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白《致一九七五》的诗化倾向

摘 要：《致一九七五》是林白继《一个人的战争》之后，又一部诗化倾向体现突出的作品。其飘逸灵动的诗性语言，散文化的叙述结构，回忆与狂想交错下的抒情性的叙述方式，以及极富童话色彩的知青生活，使其在艺术上呈现出一种诗性的柔美。本文试图从小说的叙述风格、意境氛围的诗性创设、语言风格这三个方面切入，来寻找《致一九七五》所体现的诗化特征。

关键词：林白 《致一九七五》 诗化倾向

在文学叙事的推进中以散文化的形式和诗意化的语言营造出独特的诗意氛围和优美意境，以此来寄寓真挚而深沉的情愫，引起人们意味深长的咀嚼与回味，这就是小说的诗化倾向。中国作为诗的国度，小说的发展也一直受到强大的民族抒情传统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坛在“五四”时期就产生了许多优秀的诗化小说作家，如郁达夫、废名、沈从文等，这些作家一直以自身的创作实践着诗化小说抒情写意的主张。到了新时期，由于作家主体意识的解放，小说的发展变得更为多元化、复杂化，诗性在小说里渐渐消失，小说的创作审美追求在迎合读者市场的需求下，日趋大众化，世俗化。然而在这种趋势下，仍然存在着这样一群作家，他们坚持诗化小说的创作，努力在小说的创作中融入诗的因素，保持着诗性的存在。在众多有着诗化创作倾向的作家及其作品中，林白和她的新作《致一九七五》表现得尤为突出。走进林白的《致一九七五》，满眼弥漫的都是诗的气息：飘逸灵动的诗性语言，散文化的叙述结构，回忆与狂想交错下的抒情性的叙述方式，以及极富童话色彩的知青生活，一起形成了小说诗一般的浪漫氛围。接下来本文就试图从小说的叙述风格、意境氛围的诗性创设、诗性语言这三个方面切入，来寻找《致一九七五》所体现的诗化特征。

一、叙述风格的诗化倾向

从诗歌到小说的创作历程使她在进行小说创作时总是在不经意间流露出诗人气质，她的小说也因此有着很浓的诗歌韵味。正如她在创作随笔《艺术与中介》中所说：“我有理由认为自己的创作是一种包含了诗性的创作。我的叙述理想是一种诗性叙述。那种向着文学理想迈进的脚步一刻没有停止，文字伤痕累累，全是路途跋涉的痕迹。”[1]这种散文化的诗性叙述在叙述风格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大量细节碎片的穿插与闪回使小说在平缓的叙述之流中飞溅起诗意的浪花，整部小说显得灵动飘逸，错落有致。可以说，《致一九七五》在叙述风格上延续了作者一贯的诗化小说的特点，这正如邱艳春在谈林白的小说的叙述风格时所说：“林白的小说超越了传统小说的结构框架，行文散漫自由，趋向于诗歌、散文化的结构和内心独白式的叙事模式：在时空设置上通常较为松散，故事被消解了，情节几乎被完全取缔，内心的事件往往表现为一些零星的碎片，零散的章节，缺乏严密的条理性和逻辑性。”[2]下面本文就试图从小说叙事的情节内容、结构、方式这三个方面来探究《致一九七五》所表现出的诗化倾向。

首先，《致一九七五》的叙述内容呈现出鲜明的诗化倾向。传统的小说在叙述内容上十分重视情节的作用，把情节视为叙事的核心，讲究故事的完整性、戏剧性。而《致一九七五》并没有一环扣一环的紧密情节，一部近30万字的作品，完全依赖叙述人李飘扬回忆的声调与节奏、情绪的流转与爆发、意象的联想与跳跃等来展开故事的情节。在这里，情节改以碎片化的事件或场景来取代，人物则以散点式的追记为主，并无贯穿性的主要人物谱系。整个叙述充满了大量近似狂想的碎片，却散而不乱，这正是一种诗性气质。正如朱光潜所说：“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是只象枯枝搭成的花架，用处只是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东西以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3]林白正是用大量的充满诗性的细节成就了《致一九七五》。下面我们就结合小说的具体内容来探究《致一九七五》的碎片化情节给小说带来的诗化倾向。

