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到灯塔去》看伍尔夫的小说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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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弗吉尼亚·伍尔夫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批评家，同法国的普鲁斯特、爱尔兰的乔伊斯和美国的福克纳，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她的小说不再关注传统小说的故事背景、情节发展等，而是将笔触伸向人物的内心世界，详尽记述他们的意识流程。笔者试从时代变迁论、主观真实论、人物中心论和综合化小说形式四个方面探讨其小说理论，展现她的小说创作特色。
关键词：思懿；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小说理论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110-03
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批评家，同法国的普鲁斯特、爱尔兰的乔伊斯和美国的福克纳一起，被称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家。她的小说一反传统小说对情节、结构的精雕细琢，开始“向内转”，运用意识流的创作手法，着力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意识流程，致力于在瞬间中寻找永恒。她的小说不仅践行了布卢姆斯伯里集团对文学中艺术美的执着追求，还为当时的小说创作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将人物的内心世界暴露在阳光之下，静观意识的纤细脉络。本文将以伍尔夫1927年发表的小说《到灯塔去》为切入口，从这部小说的创作特点中窥探伍尔夫的小说理论。
一、时代变迁论
伍尔夫的《到灯塔去》出版于1927年5月。在20世纪初这段时间中，世界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欧美一些主要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迅速走向垄断，为了谋取更多经济利益，统治阶级一面加紧对内盘剥，一面大肆对外掠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成千上万人因为“民主、正义、理想”等野心家的谎言失去了生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理性哲学在炮火中被击得粉碎。随之而来的是“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年至1923年各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以及1929到1933年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爆发……这一切使得整个资本主义社会风雨飘摇。伍尔夫在《狭窄的艺术之桥》中写道：“现在作家们正是不得不在这种彷徨怀疑和内心冲突的气氛中创造，而一首抒情诗的精致结构，已不适于包涵着这样的见解，正如一片玫瑰花瓣不足以包裹粗糙巨大的岩石。”[1]（P319）时代发生了急剧变化，人们的生活变了，感觉也随之而变，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厌恶感、隔绝感和怀疑感。“大约在1910年12月左右，人性改变了。”[1]（P294）“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主仆、夫妇、父子之间的关系，都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生了变化，信仰、行为、政治和文学也随之而发生变化。”[1]（P295）现代人与先辈割断了其中的联系，存在着一种深深的隔绝感，自我变了，审美变了。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如果再沿着传统文学的路子走下去，道路会变得越来越窄。小说家不应充当“物质主义者”，而应成为“精神主义者”，描写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探求人们的意识流程，将其如实记录下来。这就是伍尔夫从时代变迁论中引发的小说价值观。她的小说《到灯塔去》切实践行了这一文学理论，不再由人物行动牵制小说情节发展，而是淡化情节，深入拉姆齐夫妇、莉丽、塔斯莱、詹姆斯、凯姆等人物的内心，以他们的思绪、感觉、印象去探讨人生的意义与自我的本质，超越时间、空间局限，扣问一种理想和追求。她打破了控制人物的外部结构和繁琐的细节真实，去掉了传统小说的条条框框，转向复杂微妙的内心。
二、主观真实论
