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先生陶行知推行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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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1891—1946），原名文浚，后改知行、行知，别名陶文濬，安徽歙县人，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6岁开蒙，后入家乡蒙童馆就读。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1908年17岁时考入杭州广济医学堂。但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入学仅3天，即愤而退学。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1914年毕业后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立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1946年7月突发脑溢血，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门外听课
陶行知自小十分聪敏好学。6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有一天下大雪，当陶行知赶到塾馆时老师已经开讲。他怕影响老师讲课和其他同学学习，硬是站在门外专心致志地听老师把课讲完。这种学习精神感动了塾馆里的每一个人。
陶行知的外公、外婆住在万安涨山铺。他7岁时，就被送到万安街跟从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对弟子严格。聪明过人、活泼可爱的小行知，从7岁到14岁一直拜在吴尔宽门下“寒窗苦读”，读完“四书五经”，又学了不少中国历史与哲学，打下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基础。尤其是写作方面，行知才思特别敏捷，诗文也格外出众，很受吴尔宽的赏识。因此，行知从小就是远近闻名、时常受到师长嘉奖的才子。
14岁那年，陶行知离开万安到颇具规模的歙县崇一学堂读书，知识面扩大了，求知欲望更强了，对万安的感情也与日俱增，只要一有时间，他就回去探望外公外婆和吴尔宽老师。1908年，从崇一学堂毕业行知刚满17岁，他准备从万安启程到杭州学医，父亲得知消息，特从歙县赶来送行。他乘坐的木船停靠在古城岩下、水南桥边。他背上行囊，跨上帆船，向送行的亲人挥手道别。父亲站在水南桥畔的水埠上，怀着无限的希望，含着眼泪，一直遥望着帆影消失在远方，这才慢慢地转回家去。
时隔23年后，正值不惑之年的陶行知已是誉满天下的知名人士，但昔日这一幕离别的情景却仍然历历在目，无尽的情思终于借一首《献诗》倾泻而出：“古城岩下，水南桥边，三竿白日，一个怀着无穷希望的伤心人，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面上。望到山、水、天合成一张大嘴，隐隐约约地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才慢慢地转回家去。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何处能得到当年的泪珠？”
上课喂鸡
陶行知先生一次到武汉大学去演讲，未曾开讲，却从皮包里抓出一只公鸡，全场观众顿感莫名其妙。陶先生从容不迫地喂起鸡来。先生掏出一把米，按住大公鸡的头让它吃，它偏不吃；再掰开它的嘴喂它，它还是挣扎着不肯就范；直到先生松开手，并退后几步，大公鸡才旁若无人地吃进来。这时候陶先生才开始了他的演讲：“教育就跟喂鸡一样！先生强迫学生学，把知识灌给他，他是不情愿学的，即使学也是食而不化，他还会把知识还给先生的。但是，如果让他自由地学习，充分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那效果完全会好得多！”
社会即学校
“社会即学校”是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命题。
陶行知认为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就是学校，如果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统治阶级、士大夫为何不承认此，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陶行知反对这种特殊的不平等的教育，提出“社会即学校”，以此来推动大众的普及教育。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在于要求扩大教育的对象、学习的内容，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他指出：“我们主张‘社会即学校’，是因为在‘学校即社会’的主张下，学校里的东西太少，不如反过来主张‘社会即学校’，教育的材料、教育的方法、教育的工具、教育的环境，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可以多起来。”
