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图南：一生心事问梅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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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送给友人的题字上，楚图南经常加盖一枚印章：一生心事问梅花。

梅是高洁之花，也是坚韧自强之花。发于严寒，独立雪霜。正如楚图南的人生，虽起于贫困不幸，却始终信念坚定。从大学教授到民盟中央主席，从社会活动家到外交家，楚图南的一生，清雅而又辉煌。

在云南省文山县开化镇上条街，有一座具有典型清代民居建筑风格的民居。一百一十七年前，一个叫楚图南的孩子在这里降生。很多年后，楚图南成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外交家和社会活动家，这栋房子也成了云南近代名人四大故居之一。

从大学教授到民盟中央主席，楚图南的一生，清雅而又辉煌。“居身青云上，植根泥土中”，“纵有凌云志，不忘菜根香”，从他留下的这些文字中，不难看出一个世纪老人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

求学四年回乡任教

1899年8月，楚图南出生在一户贫苦且不和睦的人家，父亲常年在昆明，母亲抚养楚图南至6岁便撒手人寰。楚图南兄妹转由四伯母抚养，一家人靠织布养猪舂米糊口。

生存尚难，更无钱上学，楚图南只能跑去附近的私塾听课。私塾先生看他一心向学，又知他穷苦勤劳，破例免费收取了这个学生。自此，楚图南断断续续、“半工半读”地读了两年私塾。

14岁时，楚图南的四伯母已不堪重负，便遣他去昆明找父亲。由文山到昆明，中隔大山，单人难行，楚图南便随马帮步行至昆明。

此时，楚图南的父亲在昆明教书，已组建新的家庭。楚图南的后母并非良善，给他留下了一段痛苦的记忆。

15岁时，楚图南考入昆明私立联合中学。当时学校有规定：即每学期、每学年考取前三名者，免收学费，楚图南则争取每学期、每年考在前三名，在这种情形下读完了中学。中学毕业后，有人劝他去学经商、当学徒，他不愿意，于是何以谋生便成难题。

恰在此时，传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招收公费生消息。当时，昆明到北京不能由内地通行，必须经安南（今越南）的河内、海防，再由海防由海路经香港到上海、天津，再到北京。因路途遥远，耗费过高，楚图南的父亲四处借贷援助凑了60元，送儿远行。

一路艰辛，终有回报，1919年秋，楚图南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部录取。

在校四年，楚图南没有回过家，寒暑假都在学校图书馆度过。在这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人——李大钊。当时李大钊是北大经济学教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兼课。楚图南多次聆听他的教诲，并在他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在《怀念先烈李大钊》一文中，楚图南写道：“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走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自此，楚图南开始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社会，发表的文章涉及教育、哲学、心理学、美学、民族和国学等领域，还有不少诗歌和小说。

1922年，经北京高师中共支部书记兼青年团支部书记许兴凯介绍，楚图南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办起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报《劳动文化》。

1923年，楚图南大学毕业。当时规定官费生毕业后必须回原籍服务地方，李大钊便嘱托他：“一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学生，多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二要适当地宣传马列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胜利，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

这一年秋天，楚图南回到阔别四年的昆明，在省立一中等学校任教。他遵照李大钊临行前的吩咐，广泛接触青年学生，组织读书会，介绍进步书刊，帮助一批青年学生走上革命道路，如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生萱（即艾思奇）、出版家黄洛峰，以及李国柱、陈祖武、赵琴仙等革命烈士。

教学活动之余，楚图南还撰写了许多文章，涉及教育、哲学、文字、宗教等方面。

成立社团被捕入狱

1925年12月，李大钊通知楚图南到北京接受任务。

根据李大钊的指示，楚图南奔赴哈尔滨，以中学教师为职业掩护，从事党的宣传工作。翌年春，经杜继曾介绍，李大钊批准，楚图南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楚图南是哈尔滨教育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的人物之一。他在哈尔滨省立第六中学、东北特区一中、三中和女中任教的同时，宣传革命、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爱国主义，介绍鲁迅的作品、《独秀文存》《中山全书》等书籍及进步报刊。

经过几年的宣传与筹备，哈尔滨已经具备了组建进步社团的条件。1928年，在楚图南的指导下，省立六中高中班的六个学生发起成立了灿星文艺研究社，并编辑出版文艺刊物《灿星》。

