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母题的现代书写与精神家园重建

【摘要】灾难是文学的永恒母题之一。汶川大地震后勃兴的灾难母题书写呈现出3个特征：书写形式的多样性与立体感；书写倾向的宏大化与个体化；书写主体的全民性与民间性。灾难书写对精神家园重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表现为4个方面：灾难母题的专题创作与文艺精品生产研究；“抗震文艺”的审美超越观念与精神家园的审美需求；理性精神与文化自信形成民族精神新结晶；地方文化传统的复兴对精神家园重建的意义。

【关键词】灾难母题；现代书写；精神家园重建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0)03－0000－28

灾难是文学的永叵母题之一。在美国著名学者史蒂斯·汤普森的母题研究中，收列了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神话所保存的人类灾难母题100多个，其中有99项反映世界性的灾难母题，主要有：突发性的世界灾难、洪水、世界之火、持续的寒冬毁灭人种、世界末日里地球上的骚乱、世界末日里的战争、世界灾难其他母题。世界性灾难不仅表明其对人类发生影响的普遍性，而且这些灾难都来自于人类无法控制的大自然。另外一些则是源于人类自身的灾难母题，如：人类烦恼的开始，伊甸园的失落，语言的混乱，死亡的起源，谋杀的起源，疾病的起源，战争的起源，嫉妒和自私的起源，懒惰的起源，人类的仇限的散布等。具体而言，人类灾难母题还可分为自然灾难母题、战争灾难母题、伦理灾难母题、生态灾难母题、死亡灾难母题等5个亚型。

纵观中国文学的历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苦难是我们的故乡”。从《诗经》、古诗十九首、杜甫的“三吏”“三别”，到近代谴责小说、现代抗战文学、伤痕文学、知青文学、反思文学、新潮小说等，灾难母题以神话、史诗、诗歌、小说、民间文学等各种形式频频出现，书写自然、社会、生存的灾难景观，其中又以战争灾难、死亡灾难为多。不过，从审美角度而言，与西方现代派文学相比，中国文学中的灾难意识是长期缺位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对灾难母题的偏好是西方人现代文明的信心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瓦解的必然结果，由此催生出的一系列彪炳史册的作品，如加缪的《局外人》、《鼠疫》，萨特的《恶心》，莫里亚克的《爱的荒漠》、艾略特的《荒原》、卡夫卡的《城堡》等，都呈现出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思考。而中国文学中的“灾难”在书写形态上往往带有强烈的功利目的，看重其纪录、抒情、关爱、言志、呼唤功能，更多是一种形而下的具象还原。

直到汶川大地震。5·12特大地震导致了空前的灾难书写，抗震文学井喷爆发，终于将灾难书写的审美追求和本体意义问题正式提交到我们面前，由此带来了审美终极价值及精神家园重建之希望。

一、灾难母题的现代书写

汶川大地震后勃兴的“地震文学”是当代中国一次大规模的灾难叙事视野呈现。灾难考验民族意志，考验四川人的精神品质。抗击灾难同样能够锤炼升华民族精神，形成民族精神新结晶。地震文学呈现出整体的现代书写特质，即以从容直面灾难，以自信应对灾难，以理性反思灾难，以艺术审视灾难。这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文化体现，也可以说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精神体现。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灾难母题的几个现代书写特征。

