，登州冶铁户姜鲁等十八户，陈状家贫无力炼铁，每年只是变卖家产，买铁缴纳给官府，请求依法撤销他们的冶铁户籍。包拯不但派人前去调查，而且亲自从宋州（今河南商丘）出发，风尘仆仆，一直巡察到登州（今山东蓬莱）、莱州（今山东掖县）等地，对姜鲁等十八家贫困冶铁户，一家一户都仔细作了访问调查，得知姜鲁等十八家确实是因为贫困，多年没有冶铁。于是，多次保明申奏，请求撤销他们的冶铁户籍，但没有得到答复。他离任之后，又上疏朝廷，请求申报转运司，撤销掉他们的冶铁户籍。[4]在古代，这样认真负责的官员，恐怕是不多见的。
包拯在初任权知开封府时，府吏们抱来许多文书请他批阅。包拯让他们按顺序进呈，逐件批阅，然后遣出数十人。有的将积年旧案混杂在中间，来试验包公。包公仔细检阅，发现夹杂过时案卷，责问府吏，府吏再也不敢以文书案卷为难包公。包公把开封府的文书案卷治理得井井有条。
2 文艺的包公
以文学艺术形式塑造的包公，秉承了历史真实包拯的素质与精神，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再创造，融入了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文化的需求，使之更为丰满，流传更为久远。
2.1 不断创新:包公戏经历了南宋的话本小说，元戏曲创作，到明清改编成长篇演义小说，并不断推陈出新。文学艺术加工让包拯从平实朴素的历史形象中成功抽离演变为极具神话色彩的“包青天”。据不完全统计，现存18 种元代公案戏中，写包公审案断狱的就达11种，如《陈州粜米》等；明清诞生了20种，明代《元曲选》100种戏里包公戏占10种；《京剧剧目初探》中有34种包公戏，像《铡美案》、《铡包勉》等保留剧目经久不衰；小说如七侠五义等题材更是深入人心。即使在当代，上世纪90年代中期，长达200多集的台湾电视连续剧《包青天》也风靡了大陆和港、澳、台，甚至东南亚及欧美华人社会。
2.2 雅俗共赏:包公戏无论从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环境描写、人物关系设置等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很高的艺术水平，做到了雅俗共赏，深受官员民众的喜爱。
宋王朝建立以后，市民阶层特有的精神生活、审美情趣，促成了包括“说话”在内的市民文艺的兴起，作为“说话”中的一支，“说公案”受到市民阶层的广泛欢迎，而包公这一形象也在这时崭露头角。在元代，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极其渴望文艺作品能表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清官形象，以寄托他们对清明政治的理想，宣泄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愤怒。明清两代的包公戏，包公身上的伦理色彩浓厚了，动不动就进行三纲五常的说教，忠奸斗争也成了包公戏的主要内容之一。为了迎合市民阶层的欣赏趣味，追求包公身世和权力的传奇化成为一种风气。
2.3 经久不衰:包公这个饱满的艺术形象无论在古代的戏曲、小说中，还是在今天的电视剧、电影中，都具有强大的说服力、感染力而经久不衰。
早在包拯去世不久，作为艺术形象的包公就在话本小说中出现了，形象虽不成熟，却是包公从历史人物向文学人物的转型期。元代由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包公的形象在文艺作品——首先是在戏剧文学中——被进一步树立起来，而且被塑造得十分生动饱满，出现了解民倒悬、正直刚毅、善用智巧的性格特点。 到了明代，包公的形象出现在说唱文学中，内中的包公形象更加传奇化，无论是其身世还是拥有的权力、地位，都已接近近代的“包青天”模式。解放后有许多关于包公的影视作品问世，出现了有血有肉的包公新形象，突出了包公高超的推理能力和蓬勃的青春活力。而且，这一系列的包公形象融入了现代人对民主、自由、真理的追求意识，极富有理想主义和浪漫色彩。
2.4 历史神奇:如宋话本《合同文字记》和《三现身包龙图断冤》。前者讲述发生在灾年之后的财产纠纷案，包公经过调查核实后协调解决成功；后者写的是恩将仇报、通奸杀夫的案件，包公依靠鬼魂申冤和破解字谜来捉拿凶手。又如元杂剧《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无名氏）、《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关汉卿）、《包龙图智勘后庭花》（郑庭玉）、《包待制智勘灰阑记》（李潜夫）、《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武汉臣）等，把巧、智、神融入之中。在清《双钉案》中，包公被附会成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在明《珍珠记》中，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平民百姓，甚至妖魔鬼怪，都被他问斩，包公成了“日断阳间夜断阴”的“包阎罗”。
包公也因之成了历史上的神奇人物，直到今天仍然深受人民赞颂。他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塑造得成功的“青天”形象，永远活在老百姓的心上。
3 实践借鉴的需要
宋王朝建立以后，人际交往的频繁化、复杂化、流动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治安问题，这不能不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整饬社会风气需要社会舆论，这就是作为“说话”的“包公案”受到市民阶层广泛欢迎的社会基础。
如前所述，元代由于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极其渴望文艺作品能表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的清官形象，以寄托他们对清明政治的理想，宣泄他们对黑暗现实的愤怒。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包公的形象在文艺作品——首先是在戏剧文学中——被进一步树立起来 。
明清两代的包公戏有相当一部分承袭了元代包公戏的内容传统，但由于时代背景的不同，也有了一些变化发展。一是由于程朱理学被明王朝钦定为官方伦理道德体系，包公身上的伦理色彩浓厚了，三纲五常的说教尽在其中。二是由于明代中央集权制的加强，朝廷政治斗争的日趋复杂，忠奸斗争成了包公戏的主要内容之一。 三是明代中叶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市民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出版印刷业的空前发达，也是促成公案小说空前繁荣的重要因素。
清代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渐解体，西方文化的入侵，传统的公案小说迅速由高峰滑入低谷。在这些武侠与公案合流的作品中，包公不仅逐渐淡化为配角，而且开始了从为民做主的清官向维持朝庭统治的镇压者的转型。
解放后也有许多关于包公的影视作品问世，比如根据越剧《追鱼》改编的同名电影、电视连续剧《包拯》，但真正在内地观众中引起一阵旋风的是90年代初台湾版电视连续剧《包青天》的播出，其中的《狸猫换太子》、《铡美案》、《双钉案》、《乌盆记》、《铡包勉》、《狄青》、《鱼美人》、《五鼠闹东京》等单元的故事情节都出自传统戏剧和公案小说。该剧甚至将舞台上包公的黑脸和额头上月牙状的印记原封不动地搬到荧屏中，使之几乎成为后来同题材影视作品中包公的特定造型。 短短十年间，多角度、多种类的包公影视剧的拍摄，至少表明了包公题材的受欢迎程度。而包公这一文学形象能在我国文学发展中历经数百年不倒，更是难能可贵。有人说，清官麻痹人民斗争，体现人治思想，缺乏民主意识，与当今法治、民主思想背道而驰，但无论如何，包公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无论旁人如何污蔑诽谤，都无法改变中国百姓对他的尊敬与爱戴，更反映出社会对廉政和清官的追慕和渴求。
综上，历史的真实的包拯和文艺塑造的包公的结合及对实践借鉴的需要，是包拯廉政文化久传不衰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三《跋鲁肃简包孝肃帖》.
[2] 叶盛.《水东日记》卷五.
[3] 《南涧甲乙稿》卷十五.《庐州重建包马二公祠堂记》.
[4] 《包拯集校注》卷二.《乞开落登州冶户姓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