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松江人

松江，这个曾经叫县如今叫区的地方，是每个上海人都熟悉的。人们知道松江在元十四年就已被称为松江府，这是元代起设立的地方行政建制区，它是上海历史文化之根，因此有了“先有松江府，后有上海滩”之说。讲到松江的文化，源远流长，我们知道历史上的著名画家、书法家董其昌是松江人，而人们熟知的诗人、散文家陈子龙，词人夏允彝及其子夏完淳也是松江人，在几个朝代中，松江的状元、秀才层出不穷。

当然也不能忽略或遗漏现代的松江文人，他们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上同样留下显明而光彩的痕迹，比如：施蛰存、赵家璧、朱雯、罗洪。赵家璧、朱雯、罗洪出生在松江，施蛰存虽出生在杭州，但从8岁就举家迁至松江，然后一直在松江和上海工作与生活，连他自己也称“我是松江人”。这一说法在我认识施先生几十年中他从没改过口，他讲的也是一口改良的松江口音。

由于施蛰存一生充满坎坷和传奇，加上他著作等身、学识渊博，因此有不少人撰写了有关回忆文章。这些文章绝大多数评述了施蛰存学识上的成就，对他生活中的真实情形却述之甚少。尽管施先生学富五车，锦心绣口，在做学问时严谨苛刻，一丝不苟，可在生活中却平易近人，不但谈辞如云，而且还是风趣横生的人。与施先生交谈，他经常会冷不防讲几句既富哲理又令人心悦诚服的冷笑话，话语中充满了睿智，让人回味无穷。有一次我与施先生一起谈到他的几位好友，他说我们松江也有个“四人帮”，那就是赵家璧、朱雯、罗洪和他自己，不过他又加了一句：“松江人都是胆小的，只有我胆子最大，还有一个松江名人赵祖康，还担任过上海市长，也很胆小。”

由于对赵家璧、朱雯、罗洪都比较熟悉，仔细回忆起来，感到施蛰存说得基本没错。想想施蛰存确实是属于胆大的文人，他在十几岁就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其他革命者一起发革命传单；难能可贵的是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施蛰存依旧与冯雪峰、丁玲、胡也频等共产党人视为挚友，还推襟送抱支援冯雪峰钱财便于出逃；很长一段时间内，在他主编的杂志中公然刊登这些革命者的作品；在二十多岁时敢于顶撞文坛泰斗鲁迅，敏锐地指出鲁迅文章中的引语错误，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态度，而鲁迅则也虚怀若谷地接受批评，即刻登报说明是自己的疏忽，并向施蛰存和读者道歉；他敢于忍受被戴上右派帽子，并顶住压他几十年的“洋场恶少”的诅咒，而顽强地学习、写作、研究，直至最终成为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获得者；他也敢对他的研究生说我不跟你们讲大道理，你们只要好好学习，做出成就，就能留在上海，拿到上海户口，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倒也让研究生们心服口服……

