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原：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方法

内容提要　思想史研究的剑桥学派又被称作“历史语境主义”，他们认为要准确地理解历史，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支配，就必须复原思想的本来面貌。社会科学各门类之间是相通的，剑桥学派的方法同样适用于经济思想的研究。在西方经济学说史领域，复原历史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市场经济的完整内涵；通过对先秦时期先行思想资料的复原，可以在中国的文化源头发现自由竞争的“前科学”因素。

关 键 词　复原思想史方法“前科学”

作　　者　钟祥财，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上海：２０００２０）

一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斯金纳、波科克和达恩等人，对当时占据主流地位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传统观点认为：思想史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解读，把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的政治思想系统化，以此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那些伟大的经典文本在过去某个时代影响最大，在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中具有标志性，只有理解它们，才能够很好地把握历史上的思想和观念。斯金纳等人则提出：思想史不只是精英的思想史，也要注意二、三流思想家的作用，他们的观点有时更反映思想的历史真实。由于思想或观念是历史运动的原因，而不是结果，要准确地理解历史，就必须复原思想的本来面貌。为了复原在历史上的思想历程，不为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支配，需要把前人的思想放在特定的语境——即历史状态——中加以考察，所以剑桥学派的研究方法也被称作“历史语境主义”。

运用上述方法，斯金纳在其荣任剑桥大学钦定近代史讲座教授的学术讲座中，对１７世纪英国新罗马法的理论家们的自由思想进行了“复原”，其结论截然不同于伯林关于两种自由的权威解释。伯林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类，前者指人的行动不受其他人或群体的干涉，后者指人的生命和决定依靠是自己，“而不是受别人的意志行为所支配的……不是被外来的原因所影响”。［１］“积极自由”在政治层面的体现，就是要求民主的权利。作为对历史上法国大革命等事件的反思，人们从１９世纪开始提出必须在民主制度的实施中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思想家们进而把强调的重心从“积极自由”转向“消极自由”。伯林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明确认为：“积极自由”不应该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一个社会要确保人们的“自由”，其内容就是“消极自由”的概念，而非“积极自由”的内容。但斯金纳的研究表明，新罗马法的理论家在主张“积极自由”的同时，并不反对“消极自由”，他们试图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在他们看来，“对自由的维护不仅仅要靠‘消极自由’，而且也要依靠‘积极自由’；不仅要在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威之间划定一条边界，而且也要积极参与政治，实现社会的民主体制。”［２］通过这一“挖掘和展现常被我们遗忘的思想遗产的瑰宝”的工作，斯金纳想要凸现的主题是：“国家有责任不仅仅只把它的公民从那种个人的压迫和依从中解放出来，还应阻止它的公共机构，哪怕是以一点点权力的名义在利用管理我们公共生活规则的过程中实行独断专行。”［３］

社会科学各门类之间是相通的，一种好的研究方法首先会被本学科的突破性成果所证明，同时它也必然具有对其他学科的借鉴价值。从分工的角度看，经济思想史不专门探讨自由的问题，但要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要寻找自由竞争在我国历史上的文化源头，我们同样需要做思想文献的“复原”工作，同样需要避免被后人的主导性观念和解释所迷惑。

由此，我们可以从西方经济学说和中国经济思想两条线索展开追溯。

眼下，市场经济作为可持续、有效率的体制模式，已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同。但是，人们在肯定市场机制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具有无可替代的效用的时候，往往没有注意到它的伦理道德内涵，不少人甚至把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无序竞争、行为失范、贫富悬殊等现象归咎于市场经济，由所谓市场失灵又引申出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形成这种认识误区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严重淡化了。被称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多样的伦理考虑……随着现代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贫困化现象”。［４］

