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背景下的外交战略转型

内容提要：伴随着中国崛起和向现代化强国身份挺进而进行的世纪之交的中国外交转型是中共有所作为的第三个奋力时期，即由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外交向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外交，再向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所倡导的和谐世界外交理念过渡的第三个外交攀登期。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融入多边外交体系、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战略、中国国际角色认知转变即外交政策转变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几个重要侧面。

关键词：中国外交　中国崛起　战略转型　国际体系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9)4－0091－08

20世纪中国经历了由国际体系内的革命型的、试图改造不公正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挑战型，向体系内合秩序型发展，向积极融入、参与、培育、创设国际多边外交体系，参加国际组织和网络型国际制度的有地区影响的全球性大国转变的艰辛历程。对于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坚持发展核武器，从而打破朝鲜半岛无核化现状，破坏东北亚安全战略稳定局势，破坏国际核不扩散体制的挑衅性外交举动，中国首次公开表示强烈反对，这是中国外交由革命型向融入型、合秩序型发展，且与国际社会主要大国在全球基本安全战略议题和地区安全稳定现状维护上持有一致性和协调共同意向及维持国际核不扩散有效性的坚定决心和意志明证。中国开始有意识地并在现实中脱离原先的边缘位置，向新的国际社会中心位置趋近、融入，并通过自身努力在国际社会中加入一些非西方的成分，并构筑自己的国际社会图像，使得新的国际社会或全球社会展现出更大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中国崛起的战略机遇和战略选择

驱动中国崛起于其中并与体系内国家、国际组织及跨国议题网络等全球治理主体产生联动性效应的国际体系演化发展的相互加强、自我促进的基本要素包括：中国国力迅速加强及国际重要性的强劲提升；中国国际责任的显著扩展和加重，同时承担责任和提供全球公共物品的能力也愈益增强；中国与世界政治经济的联系不断扩展加深，与充满风险和机遇的深度全球化世界的网络型相互依赖愈益密切，影响世界的意愿和能力及其受制于外部世界环境调试和国际体系变动的微妙互动愈益敏感和脆弱；中国倡导建立基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设立的“特别提款权”(sDR)的脱钩于主权货币的多元化国际货币储备体系与新型国际金融秩序；东北亚与中国周边安全越来越受到朝鲜半岛以及可能性愈益增大的国际核扩散的“潘多拉魔盒”的摧毁性安全威胁；在从金融、贸易到政治、军事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各个功能性议题领域，外部世界越来越深切和巨大地影响着并受到中国的影响，对中国行使积极作用承担国际责任和履行国际责任义务的期望和要求呼声也随之增大；全球化和全球区域治理进程的加深，以及经济、安全、生态资源、公共卫生尤其是全球金融秩序改革的多边合作，在世界政治话语乃至世界政治实践中分量递增等。总之，中国在致力于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参与国际跨国合作，多边秩序构建方面越来越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供应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构造所需的公共物品。

民族国家和全球性大国身份兼具的中国在危机和体系转型变迁中挖掘探索巨大的物质性和社会性成长机遇实属国家战略选择的必需。就外部世界环境孕育的机遇和挑战性冲击和内部民族国家自身社会转型所蕴涵的可持续性优化发展模式的需求之间的系统性联动和内外选项优先性而言，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强国，承担与其强国身份和地位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提供一定的国际公共物品都是不可避免的，同时承担国际责任和国际领导权都包含着巨大的风险和代价。中国不可推卸地应当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和义务，但也没有必要去做过度的国际承诺，更没有必要过早地去争夺国际领导权，在尚不具备实质性的能力对国际体系作具有实质性的变革时，中国的重心还应当是实现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转型和内外需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以及加强内部转型、社会自身制度建设、民族国家制度完善和核心价值理念、社会认同规范共识的形塑。在中国这种独特的传统文明的土壤根基上，外交战略实属自身国家发展和社会演进历程向外部世界的投射。

