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猫记》中的新文化史述略
时间：2021-05-05 07:57:13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 要：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的著作《屠猫记——法国文化史钩沉》是新文化史学流派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渐趋成熟的代表作。本文主要探讨达恩顿教授在《屠猫记》一书中对史料运用与解读，史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并对其史学研究略作评价，从而帮助读者更深入地认识新文化史学。
关键词：达恩顿教授；《屠猫记》；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至80年代的西方史学界，是一场重要的史学理论运动。新文化史的视角从“宏大叙事”转向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微观历史的研究，并借助人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等其他学科理论，分析语言、符号、仪式等社会现象的文化内涵。《屠猫记》作为新文化史学的扛鼎之作，其作者通过对纳沙泰尔印刷公司档案资料的充分挖掘，“试图揭露18世纪法国寻常人的世界观以及他们是如何在心智上组织实现并且将之表现在行为上的”。
一、史料的运用与解读
达恩顿教授对史料的运用与解读为新文化史学研究提供一个样板。他的史学研究不仅依靠传统史料，文学作品、视觉形象等之前被排除在外的资料也都成为研究的依据；即使是传统史料，达恩顿也力图以全新的方式解读，寻求之间的联系与内涵。他凭着记者独有的敏锐嗅觉，发现无人问津的瑞士纳沙泰尔印刷公司的档案库，为世人勾勒出18世纪法国旧制度时期的社会光景。
达恩顿教授没有因档案的浩繁晦涩，名不见经传而放弃。相反，他在索引钩沉中将厚厚的文本溶解成“论述”（discourse），努力为读者叙述一个个动听的故事并揭示“故事”背后的文化和象征意蕴。纵览全书，达恩顿教授选取六个场景，勾勒出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农民、工人、资产阶级、官僚、哲学家以及知识分子的生活和心灵状况。在《屠猫记》的第一章，达恩顿教授提及在法国几乎无人不晓的民间故事，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小红帽》、《小拇指》《蓝胡子》等法国农民的炉边故事，甚至中国读者都耳熟能详。他开宗明义的切入点是小红帽的故事，并以弗罗姆（Erich Fromm）和贝特尔海姆（Bruno Bettelheim）两位知名精神分析学家对《小红帽》的注解来示例举隅。他们认为《小红帽》的故事具有隐而不彰的象征意义：“红色兜状连颈帽是月经的象征，女孩手里拿的瓶子是童贞的象征……被塞进狼肚子里的两个石块代表不孕，是对于打破性禁忌的惩罚”。达恩顿教授抛开精神分析故事文本的影响之后，对《小红帽》童话故事在不同国家发展衍变进行历史考据，归结出法国故事的特性：机智幽默，并且处处充满狡猾与欺骗，这些特性则体现出当时法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世策略。
达恩顿教授在第一章中通过若干民俗故事的阐释，将故事文本与法国农民的生活现实状况相连接，从中发现民俗故事所反映的现实世界。又譬如：从《小拇指》的故事反映近代的法国战争、瘟疫和饥荒横行，下层阶级的人民终日食不果腹，儿童死亡率极高；《法师的学徒》夸张描写马尔萨斯所描述的人口压力；《三个纺纱女》折射出旧制度之下的法国农民家庭不可能存活，除非每个人都无止尽地工作等等。达恩顿教授认为“纵然偶尔有幻想成分，但是这些童话故事一直根植于现实世界”。同时，达恩顿教授对民间故事进行考据的过程中逐步走入当时民众的内心深处。这正是新文化史学派的一大特征——注重观念和心态的研究。
达恩顿教授根据大异其趣的文本所带出的惊讶，遁声穷追猛追。在《屠猫记》的其它章节中，他通过一位巴黎印刷工人对圣塞佛伦街猫的大屠杀的记述，一份资产阶级人士关于他所居住的城市的手稿，一名警探所保存的令人惊奇的档案等文本的层层考证，试图探究到文本的幽暗处。达恩顿教授正是通过那些非权威文本的幽暗处，探索隐藏的历史真相和人类心灵状态。
二、史学研究的独特视角
“雅俗共赏”可谓新文化史学观著作的又一大特征。《屠猫记》堪称“雅俗共赏”的生动典范。所谓“雅”是指其治史的严谨和专业，包括史料的选择、方法的运用，以及观点的论证和解释等。所谓“俗”是指关注过去不登大雅之堂的大众文化，关注被看作“下里巴人”的普通大众；所谓“俗”还指新文化史的著作选题新颖，视角独特，语言流畅，可读性强，能够引起普通读者对历史的兴趣。
达恩顿教授开启新文化史的研究先河，从妇孺皆知的民间故事到文人巨匠的启蒙思潮，循着社会阶梯往上爬。他的历史学著作不是只关注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和惊天动地的大事件；他更关心200年前的法国“市井之人”的“市井之道”。《屠猫记》把整个研究重心放在旧制度时期的法国社会文化，特别是中下层社会，成功勾勒出法国农民、工匠、资产阶级等不同社会群体的精神世界。正如此书名为“法国文化史钩沉”，它像万花筒一样折射出法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是那些人们忽视已久的文献和历史。