1.书写形式的多样性与立体感

灾难母题肇始于神话传说、史诗和宗教经典。全球超过600例的大洪水神话、古巴比伦《季尔加米士史诗》、希腊《荷马史诗》、北欧神话史诗《诸神传说》、柏拉图在《克里特阿斯》和《提迈奥斯》中提到的“亚特兰蒂斯”的毁灭，以及《圣经旧约》等都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自文艺复兴时期起，以大灾难为题材的小说、诗歌作品不断涌现，且以三种方式成为文学经典：人性寓言式，如法国阿尔贝，力口缪的《鼠疫》、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英国理查德·休斯的《牙买加飓风》以及威廉·戈尔丁的《蝇王》；场景演绎式，如意大利卜伽丘的《十日谈》、德国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智利地震》、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法国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科幻反思式，如美国詹姆斯·鲍里克的《海变》、英国约翰·温德姆的《三尖树时代》、日本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等。无论人『生寓言式、场景演绎式还是科幻反思式，都以多种文学形式为载体。值得注意的是，自上世纪以来电影、电视特别是新媒体的运用，使灾难书写形式有了更为丰富的表达形式，比如电影《龙卷风》、《完美风暴》、《泰坦尼克号》、《彗星撞地球》、《世界末日》等，充分利用影视艺术的视听效果从更深的层次上关注人类的苦难记忆与未来。

5·12特大地震发生以后，中国文学艺术家没有缺席，灾难催生的拯救意识骤然升起，众志成城地迅速掀起抗震文艺的创作热潮。不仅诗歌、报告文学、小说、电影，散文、曲艺、音乐、美术、摄影、书法等传统文艺形式成为书写载体，信息技术和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影视、广播、报纸、展览、主题晚会、互联网也有力地加入了灾难书写的行列。它们不仅具有直观性和信息量大的固有优势，同时还前所未有地展示了激情与悲壮的视听效果，感染力更强。各种形式的抗震文艺纷纷涌现，蔚为壮观，有力地表现了伟大的抗震精神，鼓舞了士气，塑造了大灾中挺立的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其中有全国第一个大型抗震救灾摄影图片展览及画册《5·12四川汶川大地震》，有全国第一本抗震救灾诗歌图片专集《瞬间与永恒——5·12大地震纪实》大型摄影展；有《我们在一起一一四川汶川大地震纪实》、《众爱移山——“5·12”汶川大地震感动世界的那些瞬间》等美术作品；有诗歌散文集《大爱同行——四川省抗震救灾诗词散文选》；有舞蹈《生死不离》、《奋进鼓舞》等。抗震救灾系列纪录片《汶川时间》、《悲情，灾后第5天》和《汶川》等影视作品在第一时间问世。大型书画展书画《这一刻，伸出你的手——抗震救灾全国招贴画展览》举办了义卖；摄影集《四川大地震》的深圳首发式上变成了一次赈灾的现场互动艺术展。在抗震救灾关键阶段、百日攻坚时间节点推出的大型晚会《以生命的名义——四川省抗震救灾大型特别节目》在全国15个电视频道、37个广播频率、46家网络同步向全球直播，播出当晚，海内外观众通过电话、短信、网络等方式留言719万条。当晚四川卫视的平均收视率达2.463，居全国各大电视台同时段收视之首，在海内外产生重大影响。此外，《在废墟上站起——四川省抗震救灾百日纪念大型主题晚会》、《铭记——四川省抗震英模表彰大会文艺晚会》、《我们是记者》、《中国精神——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特别节目》等系列主题晚会，对于传递人间大爱发挥了极为重大的作用。一大批文艺作品激情出世，创作形式多种多样，表达载体丰富多彩，利用强势的现代传媒资源，全景式展现了2008年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抗震救灾”的壮丽景观，展示了尊重生命的大爱之心，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风雨同舟的时代风