这是东北地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左翼文化社团。他们编辑刊物约法三章，叫做“三不原则”，即不刊登为反动当局歌功颂德的奴才性作品；不刊登风花雪月、才子佳人的封建性作品；不刊登对人生、事业悲观失望的灰色作品。这在哈尔滨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引起了中共哈尔滨县委和共青团满洲省委的重视，也受到广大文学青年的欢迎和报界的青睐。

灿星文艺研究社团结了哈尔滨当时一些比较进步的人士，直接参加者几十人，其中有一二十个骨干，除了中共党员就是一、三、六中的优秀学生。

1929年，东北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楚图南被迫辗转于山东泰安、曲阜、济南、青岛及哈尔滨等地，继续在青年学生中宣传进步思想。

1930年11月，东北军阀政府开始对进步师生进行逮捕，楚图南亦在其列。

楚图南是在课堂上被捕的。

当天，哈尔滨警察机关一位领导问女儿，学校是否有姓楚的老师，得到女儿的肯定答复。女儿同时告诉他，楚图南有学问，又和气，人人尊敬，是个好先生。于是，这位领导让女儿赶紧传话：上面有令要抓他。这位学生一听要抓楚图南，撒腿就跑去学校，让楚图南快走。谁知楚图南沉静泰然地说：“我有何罪？不屑怕！不屑怕！”

原来是楚图南觉得当局抓不到自己有罪的证据，若躲开反而生非，不如稳住阵脚和敌人以理周旋。

果然在上午十时左右，警察来到教室抓走了正在讲课的楚图南。先后被捕的还有谢雨天、萧伯符等八人，这件事在教师和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楚图南在受审后的《供状》里写道：“窃南服务教育，七八年于兹。随时随地，俱以贯穿金石之血诚，含着热血热泪的至爱，扶导青年，修持自己。故其表现于思想行动方面，则为忠挚的研究学术，寻求真理的态度；热烈的迫切的对于艺术之爱好。此可检视南之信函及已列出未刊出之诗歌文稿而知也。虽有时含痛含哀，言多悲沉；有时意气蓬勃，言多快意，似此间有不谨之言，出之口头，流于笔端，致社会上，友朋间，疑忌丛生，误会叠出。然实与任何团体、任何组织、任何党派，了无关系。南虽不敏，敢以生命作保证，天寒风紧，冰雪盟心，临池神凄，供状是实。”

被捕人士在受审时始终义正言辞，本欲将楚图南等人处以死刑的反动当局没有从他们口中抓到任何“共党活动”的证据和口供，便以“滔输以背民之学说或组织团会”、“误尽青年”、“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的罪名，判处楚图南九年零十一个月的徒刑。

在狱中， 楚图南有大量的时间看书学习，同时指导同案的青年学生学习英语，阅读英文书报。

“扪着铁的严肃，在死的战栗，也是在死的大宁静中。”楚图南笔耕不辍，译完了尼采的巨著《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与《看哪，这人》，也写出了反映自己思想情感的力作——中篇小说《钟馗和他的妹妹》。

直到1934年6月，伪满洲国傅仪“执政”大赦，楚图南才提前结束了监禁生涯，在朋友的资助下回到北平，随即又受朋友之邀，在河南开封教书。

投身抗日民主运动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楚图南化名楚曾，于1935年春辗转上海，进入暨南大学史地系任教，讲授多门地理学课程，期间博览中外地理学及历史方面的大量著作和刊物，对种种学说流派做深入的研究和探索，同时继续从事青年运动工作。

1937年11月12日，日本侵略者攻占上海。楚图南于12月携妻儿离开上海，经香港，绕越南海防、河内，返回昆明。

接下来的几年内，楚图南以云南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投身于昆明的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云南省民盟的重要领导人和云南文化教育界抗日救亡活动以及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者、领导者之一。

1938年，平、津、沪相继沦陷敌手，大批文人学者云集昆明，从事救亡活动。同年5月1日，楚图南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云南分会理事，参与主持领导文艺抗战工作，成为核心人物之一。

抗战期间，楚图南进行了大量的翻译工作，并将他翻译的美国惠特曼、德国陀劳尔和德米尔、贝赫尔、俄国的莱蒙托夫和尼克拉索夫、匈牙利的沙罗西和欧特瓦士等进步诗人的16首诗作结集为《枫叶集》出版。此外，楚图南还把他自抗战初期回到云南后写作的杂文作了选择编辑，命名《刁斗集》，后署名“高寒”出版。

