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起潮涌的一九五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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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56年是人民共和国值得铭记的一年。这一年，我国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由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动荡，要求科学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与历史经验；提出了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开始了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伟大历程。这三件大事，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提供的思想理论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苏共二十大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6）04—0019—08

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1956年是值得铭记并加以浓墨重彩的一年。这一年，在毛泽东领导下，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面对由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动荡，科学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与历史经验；提出了进行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任务，开始探索自己的建设道路的伟大历程。这三件大事，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它提供的思想理论、历史经验和国家应当坚持的发展方向，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

1956年，我国顺利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转变，从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为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和开辟了康庄大道。对于我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历史意义，至今仍有深入探讨的必要，这不仅为了回答来自某些方面的质疑之声，而且也是我们今天进行改革必须坚持的出发点和发展方向。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既包含它是民主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反映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要求。就前者而言，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失去了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能力，在这种历史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历史性贡献，就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成功地解决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的前途相联结，并通过实际的步骤加以实现。毛泽东确立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两步走的连结点问题，也就是说，在民主革命胜利之后，决不可能去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阶段，以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由之路。在他看来，新民主主义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它既存在资本主义的因素，又存在不断生长中的社会主义的因素。毛泽东领导制定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就反映了上述特点。拿经济纲领来说，新民主主义社会实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领导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还要尽可能地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成分，以利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同时，为防止资本主义经济任其自由泛滥危害整个国民经济，对其采取了恰如其分的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这主要是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和劳动条件等方面加以限制。毛泽东特别强调不能动摇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新民主主义国家必须优先发展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使这个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导向的、决定性的作用，为向社会主义转变准备强大的物质基础。这种立足于现实又为未来发展准备条件的策略思想，在新民主主义政治、文化纲领中也都得到生动的体现。正是这种自觉的、反映历史发展要求的政策导向，使民主革命的结果顺利转向社会主义，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就后者而言，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加速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这样一种历史的要求和选择。新中国成立后，仅仅经过三年的时间，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就达到和超过国民党时期最高的1936年水平。正如陈云所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1]366这就把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任务提上日程。通过国家的工业化来实现一百多年来中国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的理想。近代中国历史已证明，以资本主义为取向的国家工业化道路是走不通的，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这不仅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向，是中国人民的主体性选择，而且这时也基本具备了实现的条件。

第一，有了较强大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这是实现国家工业化的主要基础。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1949年为34.2%，1952年则上升到56%。与资本主义的私营工业相比，国营工业不仅规模大，而且技术设备相对先进；不但有轻工业，而且有重工业。要实现国家工业化，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工业，这首先和主要的是依靠和办好原有的国营工业；另一方面要建设新的工业，这主要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国营工业，包括对原有国营工业的改造扩建。因为在中国，私营经济是没有能力投资兴建新的、足以为国家工业化奠定基础的那种大型工矿企业的。因而，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首先意味着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因素。

第二，资本主义经济先天不足，发展维艰，难以成为国民经济起飞的基地。中国民族资本的主体是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民族工业资本在整个民族资本中只占1/5，且主要分布在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据解放初期的统计，雇工500人以上的工厂在民族资本主义工厂中只占0.1 %，69.7%的工厂只有不到10个工人，79.1%的工厂属于工场手工业。在这样弱小的基础上，靠资本主义自身的发展，把中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显然是极其困难而缓慢的。诚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有对于国计民生有利的积极作用和不利的消极作用。建国初期国家通过正确的政策帮助资本主义经济的生存和发展，而这时资本主义工业对于生产的发展和新工业的建设也负有重要的责任。但我们应该看到，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和政府、国营经济乃至社会之间“存在着许多难以解决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低下，成本高，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很小或甚至没有，因而导致工业产品短缺，使国家计划的完成受到严重影响。如果不改变这种情况，这一很大部分的社会生产力就不可能获得合理的充分的发展以适应国计民生的需要，社会主义工业化就不能全部实现。以上两方面的情况，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资本主义工商业不仅需要进一步改组，而且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逐步改造为社会主义”[2]350。这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又一个基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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