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鲁奇荒的一九二七年
时间：2020-04-04 07:57:24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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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山东省曾出现过多次自然灾害，其中发生在1927年的荒灾甚为严重，对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害。为深入了解该时期山东省灾害，笔者综述了1927年农业荒灾的暴发对山东民间形成的破坏。在匪患兵灾的背景下，官方及社会团体的相关救灾减灾活动难以完全到位，以致挽救人民生命、保护生产力、恢复社会经济的重任不能真正完成。该灾难造成惨痛的教训，警示人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
关键词：齐鲁；灾荒；1927年
中图分类号：F1，K2 文献标志码：A 论文编号：cjas15050018
0引言
中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十分复杂，是一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近代以来，国家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届政府的社会治理和控制的能力减弱，造成了灾情惨重的局面。根据李文海的研究，近代历时109年（1840-1949），只有1891年（光绪十七年）为中等年景，虽不少省份均有水旱灾情，但未发现大灾。其余的108年，全国各地均出现了引起社会失序的灾情，其中尤以水、旱、蝗、震、疫、风、雹等灾种为多。刘仰东提出要把灾荒作为了解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视角，灾荒和救灾集中反映了自然灾害与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王林在他主编的《山东近代灾荒史》一书中，对近代山东灾荒的形成机制、特征、救灾措施、灾荒对经济、人口、社会的影响等都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董龙凯就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的方向、特征和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移民是当时减轻灾害影响的一个重要措施。赵兰亮将近代山东的水旱灾害与这一时期的震灾进行比较研究，提出了复合型灾害对社会造成了叠加式动乱的严重影响。
1927年暴发的山东特大荒祲，是集水旱蝗患为一体的综合性自然灾害，也是与战乱、暴政相结合的一场持久的天灾人祸，波及范围广，死伤多，灾难深重。但是学术界对这一次严重灾害的专门研究不多，只是散见于一些综合性灾害研究的文论之中。笔者首次对齐鲁奇荒进行了专题探讨，有利于人们基本了解北洋军阀统治末期以及国民政府创建之初的山东自然环境、政治形势和社会状况，有利于人们深刻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众命运。
1天灾
1927-1928年是北伐战争后北洋政府与南京政府的政权交接时期。国家治理瘫痪，社会秩序动荡。此时山东暴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起因于连年的旱灾，期间相继伴发了蝗虫、洪灾、冰雹、风灾等等，其后又引发烈性传染疾疫。一些贫苦农民因生计无着转而为匪，因此造成灾情之下更加上严重的匪患。在此期间，山东政府当局完全不顾及救灾赈济，境内的大小军阀相互争斗，战火不熄。
这次奇荒，是此前多年发生的灾情延续和加重的结果。历史资料记载，1920年山东发生40年未有之大旱灾，全省受灾35县，灾民总数达27380人。1921年，黄河于山东利津等处决口，沿黄各县受灾甚重。1922年，黄河又于利津一带3次漫溢。1923年，黄河又于廖桥处决口，范蹼寿阳四县生命财产尽付东流。1924年，山东水旱交加，兼遭直奉战争之溃军破坏，全省灾区38县，灾民约200万人。1925年，山东春旱麦枯，入夏淫雨，黄河2次决口，全省47县受灾，灾民200余万人。1926年，亢旱河患并发，全省几无完区。