小说上部《时光》本是前言，因长达17万字而干脆作了上部，是叙述者李飘扬对在南流中学生活的追忆与重构。作者主要回忆了故乡南方边陲小镇上的少年生活以及革命时代背景下的日常生活，内容全是关于事件和场景的片段，人物、命运和故事化作零星的碎片，由情绪和细节贯穿起来。林白在她的《记忆与个人化写作》中说：“记忆的碎片总是像雨后的云一样弥漫，它们聚集、分离、重复、层叠，像水一样流动，又像泡沫一样消失。”[4]的确，林白正是运用这些贴近人物内心的情节碎片来渲染主人公的心理感受，从而在对平常事件的诗化表现中使诗化的碎片成为了情绪的表达。在《时光》的叙述中，少年时代在想象和狂想中化为一个个闪亮的碎片：南流，沙街，学校，南流学校里的小女孩对孙向明老师的爱慕，孙向明的性感的十字鞋，对语文老师麦大安的憎恨，灯光球场，操场上飞舞的排球，王光美和神秘的梅花党，学校文艺队的排练，热气腾腾的鸡肉粥，化学课自制腐植酸铵的实验，提着大桶穿过大街去酒厂打洗澡水，摸石螺，看过路电影，玩过家家，喝红茶菌，注射鸡血，迷人的甩手操……这种凌乱无序的生活细节的片断化正是作者情绪和细节带动的散文化叙述。文中还取消了作者对人物个性塑造的努力，人物以散点式的追记为主，并无贯穿性的主要人物谱系。这里有安凤美的故事、雷红雷朵姐妹的故事、孙向明的故事，还有吕觉悟的故事、邱丽香的故事、郑放歌的故事、罗明艳的故事……少年时代的美好年华被化作零星的碎片，使得整部小说充满了诗性美，少女的纯真则为诗性美提供了可靠的立足点。下部《在六感那边》是知青生活的个人化叙述。虽与上部是完全不同的文本形态，有了大致的故事和情节，但这些故事和情节也是自由地穿梭在不同的时空中，叙述中仍然闪现着较多的诗性碎片：“胎盘和公鸡”“政治粪屋”“猪精刁德一”“安凤美和公鸡二炮”“吹牛的剑”“革命时代的爱情”“空降特务使我热血沸腾”等等，六感的生活被渲染得活色生香，诗性的美妙就在一九七五的记忆碎片中如花儿绽放。

其次，《致一九七五》在叙述结构上也有明显的诗化特征。林白曾坦言，“我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是片断式的，长中短篇都有。我知道这不合规范，看上去零乱，没有难度，离素材只有一步之遥，让某些专家嗤之以鼻，让饱受训练的读者心存疑虑。”[5]确实，《致一九七五》同样以片断式的结构质疑着完整的、有头有尾的、有呼应、有高潮的传统写作观念。无论是类似回忆性散文的上部还是略有一丝情节的下部，《致一九七五》都缺乏一个整一性的故事结构，在写作时作者“只遵循自己的本性和想法，没有逻辑地、缺乏深意地、前言不搭后语地、不断地从中心跳出，像蜻蜓一样飞来飞去，这种飞翔快乐而自由”。[6]不得不承认，《致一九七五》是一个实验性很强的文本，其中纷至沓来的诸多线索，看似无序的许多事件，不断登场的人物，加上文本中叙述者“我”的闪烁漂移，并没有导致结构松散，主题紊乱不明。作者通过把“我”设置作为线索人物，使人物零而不乱，事件分而不散，而读者只需跟着小说叙述者的娓娓道来，就能走进特殊年代的社会生活。尤其是上半部《时光》，二十九节里都是一些事件或场景片断，17万字只靠着叙述者李飘扬的回忆来串联。在这里，作者将一九七五甚至更早时的学生时代、一九九八年第一次返乡和二○○五年第二次返乡交叉相融，重新组合，叙述者的回忆在过去与现在中来回穿插或在未来与现在来回交替。而下部的《在六感那边》，在看似相对稳定和统一的知青生活中，同样也包含了诸多彼此分裂的叙述。尤其是在叙述者的回忆进入某个具有特质的具象时，叙述就会迅速地成为一种情绪的奔泻，如吃胎盘，打鸡血针，安凤美吹牛的宝剑，骑自行车，吃胭蚌等等细节的叙述以及在叙述中来回涌现的人物，都游离了叙事本身而成为叙述人李飘扬的内心情绪的流淌和理想的漫游。各个叙事情节之间紧密交错，各个镜头斑斓多变地闪现，不同的面孔同时在历史深处来回穿梭，李飘扬、雷红、雷朵、吕觉悟、张大梅、队长、三婆、玉昭、韩北方、赵战略等人的生活跨越了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构成了别样的“一九七五”。著名学者陈思和也认为这种片段式的散文化结构“几乎粉碎了男性审视视角建构起来的小说美学框架，中心主义和叙事性被消解了，女人的命运故事化作零星的碎片，漫无边际地飘散在空气里，随手抓住一片都是一节诗性的片断，一篇短小的美文。碎片缀连起叙事的结构，只有开头没有结尾，内在旋律周而复始……”。[7]随着记忆碎片一一地呈现，行文也如流水，如诗歌般奔放自如，从而小说的结构也呈现出形散而神聚、随意自然的散文之美。

