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的两岸文化认同建构

摘 要 文化认同是基于相似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而形成的文化共识，中华文化是两岸业已达成的文化共识，是实现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受台独势力“去中国化”行径的影响，我国台湾地区年轻世代的文化认同产生了异化。在两岸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注重“童年”这一面向未来的维度，发挥闽台童书创意产业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的独特优势，为两岸少年儿童提供富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构筑具有代际特点的童年文化记忆，同时也为两岸青年提供个人事业的发展机会，有助于两岸间重塑心灵契合意义上相互文化认同。

关键词 面向未来 文化认同 创意产业

基金项目：本文系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闽台童书创意产业对两岸未来一代文化认同的影响及合作路径研究”（编号：FJ2016B197）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郑伟，福建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海峡儿童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中圖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10.031

文化认同是生存在某一区域内的人群基于相似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而生成的带有鲜明倾向性的文化共识。我国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作为中国版图内的两个区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业已生成了共属的文化共识，这种共识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中华文化。两岸文化认同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其根源就在于台湾地区特殊的历史境遇。近代已降，台湾地区屡遭荷、日殖民统治，殖民者的文化归化实践对台湾地区民众的文化认同产生了潜在而持久的影响。二战后主权重归中国仅数年，又因国共内战形成了两岸分治格局。之后数十年间，两岸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尖锐对立，交往几近隔绝，在各种社会政治因素的作用下，两岸积淀出具有内在差异性的文化认同意识。三十多年来，两岸民间往来频繁，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成果丰硕，但台湾地区民众的文化认同并没有朝着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反而在台独意识形态的操弄下，与中华母体文化产生了一定的背离。越来越多研究者意识到，对两岸文化认同的重构是实现国家统一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本文首先对两岸文化认同建构中存在的问题做简要梳理，进而分析童年维度对两岸文化认同建构的特殊价值，探讨闽台童书创意产业作为建构两岸面向未来一代文化认同平台的可能性，并提出具体的对策建议。

一、 两岸文化认同建构存在的问题   

（一）建构性文化认同对原生性文化认同的异化

族群问题研究形成了关于认同的两种观点，即“原生认同论”与“建构认同论”。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是个人和群体生活中的固定特征，基本上是既定的、共同的文化特征，诸如语言、传统、习俗、宗教等是一个人的族群认同的核心所在，并在孩童年代通过初期社会化的过程内化到人的意识之中。” 建构论认为：“族群认同的形塑与其政治、社会的过程必定不可分离，在这一过程中，国家、政党、经济结构或特定社会群体对族群认同的建构过程都可以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参照此观点，两岸基于共同历史记忆形成的中华文化认同应属于“原生性认同”，在各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台湾主体意识”，以及民进党标榜的所谓“天然独”现象，则是一种“建构性认同”。长期以来，我们对台湾地区民众的原生性文化认同抱有很高期待，将其视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促进和平统一的重要基础，即使在“台湾主体意识”被不断强化的当下，从一般民众到专业研究者依然对此抱有信心。应该承认，台湾地区社会的人文器物、社会建制、生活习俗、人伦关系、民间信仰，乃至思维习惯确实都烙上了浓重的中华文化印记，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地区甚至保存着某些比大陆地区更为“纯正”的中华文化传统，这样的认知似乎也在大陆地区赴台民众的直觉观感中得到某种程度的印证。大陆媒体《新周刊》曾推出《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一书，对台湾地区社会重礼仪、讲人情、尚助人的社会民情给予了赞誉。这种良善民风从根源上说，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长期的濡染浸润。

尽管我们对文化超越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怀有美好的期待，但政治对文化的巨大宰制作用却也不容忽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台独势力的种种“去中国化”行径，已经对台湾地区民众原生性的中华文化认同造成了严重异化。在台湾地区一旦涉及统独问题，不同政治诉求的人群之间常常充满了暴戾行为，政治立场分野可以导致激烈的家庭纷争;大陆地区访台官员遭到持台独立场民众的围攻;极端台独分子当街漫骂大陆籍老者等，这些现象折射出台独意识形态对民间人伦礼俗的扭曲，广受赞誉的中华传统美德在这些富含政治歧见的事件中已荡然无存。有学者指出：“从现实政治来看，保留中华文化甚多的台南地区，恰恰是主张‘台独’的民进党的‘大本营’。” 从中可以看出，原生性文化认同被异化已经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