陶行知提出“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和“生活即教育”一样，也在于反对传统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相脱节、相隔离。他认为“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里一样。它要以一个小的学校去把社会所有的一切东西都吸收进来，所以容易弄假”。而且这种教育在学校与社会中间造成了一道高墙，把学校与社会生活隔开了。他提出“社会即学校”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任意翱翔”，是要拆除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高墙，“把学校里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
教学做合一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论。用陶行知的话说，是生活现象之说明，即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对事说是做，对己之长进说是学，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生活之三方面，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他用种田为例，指出种田这件事，要在田里做的，便须在田里学，在田里教。在陶行知看来，“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法，也是教育法，它的含义是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学的方法要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知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教而不做，不能算是教；学而不做，不能算是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由此他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值得指出的是：“教学做合一”的“做”与杜威“从做中学”的“做”是有区别的。首先，陶行知所说的“做”是指“劳力加劳心”，反对劳力与劳心脱节。其次这个“做”亦是“行是知之始”的“行”。他认为“有行的勇气才有知的收获”。
陶行知特别重视生活教育的作用，他把生活教育当作改造中国教育、社会的唯一出路。在陶行知看来，有了生活教育就能打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传统旧教育；有了生活教育，就能“随手抓来都是学问，都是本领”，接受了生活教育就能“增加自己的知识，增加自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信仰”。他说：“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在死教育、死学校、死书本里鬼混的人是死人。”
乡村教育
陶行知先生曾对他的学生提出，要爱人类，爱人类最多数而最不幸的中华民族，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的农人。学校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这种崇高的情感也要从身边、从小事培养起，教育学生爱家乡、爱农村、爱农民。把祖祖辈辈留下的这种凝重而纯朴的情感从他们内心深处挖掘出来。“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是陶先生教育思想的最可贵之处，把思想政治教育分解渗透于学生的生活实践中去，潜移默化，不空洞、不虚无，这也是一种真。
把教育同生产劳动、同当地经济建设结合起来。“教学做合一”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一条主线，他十分重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当地的农村小学最好能与当地初中联合起来，建立起务农实习的基地，把基地建设成为实施劳动技术教育的第二课堂，学生劳动实践的固定场所和传播农业科技的园地。发挥学校辐射文明的作用，“以乡村学校为改造乡村生活之中心，乡村教员为改造乡村生活之灵魂”。学校是传播文明、创造文明的场所，但这并不是它的所有功能。陶行知有一种美好的愿望，就是使社会的各个方面均依赖于教育的作用，还要努力向所提的目标不断努力：“一年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两年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
四块糖的故事
陶行知先生在重庆日军大轰炸的时候办育才学校。学校有一个孩子叫王友，他是一个非常淘气的孩子王。有一次陶行知看见他用土块砸同学，上前制止。制止了以后就跟他说：“王友，你放学以后到校长室来。”
放学以后陶行知办事去了，从外面赶回来，一看这个王友就在校长室门口等着他。
然后陶行知就把他叫进校长室，从兜里掏出一块糖给王友，他说：“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按时来了，我迟到了，所以我奖励给你一块糖。”
王友接过糖还不知道怎么回事，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他说：“这块糖也是奖励给你的，因为我不让你用土块砸同学，你马上就住手了，说明你很尊重我。”
王友又接过来。接过来以后陶行知变戏法一样又掏出一块糖，他说，我已经调查过了，你用土块砸的那个同学是因为他不遵守游戏规则，他欺负女生，你砸他说明你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所以我再奖励你一块糖，这时王友已经得到了三块糖。