最后，《致一九七五》在叙述方式上也呈现出鲜明的诗化倾向。在叙事方式上，《致一九七五》以回忆的方式和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使小说具有了强烈抒情性的诗化倾向。小说一开场，林白便以“再次回到故乡南流那年，我已经四十六岁了……而过去的南流，早已湮灭在时间的深处”轻而易举地让人跟着“我”的回忆进入一九七五年那个特殊的年代，正如著名评论家南帆所言：“回忆是林白最善于展示才能的领域。仿佛仅仅在纸上随意挥了挥笔，一个叙述开始轻盈地滑行。”[8]回忆成为《致一九七五》基本的叙事方式。“有时候觉得，只有经过回忆才能使生活获得灵魂。同时还觉得，没有狂想的生活不值一过。”林白说，这是她写完《致一九七五》想到的两句话。林白用一支笔耕耘在故乡记忆的沃土上，以回望的姿态描摹故乡过往的时光，以狂想的方式记忆已逝的青春碎片，漫不经心地营造着一个记忆的湖泊。在这里，记忆的碎片如风中飘扬的柳絮以空中的曲线舞蹈连接着过往的点滴：空寂的老屋，鸡血针，红茶菌，闪闪发亮的自行车，敞篷卡车上的文艺宣传队，绸缎的芭蕾舞鞋，革命样板戏，缀满了豪言壮语的情书，水泼不进的神奇剑术，粪屋里的政治夜校，神奇的公鸡二炮，猪精刁德一……这一连串的碎片在“我”的记忆中复活了。可以说，林白以充沛的情感蕴蓄和细腻清晰的回忆成就了《致一九七五》。

《致一九七五》又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视角，使小说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特征，这就增添了小说的强烈抒情性的诗化倾向。小说借第一人称“我”淋漓尽致地直抒胸臆，多次写出了“我”的个人内心细腻的感受与情欲，如文中在“革命时代的爱情幻想”中这样描写自己内心对知青韩北方隐秘的情欲：

“我愿意有另外的韩北方。我愿意他黧黑、瘦削、坚硬。骑着自行车，斜跨着挎包，吹着口哨。愿意深蓝色的天空有一轮明月，明月下有个草稻垛。愿意在无尽岁月的青春年华，他的衣服跟我的衣服纠缠在一起。”

第一人称“我”的叙述方式为我们展现了“我”的革命时代的爱情幻想，而这里表达的对韩北方的爱也完全是自我的一种想象。在林白看来，“只有这种自由的狂想，这种充满戏谑与狂想的叙述方式，才更能贴近自己的本性，成为内心的真正表达。”[9]林白正是通过这种第一人称“我”的自由狂想的叙述方式开拓了小说表露情感的空间，充分发挥了女性的抒情优势，从而赋予了《致一九七五》强烈抒情性的诗性特征。