赵家璧比施蛰存小三岁，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忘记的一位名人，他的著作并不多，但作为一位出色的编辑，他为我国许多作家作嫁衣，为后人留下了一部部优秀的作品，巴金的《家》、老舍的《四世同堂》、钱钟书的《围城》等脍炙人口的杰出作品，没有赵家璧的慧眼相识或鼎力支持，也将要推迟问世，甚至被湮灭。他编的《良友》画报堪称是现代画报史的精品，流传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他主编的《良友文库》都已成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熠熠闪光的瑰宝，而他在1936年组织鲁迅、茅盾、胡适等著名作家分别编选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由蔡元培作总序，煌煌十大卷，则成了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赵家璧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我国的出版事业，当了一辈子的编辑，最终成为杰出的出版家。他的一生是为书籍的一生。赵家璧早在1926年初在光华附中念书时就编辑了《晨曦》杂志，当时只有十八岁，他当了这本杂志的总编辑兼广告主任。一个仅高中二年级的学生竟担任了厚达近二百页的校刊主编！据赵家璧回忆，他除了亲自组稿，还要四出游说拉广告，当校刊出来后，还自己上浙江路的华丰印刷厂校对杂志，出版后则与同学们一起踏车去全市分销处送货。尽管在编辑中碰到的困难和阻碍不少，但这并没难倒雄心勃勃、精力充沛的趙家璧，他在第二卷第二号上“辑后谈”中有一段话：“这一期，我们很不幸，受了一点小小的阻碍，以致发稿延迟了几天，但是生而为人，社会中什么地方都有荆棘，只要是牢记忍耐和奋斗的两种方法，种种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的。所以我们这一次的阻碍，正是他们赐予我们的一点经验啊。”正因为赵家璧有着忍耐和奋斗的精神，他才能在出版事业上作出不同凡响的作为。赵家璧的《晨曦》作为他漫长的编辑生涯的起点，这段编辑道路走了近六十年。在我与赵家璧的多次交往中，确实感到赵先生正如施蛰存所言，是胆小的松江人。他也承认：“我们几个松江人，施蛰存胆子最大，敢于讲话。”我在他嘴中很少听到他对一些作家或政界人物的负面评价，尽管我知道赵先生对有些人很有看法，他总是默默地藏在心中，而不像施蛰存会明确地加以点评。赵先生在文革中受到了批斗、侮辱的不公正对待，但他都默默忍受了，在家依旧坚持每天晚上蜷缩在狭小的房间阅读抄家后仅存的几本书，静静地思考中国的出版方向。

赵先生尽管在生活中谨言慎行，但却是一个有情有义、不见利忘义的人。当他由于编辑了《良友》画报、《良友文学丛书》等书刊而名声鹊起时，当时作为既是文人又是老板的邵洵美爱才若渴，专门找了赵家璧，希望他能到自己的出版社当总编，赵家璧对邵洵美的好意并不虚与委蛇，而是直接回绝了邵洵美的好意；当邵洵美提出将赵家璧在《良友》的薪金提高数倍加以利诱时，赵家璧仍坦然地告诉邵，因为自己的老板伍联德很厚待自己，做人要有良心，恕难从命。这使邵洵美很为感动，而此事后来被伍联德知道了，他也庆幸自己用对了人，从而对赵家璧更为器重，同时还照邵洵美出的薪酬给赵家璧加了工资。当我将此事询问赵家璧时，赵先生只是淡淡地说：“做人就要这样，要知恩图报。”

文革结束时，赵家璧已是近七十岁的老人，从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退休后，那令他梦牵魂绕的种种出版计划又让他重新在“忍耐”中“奋起”，他提出了继续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并连续出版了回忆编辑生涯的书籍《编辑生涯忆鲁迅》《编辑忆旧》《回顾与展望》《书比人长寿》《文坛故归录》等书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和鲜活的文坛逸事和掌故。1997年3月，赵家璧在上海辞世。直到最后，他仍念念不忘为上海的出版事业献计献策。他清楚地知道他的一生已离不开出版事业。赵家璧终于在为出版事业奋斗了七十年后倒在了书籍上，他也许注定为书而生为书而死。

朱雯和罗洪是一对恩爱夫妻，相濡以沫，结婚60多年几乎没有什么口角，朱雯风流儒雅，罗洪则慈祥蕴藉。朱雯曾是我在念大学时的外国文学教师，他讲课思维清晰，知识全面，他的课深受同学们的喜欢，加上朱雯毫无架子，同学们更是爱在下课后围住朱老师询问不少问题，而朱雯也总是和颜悦色，不厌其烦地耐心解答同学们的提问。我当时作为一名学生也以能与大教授面对面对话而兴奋。没想到在十几年后，我竟作为文学研究者成为朱雯家中的座上客。朱先生自从落实政策后搬到了淮海路、吴兴路的新家，我为了向朱先生夫妇讨教一些文坛历史问题，有时竟一个星期去几次，从而也就成了忘年交。起初在我与朱先生交谈时，罗洪则总是先将一杯刚沏的茶端在我面前，随后悄悄地走开。第一次看到罗洪时，由于她衣着朴素，态度谦卑，使我差点将她当作时朱先生家的保姆，亏得朱先生及时介绍，才免尴尬。后来熟悉了，罗洪也就一起参加，她毕竟也是文坛的一位女将和资深的文学编辑。