（二）文化交流的积淀效应不够凸显

文化交流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两岸和平交往的历史就是以文化交流为启端的，八十年代末台湾地区相关部门开放民众返乡探亲，实际上就是一种基于家庭亲情与人伦关系的文化交流行为。1992年，“大陆艺术家演出团”赴台开启了两岸双向的文化交流，此后两岸关系虽历经波折，但交流之门再也无法被人为地关闭。两岸尤其是闽台民间信仰与民俗活动的广泛开展，增强了民众的情感联系;返乡祭祖、编修族谱、同乡联谊彰显了两岸无法割舍的亲缘关系;图书、影视、演艺等文化产品的传播与交流，促进了两岸民众的文化理解;两岸文化产业合作则产生了经济与文化的双重效益，这一切都对两岸民众文化认同的良性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我们评价两岸文化交流成效时，不应仅将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果做简单的数量累加，而是要结合具体的时代背景、两岸氛围、惠及对象等因素加以综合考量。例如早年曾轰动一时的《八千里路云和月》，是在两岸长期隔绝的时代背景下，大量去台人员强烈思乡情感而引发的轰动效应。近年来《琅琊榜》《甄嬛传》《芈月传》等古装影视剧在台广受欢迎，甚至引发“绿营”政客的反弹，主要是由于作品的风格迎合了台湾地区民众的文化消费口味，虽有助于改善台湾地区社会对大陆地区的刻板印象，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消除误解与敌意的功效，但对其在文化认同建构上的意义却不可高估。有研究者认为：“对台湾观众而言，大陆历史古装剧提供了 45 岁以上男性受过良好正统大众化文化教育者一个历史中国的想象。” 说明此类作品对青年一代的影响并不理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世代的更替，三十多年间不同时期两岸文化交流的部分成果，其影响力并不具有持续性，也无法对台湾地区民众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文化认同改善发挥良性的积淀效应，很多曾经轰动一时的文化交流事件当下的台湾青年并不了解，也无了解的意愿。

（三） 因文化接触而导致的文化冲突

文化交流具有催生文化融合的功能，因接触而导致冲突却也是文化交流无法回避的现象。两岸间的文化接触在促进相互理解的同时，也引发了不利于认同建构的文化冲突，这种冲突既源于“两岸因实践路径和制度选择不同而塑造出的具有较大差异的社会价值和政治文化认知。” 也是台湾地区内部“建构性文化认同”对“原生性文化认同”异化导致的结果。

两岸的文化冲突始于两岸和平交往的初期，从八十年代末台湾地区颇具影响的探亲散文中，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种冲突的存在。作家们在抒写美好返乡归程的同时，也将当时经济上仍较落后的大陆地区与现代化进程中先行的台湾地区进行着对比，“使得很多在台的游子或是因为‘破败的祖屋’、穷苦的生活;或是因为‘令人魂飞魄散的蹲式厕所’等具体琐碎的小事而不愿返回大陆探亲。” 如果说两岸交往初期所产生的文化冲突更多是源于民间的日常体验，那么当下两岸交往呈现的文化冲突，则主要是由建构性文化差异所导致的。

近年来，大陆地区为推动两岸青年交往举办了各类参访活动，其初衷是让台湾青年了解大陆的自然风物、人文景观与建设成就，并与大陆青年开展交流，改变台湾青年被台独势力妖魔化了的大陆印象，化解彼此歧见，以达致相互间新的文化认同，但不少台湾地区的参与者却仅将其视为免费的旅游机会，在享受优越待遇的同时，因受岛内台独意识形态的影响，还质疑此类活动的“文化统战”意图。

不少研究者曾对互联网环境下的两岸文化认同建构寄予很高期待，认为网络社交媒体为两岸民众交往提供了跨越空间局限的机会，但虚拟空间却更容易成为年轻人非理性情绪的宣泄场域。2016年“帝吧出征”事件中，大陆青年对台独行径的不满情绪得到了充分释放，其间所表现出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值得肯定，但两岸青年之间的隔空骂战却无益于两岸文化认同的理性建构。

举办各类文化论坛也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为各界人士发表自己的两岸主张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每次论坛就其言论成果的数量而言堪稱丰硕，但如果深入检视两岸论者的言论指向就会发现，热烈的研讨氛围中，却少有针对两岸未来发展核心议题的思想交汇，“各自表述”的言说姿态与“回避敏感”的态度游移呈现出一种潜在的“文化冷对立”特征。面对两岸文化认同建构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探索解决问题的新维度。