二、意境氛围的诗性创设

林白在小说创作中自觉追求一种诗的素质，她善于从普通、日常的生活中挖掘诗意，营造浪漫唯美的意境，这就使她的作品呈现出唯美化的诗性美。正如她在《另一种唯美》里写道：“我有时会本能地，情不自禁地美化经过我笔端的一切事物。”[10]《致一九七五》在意境氛围的创设方面也不例外。林白站在民间的立场，用灵动飘逸的语言、天马行空式的想象，给我们描画出了一副原生态的生机勃勃的大地万物和谐生长的乡村图景，将乡村世界写得极富生活情趣和动人诗意。在这里，作者不仅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和动植物的描写上有诗意的烘托，对知青在六感的生活的描写上也充满了童话般的诗意色彩。下面本文就试图从这三个方面来寻找在意境氛围的创设上《致一九七五》所呈现的诗化倾向。

首先，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林白将小说写出了诗意，将女人绽放成美丽的花朵。林白用简约诗化的笔触为我们描画了一幅充满诗意的人物画廊，塑造了一批个性迥异的女知青形象，如李飘扬、安凤美、雷红、雷朵、吕觉悟、邱丽香、翟青青、郑放歌、罗明艳……这些身处偏远小城的少女们，“她们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一方面经受着物质的困顿所带来的清贫生活，另一方面又尽情地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由；一方面承受着空洞的理想主义价值启蒙，另一方面又为这种理想主义而热情地奔波；一方面自觉地服膺于权力意志所倡导的奉献目标，另一方面又为生命中的某种本能意欲而东奔西走。”[11]安凤美是两部中平均着墨最多的人，也是小说中浓墨华彩的部分，写得极有诗意。无论是学生还是知青，安凤美都是那个时代特立独行的一个人物，是一个异类。在上卷的安凤美十五岁就初涉人事，上课照镜子发呆，逃课闲逛，神秘而又浪漫；在下卷的安凤美依然如故，我行我素，她与我们的道德教育“热爱集体，热爱劳动，艰苦朴素”背道而驰。比如她用左手插秧，来赢得村民的关注；她给幼儿班上课，结果鸡飞狗跳，使得检查团目瞪口呆；她不出工，整天睡懒觉、逛街、找吃的；她与不良分子李海军、与采购员陆一民、与知青赵战略谈恋爱；十七八岁的她就对自己怀孕轻描淡写，对性与成长大胆言论等等。她逆时而动，却在最严酷的道德诉求的时代过着最自我的生活。在文革年代，安凤美披上五彩的外衣如鲜花般摇曳多姿，展示出了那个时代个性的奇异、茁壮和美。她的青春浪漫、敢作敢为、不落窠臼都让循规蹈矩的李飘扬们既害怕又神往，正如文中所说的“事实上，在成为一名先进知青和成为安凤美之间我总是摇摆不定。我既想当先进知青，却又暗暗希望自己成为安凤美。潜意识里我更愿意成安凤美”。是的，我们无法用通常的道德和时代标准去评价她，只能跟着李飘扬去惊叹、神往和被吸引。雷红这个形象写得也极有诗意，她在家是懂事孝顺的女儿，在单位是和气善良的好同事，却陷入一场昏天暗地的爱情。她爱上一个有妇之夫，两人私奔到外省，毅然放弃了稳定的职业、N城的户口、与父母闹翻。此外还有美丽的雷朵放弃了工作，与爱人喻章脱离了现代社会，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且多年后，雷红肯定认同她妹妹的生活方式，认为他们过得更好。还有出身卑微的罗明艳，小小年纪就承受了男尊女卑意识及生活窘迫的重压，竟然在二十多年后成为沙街的首富，当着老板，养着丈夫和情人，过着潇洒自由的生活。蠢笨又单纯的曾经迷恋老师的邱丽香尽管得了癌症，在几十年后仍顽强而乐观地活着……她们以自身独特的个性在文革时代彰显着诗性气息。

其次，《致一九七五》意境氛围上的诗化倾向还体现在对动植物的描写上。林白以拟人化的手法改写了乡村世界的万事万物，使它们从集体和政治烙印中游离出来，成为知青生活中极有诗意的元素。如安凤美的公鸡二炮，李飘扬的猪精刁德一，以及有臭味的五色花等等，都写得极有诗味。

在动物的描写上，这种诗化倾向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林白笔下，那头老是跳栏、关不住、热爱自由的猪被描写成了有着诗人和壮士双重灵魂的猪精，作者赋予了它一种自由、狂放和特立独行的精神品格，仿佛它就是那个年代里一位永不屈服的斗士。文中是这样描写刁德一的：