仔细阅读经济学的历史文献，有助于我们理解竞争效率和自由伦理不仅是统一的，而且后者还是前者的基础，正如希克斯所说：“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的那些自由或不干预原则，并不首先是经济学原则；它们是被认为适用于远为广阔的领域的原则在经济学的应用。经济自由造就经济效率的论点只提供了次要的佐证。”［５］由于忽视了这种内在的联系，西方经济学说史上早就有所谓的“斯密悖论”一说，即断言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两部书中的思想是有矛盾的。对此，陈岱孙认为：“斯密在世时，他的声誉既来自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也来自他的《道德情操论》。但随着时序的推移，前一书的影响，无可比拟地加大了；而后一书则几乎完全失去其原有光辉。时至今日，一般的人几乎都只承认亚当·斯密是历史上一个大经济学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是他唯一的最主要的著作；利己主义是他的思想体系的全部基础”，这是后人出于自身需要而导致的偏解，实际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对于利己主义的处理，是《道德情操论》中这一思想的继续，是以之为前提的。在二书间存在着一个连续性；在二人性论间存在着一个互相补充的作用”。［６］

另一个被误读的可能是凯恩斯。这位“旷世奇才”确实想、也真的发动了一场经济学革命，但是，“凯恩斯革命”的意义明显被夸大了。根据凯恩斯本人的说法，他提出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主张是有特定界定的，即用于弥补微观经济学在保证充分就业方面的无力，一旦达到充分就业，“古典学派的理论仍然是正确的”，它“所分析的私人的利己动机如何决定生产何种产品，以何种比例的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以及如何把产品的价值在生产要素之间加以分配”等等都无可非议。［７］正是由于警觉到政府干预“是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是避免在当时特定条件下“经济制度完全被摧毁的”无奈之举，凯恩斯对其学说的历史性心知肚明。他曾经这样评价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一书：“在我看来，这是一本极为重要的著作……实际上我发现，不管从道德上，还是从哲学上，我对此书的论点可谓全盘接受；不仅只是赞同，而且是深表赞同。”面对战后新的经济态势，他已经意识到原有的理论需要改变。去世前三周，凯恩斯对哈耶克说：那些机械地对待他的理论的门徒们“都只是些笨蛋，这些思想（指政府干预主张——引者注）在１９３０年代非常重要。相信我，我会再次改变公众舆论的，就像这一次一样。”［８］

有时，人们的经济观念源于对史实的错觉，因而重新审视历史十分必要。为了探讨市场是否会失灵，科斯专门研究了英国历史上的海域灯塔问题。他写道：“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赢利。”然而，科斯经过对原始资料的解析发现：“早期的历史表明，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信念相反，灯塔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经济学们不应该把灯塔作为只能由政府提供服务的例子”。［９］这一研究的意义在于：“讨论是否有必要管制某种特殊的经济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一个市场无法适当地发挥作用，而且政府的管制确能改善市场功能，就可以有某种管制安排。然而，我们有必要去确定一个市场是否的确功能废弛。讲一个生动的故事，并不能取代仔细的经济分析。也许市场并非真的丧失了功能，而仅仅是因为我们没能更好地理解市场的功能。”［１０］

二

历史学家朱维铮在《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的演讲中提到：当年朱元璋读到《孟子》里的几段话，“不禁暴跳，要把孟子赶出孔庙，最后虽然没有实行，仍然下令删了《孟子》中的八十多节，明初的科举考试用的都是这本《孟子节文》。” 朱维铮举的例子是《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语，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那些将国家视为个人私产的专制暴君恼怒”。［１１］其实，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孟子让专制统治者不高兴的观点还有很多，例如，他提出“王，何必曰利”［１２］，就是反对政府直接参与牟取经济利益的事务；他认定“有恒产者有恒心”［１３］，就是呼吁让老百姓有基本稳定的财产，因为这是使人民安心生产和生活的根本所在；他主张正经界，在一定程度具有明晰物产使用权的意识；他批评“垄断”是“贱丈夫”行为，指出这是通过把持有限的优越地形“罔市利”［１４］（在《孟子》中，“垄断”一词的直接意思是商人抢先登上市场上的高出地段，以获取更多的交易信息）；等等。如果再把考察的视野放宽一点，则先秦哲人提出的法自然思想，诸子各家对人类求利本性的描述，司马迁“善者因之”［１５］的自由放任理念，都已经透露出“前科学”的智慧之光。这样的先行思想资料为什么没有结出丰硕的经济理论之果？究其原委，是思想演进中发生过断裂和变异。