貌，为未来抗震文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书写倾向的宏大化与个体化并举

中国现代灾难书写有两种倾向，一是宏大叙事的英雄逻辑，一是个人命运的微观关注。前者如大部分的“抗震文学”作品，重点塑造大爱无疆的英雄群像，赞美坚韧顽强的生命意识，讴歌崇高伟大的人性光芒等等，简言之，充分体现人和灾难斗争的精神，批量生产主流英雄。这相当符合历史逻辑。从世界视野来看，人类的发展史，其实就是人类与自然灾难进行不断抗争的历史。中国文学中的灾难描写，从古代神话开始就建立了“人与天斗”的宏大叙事母题。比如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和大禹治水，都是描写天灾。但中国人对待灾难的态度与西方截然不同——在西方灾难神话里，人们基于一种“罪与罚”的宗教心理，不是坦然接受大祸临头，就是想方设法逃命。当然，西方现代灾难书写同样也着力于使既有人类价值免于崩溃——中国人信奉的是“人定胜天”，所以要“补天”、“射日”、“治水”，由此生出种种英雄行为以及领袖赞歌(因为这些英雄行为的主导者同时也是领导者)。这个文学传统流传至今，演变成一种固定的故事期待，即凡遇灾难必有领袖人物出场，带领大家奋起抗争，最后在众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将灾难损失降到了最低”。这当然是源于“宏大叙事”的惯性主导。在现实社会中，重要人物或英雄的出场，其实也是为了符合我们传统的王者救灾经验和满足人们在灾难面前精神不垮的心理需求。这就是救灾的英雄逻辑，因为只有英雄才具有最大化的宣传价值和政治意义。在灾难发生的早期，全景式的宏大叙事推出了一批既有思想性又有艺术性的作品。其中，大型纪实电视系列片《震撼世界的七日》，全景式现了四川汶川地震发生之后，受灾群众和救灾人员显示出的坚强、无私、善良与执著，升华了生命的尊严，歌颂了人性的光辉。冯小涓的散文《铁皮，在风中悲吟——祭“5·12”大地震毁灭的北川城》，杨景民的报告文学《军旗在震区飘扬》，钟正林的中篇小说《鹰无泪》等作为首批发表的抗震文学作品，在第一时间全景式记录了大灾难的真实及残酷。

《蜀中巨震》、《五月国殇成都人》两部报告文学以大量的第一手材料，真实记录了汶川地震的惨烈灾情，展现了抗震救灾英雄的艰难历程，热烈讴歌了抗震救灾精神。大型诗歌图集《瞬间与永恒：5·12汶川大地震纪实》、诗歌散文集《大爱同行——四川省抗震救灾诗词散文选》《向生命致敬——四川抗震救灾新创诗歌选》、《不屈的国魂——汶川大地震诗歌选》等作品，为抗震精神留下了珍贵的记录，发出了四川作家的声音。

另一种书写如母碧芳的《北川殇》、刘南江、张子影的《三日长过百年》以及大量草根博文，则以个体命运为表述核心，书写“小人物”的人生轨迹、性格命运以及他们在灾难中的生存与死亡、希望与绝望、亲隋与责任。这源于文学生态环境的现实选择。书写者出于反叛、逃离和颠覆宏大叙事的潜在意识或者个人意识的觉醒，本着悲悯意识和生命关怀，执著于“天灾?人祸?”的追问。于他们而言，对灾难的表现远非他们的真正目的，这些作品对个体悲剧图景的关注往往是为了探测人性的深度或社会的广度。电影《前方，后方》，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以军地医护人员舍生忘死，投身抗震救灾为主线，刻画坚守前方后方的白衣天使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挽救生命、拯救心灵的故事。影片以女医生宋湘宁和海军医疗队的男医生靳刚等人的个体视角，表现灾难中的普通人台小家为大家，把失去亲人的痛楚深埋心中，不分昼夜抢救伤员。影片从对深埋废墟下的小女孩儿梅雨进行心理救助的艰难过程的细致描写，展现了大灾面前，普通人内心的种种困惑与抗争，讴歌了灾难面前人性的美丽，爱心的永叵。影片还描写了危难之际的志愿者、市民、农民等人物，众志成城，奋不顾身抗震救灾、勇于牺牲的精神。这些作品张弛有度，紧张与温馨并存，从普通人的视角，既揭示了大灾面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阐述了伟大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这一深刻主题。这样一种叙事视角深刻地表现了大灾之中呈现出的人性的多面性。比如话剧《坚守》之中的一个故事，写学校唐老师在生命的最后，关心保护学生故事。他的妻子于老师原本是来找丈夫离婚的，偶然遇上地震，灾难洗礼后毅然决定继续丈夫的事业留在龙山。作品“不美丑、不隐恶”，真实地展现了人们被困山顶，陷入绝望，平日里那些隐藏于心中的欲念与愿望都袒露出来，恩仇并存，但同时又发生了对生命的自我拷问和深切反省，充满了人性的真实与生命的美丽。