1942年3月，中华职教社负责人孙起孟发起成立“九老会”，其成员有云南及抗战爆发后到云南的各方面进步人士，如早期留日的老同盟会员张天放；教育界知名人士寸树声、楚图南、冯家陶、杨春洲、杨一波；工商界的艾志诚、郑一斋；思想进步的军界人士刘达夫；出版界进步人士李公朴等。他们不拘形式，不定期地举行聚会。九老会初期联络进步人士、交流意见，到后来便有计划有步骤地向各方面做工作，成为推动云南民主运动的重要组织之一，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进步运动影响日益扩大。

1943年1月，楚图南与华岗、周新民等人发起了“西南文化研究会”，潘光旦、罗隆基、闻一多、费孝通、冯素陶、李文宜、吴晗等大学教授参与其中。研究会每周在唐继尧的别墅开会，与会者轮流作学术报告，讨论学术问题、抗战局势、国内政治等。研究会在团结进步人士、摒除成见方面卓有成效，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

1943年4月，楚图南由周新民介绍加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翌年10月，民盟昆明支部改为云南省支部，楚图南当选委员。

此时，西南大后方局势岌岌可危，国民党统治者积极反共，消极抗战，前线屡屡败退。楚图南便将主要精力倾注于抗日民主运动，九老会和西南文化研究会形成了昆明知识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楚图南、闻一多、李公朴、吴晗等走下讲台，出入于青年群众之中，号召他们行动起来，要求抗战，反对投降；要求民主，反对独裁。

楚图南以他自己既是共产党人又是民主同盟成员，既是本地人又是外省归来的特殊身份，在不同背景、组织的进步人士之间奔走，成为抗日救亡民主进步力量团结凝聚的纽带，对云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大义凛然反对内战

1944年7月7日，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省立英语专科学校三校学生自治会和西南联大壁报协会联合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办“七七”抗战七周年时事座谈会，揭开了云南民主运动的序幕。

楚图南、闻一多、吴晗、潘光旦等在会上提出国难当头，文人应该论政，实行民主，实施宪政的主张，抨击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军队败退，失地千里，使国家陷于危亡。

是年，日寇发动湘桂战役，湖南、广东、广西国土失守，云南危机重重。

10月10日，民盟云南支部与中共云南地下组织发动云南大学、中法大学学生自治会和西南联大壁报协会、云南文协等进步组织，举办“保卫大西南大会”，参会人数达五千余人。

楚图南在会上作了题为《言论自由与身体自由》的演讲反对独裁。他提出，只有实行政治民主，才能使国家民族有所进步；保障人民的人身、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才能动员全民的力量，共赴国难。

1945年3月12日，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楚图南、闻一多、李公朴、吴晗等，推动昆明文化界三百余人联名发表《挽救当前危机的主张》，要求国民党邀集各党派产生民主联合政府，保障各种自由，并彻底改组统帅部。

同年5月1日至7日，在中共云南地下党组织领导发动下，昆明学生举行“五四”纪念周活动。楚图南发表讲演，号召青年们继承“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争取民主、自由、科学而努力奋斗。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了，内战的阴云却又笼罩在全国的上空。

1945年10月，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巩固后方，准备内战，扑灭云南的民主运动，武力发动“昆明政变”，撤换了大批军政人员。

12月1日，国民党反动派出动全副武装军警特务袭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昆华工校，打死师生四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云南民盟支部多次发表声明，揭露惨案真相，谴责当局的血腥罪行。

12月6日，楚图南等民盟领导人与298名昆明教师联名发表《为12月1日党政军当局屠杀教师学生，昆明市各大中学校教师罢课宣言》，支持学生。

12月23日，民盟云南省支部召开第一次盟员大会，楚图南当选为主任委员。

1946年1月20日，楚图南、闻一多、费孝通等民盟支部领导人联合昆明教育界194人发表《昆明教育界致政治协商会议代电》，要求立即停止军事冲突；开放言论、出版、通讯、集会、结社自由；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组织联合政府；缩编全国军队；召开制宪会议等。

1946年3月下旬，国民党当局指派特务，纠集地痞流氓，打着“自由大同盟”的旗号，张贴反动标语、传单、漫画，将民盟云南支部领导人诬为“楚图南夫”、“闻一多夫”、“李公朴夫”等，喊出“打倒共产党走狗民主同盟”等反动口号。

7月，友人告诉楚图南和闻一多，国民党特务有一暗杀名单，其中有民盟支部主要领导人楚图南、闻一多、李公朴等。坊间也流传着“悬赏五百万购买闻一多、楚图南二人头颅”的谣言。