本文仅以《屠猫记》第二章“工人的暴动：圣塞佛伦街的屠猫记”作为分析素材。达恩顿教授从一名叫作尼古拉·孔塔（Nicolas Contat）的印刷匠记述的故事入手，大肆渲染圣塞弗伦街的屠猫事件：1730年代的巴黎，一群印刷业学徒搞一场诡异的屠猫仪式，他们折磨然后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到的猫，包括师母的宠物猫。在诡异的屠猫仪式中，印刷工人“欢欣”“闹成一团”而且“大笑”。大肆屠杀猫的残酷仪式何以在他们眼中如此“好笑”？而达恩顿指出：“我们笑不出来，这正说明阻隔我们和工业化之前欧洲工人之间的距离。察觉到那一段距离的存在，正是达恩顿教授从事研究工作的起点”。在他看来，“掌握对猫大屠杀的笑点所在，或许就有可能掌握旧制度下技工文化的要素”。达恩顿教授从文本的最隐晦之处着手，探寻通幽的曲径：正是由于18世纪的法国工人和资产阶级处境悬殊，矛盾尖锐对立，印刷厂的全体工人用杀猫之举宣泄他们对资产阶级的所有愤恨和不满：师父爱猫，于是工人恨猫。
达恩顿教授采取跨学科研究，借助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文化研究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语言、符号、仪式等文本进行深描剖析。在他笔下，法国炉火旁不识字的农民、略通文字的印刷匠、卢梭著作狂热崇拜者等寻常人的“市井之道”跃然纸上，以其呈现出文本的象征意义和历史现实。他将历史的显微镜投向18世纪法国社会下层，意图写一部“小写的文化史”。他注重考察身在历史中的当事人对文化的认识和思考，而不是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历史研究方法。在他看来，18世纪法国文化不只有革命和艺术，还有市井琐碎中的处世之道，这也体现达恩顿的微观史学研究路数。总之，作为新文化史的扛鼎之作，《屠猫记》在方法论上，不再以宏观的理念为出发点，而是强调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实。
三、贡献与争议
《时代周刊》这样评论道：“慧心妙笔时有创意，一针见血令人惊奇”。这样的评价切中肯綮。是的，作者达恩顿教授是欧洲史研究专家，兼具新闻采访者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以及小说家的敏锐度。随笔体的《屠猫记》是雅俗共赏的新文化史最具代表性著作之一。大凡一本经典的史学研究著作，之所以优秀，无非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或者在材料上有新的发现和使用，或者在研究方法和解释上有所创新与突破。《屠猫记》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到。《屠猫记》研究方法和研究史料推陈出新，正所谓“文贵出新，不落窠臼”。其之所以经典，正在于此！在经历20多年史学界考验之后，此书确立其在新文化史领域的关键地位，是标志新文化史学流派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趋于成熟的代表作之一。
然而，作品本身也引发不少争议。1998年，牛津大学伏尔泰基金会出版《达恩顿之争：十八世纪的书籍与革命》一书，集中反映学者们对达恩顿教授的褒贬态度。学者不禁质疑从符号、表象、仪式、象征等文本入手能否重构历史现实？研究资料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典型性？研究对象是否有代表性，是否具有普遍性？譬如，仅凭一个印刷匠对“大屠杀猫的一则记载”能否作为反映18世纪法国手工业者的生活及其文化的根本依据吗？事实上，达恩顿教授的解读不能还原历史，只是提供某种可能性，读者也不应将读书所得出的结论放诸于四海。任何人的研究都不可能给出一个唯一、最终、永恒的结论。达恩顿教授需要读者意识到：他是从“文本的幽暗处”进入故纸堆，“在文本与其文义格局之间来回穿梭，直到清出一条道路穿越陌生的心灵世界”。他无意也无法复原历史的真实，作为一种实验性的探索，他的成功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的方法和手段上，至于在多大程度上复原和再现历史真实，着实存在诸多争议。
达恩顿教授对史料的运用与解读及其研究历史的独特视角是一种新的史学方法论尝试，极大地拓宽历史叙事的维度与视野。然而，正如柯林伍德所言：所有历史，充其量也只不过是对某一问题的一种暂时的、试验性的解答，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答 。换言之，历史的撰写如同历史本身，是没有最终解决方案的。在这个史学发展与反思并行的时代，任何一个史学家所做的研究都不是最终的“真理”，正如这位勇开先河的历史学家在序言中坦承的那样：“我并不期望一言而决，也不自命圆满”，“对于这些反对的意见，我宁愿邀请读者进入我的文本，读者不见得信服，但是我希望他们会享受这一趟旅程”。史学正是在这种不断的否定之否定中，占领一个又一个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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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亚（1990-6），女，汉，河南省周口市，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4级，世界史，学历：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南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