话音还没落，王友就捧着这三块糖哭了，他没想到陶行知用这样的方式对待他。他说，校长我错了，因为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对他采取这种方式。
陶行知听完以后笑了，又掏出一块糖，他说：“为你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错误，再奖你一块糖。”然后告诉王友现在糖没了，谈话也结束了。
信手拈来的教育
还有另外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令人深思！
有一天陶行知和朋友吃饭，发现外面有几个叫花子，等着他们吃完饭吃他们的剩饭。陶行知就把这几个小叫花子叫进来。吃完了以后，陶行知先生就问：你们这里有识字的吗？他们说有，有一个叫花子年龄稍微大一点，他认识字。
陶行知说：你给我念几个字。他就把墙上的标语两行全都念下来了。
陶行知就说，多好啊，你可以当小先生，你可以教其他那些小孩，跟你一块要饭的孩子，你让他们也受到教育，你办小学堂，你要饭之余可以学习。
那个孩子说，倒是可以，虽然我会的不多，但是我可以把我会的这些教给其他的孩子，但是我没有课本。
陶行知先生说标语就是课本，而且是大字的课本，满街都是标语，你把每个标语都教他们认识，那就认识不少字了。
孩子们说没有笔和本，陶行知说，行，你这不就是笔（手指）吗，这不就是一、这不就是二吗，这就是笔，如果你要有一个桌子，蘸上一点水那就是书法。孩子们觉得陶先生说得非常有道理。
最后陶先生说，今天我先来给你们当先生，教你们一回。听说过排队吗？他们说没听说过，陶先生说排队是按大小个，小的站前面大的站后面。七个小叫花子站成一队。然后向右转、齐步走，走了。这是陶行知先生信手拈来的教育。
不摆架子
山海工学团刚成立的时候，农民的孩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烧香拜佛的寺庙成了教室，可是没有孩子们用的桌椅。上课的时候，同学们带来自己的凳子，有大有小，高低不一。一星期以后，学校请来了木匠师傅，他闷着头做凳子，一天能做好几个。陶行知走过来，看见木匠师傅满身是汗，就递给他一杯水，说：“我们不是请你来做凳子的。”木匠疑惑地望着陶行知：“那叫我来做什么？”
“我们是请你来做‘先生’的。”
“我可不识字。”木匠慌了。
陶行知笑着说：“我是请你来指导学生做木工的。你如果教会一个人，就可得一份工钱。如果一个也没教会，那么就算你把凳子全做好了，还是一文工钱也得不到。”木匠显出为难的样子。陶行知亲切地说：“不要紧，你不识字我们教你。我们不会做木工，拜你为先生。我第一个向你学。”说着，陶行知拿起一把锯，对准木板上划好的线就“吭哧”“吭哧”地锯起来。
第二天，广场上摆着木匠工具，老师带着孩子们来学做凳子。有个小朋友嘟囔着：“我们是来读书的，不是来做木匠的。”一个大人看见孩子拿起工具，不小心就很容易弄破手，也皱起眉直摇头。这时，陶行知笑着说：“我有一首诗读给大家听听：‘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你们看写得如何？”小朋友都拍手说好，那个大人也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此，每天孩子们都学做凳子，他们也当“小先生”，教木匠师傅认字。三个月后的一天，教室里的50个孩子，都坐着自己做的凳子。讲台上还有孩子们自己制作的杠杆、滑车等玩具和仪器。家长们挤在窗口、门外，信服地点头叫好。陶行知在讲台前，念起了一首刚写好的诗：“他是木匠，我是先生。先生学木匠，木匠学先生，哼哼哼，我哼成了先生木匠，哼哼哼，他哼成了木匠先生。”孩子们看看坐在他们身边一起听课的木匠，大家都笑了。
倡导学生“六大解放”
陶行知倡导学生“六大解放”，使学生解脱读死书、死读书的枷锁和困境，能够很好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1946年，他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一文中指出：“教育方法要采取自动的方法、启发的方法、手脑并用的方法、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且要使学生注重全面教育以克服片面教育；注重终身好学之习惯以克服短命的教育。在现状下，尤须进行六大解放：一、解放他的头脑，使他能想；二、解放他的双手，使他能干；三、解放他的眼睛，使他能看；四、解放他的嘴巴，使他能谈；五、解放他的空间，使他能到大自然大社会里取得丰富的学问；六、解放他的时间，不把他的功课表填满，不逼迫他赶考，不和家长联合起来在功课上夹攻，要让他一些空闲时间消化所学，并且学一点他自己渴望要学的学问，干一点他自己高兴干的事情。”
要敢当一流的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提倡做“第一流的教育家”。这种教育家一要敢于探索未发现的真理，不怕辛苦，不怕失败，一心要把奥妙的新理一个一个地发现出来；二要敢入未开化的边疆，要晓得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都是我们未尽到责任。
要改革教学方法——
1919年，陶行知大胆主张改教授法为教学法，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
要改革考试制度——
陶行知是改革旧考试制度的倡导者。他在1934年写的《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一文中，对旧的考试方法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与抨击。他说：“学生是学会考，教员是教人会考，学校是变了会考筹备处。会考所要的必须教，会考所不要的不教，甚而言之不必教。于是唱歌不教了，图画不教了，体操不教了，所谓课内课外的活动都不教了，所要教的只是书，只是考的书，只是《会考指南》！教育等于读书，读书等于赶考。好玩吧，中国之传统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