二、两岸文化认同建构中的童年维度

（一）台湾青年世代文化认同的异变

四十年来大陆地区的两岸文化认同建构，其基本的取向是面向既往，希冀借助历史文化积淀推动两岸同胞文化认同的相互融合。当下两岸关系的现实使我们意识到，以国家统一为目标的两岸文化认同建构，在发掘历史文化存量的同时，更应当着力发展面向未来的文化增量，才可能最终实现两岸年轻世代心灵契合意义上的文化认同融合。近年岛内发生的涉及世代交替的社会事件，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学运”被研究者认为是台湾地区新一代青年改变政治冷漠状态，全面介入政治事务的标志性事件，学运抗争的对象是经过两岸平等协商达成的《两岸服务贸易协议》，协议为两岸服务业合作提供了诸多优惠和便利的市场开放措施，有利于提升台湾地区的经济竞争力。然而，在少数政客充满偏见的“反中”“仇中”言论操弄下，却引发了一场对两岸关系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社会运动。学运的大多数参与者并不了解“服贸协议”的具体内容，更无视大陆地区对台湾地区释放的巨大善意与让利安排，以非理性的激烈行为让这一经贸合作的重要成果胎死腹中。“太阳花学运”的爆发虽有蓝绿恶斗、两岸和平红利分配不公等台湾地区内部的原因，但台湾青年表现出的对大陆集体性的误解和敌意，反映了两岸文化认同相背离的倾向已愈发明显。

2015年的“反课纲微调学运”也是我们考察台湾年轻世代文化、国族认同的重要事件。在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主导下，台湾地区教育部门对“课纲”中涉及“台独立场”与“殖民史观”的少数内容进行了微调，为最大限度避免争议，当局甚至还允许新旧课纲并行运作，这一被台湾地区媒体称为“最卑微姿态”的教育举措，竟然触发了又一场影响广泛的社会抗议运动，这是台独势力长期推行“去中国化”教育，造成台湾年轻人文化、国族认同混乱所导致的恶果。两场时间相隔不远的学运参与者的年龄变化也值得我们注意，“太阳花学运”的主体是大学生，“反课纲学运”的主要参与者则是高中生，有台湾地区媒体人揶揄道：“难道下一场的学运要小学生参加吗？”从中可见台湾年轻人“政治早熟”现象有进一步蔓延之势。

（二）大陆文化交流政策的“向下”转型

“太阳花学运”后，大陆地区对台政策做出了及时调整，2015年提出了以“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下阶层、中南部民众及青少年）为重点的对台工作新政策。将台湾地区社会最基层民众与代表未来的青少年作为对台工作的重点，两岸青少年交流被置于更为凸显的位置，这是在台湾地区世代更替背景下，针对年轻族群已对社会事务发挥重要影响这一态势做出的及时回应，面向未来的战略思路更加清晰。

长期以来，“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一直是国家统一方略的重要指向，社会族群意义上的“台湾人民”是一个动态概念，始终处于不停息的代际更替过程中。任何一代人都经历着“入场——在场——退场”的过程，“在场”的每一代人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与话语权力呈现出“边缘——中心——边缘”的演变路径，与此向对应的人生各个阶段是“童年——青少年、中年——老年”。为了方便问题的讨论，在此有必要对儿童、青少年、青年的年龄界限做一说明。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儿童是指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在大陆地区的学术研究体例和日常习惯称谓中，通常将12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称为儿童，介于青年与儿童之间年龄段的孩子可称为少年。台湾地区主计部门进行各类青少年状况调查时，通常将15-29岁的人群界定为青少年，青年的年龄界限可上延至39岁（青少年包括了青年与刚进入青年行列的少年）。综合以上标准，本文将14岁视为儿童的年龄上限，参照两岸的学制，可以认为除学龄前幼儿外，小学和初中学生是儿童群体的主要构成。学术界关于代际划分的观点各有不同，本文参照美国学者格伦在《代际分析》中所做的界定，所谓“代”是指“特定年份、某个10年间或其他时间段内出生的人群。” 从台湾地区两场学运参与者所处的年龄段考察，他们的童年时代适逢台湾地区社会政治的转型期，也是台独势力对台湾地区民众的文化认同进行刻意分化的时期。童年是人的价值观生成的关键期，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文化认知将影响其终生。因此，要从根源上推动台湾地区民众的文化认同向着有利于国家统一的方向发展，最为基础的切入点，就是应当将两岸文化交流“向下”的态势延伸至尚处人生初始阶段的儿童身上，重构两岸儿童具有代际特点的共同文化记忆，为两岸未来一代生成彼此包容的文化认同奠定基础。