中国在21世纪初期面临的基本战略机遇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推行不同于美国长期对立或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对外方针，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和实行全方位外交的基本方针，这种处境有助于中国集中战略资源从而保证成功的大战略，符合目的与手段、目标与资源之间深思熟虑的审慎协调关系。第二，美国由于紧迫和较长期的反恐(阿富汗恶化的安全状况、塔利班的中兴之势和棘手的恐怖主义扩散形势)，危机后国内经济复苏、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控制中近东地区等国家战略优先事项，加上它同中国之间较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维护国际金融稳定、东亚多边安全格局中发挥重要影响方，甚至近期北约在阿富汗安全形势恶化时与上合组织的接触)，以及对与中国冲突或长时间对抗的巨大代价的深切疑虑，美国将长时间地不以中国为标准敌手或主要敌手，其对华政策将长时间保持战略警戒和威慑、政治压力、缓解对抗、协调合作四者大致动态平衡的形态。第三，在东亚国际政治中，总的长期趋势将是美国权势逐渐衰减，中国影响逐渐增长，特别是在我们能基本控制台湾问题，较好处理朝鲜半岛问题和防止中日经久对立的情况下。第四，鉴于中国的国家规模和发展速度，中国大致可以说是美国以外已经并将继续得益于全球化较多的国家。我们仍需搭全球化便车实现中国的基本富强(当然外向依赖型增长方式尤其内在隐患在美元贬值时中国外汇储备缩水中已有所现)，扩大中国的广泛国际政治经济影响，其中很大部分政治影响将是由基于中国有效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而愈益增大的经济分量和经济影响转化而来。第五，伴随着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助于中国制约美国和构建自身强大的国际力量，只要我们注意在一个较长时期里一方面积极利用多极化趋势展示或蕴涵的种种机遇。所这些基本战略机遇显然都属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根本性条件。

从根本上说，中国和平崛起和物质性社会性成长进程重在历史性创新。在现代史上，那些真正兴起的主要强国，其兴起的根本原因都是在发展过程中实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创新。中国为了实现和平崛起，首先要考虑如何在经济、社会、政治发展中实现重大的创新。那就要求在国内实现可持续正常理念和可持续性发展模式和有着基本社会公平正义的保持疏导沟通式相对动态均衡稳定的转型社会，这样的社会才能使人民免于掠夺和伤害的恐惧和忧虑，才能使公共性、向善的高贵品性和敬畏生命的价值内嵌于良性健康运行的社会之中，经济增长方式的内外均衡，公民社会组织的发育成熟并与政府间关系的恰切构建，有效的利益凝聚，诉求表达，协商谈判和社会利益冲突化解的制度化均衡机制构建，建立起具有中国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规范的制度运行维护机制。从外部环境看，很少有国家像中

国这样有那么多强邻，连同众多一旦不谨慎处理关系就会变得令人头痛的其他邻国。另外，中国所处的东亚地区有多项安全两难，而中国在其中作为一个角色的占到一半以上。不仅如此，东亚地区面临的多项权势转移蕴涵着巨大的动能和不稳定态势，国际关系和力量转变正在发生多方面显著的变动，紧张和危机中蕴涵着显著的不确定性因素。如果像中国这样面对很复杂，颇大意义上也很困难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大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从而整体上维持和平和加强中国的基本防御性安全就是实现了另一项重大的历史性创新。

重大的历史性创新关系到制度和价值观念层次上对世界史的贡献，在价值观念的层次上对世界的吸引力和对本国人民的凝聚整合力、鼓舞力。莫德尔斯基受到熊彼特关于创新对资本主义社会发明的主要推进作用论述的启发，做出了关于经济的创新能力作为世界大国之必要条件的阐释和对世界霸权长周期的分析。他列举了葡萄牙、荷兰、英国和美国登上世界大国舞台时各自的制度创新，认为这些创新同作为重大机遇和契机的某些历史情境和独特事件结合在一起，成为这些国家历史扩张霸权乐章的前奏。他指出，葡萄牙在制度上的创新主要有：恩里克王子组织的航海探险与发现、建立全球规模的基地网、实现同印度的贸易、发展了安特卫普的中转贸易港。荷兰的制度创新主要有：促进海洋的自由，发展自由贸易，率先开辟了阿姆斯特丹银行、股票交易所、谷物交易所，发明了聚集股东资金以充实股份公司庞大财力的有效资本组织形式，建立联合东印度公司。英国有两次大的制度创新：首先有制霸海洋，全球海洋航线网络主控权和全程投射能力，实现欧陆权势均衡，强化了世界贸易公司的间接管理，英格兰银行发行了国债；其次有废奴、自由贸易、民主政治、金本位制、产业革命、推动拉美的独立、实现中国和日本的开放。美国的制度创新主要有建立联合国，发展核武器和核遏制，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观，技术领先地位，军事与经济规模，普世性的流行文化，有全球辐射发散状的外交影响力和冷战期间跨大西洋联盟内“善意霸权”合法性构建，跨国公司的诞生和跨国沟通中心的建立，非殖民化进程，率先发展出航空业和宇宙开发事业以及大规模教育制度(全球一流的大学和学术水平)，战略克制。罗森克伦斯指出：领导权在莫德尔斯基的概念中还取决于世界大国的创新，它必须给国际体系带来新的理论、方法和行为模式。所有世界大国都建立了创造性的联盟。它们招募了许多国家进入它们的轨道，建立各自的国际体系和体系内部被普遍遵循的体制规则。重大的历史性创新，包括制度创新和文化资源的世界贡献也是现代史成功崛起的强国所需具备的首要条件。