朱雯以翻译文学著作而知名，翻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三部曲而名声遐迩，另外他还翻译了德国作家雷马克的多部作品，其中更以《西线无战事》《凯旋门》等长篇而让众人知道朱雯这个名字。数百万字的优秀译作让朱雯成为卓有成就的翻译家，但人们不知道他的文学起步也是从编辑开始。早在他二十岁时，他就与郑伯奇等人创办了文学旬刊《白华》，并在这时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大学毕业后在老家松江中学任教，在二十四岁时与施蛰存合编《中学生文艺月刊》，并使之成为一本难得的为中学生服务的刊物。朱雯、施蛰存都曾在松江中学教过书，他们熟谙中学生文学爱好者的心情，也深知要提高文化水平和繁荣文学创作，必须从中学生开始抓起。当时许杰、赵景深、徐蔚南、庐隐、罗洪、陈伯吹、何家愧等不少作家都纷纷在杂志上刊登文章，因为知道读者对象是中学生，因此文章深入浅出、如话家常，很显亲切，可见那时一些作家对培养无名作者的一片热诚。可惜因为经费短缺，杂志只办了三期就销声匿迹了，所以为这份杂志出了大力的朱雯回忆起来总不胜遗憾，但当看到五十年后中学生阅读的文艺刊物如此之多，他又感到无比欣慰。

罗洪在十九岁时从苏州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回故乡松江第一高级小学任教，同时开始文学创作。二十多岁时，经朱雯推荐，在由写《孽海花》而著称的曾朴主编的《真善美》杂志上发表处女作《在无聊的时候》，为此两人产生了情感，隔年比罗洪小一岁的朱雯就与罗洪结为夫妇。在1935年，罗洪出版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腐鼠集》，第三年经赵家璧的编辑，良友出版社出版了罗洪的第一本长篇小说《春王正月》。就此引发了罗洪的创作欲望，一发不可收，连续出版了小说集《儿童节》，散文集《流浪的一年》《孤岛时代》等作品，解放后又有《活路》《鬼影》《逝去的岁月》等数本长篇小说问世，从而奠定了罗洪作为女作家在文坛的地位。

与朱雯、罗洪夫妇相处，感到他俩甚为和蔼可亲，如同自己的父母，因此也就斗胆与他们开起玩笑：“朱先生，罗先生，现代有人叫以文会友，那么你俩的姻缘是否也是用文章促成的？”想不到罗洪腼腆地一笑，用带松江口音的口吻说：“那要问朱先生。”没料到朱先生也大方地承认推荐罗洪的文章，除了感到作品写得不错，另外自然也有爱慕之心，以此套个近乎。朱先生还坦陈：“我们松江人胆子小，不敢明讲，我还讨教过施蛰存，一方面他胆大，另一方面他已在松江结婚好几年，有经验，他叫我放开胆明确表示。但我还只是含蓄地表白，想不到罗洪也有此意，所以就一拍即合。”看着眼前他俩为了共同的目标和相同的爱好走到一起，而且相亲相爱白头到老，真是令人顿生慕意。尽管在施蛰存眼中，朱雯、罗洪也属“胆小的人”，但朱雯曾在1943年却曾因发表抗日文章而被日寇以“抗日罪”逮捕，遭到酷刑，后经营救被释放，这个弱不禁风的书生却继续撰写有抗日内容的散文和小说，罗洪也是在这段时期，她的“创作激情最旺，写作欲望最旺、创作成果最多”，在很多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表现了他们夫妇俩在生活中“胆小”，而在大是大非、困难当头时表现出十分的“大胆”。