伍尔夫认为客观是真实的，但是其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不同的人对于客观的真实有不同的看法。人们的真实感会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和立场观点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因此，她所倡导的是一种主观的真实论，重视的是人物内在的心理真实，即对于客观世界的主观感受。理性对于她所代表的意识流文学作家们，不比内心的直觉、印象、感受更可靠。伍尔夫在《论现代小说》中说道：“把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天中的内心轰动考察一下吧。心灵接纳了成千上万个印象。它们来自四面八方，就像不计其数的原子在不停地簇射；当这些原子坠落下来，构成了星期一或星期二，其侧重点就和以往有所不同：重要的瞬间不在于此，而在于彼。”[1]（P7—8）在《到灯塔去》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四处可见，可以说，这部小说正是由这些微妙的心理世界构成的。
1、叙事的主观性
叙事的主观性即从人物的主观角度叙述。《到灯塔去》的叙事视角已不同于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所采取的“全知全能”视角。作者不再隐藏于字里行间，动辄跳出来在小说里指手画脚。伍尔夫在她的这部作品中已经隐退，用“内心独白”、“内心分析”和“感性印象”的叙事手法进行故事讲述。例如在小说第三部分中，莉丽的大段内心独白呈现出了她对拉姆齐夫人的怀念，对生活稳定、井然有序的追求，以及内心不可名状的矛盾情绪所带来的苦恼。在运用“内心分析”写法时，作者虽然采用第三人称，但是并不代表作者的想法，而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视角来叙事，是小说中人物的观念、看法，仍属间接的内心独白。例如拉姆齐夫人对塔斯莱自卑心理的分析。而“感性印象”手法的运用，将外部的世界通过自己的感官印象加以展现，细致入微，包罗万象，使小说一下变得鲜活起来。例如伍尔夫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写道拉姆齐夫人让凯姆给玛德雷特带话时的感觉，“这些话就像石子投进了井里，它们如此奇异地盘旋扭曲，如果井水是清澈的话，甚至可以看见它们迂回曲折地下沉，在孩子的心底留下了一幅天晓得什么样的图案花纹。”这部作品至始至终通过主观、内省的角度来表达。作者通过人物意识的流动和沉思遐想，巧妙表现了人物的经历，勾勒了他们的生活面貌。
2、象征性
要借助主观叙事来展现人物的内心就得运用象征手法，她通过比喻、联想、意象、结构等达到象征暗示效果。在小说中出现的“灯塔”就是希望、理想的象征，帆船驶向灯塔就象征着发现自我、超越自我、追求理想之旅。第一部分海上的风浪，第二部分无风吹帆行进的状况，都暗示着人们在探寻真理、追求信仰道路上的种种障碍。除了这种诗歌中常用到的象征手法，这部小说还蕴含着极富象征意味的结构。第一部分“窗”讲述了欲前往灯塔，由于风浪阻挠而搁浅计划；第二部分“岁月流逝”讲述了十年间的物是人非，充满了死亡、寂寞和灰尘。第三部分“灯塔”，两条线索并驾齐驱，一条是拉姆齐先生和最小的一对儿女顺利抵达灯塔，化解了彼此之间的情感不谐；另一条是莉丽的作画过程，她对拉姆齐夫人的回忆及人生、艺术的探索，最后终于完成了十年前未完成的画作。第一部分犹如音乐中的第一主题；第二部分是第二主题，作为第一主题的“对比部”出现；第三部分是第一主题的再现，相当于第一主题的变奏。伍尔夫叙事写景不同于对外部世界自然主义的描摹或“照相式”的再现，而是像后现代派绘画那样，表现出强烈个性的自我眼中观察的世界，追求独特的意境和艺术效果。
3、抒情性
伍尔夫小说的抒情性体现在她诗情画意的抒情语言上。她对于遣词造句处处推敲斟酌，读她的小说就像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坐在温暖的客厅倾听一位朋友低声诉说。她娓娓地道出人物的内心世界，不带狂躁夸张的情绪，只是静静地讲述，或者说更像喃喃自语。在《到灯塔去》的第二部分，她用简洁的笔墨为我们勾勒了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时间在她抒情性的语言中慢慢流过，我们仿佛看到了那座别墅的门窗一点点腐朽，在风中发出吱吱扭扭的声响。光线每日照进房间又一点点退去，花园中的花草由苍翠繁盛变为枯萎凋零，杂草一点点侵占掉花园，每天在其中蔓延一分，直至一片荒芜，满眼颓败。十年中发生了许多，拉姆齐夫人去世，一战爆发，普鲁难产而死，安德鲁战死疆场，卡迈尔克出了诗集并小有名气……这一切在伍尔夫小说中只是被扩在括号中一笔带过，更让我们感到了世事无常。伍尔夫这种优美抒情的文体和意识流技巧珠联璧合、浑然一体，让她的小说成为一种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的情绪。
4、主客观时间的交叉对比
伍尔夫深受柏格森“心理时间”理论影响，在她那里时间就像一把扇子，可以随意打开或折拢。心理时间不受客观时间限制，可以被放大、缩小或者穿插，几分钟客观时间就可以包容几十年心理时间，其中包含着人物过去生活的难忘经历，或者对很久以后未来世界的无边畅想。例如在《到灯塔去》第一部分中，拉姆齐夫人在和班克斯聊天中想到了二十年前与朋友曼宁一家相处的点点滴滴：“二十年前，她曾经极其冷漠地在泰晤士河畔的那间客厅的桌椅之间像幽灵似的悄悄走过；现在，她又像幽灵一般在它们中间悄悄走过；这个念头使她入迷：她已经变化了，而那个特殊的日子，似乎现在已变得静止而美丽，这些年来仍旧原封不动地保存在她的记忆之中……”而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小说中也可以被随意压缩，那存在巨大变化的十年，本可以工笔细描，但却在伍尔夫笔下变成了一幅写意的画作，只能看清大致轮廓，而不见其中的细枝末节。另外，小说中过去、现在也被任意扭在一起，快速跳转，刚才还在客厅中的拉姆齐夫人，一下就跳进了和塔斯莱的一次出行经历，而后又迅速跳回，陪伴在小儿子詹姆斯身旁。时间在伍尔夫手中仿佛具有柔韧性，一会儿被拉长，一会儿被压扁，一会又被扭成麻花，呈现出多种姿态。