现代史以来，有若干国家成功地达到并且长期维持了头等强国地位，另一些国家曾力求成为并且接近了头等强国地位，但终究中途夭折，还有一些国家虽然成功崛起为头等强国，但只是昙花一现，迅速跌落。中国所追求的崛起当然只是第一类持久型崛起。就现代早期至今的世界史经典史例看，此类强国大致都是在其崛起过程中具有了下列所有各项条件的国家：

(1)在基本的生产经济技术方式、社会政治组织方式和政治文化思想方式以及基本的国际观方面实现重大的甚至根本性的创新。

(2)享有历史性的巨大机遇，包括世界政治经济的时代潮流性变迁、前超级强国和其他若干强国的力量衰落、意志衰减的干预成本加大、主要对手的大战略重大错误、重大国际权势斗争提供的头等“被邀请介入或干预”的机会。

(3)具备本国的基础设施性条件，包括足够的国家规模，总体有力的地理位置和相应的地缘政治经济战略裨益，适当的民族性格，政治文化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体制基础，强有力和相对高效的国家机器，构建和发展前述两者的国内改革甚或革命。

(4)基本正确的中长期国家目标、外交哲学、战略文化和大战略传统；充分建设、加强和动员本国的力量资源；做出关键性的战略机遇的正确选择；大体奉行“战略集中原则”，避免敌手过多，避免与对手的对抗过久过频，得到关键性盟友；构建关键性的国际机制。

(5)赢得命运攸关的一两场“合法性战争”的根本较量。

中国需要有宏大的远见，坚韧不拔，不执迷于一时一事得失地朝着安全、基本富裕和世界强国的目标迈进。构思、论证和考察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东亚安全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问题、朝核问题及东北亚多边安全体制，构建和中国对外经济战略问题等大战略的分支性子战略和政策议题极为必要。

国际体系内现存霸权国与潜在的崛起中强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正在变得比过去更为深刻，但构建改良国际秩序的权力共享、责任义务共担的利益攸关的共生结构，维护安全态势脆弱敏感地区及国际安全战略基石的风险共担的互利互惠联动式构造，维护虚拟经济高度发达、金融跨国监管合作滞后于金融创新和衍生品异化性发展的金融时代的国际金融秩序中的合作共管的利益共生结构又使高度关联的网络式相互依赖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显著的外在语境。中国必须具备一种“软”“硬”兼俱并且有机结合的对美大战略并据此同美国一起塑造一种成熟理性的利益共生构造和相对稳定、长期性的“复杂和均衡”的中美关系，即必然有彼此间的战略警戒、战略猜疑和利益竞争，但也有防止和控制危机或严重紧张，减少过度猜疑和竞争的意识和控制机制，同时有缓释竞争和战略猜疑，增进互利互信，促进复杂性相互依赖条件下利益共享、合作共管、责任共担的良性建设性融通对话和战略协调机制，以增进互信和国际协作。中国必须基于大战略的全局观念，坚持不懈地争取和平地逐渐解决中美间最根本的结构性矛盾——中国作为新兴强国崛起与美国作为现存超级强国竭力维持霸权性优势并防止权力转移的体系性变革事态发生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矛盾，捍卫中国根本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防止台湾问题以及某些东亚国际政治问题(朝半岛核扩散态势的恶化及面临局部战争一触即发擦枪走火的危险局面)的恶性发展严重损害甚或一时倾覆正常的中美关系；加速争取就中美之间近乎核心性的战略问题进行逐渐系统化和体制的战略对话乃至战略谈判；构建基于外交和力量建设的“双重联系制衡”大战略，在美国巨大优势为一大特征的世界政治现状中逐渐构设和发展非对立性的对美制衡。