1927年1月，济宁、曹州、巨野、嘉祥、菏泽、郸城、金乡、鱼台等多县突降大雨，“历一昼夜之久始止，乡间房屋多半倒塌，人民流离失所，各往城中避难，同时饮料食料，均发生恐慌。又闻麦苗因大雨之后，土质松离，麦根悉变红色，收获已属无望”。此次春涝水灾，造成了山东1927年春季发生大面积的饥荒。当年华洋义赈会报告称：“鲁灾区灾民多食破毡、棉花、皮革，或自尽、饿毙，铜元5枚可购一女。”入夏之后，山东又亢旱异常，继而蝗蛹大起，夏麦秋禾，悉遭巨灾。7月，鲁北惠民、滨县一带，“无数飞蝗入境，自东北蔽天而来”，“蚕食秋禾殆尽”。鲁西南“曹、充两属16县，发生70年未有之蝗灾，禾粒无收，兼遭烽隧，饿畔填塞。其中4县灾情尤奇重，草根食尽”。秋，鲁西南沂州属临沂、营县、沂水、蒙阴、费县、邦城、日照皆大旱，费县西部秋季作物收成不到二成，蒙阴县颗粒无收，临沂县乡民多卖耕牛来粮度日。
据华洋义赈会的报告称“灾区广及56县，占地244434方里，有大小村庄32879所，户口9238234人，实当山东全省之半。”据调查，3万余村庄之收成，大多数不满一成，较佳者二三成不等，达五成者仅一县，各县平均仍不足二成。北京赈济会称：“鲁省107县，有35县收成不足百分之十，另有30县收成自百分之十至四十不等。”济南慈悲社致中国济生会函则称：“鲁省历经水旱兵蝗各灾，致颗粒不收者57县。”
总之，1927年山东的奇荒大灾，起先是年初鲁西南各县突降暴雨，水涝严重，尤以农村的灾情最重。农村房舍建筑比较简陋，每遇风雨灾害，居所多半倒塌。受灾百姓顿时流离失所，纷纷涌向城中避难。这年夏秋之时，全省又转涝为旱，入夏缺雨，农田作物干枯严重。鲁西大旱，继而蝗蝻繁衍，飞蝗大起，夏麦秋禾被毁殆尽。据文献记载，山东境内约有60个州县受灾。截至1927年11月18日，山东灾区60县，灾民900万人，700万人背井离乡（图1～5）。鲁西及鲁西南曹州、兖州2个地区的16个县为重灾区。
1928年山东的灾情并未缓解。1928年春季，山东利津王家院、棘子刘等处黄河大堤决口，淹没60余村，广饶、博兴、寿光等县均被波及。7月24日，安邱、临朐大雨，“山洪暴发，汶河、弥河水势陡涨，汶水尤大，淹没两县村庄甚多。”溺死者18000人，无家可归者32000人。8月下旬，济南阴雨连绵，黄河水涨，民间住房十漏九塌，下等草房，多半倾毁，马路全部悉被冲毁，石块均已暴出，护城河水于地几平，附近人民有被淹毙而漂尸河内者。
1928年同时还有旱灾和蝗灾。“鲁西夏津、东昌、冠县一带，鲁南曲阜一带，皆为灾授纂重之区”，胶东一带，亦“亢旱不雨，田禾枯萎”。灾民数目占全县户口三分之一以上者27县，其中曲阜高达73%，冠县占54%，泗水占52%。重灾区的村民多拆屋售材料以购粮与燃料。有多村之房屋仅余四壁，人民结队赴东三省者络绎不绝，有数县生产占60‰其留者有30%，为病所困，有许多田中全未种物，牲畜渐见稀少。鲁西南的临沂各县本年灾情亦极为严重。7月，临沂大旱，遍生蝗蛹，县境东南部（今临沭县）一带尤重，各村捕杀，无济于事，秋季，多数农田绝产，沭河以东数十公里遍地蓬篙，不见人烟。蒙阴自5月以来，瘟疫流行，继而蔓延于东北各处。死亡益多，传染益剧。至8月，死者已达23000余人。秋，费县西部（今属平邑县）飞蝗遍地，吃尽庄稼。瘟疫蔓延，民多死亡。有调查统计报告称，1928年山东全省被灾者已达83县，灾民总数约在500万人。
到了1929年，灾情更趋严重，受灾州县100个，灾民增至2000多万人，占到全省人口的半数以上。史称，1928年，鲁西夏津、东昌、冠县一带，鲁南曲阜一带，乃是灾荒极为严重的地区，胶东一带，旱情也是相当厉害，不少地方伴有蝗患。旱、蝗肆虐之外，又有水涝之灾。特大风雨造成济南城关商埠及附近乡区，倒塌之房屋共计5000余间，人民死亡者400余名，财产及物品损失在百万以上。综计各处水旱情形，当年全省受灾范围已超百县，灾民总数又增加约500万人。
连续的荒歉缺食，长期的饥饿体衰，导致灾区疫情暴发。外国记者描述：“灾民的苦难是震撼人心的。难民营里的人普遍染病，麻疹、水痘、肺炎、猩红热，比比皆是。许多人横死街头巷尾，尸体曝陈多日，也得不到掩埋。大部分灾民住在麦秸搭起的棚子里，两端透风。极少人有床睡，成千上万的难民都是直接睡在冻土上……”
2人祸
战争与灾荒有着直接的关系。近代时期的1840-1949年，中国至少有一半时间处于战争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晚清重大灾荒的发生也大都在战争期间或在战争之后，这不能说是巧合。历史事实证明，频繁的战争是导致晚清灾荒频发的重要原因，每次战争都会诱发水旱灾害㈣。山东省1927年以来的特大灾荒，与当时的政权分裂、官方腐败、苛政重赋、匪患兵灾等“人祸”密切相关。
2.1匪患
严重自然灾害造成了饥民遍地，社会失序，其直接后果就是不法之徒铤而走险，转而为匪。1927-1928年，不仅鲁南、鲁东山区多有土匪，而且鲁西、鲁北平原地区也时有土匪出没；不仅穷乡僻壤土匪猖撅，城邑闹市乃至省城济南土匪也大受其虐。据史料估计，1927年灾后，山东全省的土匪总数在20万人以上。