施蛰存在讲到赵家璧、朱雯、罗洪时，还提到了不属文人的赵祖康。赵祖康是我国著名的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曾出版了多本有关公路工程的专著，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他还担任了7天的代理市长。解放后，担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局长，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人大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其实这个在松江小学、中学求读的工科生，原先也是个文学青年，早在1923年三月，也就是赵祖康23岁时，赵祖康与胡山源、钱江春三人一起办了一份颇有影响的文艺月刊《弥洒》。当年这三位青年同住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宝兴西里一幢楼房里，因为赵祖康与钱江春是松江三中的同学，而钱与胡山源又是杭州之江大学的同学，再加上都喜欢文学，因此关系就更为紧密。胡山源提出刊物名称引用拉丁文Musa，英文Musa译为“弥洒”，这个词的中文意义是文艺女神，这样符合他们的文艺主张，胡的提法得到了钱、赵的赞同。

这本杂志出版后销路不错，几期出版后博得了读者颇不寂寞的反响，也引起了文学界人士的注目，鲁迅、周作人、茅盾在文章中都提到了这本杂志。有次茅盾遇到胡山源，还对赵祖康（笔名赵康）写的《碧海》一诗赞不绝口。而当时还在松江县第一高小念书的赵家璧也回忆道：“这一刊物在小同学中广泛传阅，掀起了一阵热烈讨论的浪潮。”可惜的是这本杂志出到第五期后，因赵祖康去青岛，钱江春进商务印书馆，由胡山源一人支撑，出了第六期就停刊了。命运真是作弄人，这三个文学青年分手后，钱江春竟于二十七岁那年患伤寒病去世，赵祖康则成了公路专家，又走上了仕途，解放后为上海的城市建设作蓝图；而胡山源则作为上海师大中文系老师，退休后蛰居老家江阴，撰写回忆录，风雨不辍耕。恰巧胡山源又是我大学的写作老师，有次我去他家采访，提起赵祖康，他也说：“赵祖康这人胆小，别人求他办什么事，他总是婉言谢绝。”现在看来赵祖康的“胆小”也许是谢绝走后门的代名词，据说他是一个廉洁奉公的公务员。

讲完了这些不管胆大或胆小的松江文人，我蓦地感到他们有不少相同之处。首先这几位名人都当过编辑，而且都是很年轻时独当一面的编辑，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人们都知道施蛰存以主编《现代》杂志而闻名，这本出了三十一期、每本200多页的杂志，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不能不提的刊物，在《现代》上发表作品的作家，几乎囊括了我国现代文学的绝大部分著名作家，特别是革命作家、左翼作家，都是这本刊物的常客。谁能料到就是这么一本杂志，曾长期背黑锅，在“左”倾思潮的影响下，作为主编的施蛰存也受到莫须有的冤屈。施蛰存是作家，其实也是出色的编辑，施蛰存在十六岁时就与戴望舒、杜衡、张天翼、叶秋原等文学爱好者组织了“兰社”，出了四开旬刊《兰友》，以发表旧体诗词、小说为主。时隔五年，施蛰存在松江教书，又和戴望舒、杜衡三人一起凑了十八块钱，决定自己再办一个刊物，三人认为自己都是小人物，刊物也是小刊物，不过尽管刊物小，也要让它发点光，让人注目，所以取名《璎珞》。“璎珞”原是古代印度和南洋常人所喜欢的一种饰物，以珠、玉、宝石等穿缀而成。可惜这本杂志出了四期就停刊了。四期的全部文章都由他們三人包写，戴望舒的最早诗篇就发表在此刊物中。这本刊物的通讯处是“松江城内县署南四〇三号《璎珞》旬刊社” ，实质上就是施蛰存的家。

这本不惹眼的《璎珞》，倒是对考察当时的“第三种人”等文学派别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而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本刊物，那些戴望舒的研究者自然也就不知道他的诗最早发表在1926年这本杂志上。

施蛰存不但一生中主编了许多本刊物，而且好胜图强的性格让他在小说、诗歌、散文、翻译、碑帖研究等几乎遍及文学所有领域都有建树，这也是施蛰存另一种“胆大”的体现。

这几位松江文人，令人惊讶的还有一个共同特点：施蛰存、赵家璧、朱雯都没有出国留学或深造过，可是他们的外文却相当出色，朱雯翻译了几十本外国作家的书籍，赵家璧也对英语相当精通，同样翻译了一些外国的作品，而施蛰存则不但翻译外国小说、剧本，还将新感觉派的诗歌从国外引进到中国，所以怪不得他不无自豪地说：“现在文坛讨论什么感觉主义，什么流派，其实在三十年代我就把他们翻译给读者了。”七十多岁的施先生住院开刀时，在养病期间我去探望他，只见他躺在床上看莎士比亚的英文巨著，真不得不使人肃然起敬。我想他们不出国却能如此熟稔运用外文，这除了他们天生聪慧，自己勤奋外，是否与教育方式方法也有关呢？