东亚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中日两强并起的权力格局系统性地赋予东亚地区充满不确定和众多变数及其天然不稳定性的政治态势和中日两国“结构性战略对立”的根本矛盾和天然竞争关系。中国正在以异乎寻常的速度、持续的增长国力和增进国际影响，成为新兴国家；与此同时，早已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日本越来越决心成为政治强国却又不认真切实地付出争取邻国谅解，宽慰有着深刻的历史上遭其侵略的民族心理伤痛和历史忧伤记忆的民族的努力。按照国际政治常理，在两个近邻发生的这么一种“双强崛起”依其本能就充满动能，充满不确定性和引发不稳定的强大诱因，何况，在中国一方有着深刻和经久

的，以日本在半个世纪里持续对华侵略为特征的历史记忆，而在日本一方则有多少淡化和掩盖这一历史的心理需求和政治需求，这就为上述权势动能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动能和战略猜疑的不信任感，使之更加难以控制。与此同时，中日两国国内都在决定中日基本关系的民族心理和政治文化的调适期。与时俱进将中日关系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以下战略关系上至关重要：一是防止中日经久对立，二是争取建设可能和适当程度的战略互信，三是有选择地进行东亚稳定和平和繁荣所需的某种战略性协作，中日政治关系应逐步调整为正常的类似中美那种“复杂平衡关系”，双方就经济、领土、能源等重大危机建立预警、协调、磋商的战略对话机制，以处理两强并起中的众多摩擦冲突，不失为明智之举。

从东亚安全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层面来看，除了美国巨大的力量优势之外，中国面临三个长时期的安全环境问题：地缘政治困难、安全两难、权势转移。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的巨大国家规模、高速发展速度和多种潜在影响，中国在东亚具有尚待培育开发或利用的多种重大战略性机遇。因此，中国正在实施的“以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全方位睦邻外交政策是至关重要的大战略选择。在战略理论方面更具体的是，中国只有同具体有关国家一起长期地逐步创设培育和主导东亚区域和次区域安全体制，才能逐步地大大缓解甚而争取摆脱多项安全困境，防止在“安全困境”意义上“中国越强大就可能越不安全”的悖论，通过这样的多边安全体制，促进构建和增长中国应有的和平和建设性的国外影响。和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关乎中国重大和持久的国家利益。朝鲜近期朝向有核国家迈进的导弹发射和第二次核试验的危险性挑衅举动已使东亚地区核扩散风险，甚至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有可能秘密泄入恐怖分子手中的危险态势严重恶化。必须对中国周边安全的重大国家利益及中国核战略进行重新审视定义，对于东北亚地区安全态势和可能面临的核扩散风险进行评估。任何对于作为战略威慑维护核平衡稳定态势的热核武器的国际战略基石作用以及对不扩散核武器国际机制造成致命性冲击都使威胁安全的危险性因素与日攀升。

经济实力的空前迅速增长和对外经济交往的异常蓬勃发展，构成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突出的民族成就，中国对外经济战略既需要总体构想和系统研究，也需要就其分支领域进行深入思考，其中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一定紧迫性的有：

(1)加强国际多边金融监管合作，国际多边金融机构改革和对以美元本位制为基石的主权国家货币储存体系的改革；

(2)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构想和规划的战略意义；

(3)当前中俄关系和中国一中亚关系中的地缘经济战略特别是能源战略及其广泛意义；

(4)缓解甚至逐步解决中美贸易和货币争端的战略性方式；

(5)中国能源战略多元化，多管道资源获取途径构建，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和全球经济危机中潜在蕴涵的中国能源企业海外并购和资源储存的历史性机遇。

伴随着中国向现代化强国身份挺进

而进行的中国外交战略转型

1.中国国际角色认知转变

世界革命向和谐世界观念的转变，挑战型革命性国家激情消解逐渐向融入型负责的、可预期的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性大国转变。中国推行和谐外交，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时代是革命造反外交，把世界分成左中右三派，进行一场反帝反修反对一切反动派的世界革命，以求实现空想的无产阶级世界革命。邓小平时代是改革开放外交，为了创造有利于政治稳定经济增长的和平国际环境而实施韬光养晦，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议题领域性”有选择参与的相对开放的防御性国际战略。改革开放30年之际的和谐外交相对于前两个历史时段外交战略取向同样富有属于转轨中国社会巨大变迁时代特性烙印的独特质素。

(1)和谐外交具有进取性，不再限于被动的韬光养晦，而是有所作为。就是要大踏步地走向世界开拓外交领域，展现中国的独特外交风格和中华文明“和而不同”的和平价值理念并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提供更丰富多样的全球公共物品，做出更大的国际贡献。

(2)和谐外交的目的，既包含了原有创造和平国际环境的自身目的，又超越了这一目的，也就是要肩负起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大责任。