3.书写主体的全民性与民间性

自5·12后，灾难书写不再是文学家和专业人士的专利。灾难的亲临者及旁观者(包括记者、摄影师、诗人、作家、画家、公共知识分子、志愿者、旅游者甚至灾民，其中很多都是非文学专业的普通人)在激情的驱使下加入到快速、庞大的书写人群，创作出大批方式多样、视角各异的灾难作品。这种社会层面的介入充分表现了灾难母题在全民集体无意识中的原型沉淀。另外，书写载体的多样化也使全民得以轻而易举地超越传统灾难传播的藩篱，分享表达灾难、记录灾难的话语权力。民间书写的主要平台是网络和报刊，官方书写则史无前例地选用了全媒介。由于媒体环境较为开放透明，民间书写与官方书写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并行不悖甚至渗透互补的关系，我们还经常听到民间为官方提供救灾信息的消息。事实上，在展现灾难真实、挖掘灾难背后人祸因素、探索人性的真实、关注自然规律与生命伦理等方面，民间书写(大部分诗歌、小说、散文、音乐、博客、播客)比官方书写(新闻报道、报告文学、电视剧)更为全面而激进，也体现出更多的反省意识和追问精神。官方书写基于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传统和民族信心强化需求的考虑，更多着眼于抗震救灾主题，调子大多慷慨昂扬。

无论从文学的本质和对社会的功能来说，文学艺术在灾难面前都是有力量的。文学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再现，从其功能来看，文学通过创造艺术形象，潜移默化地感染人，以揭示社会本质，反映社会客观生活，探寻社会客观规律。但文学的书写主体从来不限于统治者，反而是个体对于命运的抗争，更能产生伟大的作品。屈原的楚辞，开创了我国私人吟唱的先河。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些个性鲜明的作品，展现坚忍不拔，不屈不挠的激情。李白、杜甫、苏轼、关汉卿，曹雪芹等创作的彪炳史册的作品，难道不是来自个体生命的文学力量?

5·12地震后，专业和业余的二十余名词曲作家创作的《风雨中走来党的人》、《爱在传递》、《别哭、别哭》、《情比血浓》、《妈妈，我们出发了》以及新版MTV歌曲《信念》、《深情》、《黄丝带》、《万户千家贴心人》、《党和人民，万众一心，抗震必胜》，抗震救灾歌碟《你是我们最亲的人》等歌曲，表达了来自底层的心声。在精神上凝聚社会的力量，首批抗震救灾励志歌曲CD专辑《爱在天地间》、

《爱撼天地——“5·12”汶川大地震原创歌曲》，广泛辑录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抗震救灾歌曲，很多是来自网络的不知名的歌手的作品。它们以朴实动人的真情实感，表现了大灾面前的人间大爱，承载了对国际国内援助力量的感恩之心。来自底层、民间的灾难文学，同样充分显现了文学艺术的力量。是当代中国文艺的重要文学现象和精神财富。