“一只又黑又瘦的猪，在蓝天丽日下呼啸着冲上房顶，像山羊一样敏捷，像猫一样眼睛放着幽光。”

……

“如果有一批凶猛的大狗，远远听到‘昂昂昂’的叫声，以为是一只刚断奶的小狗，等到小狗走到跟前，猛地发现它变成了一只怪物，长着猪的鼻子，两眼放出黄光，有两条大狗那么大，再猛的狗也不禁惊吓，身上冒出冷汗，这时候小刁再昂昂叫上两声，大狗就会毛骨悚然，掉头就跑，不战而败。”

作者以拟人化的手法将一只猪描写得如此生动可爱，个性突出。与其说它是只宠物，不如把它说成“我”的贴身保镖更为准确。文中的主人公“我”这样赞美小刁：

“我每天晚上走夜路，在知青点吃完晚饭，再到学校陪学生上晚自习，从来没有遭到坏人袭击，晚上步行到公社看电影，或者骑车去排练，小刁总是在我的身后一溜小跑，它时隐时现，时而像箭，时而像陀螺，快的时候像豹子，慢的时候像鸭子。它保证了我的贞洁，是我守身如玉的一大功臣。”

小刁天天伴随着“我”走夜路，时刻充当“我”的守护神，这个绝妙狂想的惊心动魄的场景，令人惊叹不已。而安凤美的公鸡二炮也和它的主人一样被林白描写得卓然独立。安凤美是全六感第一懒，因此“二炮比别的鸡醒得都早，它半夜就醒了，但是它不啼……二炮就让她懒，天再亮，太阳再晒屁股，二炮都不啼。”“天亮了……这是公鸡每天的激情时分，也是公鸡生命的尊严所在，有着旭日生出的同等意义。但是二炮忍住了。”二炮就这样精心地护卫着招摇而懒惰的安凤美，与主人一起度过那些卓尔不群的日子。

动物的描写如此，植物更胜。在六感，金光灿烂的麦子，宛若处子的黄豆，茁壮结实的马铃薯，甜甜的红薯，安静而妩媚的水稻，有臭味却可入药的五色花，傻头傻脑的蘑菇们……它们在南流街道和六感田地上飘扬成熟，散发着独特的生命气息。其中充满诡异的五色花描写得极为生动，它亮着小嗓门与“我”的对话，更增添了文章的诗情画意。如：

“五色花发出难闻的气味，它难闻着问：不嫌我臭啦？我讪讪。它亮着小嗓门又问：也不嫌我俗艳啦？我又讪讪。”

通过这样的对话，五色花的可爱展放无遗。在《致一九七五》中，这些看似平常的动植物在林白的笔下充满了诗情、善意和美感，为全文增添了唯美化的诗性氛围。

最后，对知青生活的描写也充满了童话色彩。可以说在《致一九七五》中诗意的氛围是无处不在的，林白在小说中对知青在乡村的生活的描写上更是充溢着诗意。在林白的笔下，六感大队就如同世外桃源，在文化革命的边缘，这里的知青们过着平淡的安逸的日子。作品以独特的视角对知青在乡村的生活进行了诗般的渲染，把知青生活写得诗趣盎然、一派妖娆，同时也为我们展现了活泼率性、温情脉脉的诗性民间。

题目中的“一九七五”似乎会让许多读者联想到文革，多数人会认为这应该是对“革命时代”的批判和反思。而通读全文后，我们会发现，在这部长篇小说中，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已成为了一个遥远的政治背景。这里虽然也有时事运动，但是在林白笔下，朴素的日常生活消解了政治运动的狂热力量，成为了文章的叙述主体。在这里，当王光美的名字降落在李飘扬们的平凡的日子时，已经褪尽了政治色彩，引起这群中学女生沉迷的只剩下王光美旗袍上的梅花；即使一头水牛进来也难以保持平衡的粪屋只要贴上了毛主席像和对联就可以成为六感的政治夜校；安凤美所在的水尾村的政治夜校竟然是村里的舂米房，跟猪栏、厕所和柴屋很难区分；队里也按照上级的要求开展批斗会，但都是装装样子，走走过场，批斗者和被批斗者都似乎懵懵懂懂，或者无可无不可，反正开会就给你记工分；大队补开周恩来总理的追悼大会，一大堆人拥挤着上去看周总理的画像；知青们积极参加各类时事内容的万人大会，然而他们在山坡上走来走去或席地而坐，成了革命时代接近尾声的游山玩水者；插队知青不再信奉“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而流行“人人都要有一技之长”，脱离农村……而这里的村民们对知青们的态度更是友好宽容，六感人以丰盛得如同过年的饭菜欢迎知青们的到来；当知青们偷村民们种在地里的蔬菜时，村民们心疼的是知青不会摘菜，糟蹋了菜地；安凤美获得了更为自由的天地，没有人怪责她睡懒觉谈恋爱；喜莲帮知青们挑水、烧火、做饭；知青们的晚饭每每没有着落时，都会得到三婆和队长家的接济；队里特意将村里人舍不得用的禾杆给知青当燃料，给知青们盖了白得耀眼的新房子；李飘扬在六感学校教六门课，并非她无所不能，而是六感人善意的安置，即使教学质量不好，村民们也很愉悦等等，从这里我们感受到了乡村社会特有的亲密关系、质朴厚重的乡情。正如文中所说：

