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厢记》人性觉醒意识与男权社会的冲突和相与
时间：2020-08-14 07:57:30 来源：达达文档网 本文已影响 人 
［摘要］《西厢记》叙写了曲折的爱情故事、塑造了鲜活的人物形象，因崔莺莺、张生在人性备受压抑的封建社会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被视为反封建的典型形象。事实上，在《西厢记》中仍存在着合乎封建社会整体价值判断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与人性的觉醒意识冲突碰撞又共同存在。
［关键词］西厢记；封建意识；人性觉醒；冲突与相与
元代著名杂剧作家王实甫编写的《西厢记》一改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的悲剧结局，表现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当时男性为主导的男权社会当中，主人公外在行为强烈的反封建特点事实上是主人公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凸显，在人性一统并几近泯灭的封建时期，崔、张二人大胆追求个人的幸福不啻是亮丽的流星划过沉寂的夜空，给人们带来了眼前的绚丽和未来的希望。她承载着人们内心最彻底最真挚最热切的追求，认识自我和尊重自我。这一点，恰恰是对封建社会主流意识最沉重而有力的一击。当然，在《西厢记》中仍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合乎封建社会整体价值判断的诸多因素，这些因素与人性的觉醒意识冲突碰撞又共同存在。
一、崔、张爱情观念、行为同封建社会的适应与相与
（一）封建社会审美标准下的人物形象
先看崔莺莺，老夫人上场说道：“老身姓郑，夫主姓崔，官拜前朝相国，不幸因病告殂。只生得个小女，小字莺莺，年一十九岁，针指女工，诗词书算，无不能者。”这个简短的介绍有两点关键所在：家世地位和品德修养。首先是前朝相国之家，当属上层社会之流，自然是老夫人首先要表明的，由此我们不难想见当时社会对门第的注重。其次，老夫人描述了女儿莺莺的优点，如果说“针指女工”是社会对所有女子的基本要求的话，“诗词书算”可堪称高层次要求，而这绝非一般乡野女子所能。老夫人在肯定女儿品行出众的同时再次强调了她身份的特殊以及由此带来的高层次修养和技能。
再看张生，他自报家门这样说到：“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后一年丧母。”张生出身于礼部尚书之家，这一点也是他自感荣耀的地方，所以道出姓名以及何方人氏之后便不失时机地指出自己家世曾经的辉煌。令人惋惜的是父母早亡，只身书剑飘零。现在的情况则是“学成满腹文章”，等待有朝一日“得遂大志”。无论怎样，就现实的情况来看，张生也是一个响当当的才子，况且还胸有大志，只是等待时机。这是封建社会男性的集体诉求，也是整个社会对男性的统一希冀。
在张生的眼中崔莺莺是这样的：“未语人前先腼腆,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呖呖莺声花外啭，行一步可人怜，解舞腰肢娇又软，千般袅娜，万般旖旎，似垂柳晚风前”。封建社会男尊女卑，女性多是作为男性的赏玩对象而存在的。在张生的眼中莺莺依然是“尤物”，风流婉转，颇具韵致。外在形貌的出众当是吸引张生的最直接原因。即使是通过对诗表明心迹，张生对莺莺的留恋也还是有诸多的外形身体成分：“恰便似檀口点樱桃，粉鼻儿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妖娆，满面儿扑堆着俏；苗条，一团儿真是娇。”对崔莺莺外貌的精细描摹过程正是以张生的眼睛看待崔莺莺的过程，这一过程，除了对莺莺外在美从审美视角的肯定，也有着对莺莺从男性视角的一种欣赏甚或玩赏。弯眉、云鬓、朱唇、皓齿、语音、步态、细腰、风韵，无一不涉。看到莺莺后，张生说：“世间有这等女子，岂非天姿国色乎？休说那模样儿，则那一对小脚儿，价值百镒之金。”当一个男子将对女性的关注放置在一双小脚上的时候，可想而知他此举的出发点和归宿。以女子脚小为美是那个时代一个畸形的审美标准，女子裹小脚的渊源由来怎样不必详论，但是，女子的小脚成为封建社会男性把玩的对象这一点毋庸置疑。从某种意义上讲，男性话语绝对优势的时代，男子对女子小脚的赏玩事实上是对女子话语权的现实性剥夺。当然，这一行为的另一面，则是再次树立了男性的强势心理和实际地位。即使是相思，也出于对莺莺形貌的流连：“着他眉儿浅浅描，脸儿淡淡妆，粉香腻玉搓咽项。翠裙鸳绣金莲小，红袖鸾销玉笋长”，张生对莺莺欣赏的角度、语气，无处不透露着封建社会的气息和特点。
张生的外貌长相则着墨甚少，只是在做道场时说：“外像儿风流，青春年少；内性儿聪明，冠世才学，扭捏着身子儿百般做作，来往向人前卖弄俊俏。”可见当时社会对男子的要求首先是才而非貌。在此，已经为其后郎才女貌的爱情模式埋下伏笔。
