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锡勇剪影
时间：2020-10-13 07:54:1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中国会计界独特的怪现象是，近百年来，各种不同的记账方法，前赴后继地粉墨登场，合成一股潮流，与借贷记账法分庭抗礼。借贷法究竟得罪谁了，为何如此不得人心？
依笔者看，其最大问题是在记账符号上。任何一个初学者，只要试图理解“借/贷”，便只有一个“晕”字。越是用功，反而越想不明白，唯有不去想它才能好过些。读者诸君扪心自问，必然同意此说。有人以为，在大学、研究所的总该大彻大悟吧，其实拿了博士、当了教授也不过是多年媳妇熬成婆，继续“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肯定是在哪里出了问题，让我们回顾一下复式簿记的引进历史吧。
史料告诉我们，第一个将复式簿记引入中国的，是蔡锡勇先生（1847—1898年）。蔡氏字毅若，福建龙溪人，早年以各科成绩俱列优等毕业于北京同文馆。曾随清廷首任驻美钦差大臣陈兰彬（荔秋）赴美任译官、参赞，回国后旋被两广总督张之洞罗致入幕，任洋务局委员。这是一位值得大书特书的、才华横溢的人物，上海外国语大学葛继圣教授有过专门研究，在台北《珞珈》上发表过《中国近代史上十个第一的蔡锡勇》。故此，不惜多用些笔墨摘抄，以餉读者。
根据葛继圣教授的另一文章《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中文速记首创人——蔡锡勇》，我们已知蔡氏至少有三个第一：中国速记创始人，引进西方复式簿记的第一人，中国近代高校第一位校长（武汉大学前身“自强学堂”总办，自强学堂比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早5年创立）。清末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对其手下干将蔡锡勇极为赏识和重用，在上奏清廷的《蔡锡勇留粤补用片》中称：
“粤东官吏，结识洋人者甚多，而讲求洋务者甚少。向来号称熟悉洋务者，非学识粗浅，即品行猥杂。唯蔡锡勇，志向端谨、才识精详，因专派充当洋务委员，承办各事，均能深明大体，动协机宜，实为办理洋务不可多得之人……”
在《保荐蔡锡勇片》中，张之洞的评价是：
“该员深通泰西语言文字，于格致（即近代物理——葛注）测算、机器、商务、条约、外洋各国政事，无不详究研询，属通达事务，体用兼赅。臣所见办理洋务之员，其才品兼优，事事著实，实无有能出蔡锡勇之右者……”
蔡锡勇因此奏折而获“赏二品顶戴”，从当今“县处级”只换算为当年的“七品”，自可想象其位高权重。令人称奇的是，在繁忙的洋务工作之余，蔡锡勇居然还能潜心于“他山之石”的研究。他是毫无争议的中国速记第一人，他写道：
“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4年，翻译之余，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沓纷纭，事毕各散，而众论异同，业皆传播，记录稠叠，稿常盈寸，揣其必有捷法，继询彼邦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种，行之已久，作者不一家，师承各异，然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
回国后，蔡锡勇在研究古今音韵学的基础上，写出中国最早的速记著作《传音快字》，于1896年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并在由蔡锡勇兼任“总办”的自强学堂中进行教学。此后，其子蔡璋应清廷征召担任资政院速记学堂总教习，为中央、省、县各级议会培训速记人才。从清末资政院、民国北洋政府国会到南京政府立法院，蔡氏父子发明的中文速记术开创了我国早期速记运用的范例，蔡璋本人还三任速记长。现在，每逢8月8日中国速记节，速记界都要纪念这位中国速记创始人。
蔡锡勇早年在国外任职期间，也发现西方国家的政府机关、金融机构以及工商企业均普遍采用复式会计记账方法，其严密、科学、实用性均远胜于我国旧式四柱账法。于是他在创造中文速记术之后，工余又埋首钻研西方复式会计制度，终成《连环账谱》。书稿杀青后未及出版，蔡锡勇便去世了。1905年，始由其子蔡璋校订后由湖北官书局镌印出版。
在《连环账谱•连环账凡例》中，蔡锡勇指出：
“连环账谱创自意大利国，欧美两洲经商者无不效之，其妙处在一收一付，一该一存。凡货物出入，经我手者，必有来历去处。我该即彼存，彼该即我存；我收即彼付，彼收即我付；无彼我之可指者，如买物，则物该银款，银款存某物，所谓连环也。……结账时，所该必与所存相符，如有不符，即是错误，极查明更正。”
请读者注意，蔡氏选用的记账符号是“存/该”两字，而绝非“借/贷”。这本来就是当时中式簿记传统的“进、缴、存、该”之用语，不但对国人而言，没有心理障碍；依本文作者设想，在讲解和理解上亦必颇为顺当。试以括号中的戏言，举例如下：
投资时，存：银行存款，该：（老板的）资本；
借款时，存：银行存款，该：（债主的）短期借款；
购物时，存：原材料，该：银行存款（去埋单）；
投产时，存：在产品，该：原材料（去挨刀）；
交库时，存：产成品，该：在产品（去注销）；
……
是不是如白话记叙文一般，读来朗朗上口、见文知意？《会计原理》课程将在师生相对大笑中轻松完成！此法一旦推行，其势如破竹，当可预期。但今天我们看到的现象，却是记账符号采用“借/贷”，“存/该”则杳无踪影。三十多年后的1941年，潘序伦先生这样描述和评论：
“是书出版后，不特于工商界中毫无响□，且其书亦竟不传。在此三十余年之中，国人曾读此书者，能有几人？此一代大儒累年心血之作，竟成覆瓿当薪之物，学者遭遇此不幸，宁有甚于此者耶？尝考会计学史中，曾有重要贡献遭遇冷酷之际遇者，原不仅蔡氏一人，诸如Grammateus, Garder, Stevin, Hanilton等人，皆曾为人所遗忘者也。”
用今天的俗话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何以有如此结局？本文作者分析，这与蔡锡勇先生能者多劳，以致积劳成疾，英年早逝有关。
1896年，张之洞在武汉创办“武备学堂”（新军军官学校），蔡锡勇又兼校长（学堂督办）重任。他渡江前往主持开学典礼途中，“不意船至中流，陡起大风，几将覆溺”，救起后得“类中风之症”，但仍“力疾总理各局厂事务……，不遗余力”，终因“百务从集，劳瘁过甚旧疾复发，顷刻身故”。据葛继圣教授推断，蔡锡勇去世当在1898 年2、3月间，时年51岁。
闽南话有“出主意的要去做”之说，大凡一项新事业，必由倡导者亲力亲为，方可普及开来（这也是我们的“产学研”结合，设想虽好，难见成功之例的原因）。《连环账谱》1905年出版时，蔡锡勇先生已去世多年，其子蔡璋又已被速记事业所“套牢”，当无暇顾及于此。加以蔡氏本不是会计“业内人士”，不可能有学生自觉地传承薪火，以弘扬乃师学说为已任。《连环账谱》之受冷遇，似乎也有其必然性。
如果上苍有眼，让蔡锡勇先生多活几年，《连环账谱》得以在其生前出版，则以其掌控自强学堂，可以在课堂上传播理念；以其总办铁政局、化学堂、水陆码头、织布和枪炮两局等诸多洋务实业，可以作为实践基地和示范样本……，现在的中国会计人该不必面对“借/贷”而晕头转向，蒙受心理创伤吧？一代大儒蔡锡勇先生的英年早逝，不但是他本人和家属的不幸，更是中国会计界之不幸！
（作者系厦门大学会计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