（三）童年期文化认同建构的可能空间

从文化认同“建构论”的观点出发，建构的最初阶段的价值尤其值得珍视，因为“儿童是通过既有的‘文化之镜’来感知世界、发展自我的。” 台湾地区自李登辉时期推出体现所谓“本土意识”的教科书“认识台湾”，到陈水扁时期对中小学课纲进行“去中国化”的大规模修订，实际上就是为一代少年儿童竖立了一面被台独意识形态扭曲的“文化之镜”，其目的是要培植少年儿童對中华母体文化的“分离意识”。基于两岸关系的现实，大陆地区要直接影响台湾地区学校教育的文化倾向还较为困难，尽管近年两岸也有合编教科书的成功尝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拨乱反正的作用，但受惠群体还较为有限。我们应当看到，学校教育的文化规训并非只有刚性的一面，依然存在着儿童自我文化建构的柔性空间。“教育已经不仅担负了文化传承的功能，而且具有了创造新的文化的功能，这种新的文化，在儿童群体那里，即一些学者称为‘校园文化’的儿童文化。校园文化是以学生为主体，以课外文化活动为主要内容，以校园为主要空间，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群体文化。校园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情感的、审美的精神文化，具有非强制性、中介性、渗透性等特点。” 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通过文化产品共享，为两岸面向未来一代的文化认同建构提供良性空间。

课外阅读是校园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儿童伙伴间的阅读分享是童年从不缺少的有趣经历，他们会为书中某个情节的合理与否争论不休，或把故事中的人物视为自己的替身，还会为了获得心仪的读物而暂时放弃物质享受，童年伙伴间因童书而引发的种种故事有时甚至带上与成人（教师、家长）分庭抗礼的意味，这一切实际上反映的是儿童自我文化认知的建构过程。美国学者认为：“通过阅读共同的文本，形成了相互联系的读者群（assemblage of readers），从而为民族意识奠定了基础。”“读者群是市场造就的产物，在同等的程度上，也是印刷技术造就的产物。” 如果两岸同一时代的少年儿童在他们童年成长过程中，拥有了相似的阅读经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情感共鸣，完全有可能催生出具有代际特点的良性文化认同意识。基于以上观点，我们将闽台童书创意产业视为重构两岸新世代文化认同的独特平台。

三、以闽台童书创意产业为平台的文化认同建构 

文化创意产业是“由文字（文学等）、声音（广播、音像等）、图像（书画、设计等视觉艺术）和表演艺术（电视剧、电影、戏剧等）直接相关或者衍生派遣出来的一系列的产业总和。” 其中，文字（文学）的渗透力和延展性尤为突出，文字符号的审美创造不但形成自身的创意产品，还可以为其他创意门类提供丰富的价值观念与意义资源。本文中的童书是指学校教科书之外供儿童阅读的各类书籍，儿童文学占据了其中最大分量，除童话、儿童小说、儿童诗歌等典型文类外，人物传记、历史、社会、自然科普等非虚构作品，也普遍采用了文学手法，可视为广义的儿童文学。童书创意产业是以童书出版为基础产业，由童书提供的形象意义衍生出的影视、戏剧、动漫、游戏、玩具、主题公园等体现创意特质的相关产业链条（在实际市场运作中，各类文创产品之间都可能实现相互转化，互为产业链的上下游端）。

从文化认同建构的视角看，儿童文学提供了以审美方式建立两岸少年儿童精神关联的广阔空间。童话、科幻等幻想文体所呈现的奇异世界具备跨地域、跨文化的特点;小说等写实文体则展示着两岸各具特色的童年生活，表达同一世代孩子的心理诉求与精神向往;两岸儿童（家庭）之间的互动故事也可成为童书创作的素材。

近年来，台湾青年到大陆地区创（就）业已渐成趋势，据台湾地区“远见”杂志公布的民调，2018年18-29岁的年轻人中有53%有意愿到大陆地区谋求发展。尽管受到民进党当局的阻挠，2019年参加厦门第十一届海峡论坛的人数依然超过1万名，创下历史新高，参会的台湾青年也显著增加。