7月11日晚，便传来李公朴在青云街被特务杀害的消息。

悲愤之下，楚图南手书挽联：“时局多艰，思国士，争民主，求和平，与奸邪搏斗，不惜一死；风雨如晦，怀故人，同忧患，共肝胆，遽朋侪催抑，如何勿伤。”

随后，他与闻一多等人起草了《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发言人为李公朴同志被暴徒暗杀事件之严重抗议》和《李公朴先生被刺经过》，公布事件真相，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在暗杀的阴影下，楚图南更加地大义凛然。他说：“我们的悲痛，我们的悼念，不是哭泣，而是怀着一切的惨痛，背负着民族和时代的更大灾难，更坚定，更英勇地，走上前去，与民族的敌人斗争，与民主的敌人斗争。要以真正和平民主、富强康乐的新中国的实现，来完成李先生的志愿，也是我们的志愿。”

7月15日下午，楚图南主持李公朴被害事件记者招待会，控诉国民党特务罪行，要求严惩凶手，要求民主，反对独裁，要求和平，反对内战。

散会离开后，楚图南发现有特务，即改道绕行，抄小路回到宿舍。不多时，闻一多遇害的消息传来，楚图南也做了不测的准备。

晚间，美国领事馆派车接楚图南到彼处避难。半月后，楚图南乘飞机离开昆明抵达上海，与中共办事处取得了联系。

参与建国执掌民盟

到上海后，楚图南担任了上海法学院的教授。次年，在中共中央安排下，楚图南秘密乘轮船离开上海，辗转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向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汇报了白区工作情况及自己的组织问题等，也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1949年1月，楚图南与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等五十五人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完成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楚图南与胡愈之等在解放区的民盟成员发表联合通电，严正声明，坚持民盟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接受共产党领导，阻止了一些人的错误活动。

2月3日，楚图南随解放军进入北平，在前门箭楼检阅解放军入城式，投入北平接管工作。他和钱俊瑞、周建人等负责接管大学及文物单位，并向知识分子宣传共产党对文教事业和知识分子的政策。

3月，楚图南出席毛泽东等领导人在西郊机场的阅兵。

随后，楚图南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

9月21日，楚图南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会上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10月1日，楚图南和全体参加新政协的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城楼参加隆重的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楚图南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文教委员会主任、文教部长、土改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民盟中央西南特派员、民盟西南总支部主任，为西南地区的文化教育建设、盟务整理做了大量工作。

西南地区是国民党反动派逃离大陆前的最后据点，情况复杂。楚图南在整理盟务时作出了三项决定：“一致接受，统一整理；政治严肃，组织宽大；重点发展，稳步前进。”拟定了两项办法：“照顾力求周到，整理与学习相结合。”

为了做好这项工作，楚图南邀请各省区民盟一些成员，同他一起学习总部的文件及整理西南盟务的决定和办法，依靠各地民盟的骨干贯彻执行。在西南革命大学为民主党派干部讲课，与他们座谈。参加学习的盟员回去后都成了当地民盟的骨干力量。

1953年，楚图南调任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主任。1954年5月以后从事民间外交工作，先后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历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代主席、主席，是中国民主同盟杰出领导人之一，为民盟的健康发展、为党的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宝贵贡献。

爝火传薪青名留世

十年浩劫初期，楚图南的民间外交工作艰难地维持着。

1968年10月，康生趁周恩来出国访问之际，解散了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停止了楚图南的一切职务，并对他进行隔离审查。

有人要求他作检查、诬陷某人是叛徒，楚图南都严词驳斥：“事实是不能改变的，我只能尊重事实。”

1969年下半年，楚图南被下放到河南信阳“五七”干校看大门。此时，他已年近古稀，对国家的前途依然积极乐观。他说：“党是我们的靠山，只要有党就有希望，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阴云散去，天就晴了。”

“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楚图南十分快意，当众朗诵“急就章”：“一声霹雳，清除四害。举国欢腾，万姓称快。”随即，又在家中挥毫：“莫道长年亦多难，太平望到眼底来。”

1978年4月，楚图南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1月，被推选为民盟中央代主席。4月，被补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盟五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民盟中央主席。

楚图南自14岁离开文山后，一生八十余年从没回过家乡。当心事再提，身体却经不起劳顿了。

1992年11月，93岁的楚图南因病住院。在此期间，他留下了人生的最后一首诗，《冬云》：“凄风苦雨日已斜，冻云如墨冷天涯；此身安得化灰烬，爝火传薪暖万家。”

1994年4月11日，楚图南逝世，享年95岁。

遗嘱曰：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不向遗体告别，不送花圈，遗体献给医院作科学研究，不保留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