三、人物中心论
伍尔夫小说理论的核心部分是内在的真实论和人物中心论，他们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紧密联系在一起。她将历史事实、文学风格、故事情节等置于人物之后，认为人物才是小说的中心。因为人物不仅是驱动作家创作的原动力，而且是作家借以表达他们思想的重要手段。为了阐释这一观点，她将传统小说家称为爱德华时代的作家，在文论《贝内特先生和布朗夫人》中说道：“爱德华时代的作家的兴趣，从来就不在于人物本身或者作品本身。他们的兴趣在于外面的某种东西。于是，他们的书作为作品而言，是不完整的，实际上需要读者自己来积极主动地加以完成。”[1]（P303）他将贝内特、威尔斯、高尔斯华绥看作是“物质主义者”，认为他们在小说中强调事物的外部结构。在贝内特的小说《希尔达·莱斯维斯》中，开头部分占据重要位置的不是希尔达本人，而是从她卧室窗口望出去的景色和对周围别墅房租、“终身享有”、“注册租用”、“税款”等事实。小说人物希尔达在这里反而退到角落，变得模糊不清。
伍尔夫极其反对这种小说模式，试图在破裂、毁坏这种模式中找到一条书写小说的新路。小说的中心是人物，人物的核心是“人性”，即人物的“生命”，人物“赖以生存的灵魂”，“就是生活本身”。这些人物是有思想感情，有个性和共性，多层次的有血有肉的具有真实感的人。秉持着这种理论，在小说《到灯塔去》里，伍尔夫没有花费笔墨去交代人物的生活背景、外貌描写，而是直接进入小说的正题——人物之上。小说的开头这样写道：“‘好，要是明儿天晴，准让你去，’拉姆齐夫人说。‘可是你要很早起床’，她补充道。”小说的第一句便是拉姆齐夫人对小儿子詹姆斯所说的话，没有对人物外貌的刻画，没有交代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背景，而是将人物一下子推入幕前，开始了小说的书写。同时，纵观这部小说，完全由人物的意识、感觉、情绪组合而成，每个人都通过内心世界的活动展示独特的性格。我们看到了拉姆齐夫人的慈母心肠，拉姆齐先生的严酷、求实，詹姆斯的“恋母情结”，塔斯莱的“自卑情结”，莉丽的敏感以及对井然有序、稳定生活的执着追求。在伍尔夫眼中，重要的是“灵魂”而不是“躯体”，只有重视人物内心世界的观察角度和创作方法，艺术才具有生命力。
四、综合化的文学形式
伍尔夫始终追求一种综合化的文学形式，她认为未来的小说应是诗化的、戏剧化的，是向非个人化方向发展的。“它将用散文写成，但那时是一种具有许多诗歌特征的散文。它将具有诗歌的某种凝练，但更多地接近于散文的平凡。它将带有戏剧性，然而它又不是戏剧。它将被人阅读，而不是被人演出。”[1]（P327）它将会具有“诗歌的某些属性。它将表现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之间的关系，表现他的想象和他的梦幻。……它将采用那个不协调的因素的奇异混合体——现代心灵——的模式。”[1]（P328）同时，为了使小说向非个人化方向发展，伍尔夫的目光不局限于个人的悲欢离合，而是探寻人类、宇宙、生命的真谛，追寻人类所渴望的诗意和理想。这在她的小说中体现为一种对和谐、完美境界的探求。
尽管人生充满隔阂、误会、敌意，但是在《到灯塔去》中，人物都在尽可能的对人生的意义和自我的本质进行追问。莉丽必须作画，她被一种“真实感”所驱使，非要把色彩和形态记录下来，用艺术力量驱散生活的杂乱无章和变动不安，试图追寻生活的稳定和有序。拉姆齐先生虽然经常感到不安，担心自己的著作和思想被抛弃在历史的车轮之后，但仍在逻辑与理想的王国中发现着生活的秩序和规律，在解答了“Q”之谜后勇敢地向“R”挺进。在小说最后，拉姆齐先生带领着两个孩子来到灯塔，并且在这段旅途中消解了彼此之间的不谐。莉丽在经过不断地回忆、思考和内心挣扎之后，终于完成了十年前未完成的画作。这些都预示着人类生活的道路虽然艰辛、痛苦，通过执着地追求，仍然可以找达到生命的真谛。伍尔夫的笔试图冲破个人的狭窄天地，探讨全人类和宇宙的奥秘，艰难地向着非个人化的文学迈进。需要指出的是，伍尔夫并不认为自己的小说已达到了综合化文学形式程度，她仅仅将自己的作品看作“笔记本”，而非真正的著作，但是这些“笔记本”对未来的大师具有参考价值，帮助他们完成伟大的杰作，使文学获得那颗永生的种子。
伍尔夫在她的作品中时刻践行着自己的小说理论，试图冲破传统小说的藩篱，打破“物质主义者”的条条框框，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他们的意识流程，探寻“人性”的本真。就像在写作小说《雅各的房间》时，她在日记中写道的那样，她发现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假定说，一样东西从另一样东西中分离出来时，不仅仅用去十页，而是用去两百页的篇幅，这岂非是我所希冀的赏心乐事？尽管轮廓和气势都保持不变，但是主题不是越来越紧凑吗？它难道不是包罗一切，对，包罗一切的吗？”伍尔夫终于找到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小说道路，进入人物意识之中，快意畅游，从瞬间中追寻永恒，穿梭于过去、现在间，不再受时间、空间的束缚。
注释：
［1］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责任编校：王晓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