“我早已厌倦家庭和父母，想着早些到那个叫着‘广阔天地’的地方去。”

对于李飘扬他们来说，在六感的生活与其说是文革时期的知青接受再教育的苦难岁月，还不如说是“我”在青春岁月的一部童话。

三、语言的诗化倾向

在语言的追求上，林白坦言：“我喜欢一切美丽的事物，我喜欢那样的语言，它们朴素、诗性、灵动、深情，它们以一种无法阻挡的脚步进入我的内心并在那里久久回响。”[12]因此，飘逸灵动且细腻的诗性语言成了她的小说的首要特征，使她“几乎独创了一个男性作家无法染指的女性语言王国，使女性文学纳入了由身体出发的想象港湾”。[13]在《致一九七五》中，这种在语言上的诗化追求也表现得尤为突出。其灵动多变的语言形式、别具匠心的比喻以及对政治话语的重现与戏仿，使小说在语言上别具一番诗的情趣，令人心醉神迷。林白正是用这种小溪流水般自然而诗意的语言搭乘着琐碎万般的日常生活，再一次证明了女性抒情与回忆的魅力。下面本文就从《致一九七五》的语言的角度来分析其中的诗化倾向。

首先，《致一九七五》中的语言形式富有诗的韵味。在《说吧，房间》发表后，林白曾坦言：“现在，我喜欢用朴素的口语，以前我的风格是优雅而悠长，现在变得短促了。”[14]同样，《致一九七五》的叙述语言也充满了大量的朴素短促的口语，同时夹杂着些许优雅悠长的诗性话语，二者相互交错，使文章显得错落有致。“各种句子如南方的亚热带植物互相缠绕，茂密繁盛，多汁而蓬勃”[15]，诗性的气质自然而然地流经笔端。语言的这种“灵活多变的形式，运用于文学作品，能把作者的审美感受充分显示出来，从而形成情感的气势和力量，加强文学语言的灵活性，强化语言的表达功能”[16]。在《致一九七五》中，朴素短促的口语比比皆是，比如文中“我”和雷朵有这样的对话：

“我问她：你怎么来了？她说，我一想，我就来了。我又问：你一个人来的？自己坐班车？她点点头。又问：学校请假了没有？她点点头又摇摇头。她整个人光亮如媚，也如同阳光。”

简单的三问三答就把“我”对雷朵的关切之切以及雷朵对“我”的思念之情表达出来。文中还有许多悠长的诗性话语，比如在讲安凤美被农科所的男人强暴的故事里有这样的环境描写：

“树叶犹如片片宽大的金箔在晚风中跳荡燃烧，又如金色的鸟儿跃跃欲飞。”

树叶与鸟儿的热情恰好暗示了安凤美自己内心渴望冒险与刺激的心理，形式上的诗化特征使得小说处处流溢着诗性的气息。

其次，作者在小说中运用了大量的修辞使小说处处闪现着诗性的光辉。《致一九七五》中语言的诗化倾向主要表现在比喻和拟人这两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上，这两种修辞手法也是诗歌中用以加强效果的两种重要修辞手法。前面我们已经探究过小说拟人化手法的运用，在此我们着重来研究一下《致一九七五》中比喻的修辞手法所呈现的诗化倾向。小说里运用了大量的比喻使原本平淡无奇的事物通过喻体的转化变得更生动可感，从而使作品灵动飘逸，诗性得以自然流露。《致一九七五》中的比喻俯拾皆是，比如文中对“我”、雷红、吕觉悟三人在孙向明宿舍门口等他的出现时有这样的描写：