2018年初，国务院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简称惠台31条），提出“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待遇”。2019年福建省出台《关于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的实施意见》，着眼打造“台胞台企登陆的第一家园”，提出推进闽台文化产业实验园区建设，打造两岸影视产业基地，建立两岸书院联盟，办好两岸图书交易会，打造福建文创市集等政策举措。目前，福建已具备进一步推动童书创意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以省会福州为例，该市已获批的国家级台湾青年创业基地包括福州海峡创意产业园、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孵化中心，此外还有3个省级和17个市级创意基地，全市主要台湾青年创（就）业平台入驻台湾企业300多家，成为台湾青年“西进”的重要区域。

闽台童书创意产业虽然在两岸童书出版合作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在整体业态上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创意产品也较为单一，在此情形下，应立足现有产业基础，与在闽创意园区内的成熟机构展开项目合作，将童书创意元素融入各类创意活动之中，在提升项目市场竞争力的过程中，谋求使自身成为兼具物质与精神双重属性，面向两岸未来一代文化认同建构的独特平台。

（一）对闽台在地文化的深度发掘

闽台文化具有很强的共通性，这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有研究者指出：“中华文化向南播迁，在福建有着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带有福建本土特色的中华文化，特别是以闽南方言和部分客家方言为背景的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再度越海向台湾地区延伸，使闽台两地成为一个共同的文化区。” 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就源自对特色鲜明地域文化的深度发掘。以动画产品为例，迪斯尼的《花木兰》、梦工厂的《功夫熊猫》就是对中国古代传说故事与传统武术文化进行创意再造的结果。富含民族特色的地域文化为创意思维提供了意义生产的前提，赋予地域文化以普遍的人性价值，满足观众普适的审美接受心理，才是成功更为关键的因素。爱、忠诚、追求幸福、不畏邪恶、百折不饶等主题，以及欢愉、幽默等表现风格，在世界动画史上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闽南语是闽台共有的地域方言，承载着丰厚的文化内涵，闽南童谣、歌仔戏等艺术形式，以及闽南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亟待通过创意再造，成为两地少年儿童共享的童书创意产品。基于闽南文化的创意活动，不论是文学书写、动漫创意、影视制作还是衍生产品开发，在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同时，还应赋予产品以普遍意义上的价值观与艺术风格，这样才能赢得超越地域局限的广阔市场空间。

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在先行发展中累积了丰富的经验，从人才培养、创意设计到市场运营都有十分成功的案例，这些经验与来闽创（就）业的台湾青年这一人力资源的融合，将产生巨大的发展动力。在面向两岸未来一代的文化认同建构中，闽台童书创意产业的特殊意义在于：这类文创产品是闽台两地年轻人在共同职业场域中创造的，这一场域提供了个人创富机会，也使闽台文化内化于创业者的精神世界中。

（二）创意人才的培养与造就

创意人才是“掌握有较高水平的知识、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能运用创作技能和手段，把特有表达内容和信息转换、复制、浓缩到文化创意产品或服务中，并能推动该产品或服务的生产、流通和经营的人才集合体。” 童书创意人才涉及作家、画家、图书编辑、影视编导，以及动漫制作、产品设计、营销管理、金融运作等领域的专门人才。高校在创意人才培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厦门大学、福州大学、福建师大、华侨大学等高校设置了文化创意产业专业，这些高校无一例外都把与台湾高校合作作为办学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联合培养学生、举办学术论坛、创设交流平台、开展项目合作等，探寻闽台产业合作的途径。

在现行高校体制中并没有专门培养童书创意人才的专业，为了提升该领域的人才素质，可以在相关专业中植入童书创意的内容。例如，在美术学相关专业中加大儿童绘本创作能力的培养;在工业设计专业中重视儿童文具、玩具设计的教学内容;在表演专业中增加儿童戏剧、影视的课程。独立设置的文化创意产业专业还可以把“儿童经济”“家庭消费心理”等纳入教学体系。培养基础教育师资的师范类高校，除心理学、教育学外，还可增加“儿童哲学”“儿童文化”“儿童文学”等课程。台湾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从师专向师院体制转型之际，在师资培养方案中将“儿童文学”列为各专业必修课，提升了教师的儿童文学素养，为童书创意产业提供了人才储备和潜在消费者。

创意人才的事业发展虽有赖于个人努力，但良好的职业环境也不可或缺。“文化创意人才一般具有强大的想象力与创造力，有时还会有离经叛道的想法。” 这一特点尤其与台湾青年的精神气质较为契合。推动闽台童书创意产业发展，不仅需要资金资助、创业辅导等政策扶持，更需要营造宽松的创业文化氛围，在鼓励创新的同时也包容错误与失败，让两地青年在职业生涯的交汇中，消融文化歧见，实现相互认同。