杜佑在编纂《通典》时，遵循的原则是“非圣人之书，乖圣人微旨，不取焉，恶烦杂也。事非经国礼法程制，亦所不录，弃无益也”。这一做法受到后人的称赞，但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其一，你那个圣人之书，是真实的经典文本，还是经过修改的？其二，把“非圣人之书”排斥在历史记载之外，是否对文化传承构成危害？

前面提到朱元璋删节《孟子》的事，这是典型的腰斩经典文本。这种控制思想的伎俩始于西汉。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说：“泰西之政治，常随学术思想为转移，中国之学术思想，常随政治为转移，此不可谓非学界之一缺点也。是故政界各国并立，则学界亦各派并立，政界共主一统，则学界亦宗一统。……中国学术所以不进化，曰惟宗师一统故。而其运皆起于秦汉之交。秦汉之交，实中国数千年一大关键也。”［１６］梁氏此说是有道理的，因为正是西汉的董仲舒率先提出了思想一统的必要性：“《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１７］

这样一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就走上了歧路。一方面，富有生气的学术探讨大受打压，例如，“明朝时候，一切学问，都昏天黑地，理学只袭宋儒的唾余，王守仁出来，略略改变些儿，不过是沟中没有蛟龙，鯢鰌来做雄长，连宋朝人的琐碎考据、字学校勘都没有了。典章制度，也不会考古，历史也是推开一卷……算学也有个徐光启，但是从别处译来，并不由自己思索出来，所以不数。”［１８］另一方面，经典文本面目全非了。黄俊杰认为：“儒学的原始教义在孔子与孟子的体系中，获得了最为可靠的论述。孔孟生于中国大一统帝国尚未形成的春秋战国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孔孟建立他们的思想体系，不仅比较不受政治权威的干扰，而且常常强调以道德的力量制衡政治的权威”，“但是，到了秦汉帝国出现，大一统专制政权覆压中国以后，儒家学者就开始面临来自专制政权的压力而不得不有所调整。”［１９］这种变异直接影响到现在，即如黄俊杰所言：“儒家思想在战后台湾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是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代表的‘官方儒学’，它是‘国家政治目标’的支持者，对儒家进行高度选择性的解释，以支持‘国家政治目标’或为政治领袖的言行提供传统文化的基础；二是民间学者或知识分子所诠释的‘民间儒学’，它强调民族文化的认同远过于政治认同。但在战后台湾的历史情境中，‘官方儒学’透过正式教育系统发挥的影响力大于‘民间儒学’。战后台湾的儒学以两个系统出现的状态，其实是中国儒学史的常例的现代翻版而已。”［２０］

在这里，复原思想是为了重现真实的历史。徐观复告诫说：“研究思想史的人，应就具体的材料，透入于儒家思想的内部，以把握其本来面目；更进而了解它的本来面目的目的精神，在具体现时所受的现实条件的限制及影响；尤其是在专制政治之下，所受到的影响歪曲，以及在此种影响歪曲下所作的向上的挣扎，与向下的堕落情形，这才能合于历史的真实。”［２１］如果漏过这一步骤，我们所看到的思想很可能是经过包装的，变了样的。黄仁宇曾指出：董仲舒之尊儒，“并不是以尊儒为目的，而是树立一种统一帝国的正规思想”，他“否定学术的独立性，坦白地承认提倡学术，旨在支持当今政权。武帝之置五经博士，立学校之官，策贤良，都根据这宗旨着眼，从此中国庞大的文官集团，有了他们施政的正统逻辑”，所以，“世俗观念中的儒家的拘泥，并不一定是孔子和他门徒的真性格。多方面那些呆板的型式，还是后人之所造作，其目的在维持文官集团的紧凑。”［２２］