4.传承巴蜀风格，塑造四川形象

5·12大地震催生的灾难文学，在传统的灾难母题之外，还有一个鲜明特点，即突出的地域特色。大地震并没有从精神上摧垮四川人，相反，四川人特有的精神品格进发了出来，四川人在地震中表现出的坚韧、自强、感恩、达观、英雄主义精神博得了海内外的称赞。2008年5月16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在题为“撼山易，撼四川人民难!”的文章中从历史的角度回顾和称颂了四川人历来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文中这样评论道：“四川人民，英雄辈出。四川从来都是中国实力与发展的腹地和发动机。蜀道青天，巴山夜雨，从远古就孕育了三星堆及金沙遗址那样的辉煌文化，后来又有刘备立国，诸葛孑L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五虎上将横刀立马，八面威风。进入近现代之后，四川人民为国奋斗，英雄辈出。”四川文艺的发展有着丰厚的精神传承，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光荣的历史。自近代以来，四川文艺的发展始终与社会进步和时代变迁休戚与共、风雨同舟，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先锋。以邹容和他的《革命军》为代表的一批文化革命先驱催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巴金、李劫人、郭沫若等文艺巨匠对积弱的国民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思想启蒙；何其芳、曹禺、沙汀、艾芜、徐悲鸿、张大千等一大批文化精英所创造的大后方文艺成为中华民族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期间的精神堡垒……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代表了时代前进的方向，成为时代精神的最有力的鼓吹者和倡导者。

今天，四川的作家艺术家们并没有割断先辈们流传下的这一血脉。在抗震救灾这场史无前例的艰巨斗争中，四川广大文艺工作者不忘职责、不辱使命，以各种形式积极投身抗震救灾工作，以文艺直面灾难、凝聚情感，用作品记录历史、讴歌精神，为抗震救灾加油鼓劲，为恢复重建添砖加瓦。如大型电视系列片《崛起——“5·12”四川抗震救灾启示录》，以《天地震撼》、《汶川时间》、《生命至上》、《信念坚守》、《命运抗争》、《大爱无疆》、《前线后方》、《共同家园》、《四川雄起》、《浴火重生》10个部分全面、深入展示四川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伟大历程。歌颂了四川灾区人民坚强不屈，中华民族万众一心战胜灾难、奋勇崛起的伟大壮举。该片将纪录、政论和叙事融为一体，把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伟大精神寓于具体可感的故事之中，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地域性和观赏性的有机统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5·12汶川不相信眼泪》，作为中国第一部反映5·12汶川大地震的电影，描写了特大地震发生后，四川一所中学的几百名师生身陷废墟。师生们没有绝望地等待，他们噙着泪水唱歌、聊天，彼此鼓励。与此同时，救援战士们也从泥石流中英勇冲出，毅然地冲向未知的灾区。生动感人的细节，真实地再现了地震发生后，在废墟中以顽强的毅力创造生命奇迹的四川人的故事，讴歌了四川人民面对巨大灾难时的坚强品质。川剧《大爱·国魂》集川剧、京剧、越剧、黄梅戏、二人转等多种戏剧形式之所长，通过舞台形式再现地震发生后，灾区同胞抗震自救、全国人民鼎立相助的感人故事，全面展现大灾难发生后的人间大爱。

这些作品记录了灾难之后全民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精神风貌，及时向全国传播了灾区的真实情况和伟大的抗震救灾精神。特别是通过丰富的艺术形式和人性的视角展示了四川人的精神品格：即四川人的坚韧、自强，泰山压顶不弯腰，以及四川人知恩必报的精神。

此次大地震出现了诗歌等灾难文学的“井喷”现象，引发我们对其带来的灾难母题新观念的思考，如人民性美学的复归、灾难文学的悲剧意识，灾难文学的审美超越。灾难文艺启迪人们面对灾难如何介人和承担，帮助人们摆脱灾难的阴霾，人类在面对各种问题、各种灾难的时候，更需要的难道不正是文学艺术给予我们的坚强乐观、守望相助吗?

二、灾难书写对精神家园重建的理论思考和实践关怀

汶川特大地震对各个层面的影响都是巨大而深远的，有些甚至是摧毁性的。因此，灾后文化重建是修复文化体系各个层面的系统工程，包含着丰富而多元的内容和要素。在灾后重建的长期过程中，文艺工作肩负重要职责，具有重要作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不仅是城镇、房屋、工厂等物质文化层面的重建，同时也是灾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整体性重建。其中，精神文化的重建也是灾后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紧密结合灾难母题的现代书写，结合抗震救灾主题文艺创作，进行基础『生与应用性相结合、理论性与现实性相协调的灾后文化重建，深入发掘文学艺术对灾难体验与灾后重建的美学功能及现实作用，对精神家园的建设十分必要。