（三）以奖项和节庆催生创意集群

规模化集群效应的产生是文化创意产业成熟的重要标志。闽台童书创意产业虽有一定发展，但产业集群效应尚未形成。以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为例，该社2012年启动“台湾童书馆”出版项目，推出系列台湾童书，举办多届海峡“两岸儿童阅读论坛”和“两岸青少年快乐读书会”，邀请作家、学者、教师就童书出版、两岸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通过两岸儿童共读一本书、现场创意写作等形式，深化两岸儿童之间的情感联系，取得良好的经济与文化效益。但这些项目尚无法与其他创意产业产生广泛联动，创造出内涵更为丰富的IP。以创意为主题的奖项和节庆，是催生创意产业聚集效应的有效途径。

有影响力的奖项实际上为文创产品的品质与价值观树立了标杆，评奖活动从征奖信息发布到颁奖仪式举行，其间贯穿着公众参与、业内精英聚集、热点话题讨论，对创意产业生态发挥着形塑作用。福建省作协创办的“启明儿童文学奖”专门为中小学生设置了奖项，如果能将征奖范围扩大到两岸四地，通过精心策划颁奖仪式，引导在闽台湾青年文化创意机构对获奖作品进行创意再造，生产出动漫、童话剧、微电影等系列化文创产品，该奖项就有望立足闽台，辐射全国及海外。“丰子恺图画书奖”“国语日报儿童文学牧笛奖”是当下海峡两岸颇具影响力的儿童文学奖，两岸作家均有获奖，有的获奖作品的版权已出口到多个国家，如果能够由闽台文创园区承办颁奖活动，并对其知识产权进行深度开发，不失为有益的尝试。

节庆承载着文化传播与市场创富的双重功能，创立以童书创意为主题的节庆活动，是汇集优质产业资源的有效途径。童玩节、童书节、童诗节、动漫节、亲子影视戏剧节等，既可以单独举办也可在大型节庆活动中设立专门单元。

数字媒体时代的创意集群不仅基于现实的地理空间，更可以在网络虚拟世界里建立超地域的社群关系。近年以微信公众号为平台的社群营销取得了不俗业绩，颇具影响的“童书妈妈三川玲”已形成“微信+集市（淘宝店）+独立出版+读书会”的商业模式，不但成為出版机构的合作方，还实现了从渠道向产品的成功延伸，其线下的“童书妈妈读书会”“儿童心理工作坊”等，在拢聚粉丝、增加社群粘合度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小小包麻麻”“大V店”也都是以亲子关系经营成功带动儿童创意产品营销的佼佼者。“互联网+”思维有助于将童书创意奖项与节庆活动融入网络社群建设中，是闽台童书创意产业未来的探索方向。

四、结语

重构相互包容的文化认同是两岸最终走向统一的重要基础，两岸文化认同上存在的不和谐是历史遗留的，应当在两岸关系良性发展的进程中逐渐加以化解，这一历史性责任应当由两岸年轻世代来承担，这是本文探讨两岸文化认同建构过程中，强调“童年”这一未来向度的用意所在。闽台文化创意产业既为两岸少年儿童提供富含民族特色的文化产品，也为两岸青年创设了共同奋斗的创业平台，有望成为两岸文化认同建构的柔性推动力量。随着我国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也在不断提升，两岸青年基于文化创意事业的个人梦想完全可以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注释：

左宏愿.原生论与建构论：当代西方的两种族群认同理论[J].国外社会科学，2012（3）.

中华文化学院编.中华文化在两岸的传承与发展[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26.

林承宇，吴怡国，姜易慧.大陆电视剧在台湾电视媒体的发展态势与未来想象[J].现代传播，2017（3）.

王贞威，许川.试析两岸文化交流的二重性区隔结构[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5）.

张清芳，陈爱强.台湾当代散文艺术流变史[M].人民出版社，2011：162.

[美]诺瓦尔·D·格伦著.代际分析（第二版）[M].於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5.

郑素华.儿童文化引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127-131.

[美]戴安娜·克兰主编.文化社会学[M].王小章，郑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8.

王慧敏，孙洁，蒋莉莉，曹祎遐.文化创意产业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6：79.

刘登翰.闽台文化研究的文化地理学思考[J].台湾研究集刊，2001（2）.

沈杰，周继洋，王雯莹.上海文化创意人才认定标准和发展环境[J].科学发展，20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