再次，施蛰存、赵家璧、朱雯、罗洪，在生活作风上也是堪称楷模。被称为“洋场恶少”的施蛰存其实没一点“恶少”的恶习，他连舞厅也从不去，更不要说去柳陌花街，赌场等场所，他与陈慧华女士在十九岁时结婚，不是自由恋爱，而是父母之命，兩人双双到九十九岁离世，整整八十年的婚姻，始终相敬如宾，互称“外公”“外婆”，可谓是真正的模范夫妻。而赵家璧与夫人也是白头偕老，夫人将赵家璧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赵家璧口福很好，夫人烧的菜特别美味可口，有几次我与赵先生谈到快吃午饭或吃晚饭时，只要赵先生讲一句“吃了饭再走吧”，我是求之不得，因为又能品尝老夫人烧的菜了。朱雯、罗洪两人志向、趣味从青年到老年都十分相似，自然共同语言更多点，所以在事业上相互探讨，生活上互相帮衬，男的谦谦君子，女的蕙心纨质，也是令人羡慕的一对。比比如今有些名人稍有地位、名气就搞出轨、绯闻，实在差别太大了。

其四，比较他们的经历，十分相似，从小在松江生活，读小学、中学，大学毕业后又回松江教书、编杂志、写文章，一生都从事与文化有关的事，在文革中都遭到批斗甚至殴打，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四人帮”粉碎后他们并没老是怨天怨地，纠缠过去的事不放，甚至都不愿多谈那些令人难堪和痛苦的日子，他们依然濠濮间想，仍一如既往向前看，仍在用有限的有生之年为文化事业默默地奉献，显示了他们卓尔不群的本色。我在与他们多年的交往中，感到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就是与世无争，淡泊名利，他们早把地位、金钱这些诱人的东西抛开了，他们一心想的是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再添一块砖一片瓦。怪不得施蛰存在1993年获得“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成就奖”后，毫不激动，甚至还对我说：“我已九十岁的人了，还获什么奖，这些奖应该颁给中青年。”我对施蛰存先生说：“你获得这个殊荣当之无愧，这是人民对你公正的评价，也是历史对你作出的正确结论。”无欲才能无私，在他们四人中体现得十分充分。

其五，尽管施蛰存、赵家璧、朱雯、罗洪都是德高望重的作家、教授、学者，但他们丝毫没有半点架子，对一些来访者或根本不相识的求教者，他们不是热情接待就是不吝指点。我每次造访，尽管已十分熟悉，但当起身离开时，这些已是我父辈的名人依然离椅相送到门口。我想如今一些自以为有点身价的人一副趾高气扬的样子，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我结束本文时，这些和蔼可亲的松江人的面庞始终陪伴我，他们看着我，我也想念他们，他们的文学伟绩将流芳百世，他们的高尚品行将德厚流光，我为这些松江人而感到光彩，为这些松江人而自豪。他们的身份是作家、编辑、教师，这些都是发展、繁荣祖国文化事业必不可少的职业，我想都应被称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应该永远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缅怀。正因为他们看淡世间的纷扰，心中豁然开朗，因此他们都很长寿，都是九十多岁后才谢世，罗洪更是108岁谢世。作为我国最年长的作家，在她105岁时还不忘故乡情，热情地为松江政府出版的三辑20本的《当代松江文学丛书》题写书名。朱雯在83岁时突然脑溢血离世，否则也起码能多活十年。我们祝愿他们在天堂过得快乐，共同操着松江口音谈天说地。我们作为上海人决不会忘记他们，而作为松江人更是因为有了你们而感到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