总起来看，灾难书写与精神文化重建关系的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思想：

1.灾难母题的专题创作与文艺精品生产研究

随着灾难的过去和重建工作的深入，抗震文艺的深度创作也将进一步开展起来。对这场灾难从人类意义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从废墟底下已经冒出的新芽中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意识、命运意识、人性光芒、人文关怀、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类的精神力量，是抗震文艺更广阔的思想空间和意义空间。

汶川地震催生了美学意义上的抗震救灾精神，从美学角度看，可从题材史研究的视角研究灾难母题，探讨灾难叙事的多样性；深化灾难文艺的审美体验和艺术使命的精神向度。文艺理论方面，可开展以下研究：如“抗震文艺”母题的内涵与外延，“抗震文艺”与四川精神，从抗战到抗震：灾难叙事的传承与创新，从活动到作品：抗震文艺的层级体系等等。可开展地震主题的多种文学艺术形式研究。如抗震诗歌研究。全面总结抗震诗歌的现状、特色与成就，对代表性的优秀诗歌进行评论研究和推广。抗震报告文学研究。报告文学是文学艺术的轻骑兵，对地震做出了非常快速的反应，许多优秀成果值得深入研究。分门类对抗震文艺的多种体裁形式进行研究，积极发掘优秀作品，并积极推广这些优秀作品，针对抗震文艺的井喷现象和后继发展展开研讨，透视文学艺术对重大灾难的记录与思考、总结成功经验，探索发展道路，为灾后文化重建提供决策依据。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引导文艺工作者深化抗震题材文艺创作和研究。

2.抗震文艺的审美超越观念与精神家园的审美需求

灾难为我们精神生活的自发性提供了自我塑造的空间。公共文学知识分子、民间草根写作者面对灾难所爆发出的无疆大爱，通过网络时代的放大作用，实现了灾难文学与社会民众公共认同、审美需求的契合。研讨文学的灾难书写，从审美超越、灾

难文学的人民性等不同维度对抗震文学进行了探索与争鸣。研究者的视角可集中于“生命意识与人文关怀”、“灾难意识的审美超越问题”等方面，将灾难文学创作引向深入。地震给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无穷尽的创作素材，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抗震”必将成为四川文艺工作者乃至全国许多作家艺术家的重要创作母题。随着抗震救灾工作进入重建阶段，许多文艺家开始以“重建家园”、“铭记历史”等为主题进行重量级的文艺创作，灾后我省的文艺创作已经开始由先前的井喷状态逐渐沉淀，进入文化精品孕育期。随着思考的深入和艺术的打磨，我们有理由期待，一批与此次地震灾难相关的优秀文艺作品将会陆续问世。“抗震文艺”的产生和形成必将成为四川文艺工作的一大重要成果。“抗震文艺”的发展，将使中国文艺尤其是四川文艺在当代中国社会进程中留下宝贵而独特的精神成果。“抗震文艺”必将成为四川文艺发展史上最广泛、最持久、最自觉、最丰富的一场现实主义文艺创作运动。我们期待，“抗震文艺”之花在饱经沧桑和磨难的中华大地灿烂盛开，并以其独特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成为新中国文艺的绚烂奇葩1

3.理性精神与文化自信形成民族精神新结晶

灾难书写对具有时代意义的普适性道德原理加以审美阐释。卜伽丘的《十日谈》可以借瘟疫抨击宗教的虚伪和高扬人性的伟大；《泰坦尼克号》可以借海难表达对美好爱情的执着追求；《黑客帝国》可以借隐喻反思科技、文明给人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过去了三十四年的唐山大地震，汶川大地震，刚刚发生的玉树地震，还有时刻威胁着我们的暴雪、洪水、风沙、干旱，不仅在物质上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在精神上也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作为一种具有群体认同基础的文化精神反映，灾难书写理应为每个脆弱个体的精神家园的重建提供宣泄苦难治疗创伤的理想途径。这不仅是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需要，也是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现实要求。除了能提供“即时性”精神慰藉的地震文学以外，我们还需要兼具理性精神、伦理精神、道德意识、人文情怀、神性品格以及思辨色彩的现代灾难书写来打开心灵的自助与自救之门。