（二）崔、张爱情发展过程中封建意识的渗透与表露
1．相爱过程崔、张拉锯式的外在行为表现
张生因目睹莺莺的美貌而相思，但不知莺莺心意如何，于是作诗相试。莺莺听完大赞：“好清新之诗，我依韵做一首”。莺莺的才华初露锋芒，也更进一步吸引张生，致使张生对莺莺由赏到爱。在落花水流红的暮春时节，才子和佳人的相遇不免会演绎出动人的爱情故事。如若没有张生作诗试探，纵使莺莺多么喜欢张生，她也不会有所举动。作为相国之女，她得保持固有的矜持与内敛。
当老夫人赖婚致使张生陷入相思之苦以后，莺莺自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于是她让红娘探望，一来表示慰问张生，二来对张生于己的感情也好有个揣度。此时莺莺行为的主动性逐渐外显。当红娘带来张生的书信放在妆盒上后，莺莺则是“开拆封皮孜孜看，颠来倒去不害心烦”，足见莺莺难掩内心对张生的爱意。然而，她顾及自己的表现太过外显，于是，她态度突变，喝斥红娘、痛骂张生，可实际上又差红娘送柬与张生相约花前月下，莺莺行为的主动性一步步增强。可当张生逾墙约会时，又遭到了莺莺的拒绝。这样的表现一则是少女普遍的羞涩之心，更主要的是莺莺终究是相国之女，所受的教育令她熟知整个社会的荣辱判断。
与张生私会的事情被老夫人发现，老夫人要求张生考取状元再来迎娶莺莺。面对母亲的这种阻隔，莺莺没有任何抗拒，尽管内心十分哀伤，痛心爱情刚刚开始就遭遇别离。此时，作为知书达礼的相国之女，她的行为是理性的。自己出轨在先，怨不得母亲，此其一；作为晚辈，理应听从于长辈的训导，此其二；作为女子，不得不考虑自己人生幸福，而母亲的这一作法，无疑保证了莺莺日后生活的无忧，此其三。所以，此时的莺莺行为含蓄而真诚，任情而知礼。
张生与莺莺的相爱之路从被老夫人阻断之时起，唯有用真挚的感情打动莺莺。就张生自己而言，行为的主动性不是很强。更多的时候，被他周围的三个女性主宰：莺莺、老夫人，甚至红娘。但是，当老夫人提出要张生考取状元的时候，张生的主动性便逐渐凸显并步步增强。因为求取功名是封建社会男性的普遍追求，人生价值的至高体现方式。功名越高，社会地位越高，对社会的操控权就越大，爱情婚姻自然不在话下。也就是说一旦功成名就，随之而来的一切都将水到渠成。所以，此时的张生恢复了男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所有自信。不论应试还是高中状元之后践行诺言迎娶莺莺，张生都以一个主动者的姿态主宰把握着事态的发展，让崔、张二人的爱情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最终成就眷属。此时的莺莺却只有等待，“妾千金之躯，一旦弃之。此身皆托于足下，勿以他日见弃，使妾有白头之叹”。一切希望只能寄托于张生身上，张生的行为左右着事态的发展。
我们看到，二人的爱情进程是拉锯式的，张生和莺莺交替进退地牵引他们的爱情向前发展。莺莺进是因情，退是因理。张生则不同，进，先是因情，再进，则终因其合于整个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
2．老夫人对崔、张爱情的阻挠
张生退却孙飞虎的半万人马保得大家平安，老夫人食言，并未将莺莺嫁与张生，使张生害了相思。老夫人是家长，作为晚辈，服从父母之命，天经地义，已经成为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张生在这一强大的社会力量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只有陷入相思之苦当中。
在“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大环境中，老夫人无情地对张生和莺莺这对有情人硬生生拆散，这一行为从表面上看仿佛忽略了母女亲情，家庭温情。客观分析一下不难发现，老夫人的行为是以整个社会的价值判断为依据的，是经过利弊权衡之后的理性决定。
第一，践言履约。最初阻挠是因为崔相国在世时已将莺莺许配了侄子郑恒，已经有约在先，应当信守承诺。此时张生、郑恒、崔莺莺三家的家庭背景其实是相仿的，谈不上因家族的高下决定取舍。张生：“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五旬之上，因病身亡。后一年丧母”；郑恒：“先人拜礼部尚书，不幸早丧。后数年，又丧母”；莺莺的父亲岁官拜前朝相国，但也已过世。
第二，身份地位。当崔、张私会暴露后，老夫人第二次阻挠则是老夫人说“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因张生的穷书生身份，老夫人要求张生“取应”。封建社会等级观念强烈，尤其元代，人分四等。身份地位直接影响社会评价。一个前朝相国夫人肯定对此了然于胸，为了自己女儿的个人前程，为了自己家族的前程，老夫人自然会让张生通过应举改变身份。当然在老夫人的心中，家族的前程可能更为看重，通过老夫人的话不难看出这一点：“休辱没了俺家谱”、“俺三辈儿不招白衣女婿”，对女儿的个人幸福却并未直接提及，尽管张生应举的结果自然会关系到女儿的生活质量。