(3)和谐外交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消极和平共处，而是提倡在平等、互信、互利的新基础上通过对话，协商消除分歧进行合作，以求改善不同理念与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缓和紧张局势和谋求重大国际问题的妥善解决。

(4)和谐外交表明中国是现行国际体系的认同者与维护者，愿意在现行国际秩序框架下，维护自身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

2.从斗争哲学转向合作、共处哲学

毛主席的经典斗争哲学——“与人斗其乐无穷，与天斗其乐无穷”，反映到国际关系领域就是不同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斗争其乐无穷，世界只有在矛盾斗争中才能和平发展，这种斗争哲学必然导致我们用对抗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处理两种社会制度、两个经济体系、两种意识形态、两大社会阵营和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对外战略正是源于此种思想背景。我们既是世界分裂的接受者和受害者，又是世界分裂的支持者和中坚力量。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型顺应了全球化时代相互依存的历史潮流，相互依存使世界的共同性一面得以彰显。中国对世界共同性的认同，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建设性融入，对现行国际社会图景东方式观念元素的引入，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倡导，在普适性文明价值元素和中国传统核心价值体系融和圆通基础上构架新型战略哲学，无疑会进一步促进国际社会对上述问题的理性审视，从而在寻求共同利益、推动共同繁荣方面迈出新的步伐。

3.从唯意识形态到超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战略片面夸大意识形态因素，把意识形态作为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并以此来指导对外交往和国际事务。这样一来国家间的关系就等同于阶级与阶级间的对抗关系，国际事务就变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事务，无疑这导致中国外交的孤立与困境。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战略逐渐回归到逻辑起点，国家问的利益关系成为主要因素，而非国家所信守的意识形态关系。和谐世界这一中性理念更加彰显了中国对外战略的超意识形态性，从而有利于赢得更多共识，开展更多国际合作，推动国际关系的健康发展。

4.中国从现有国际秩序的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并开始摆脱边缘化成为重要影响者，体现为中国参与国际制度，融入国际多边外交体系，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战略转型

(1)以参与、培育、创设、主导东亚区域安全经济一体化多边秩序为例的国际制度融人战略。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制度建设是中国崛起及其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步骤，也是中国国际战略趋于成熟的标志。中国的区域制度建设是通过参与、创设、主导等三种方式实现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改昔日对区域合作的消极

态度，开始积极参与区域合作并加强了议程创设能力。中国首先参与了所有中国有条件、有资格参加的东亚多边合作机制，并开始在这些多边机制中发挥积极作用。例如，2003年10月8日，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成员，签署《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政治安全互信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中国与东盟之间和和平和安全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法律框架。实际上随着中国的崛起，所有事关东亚全局的重要事务，没有中国的积极参加则难以有一个圆满的成果。因此，中国的积极参与受到东南亚国家的欢迎，加入国际多边制度使得中国真正融人东亚区域一体化，并成为其中积极而富有建设性的力量，也有助于通过多边合作打破“中国威胁论”和周边国家的疑虑，展示负责任、可预期、建设性的国家形象，同时为积极塑造区域秩序奠定坚实基础。

主动创设区域性多边协调机制、合作机制是近几年来中国着力而为的战略体现。随着中国国际实力和国际威望的提高、参与国际社会的深入，中国对国际社会的理解和认识愈加深刻。主动创设国际制度能够更好地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东亚一体化尚处于起步阶段，制度建设处于草创时期，中国应该在制度建设方面大有作为。

在经济多边合作方面，中国最有创意的倡议和战略行动是提议建立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并付诸实施。东盟因其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和高度区域化而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提出并积极推进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设想的战略意义是：不仅有助于消除“中国威胁论”，巩固中国在东南亚合理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加强中国的对美地位；而且通过“10＋1”、“10＋3”与政治和安全领域的互信伙伴关系一起，努力构筑中国在21世纪应有的大战略之基本成分，即努力创建、培育和形成区域、次区域的安全机制，以便创造出一种气候和制度框架，使国际间较为稳定、可预期的和平期望得以发育和形成。推动东亚一体化，应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为实践核心，以建立自由贸易区和投资区为中长期目标，将东盟共同有效优惠关税计划和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东亚自由贸易区与投资区的基本框架，沿着“10＋3”对话机制向合作一体化发展，制度化建设将是东亚一体化的基本途径，同时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也可起到中日和解的作用。利用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积极探讨建立东北亚安全合作正式机制的可能性，并在东亚多边安全合作中突出中国的创设及主导能力。