中国的灾难书写自然也应有科学理性的反思。当现场的激情宣泄后，取而代之的是严肃的认知、智性的审视和自信的文化表达。西方灾难题材的文艺作品之所以敢大肆渲染惊心动魄的灾难场面(经常把灾难发生地设在真实的城市并坦然面对虚拟中的家园的彻底毁灭)或卖弄战胜／躲避灾难的智慧(在塑造救世英雄情节上与中国有相同喜好)而博得受众的青睐，是因为其背后有苦难记忆与忧患意识做支撑，有居安思危的理性认识与宗教救赎的文化自信做后盾。中华民族不乏与灾难抗争的坚韧与大爱，不乏处理现实问题的智慧与耐心。事实上，《周易》震卦中在天雷示警时“笑言哑哑，震惊百里，不丧匕鬯”的大祭司，由“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推理而来的“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体现的就是信仰心理防御状态下的自信以及效法自然变化而得出的哲理。这样的经验在中国古代文学中比比皆是。由于现代中国文化疏离了古代文学言说苦难的传统，抵触赖以消解科学主义的宗教信仰，从而导致了灾难意识与终极关怀的暂时性迷失。但是，一旦我们认同了传统文化并以超越的眼光发现了这些资源，同时又在全球化逻辑裹挟中认同并吸收了中西方文化资源，我们就可以对其创造性地重构，将灾难启示带来的理性与自信变成一种稳固的精神“常态”，形成我们民族精神的新结晶。没有理性的介入，没有生命伦理的照耀，从日常道德层面判断日常政治与社会价值问题，精神家园重建就是空泛的口号。借助灾难对骤时人性的透彻书写，借助范美忠的逃跑道德论战和王兆山的文学伦理反思，艺术家获得了基本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言说根据，社会民众获得了对道德义务与理性精神价值的共识，这都为建立公共认同的精神生活规范奠定了基础。

4.地方文化传统的复兴对精神家园重建的意义

文学艺术作为一种审美的文化形态，对四川形象的重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需要积极探索文学艺术对四川形象重建的作用与途径。地震对四川人的精神向度，注入了新的特质，给四川精神注入了新内涵。结合四川精神内涵，可进行审美超越意义的研究。

研究四川精神新内涵与抗震救灾精神，应重点探索文学艺术在表达这些新内涵上的途径与方式。可从以下方面展开：

四川形象的美学内涵，研究传统四川形象在审美内涵上的特色定位与文化传达，考察灾后四川形象美学内涵的新内容。

四川形象重建的审美途径，研究四川形象重建的美学实现道路，视觉文化、传播文化、文本文化的相互组合与协调运作。

四川形象重建与文学艺术创造工程，研究设置“四川形象重建与文艺创造工程”项目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5·12汶川大地震给文艺工作者提供了无穷尽的创作素材和无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抗震”题材必将成为四川文艺工作者乃至全国许多作家艺术家的重要创作母题，“抗震文艺”的产生和形成必将成为四川文艺的鲜明特色和重要成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体的精神性遗产，是地方文化资源、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要标志，更是灾难书写题中应用之意。这体现了灾难书写对精神家园重建的影响。地方文化传统恰恰是维系地方文化生态的重要力量，是地方社会良性运行的精神保障。在当代信息社会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背景下，地方文化传统的复建，呈现出文化宽容的图景，既保留传统本色，又具有新鲜元素。因此，重建的精神家园自然也应把灾区地方文化现状修复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把恢复文化基础设施作为重要的任务，努力重建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总而言之，当我们真正找到了灾难书写的正确途径，才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心智成熟的民族、文化成熟的民族，才能窥见精神家园重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