进一步说，复原历史是为了发现前人思想的真正价值。通过对先秦文献的审读，杜维明断言：“儒家道德的合理性建立在人的不可避免的限定性和缺陷性上，使之成为道德准则的深刻理据。如果没有这种植根于人性本身的理据，道德原则就有其虚伪性。这正如王夫之所说的‘悬理以限事’，理想太高而不能落实，反而把人伦日用间的正常轨道打破了。”“儒家的人文精神是涵盖性的，和生态、环保、女性主义等问题，都可以对话、辩难。”［２３］在郭店楚简出土以后，杜维明说：这些材料显示，孟子时代的儒家文化，有多种资源值得我们重视，如，“在孔子时代已经有非常深厚的、多元多样的文化传承的资源。在孟子时代，已经有了上千年的文化的积累”；“这批资料主体性很强。这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匹夫不可夺志’，……毫无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的人，也可以有主体性，可以‘以德抗位’”；等等。所以，“这些资料和死海所出的《圣经》的早期资料一样的重要，在很多地方可能更重要，因为它们可以帮助建立起先秦儒家传承的谱系和线索。通过这批资料，我们要对战国末期直至汉代的许多资料，重新进行定位。我们对孔、孟之间先秦儒家资料的认识，会有质的飞跃，也会有许多新的发现。”［２４］前面所说经济理论的“前科学”因素，只有通过思想史研究的复原和发现，才得以证明和造福于现代人。

记得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一度热衷于提倡高消费，通货膨胀无害论也相当流行，碰到麻烦了，出乱子了，就怪凯恩斯，就批判西方经济学。说到传统文化，要么全盘否定，似乎现今的落伍都是古人的责任；要么民族自豪感膨胀，什么好事都想从我们的故纸堆里找到“比西方早××年”的依据，全然是“我们前先阔多了”的心态。现在看来，急功近利的历史研究方法要不得，迷信权威的思想惰性也应该抛弃。为了推进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为了赶上、融入和参与人类的文明进程，认真借鉴剑桥学派的思想史方法是大有裨益的。

参考文献：

［１］转引自石康元． 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０）１１

［２］李宏图． 译后记：在历史中找寻自由的定义． 昆廷·斯金纳． 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１４７

［３］昆廷·斯金纳． 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 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３）８３

［４］阿马蒂亚·森． 伦理学与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１３

［５］希克斯． 财富和幸福． 牛津Ｂａｓｉｌ 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出版社（１９８１年英文版），１３８

［６］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５６４、５６８

［７］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３９２

［８］参见哈耶克、诺齐克等． 知识分子为什么反对市场． 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５３、２５４

［９］罗纳德·哈里·科斯． 经济学中的灯塔． 丹尼尔·Ｆ． 史普博编． 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４４、６０—６１

［１０］丹尼尔·Ｆ． 史普博编． 经济学的著名寓言：市场失灵的神话． 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２

［１１］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５８

［１２］孟子·梁惠王上

［１３］孟子·滕文公上

［１４］孟子·公孙丑下

［１５］史记·货殖列传

［１６］冯天瑜等编． 中国学术流派（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６

［１７］汉书·董仲舒传

［１８］章太炎． 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冯天瑜等编． 中国学术流派（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７

［１９］［２０］黄俊杰． 儒学与现代台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９０

［２１］徐观复． 儒家政治思想与民主自由人权（台北）八十年代出版社（１９８０）３９—４０

［２２］黄仁宇．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冯天瑜等编． 中国学术流派（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２４５、２４７

［２３］杜维明． 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４、８５

［２４］杜维明． 楚简中的新知．新华文摘，２０００（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