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安碑》书法艺术特色及对后世的影响
时间：2021-02-05 07:59:46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一、汉篆的由来与发展
汉承秦制，在石头上铭刻文字逐渐形成了一种体系。至东汉时期，“举孝廉”政策的影响，石刻文字与葬礼习俗相结合。“刻石颂德，遍于郡邑，风气极盛”。汉代墓葬文化的发展为汉代石刻书法的盛兴提供了条件。两汉经济和政治的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汉代书法教育的发展，书风的盛行，出现了一批被社会公认的书法家，其中曹喜以篆书闻名于世，唐张怀瓘《书断》云“章帝建初中为秘书郎。篆隶之工，收名天下……善悬针垂露之法，后世行之。”《袁安碑》书法艺术深受曹喜书风的影响。两汉时期，由于篆文“随体屈曲”的线条影响了刻写的速度，隶书逐步取代篆书成为通行文字。因此除个别的篆书碑铭外，大多数汉代的碑铭用隶书来写正文，用篆书来题写碑额。由于受隶书发展的冲击，篆刻者知识水平有限，对标准的小篆体不太熟悉，因此在刻写篆文时，往往加入一些不标准的篆体，在用笔上则带入了一些隶书用笔。而这种在汉文化和主流书风的影响下，以秦小篆为基准，而不同于秦小篆之特点和笔势的篆书则称为汉篆。
通常说来，汉篆这一艺术风格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西汉时期的篆书并没有太多的创造性，大多保留了秦小篆的特点，呈长形，转折处偏方，用笔秀润宛转、端庄典雅；西汉末年至新莽时期试图恢复小篆，字形多呈扁方状，笔画劲痩挺拔，转折处多以方笔为主，字内结构排列均匀，多有长尾拖出，篆隶混用的结字法使得整体更加活泼有趣；东汉光武帝时期开始大兴正统儒学，整体书学风尚开始转向雅致，汉篆风格基本成熟。其结体用笔篆隶互用，以方整取势，线条宛转屈曲，整体极具装饰性，耐人寻味。其中以《袁安碑》为汉篆之典范。
东汉代篆书风格丰富多变，一碑有一碑之面目，大致可分为四类：一是跌宕不拘，烂漫多姿者，如《西狭颂》碑额篆书。二是优美从容，圆转流丽者，如《袁安碑》篆书。三是方整斩截，恣肆朴拙者，如《张迁碑》篆额。四是雄浑厚重，寓巧于拙者，如《白石神君》篆额。
二、《袁安碑》的书法艺术特色
东汉篆书在其发展过程，无论是严谨、活泼、圆厚；还是雄伟、刚韧、轻灵，都是汉代追求浪漫、重视装饰的审美追求的产物。与秦小篆整齐划一的整体相比，《袁安碑》跌宕流动、清丽活泼的艺术形式，开创了汉代小篆书法的新境。
《袁安碑》作为汉代篆书之典范，从书法艺术角度来看，不难发现其所体现的时代风貌在书法艺术各方面的表现。
一、神采。作品神采、气象、情感的表达，是书法家超高的书写技巧，丰富的学养、审美、性情的综合表现。《袁安碑》用笔浑厚古茂，结字端庄舒展，极具雍容典雅的庙堂气，是流美瑰丽的汉代篆书典型之作。
二、用笔。《袁安碑》用笔浑厚古茂，雄朴多姿，方圆兼备，藏露结合，线条圆畅流美，屈曲婉转，骨肉匀停。
三、结字。《袁安碑》字形以方整取势，重心的下移，字形结体宽博舒展，婀娜多姿。体态遒劲流畅，飘逸圆融中尽显端庄方正。
四、章法。袁安碑属于方形碑刻，而这种碑形给人视觉平和规整、朴实简洁。纵观其整碑字与字之间的界格清晰可见，由碑上的界格可推断整体布局是经过精心计算，对章法“秩序”的强调显而易见，章法上采取字距，行距相等排列，横竖成行，精力内聚，布局匀称，整体刻意追求工稳之势也不失灵动自然之气。
三、《袁安碑》对后世书风的影响
《袁安碑》一改秦小篆的“玉著”式样，以隶入篆的结体用笔，为东汉后期篆书乃至东汉以后的一大批篆书大家铺开了一条崭新的篆书艺术道路。由于《袁安碑》出土年限较晚，因此根据现有资料未见后世篆书大家有明确学习《袁安碑》者，唯见现代著名书家、篆刻家邓散木、罗振玉先生的临摹作品，然观其作品，亦未见有《袁安碑》之踪迹。
一是对东汉后期篆书碑額的影响。袁博碑额，刻立年份不详。而以甘陵王国考之，知其在桓帝之后，献帝之前。有“陵相尚府君之碑”8字，杨频评此碑：“此额书结字宽博宏阔，用笔方圆兼济，线条匀停娴静，与汉篆名刻《袁安碑》、《袁敞碑》俱立于河南偃师，逼急似出一人之手，为汉篆典型之作。”
孔庙碑额立于东汉延熹七年（164年），有“汉泰山都尉孔君之碑”10字。杨频评：“此碑与华山庙碑额风格相近，体态闲雅，结字异曲同工，用笔更为匀停，七收笔处更加圆润饱满，含而不露，当上最为典型的‘垂露’篆。”
华山庙碑额立于东汉延熹八年（165年），“西岳华山庙碑”6字。趋长的体势，用笔圆和流畅，姿态妍媚婀娜，收笔尽显“垂露”之势。
汉西狭颂碑额刻于东汉灵帝建宁四年（171年），刻有“惠安西表”4字。杨频评此额“格调苍雅古拙，洒落飘逸，线条细劲圆浑，纵长取势，造型生动，有施蛰存所谓‘飞腾天矫’的汉代时刻气象，堪称汉碑额书中的精品。”
韩仁銘碑额刻于东汉熹平四年（175年），刻有“汉循吏故闻熹长韩仁铭”10字。施蜇存《北山集古录》云：“隶书殊茂美，篆额尤飞动有致。”黄惇评此碑“在方整中有婀娜只姿，亦为此类作品之杰作。”
尹庙碑额立于东汉熹平六年（177年），刻有“从铭”2字。尹庙碑额在用笔结字上亦取法袁安碑，徐利明评此额：“最为精美者，尤夸张纵向下垂笔画的肥笔形态，用笔锋锐流丽，姿态婀娜。”
赵宽碑额立于东汉光和三年（180年），刻有“三老赵椽之碑”6字。此额结字稳中有险，姿态生动，笔重按轻提，其垂露手笔有明显的“倒韮叶风格。
孔羡碑额立于黄初元年（220年），刻有“鲁孔子庙之碑”。杨频评此碑：“额书流丽明秀，姿态婀娜，上接《华山庙碑》、《孔庙碑》之风范，可见汉额书迹的遗风。
赵菿碑额，碑立年月无考，刻有“汉故郎中赵君之碑”8字。此碑用笔沉凝稳健，方圆结合，姿态寓方正于娴娜之中。
二是对后世书家的影响。《袁安碑》出土历经波折，虽然在明万历年间出土，但未有史料证明有明以后有书家曾书从此碑。而再次發现此碑时年限较晚，因此，就现有资料来看，只见邓散木与罗振玉的袁安碑临本而已。邓散木临本其用笔活泼，起、收笔处多自然变化，既保留了原碑意趣，又有自己的风格，特别是“整体感”处理得非常好。罗振玉，临袁安碑局部则结字忠实于原碑之篆法，用以圆润雄浑的大篆用笔为主，使整体极具金石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