第三，婚姻模式。张生应举之后老夫人第三次阻挠则是因郑恒的谎言。老夫人以为张生是一位始乱终弃的风流浪子，自然答应将莺莺嫁与郑恒，实现亲上加亲的社会普遍的婚姻模式。
二、崔张爱情与封建意识、封建礼教的冲突和超越
（一）才、情、貌并重的爱情评价标准
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是由一见钟情开始的，因为封建社会女性的存在方式决定了这一爱情模式的现实性和普遍性。封建社会女性深居简出，知识女性的思想又受到了启蒙，于是她们的内心就越发痛苦，越发有着找寻个人人生价值的热切性。然而，在封建社会，女性不可能通过供职于朝廷而取得等同于男性的话语权，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使自己的人生价值得以体现。在这样的矛盾之中，她们能够掌握的只有自己的爱情。于是，她们的内心充满了对爱情的期待与幻想。一旦一位知书达理、文质彬彬的书生出现在她们面前的时候，很容易对之因才貌而生情。《西厢记》依然是这样的一种模式。但其难能可贵的是，没有仅仅停留在一见钟情的外在形貌上。“想着文章士，旖旎人；他脸儿清秀身儿俊，性儿温克情儿顺，不由人口儿里作念心儿里印”。莺莺对张生的爱除了外在形貌的俊朗，还有他的文章、性情。尤其是两人作诗互相唱和，更体现了二者的才情。于是，在进一步了解的基础上，二人的感情更深一层，最终达到灵与肉的统一。
这样的爱情模式与评价标准在重视门第、听命父母之命的时代里，恰是对门当户对、媒妁之言的一种冲撞。
（二）重情逾礼的爱情发展过程
张生和崔莺莺都是重视感情的，为了追寻自己的爱情幸福，崔莺莺普救寺中以身相许张君瑞。这一举动在男女授受不亲观念盛行的时代中，可谓辱没名声的伤风败俗之举。受过教育的崔莺莺肯定明白这个道理。之所以崔莺莺能够做出如此举动，究其原因则是对张生强烈的爱，是爱情的力量超越了礼教对人性人情的束缚。
当张生上京赶考长亭送别的时候，崔莺莺说：“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等等看出了崔莺莺对功名的轻视和对感情的看重。这是崔莺莺自我意识增强的一个体现，她不羞于说这些话，敢于大胆表露自己的心迹，追求个人幸福。人性的觉醒在莺莺的行动当中得到了自觉的体现。
（三）和谐完满的爱情矛盾冲突的解决方式
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最终能够步入婚姻的殿堂，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张生如愿中了状元，改变了身份地位。《莺莺传》里的张生同样是高中状元，却以“女人祸水”为由抛弃了莺莺，怕她影响他的事业仕途。所以，应举中了状元并非大团圆结局的根本原因。
与《莺莺传》中的张生相比，《西厢记》中的张生更为注重人情、人性。抛开张生中状元这一外部原因，其真正动因则是张生谨严的道德自律。如果没有张生的道德自律，不论是哪个时代，张生都有可能抛弃莺莺。更何况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男性绝对权威的婚姻模式当中女性更是没有任何话语权。张生如约回来迎娶莺莺了，尽管有了郑恒的干扰使得崔、张二人的爱情又多了些波折，但正是郑恒的存在，进一步彰显了张生道德品质的高尚。红娘唱到：“君瑞是君子清贤，郑恒是小人浊民”。足见，张生的君子风范。所以，《西厢记》更注重人本身的品质，人性的发展在这些人物形象当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所以，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既有着特定时代的价值判断在人物形象、外在行为上的体现，又有着发展变化了的观念意识与当时社会的冲突与碰撞，二者共同交汇在《西厢记》的爱情故事当中，给时人与后人不断的思考与启迪。
［参考文献］
[1]王实甫.西厢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段启明，毛秀月选平.唐宋传奇[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
[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
[4]杨文榜.从《莺莺传》到《西厢记》：人性化的必由之路[J].海南：琼州大学学报，2005，6.
[5]周锡山.《西厢记》新论[J]上海：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05.4.
[6]刘健.男权视角下的女性话语——《西厢记》主题思想的深层剖析[J].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5.