“我们心灰意冷，步子疲惫，我们灰着心拐过礼堂的墙脚，却一眼看到孙向明门口的条凳挪开了，我们的心一震，一紧又一松，怦怦跳起来，就像有一只狗忽然出现在我们的胸口奔跑起来，它本来无精打采，一根肉骨头却从天而降。”

此段把突然见到孙向明的激动心情比喻成无精打采的狗突然获得肉骨头，新颖独特，形象生动，充满诗意。此外，对水田的描写也极为生动，如：

“三五外的稻田静如处子，沉在水里的细泥像镜子一样光滑细腻，你面上的一层水清澈透明，跟水井一样干净。”

将水田比喻成镜子，它的明净因而展露无遗。文中充满了大量的类似这样的比喻，这些比喻既形象又奇特，天然和谐，使作品透出了诗的气质。

最后，语言上的诗化倾向还体现在对毛语录、革命歌曲、样板戏等政治话语的重现与改写上。在《致一九七五》中，林白不惜花大量笔墨对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与流行歌曲、许多的方言土语等重复使用，有的甚至是改写。如在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拾粪运动中，知青们好不容易捡到一坨猪屎，情不自禁饱含热泪大唱赞歌：“猪屎啊猪屎，我们终于找到你了，如同掉队的士兵终于找到了队伍，又如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找到了组织”，甚至将它看做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我们趋步向前，一把捧过红旗的一角，侧着头，脸贴在上面，热泪滚滚”；文中被改写的毛诗词囊括了李飘扬们幸福的六感生活：“才吃炒猪肉，又打实弹枪，百里六感横渡，极目什么天舒呢？”；还有在写“猪花”对猪栏的感受时，“如果它是一个人，受过教育，就会在猪栏里对着星星念诵诗句：爱情诚可贵，自由价更高。”名言警句在林白的叙事中通过戏仿而遭到调侃；“我”在教“毛主席万岁”时的英语，说成：“狼礼服前面猫”，不禁令人哑然失笑……小说在语言效果上，达到了亦庄亦谐的效果。林白就是以这样幽默的笔调，散文化的句式，对当时的生活场景进行了诗般的渲染，把一些貌似崇高的东西交织在诗的氛围里，或散文的字里行间，从而为小说带来了诗化倾向。

总之，《致一九七五》的诗化倾向在叙述风格、意境氛围的诗性创设、语言风格上都有鲜明的表现。林白巧妙地把诗歌因素融入她的小说创作里，这使她的小说在艺术上具有了一种诗性的柔美，从而使她的小说在当代文坛上熠熠生辉。这种独特的诗化倾向也使林白区别于其他的女性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最富有特质的女性作家之一。

注释：

[1][12][14]林白：《像鬼一样迷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第246-254页，第247页。

[2]邱艳春：《论林白小说的诗化倾向》，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3]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248页。

[4]林白：《空心岁月·林白文集4》，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293页。

[5][6]林白：《生命热情何在——与我创作有关的一些词》，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7][13]陈思和：《林白论》，作家，1998年，第5期。

[8][15]南帆：《回忆的文本——评<致一九七五>》，西部华语文学，2007年，第10期。

[9]陈晓明：《不说，写作和飞翔——论林白的写作经验及意味》，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10]林白：《另一种唯美》，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246页。

[11]洪治纲：《形式·成长·语言——论林白的<致一九七五>》，南方文坛，2008年，第3期。

[16]刘绍武：《林白的女性文学诗学》，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林白.致一九七五[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

[2]林白.记忆与个人化写作[J].作家，1997，（7）.

[3]李静.论林白[J].南方文坛，2009，（3）.

[4]申霞艳.狂想带我们飞翔——读《致一九七五》和《漫游革命时代》[J].当代作家评论，2008，（3）.

[5]谢琼.个人记忆的温暖回忆——读林白最新长篇小说《致一九七五》[J].名作欣赏，2008，（5）.

（周婷 徐州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22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