鲁南匪患最重。1928年2月14日《晨报》报道称：“鲁省由沂州至泰安途中，蒙山附近因土匪横行，几无人烟，田野禾稼自行腐烂，至今无人刈收断。”有一则当时的报道说：“旧历正月十六日，有大股土匪四五千人，由沂水南境，抢至沂水北境，又由沂水北境，抢回沂水南境。全县十八区，被抢者遍十五区，所架男女肉票先后不下四五万人，死伤约五六千人。沂城几乎为匪占去，匪入境至出境共十余日，复于二月二十六日折回沂水城南，粮米牲畜，被抢一空，真空前之惨劫也。”
胶东向称富饶之地，其土匪亦与众不同，“其中匪首，皆有权势之土豪，交通勾结，俨然衣冠中人，一切劫掳之事，嗽其部下，而首领则坐地分赃，盗财富有，其部下被军警查出或拘捕时，彼等设法营救之。附近居民，偶因供给不周，或因小故干犯，则乘夜遣人残其身命，或屠其全家。”
在山东省城济南亦有土匪出没。1928年9月8日早7点，土匪4人冲入城区的信成东粮栈，劫掠现洋700余元，银票数千元，携款逃窜，可见当时山东匪患之猖獗。
1927年灾情最重之日，也是山东最大的匪首刘桂堂（俗称刘黑七）危害最烈之时。1927年2月10日，刘桂堂匪帮窜往南孝义村（今属平邑县）勒索钱粮。全村共136户，735人，时值大旱之年，饥荒严重，有些村民不得已以柑子土充饥。在刘匪的威逼下，村民走投无路，奋起反抗。土匪攻进村后，全村被害346人，全家被杀绝者41户，外村来这里逃难的40多人也全部被杀。全村房屋财产化为灰烬，土匪还掳去姑娘15人。幸存下来的村民大都外出逃荒要饭，卖掉子女38人，病饿死于外乡者73人。全村仅剩下212人。
据不完全统计，从1925年至1928年，鲁南蒙山地区被刘桂堂匪帮烧、杀、抢、劫的村庄共有1000余个，烧毁房屋20余万间，杀死群众12000余人。再加上3年大旱，这一地区饿死的人共达20万以上，卖儿女者不计其数。
2.2兵祸
20世纪20年代，山东境内战争连绵，内忧外患同时发生，它们将山东人民的灾难推向了顶峰。1925年后，山东境内发生的战争有：1925年10月，张宗昌与孙传芳之间爆发的浙奉战争，战场主要在皖北、苏北和鲁南。1925年11月至次年1月，张宗昌与岳维峻之间爆发的鲁豫战争，战场主要在豫东和鲁西南。1926年2月至4月，直鲁联军与国民军之间爆发的战争，战场主要在冀南、天津、北京一带。1927-1928年，张宗昌对抗北伐军的战争。第二次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必不能任其肆意侵略，竭力阻挠北伐进行。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1928年，国民革命军于5月1日克复济南，日军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将交涉员蔡公时割去耳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全部杀害，并肆意焚掠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图7-8）。济南惨案后援会的报告称，济南惨案死亡3625人，受伤1455人，财产损失约2600万元。
20世纪20年代后期，山东频繁发生的战乱，受害最重最直接的都是山东人民大众。1925-1928年奉系军阀张宗昌窃任山东军务督办期间，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加捐派款，层层盘剥，大大消弱了齐鲁人民的抗灾御灾能力，使灾情变得更为深重。
张宗昌（图9）盘踞山东的第二年（1926年），大肆强征钱粮，使省内新增的附加税超过正税4倍之多。1927年，山东省署于境内农村田地上征收地丁税的种类有：“正额、省县附税、省教育附税、河工附税、河工特捐、军事附捐、汽车路附捐、县教育附捐、赈济附捐、警备捐、清乡费、地方公款”等。其中，军事特捐1000万元，加征丁漕2000万元。增幅非常大，超过原额许多。之后又随意增加了军鞋捐、军械捐、建筑军营捐等8种苛捐杂税，也大大超过了正税。
另外，张宗昌还常常以军事的名义向民间大量摊派兵差，临时派征力役、实物、货币。1928年后兵差极为严重，全省107个县中有77个县有兵差，临沂等县兵差征收占地丁正税的274.41%，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军阀张宗昌的山东军队号称20万人，连年战争，军粮给养多半由当地农民供给。而且到处之骚扰、拉夫、拉车，更为人民所难堪。至于作战区域（津浦线）十室九空。其苟全性命者，亦无法生活，纷纷抛弃田地家宅……（图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