(2)中国融人多边外交体系。把多边外交视为我们追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更加主动地采取行动，更加有效地维护我们的国际利益，更加充分地推动国际社会根本利益的实现。中国对待多边外交的基本准则，一方面，应与我们既定的总体外交思路保持一致，即，奉行独立自主的独立外交方针、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别划线；广泛结交但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旨在推动和平与发展、逐步改造旧的国际秩序。我们实行的多边外交应当与传统的双边外交相互补充并行不悖；另一方面，多边外交毕竟不同于我们已经习惯的双边外交，前者在国际上得到公认的一些观念和做法，都要求中国在具体外交实践中有所选择，不可能只有得没有失，只享受权利和好处而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这一过程不排除要放弃一些旧的做法和价值，大胆尝试一些新的思路与措施。它可能要求我们放弃对八国集团的传统认识，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加强与它的沟通和联系；它也可能要求我们与对手和潜在的敌人打交道，甚至不排除与北约这样的西方军事组织或美日安保同盟进行接触的可能性；当东盟与美国一起展开军事演习时，如果有合适的邀请，中国可能应考虑更加变通灵活的方针。此外，多边外交有助于缓解东亚各国间的疑虑和恐惧，增进彼此间的互信程度。东亚众多安全困境形成的一个普遍原因是处于安全困境的双方之间缺乏信任。与单边主义不同，多边主义不是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的对自身安全利益的盲目追求，而是强调维护行为体之间的共同安全利益的责任；与多边主义军事同盟的针对性和排他性不同的多边主义，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多边主义有利于东亚各国形成的对安全规则的集体认同，促进区域安全制度的形成。中国作为东亚区域性大国要实现成为世界大国的战略目标，就应该首先成为推动东亚一体化的主导性力量，通过多边外交实现大战略目标。

(3)中国构建新型国际秩序战略。中国崛起几乎与国际秩序转型同步，并逐步成为促进国际秩序转型与新秩序建设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国际秩序转型也为中国崛起提供了国际条件。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全球化时代各国的重要议题，也将是中国顺利崛起的重要国际条件，从中国历史的角度看，这也是中国第一次有机会在构建国际秩序中发挥积极而全面的作用。

2003年5月28日，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阐述了中国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的五项主张。胡锦涛指出，各国人民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应当携手协作，共同努力，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此应该从五个方面进行努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舆论认为这五项主张结合了当今世界新的特点，并涉及人类世界深层次的差异(普世文明与文明多样性的差异，宗教对立与超越宗教共建和谐社会的差异)，代表了中国探究世界新秩序的最新思想。

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表明，中国承诺现有国际秩序是消极与积极共存的产物，主张以渐进、和平、民主的方式促进国际秩序的建设，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愿意以积极的姿态融人国际体系，以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参与国际新秩序的建设与变革，以区域秩序优先为基点促进世界秩序的建设与变革；在国际新秩序建设过程中，主张着重关注国际制度的创立，修改和完善，从基本规则人手充分发挥联合国的积极作用，并积极促动联合国改革，使之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调节与控制机构。

中国崛起已经冲击并改变着国际权力格局，利益格局；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新安全观、国际关系民主化、文明多样性等也成为影响国际秩序变革的重要观念性因素；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不仅成为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者，而且积极参与并主导区域性国际制度的创立，中国与国际制度之间呈现良性互动，这些都促进了国际秩序的建设。概言之，中国的崛起必然冲击现有国际秩序，而现有的国际秩序恰处于转型期，中国崛起及外交转型与国际秩序转型几近同步进行，中国有必要也有机遇就如何建立国际秩序提出自己的见解，力争成为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塑造者。

中国在21世纪初期的国家战略目标是基本安全、基本富裕和现代化身份的世界强国，培育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和现代国际体系规则的适宜的战略文化、外交哲学，树立合理、集中、目标明确的大战略观念和切实实施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台湾问题等等分支战略是中国战略崛起的必要组成部分，而外交转型是全球化历史潮流和中国战略崛起时代背景下中国外交理念和政策的必然转变，转型后的和谐外交代表着中国对于自身国家发展目标和世界秩序安排的新理念。中国从世界革命向和谐世界外交的转变；由斗争哲学向合作共处哲学的转变；由意识形态向超意识形态的转变；由现有国际秩序的批判者、打碎者、边缘者到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并开始摆脱边缘化成为重要影响者的转变，新安全观、新主权观、新型国际利益的确立都是中国外交转型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